长安文人轶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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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用他自己话说,大小也算个作家了。这时,路遥因《人生》、《平凡的世界》早已成名,慕名来访者特别多。因为这个原因,陈忠实发现他在省作协的大院里,成了一个“指路的”。
  在作协的院子里和门口,不断碰到有人来问:“同志,这是作协吧?”
  陈答:“对!”
  来人于是再问:“路遥在哪儿?”
  陈指示路遥的办公室:“噢,在那儿。”
  这样问路的,一天能遇见七八个。陈忠实待不住了。他想:我也是个男人,是个作家,现在在作协却成了一个指路的。于是卷起铺盖卷,回到农村,每天一早起来写,写满三千字,然后找人聊天、下棋,或干农活儿。
  几年后,他把一捆写满字的纸提着,对老婆说:“我五年就弄下了这,现在我把它提上进城去。成了,接你们娘们进城住高楼:不成,一把火烧了,我回来跟你养鸡。”——这就是小说《白鹿原》诞生的经过。


  无可救药地爱上文学的路遥自幼贫穷,当了作家以后亦然,成名以后也还穷困。1982年中篇小说《人生》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后,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还是从当时在《陕西日报》当记者的四弟王天乐那里借的。后来他又写了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并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不要以为路遥这时候就有钱了。路遥曾对朋友说:《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他那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用来还债。当时去北京领奖,还是没有路费。从朋友那里借到路费后,路遥一想还是不够,因为获奖了,到北京要请朋友吃饭,还要买一百套《平凡的世界》送人,就只好再向弟弟开口,让他再想想办法。王天乐答应借钱后在电话中对路遥说:“今后再也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你拿了诺贝尔奖,我找不来外汇!”路遥听了,在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作家高建群当年在《延安日报》供职。一次报社分房,把应当分给他的一套房分给了别人。这时他应邀到一家学校讲课,课毕,他对学生们说,你们愿不愿意去给我帮忙搬家。学生们当然乐意,跟高建群到了报社。高砸开那套新房的门锁,学生娃一拥而上,把家搬进了新房。报社领导找他谈话说:“老高,这套房子应该分给你,但你这种方式不对。你做个检讨。”高问:“那房子给不给我住?”领导说:“房子还给你住。”高说:“那行。”
  一天开会,轮到高建群做检讨,高说:检讨前我先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大家说好。于是高便抑扬顿挫的朗读起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念毕,他说:“我的检讨完了。”


  有一年,高建群、张敏、石岗一起去宁夏。张贤亮请客吃饭时,高建群想起五年前在西安张贤亮答应给他写字的事,就说张还欠他一幅字。张说:“我的书法比以前更好了。”高建群说:“我的书法也不错,起码是常常有人来求字。张老师,我承认你的小说写得比我好,但若论起书法来,并不一定能胜过我。”于是,约好第二天比试。
  第二天在张贤亮豪华的办公室,笔墨纸砚准备停当,漂亮的秘书小姐伺候一旁。这时高看见桌上有一字帖,是今人高占祥的书法。张贤亮问:“这字如何?”高建群拿起来翻了翻说:“一般。”高这时心里更有底气了,因为他闲时临的是《张猛龙碑》。
  张贤亮请高建群先写,高说不敢,客不压主。于是张贤亮开始泼墨。他先给石岗写了一副联:“大漠孤烟去又来,长河落日自辉煌。”字体娟秀而富于才情,石岗嘴巧,把这幅字夸得像一朵花一样。张贤亮听得高兴,开始给张敏写。张贤亮说张敏身上有一股豪侠之气,于是给张敏写了一个“剑”字。这个字写得一般化,张敏嘴拙,不会说,现场气氛有些冷场。高建群见状就说:“再添几个字吧。”“添什么字?”张贤亮让张敏说,张吭哧半天,就说:“添个‘以笔作剑,横扫文坛’。”张贤亮见这话有些大,提笔犹豫。高说:“此乃游戏耳,不必当真。”于是张挽起袖子,写下这八个字。字刚写完,张敏便高叫:“我以后谁也不怕了,大作家张贤亮叫我‘以笔为剑,横扫文坛’。”张贤亮闻言,又落款一行小字:“录张敏言。张贤亮记。”张敏见状说:“你狡猾!”张贤亮说:“我给你当了一回秘书,不是!”轮到给高建群写了,张贤亮题了:“春秋多佳日,西北有高楼。”高建群赶紧说:“高楼我不敢当,如果我是高楼,你该是一座山峰了。”
  张写完,轮到高建群上场,他写的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字浑厚苍劲。他解释说,当年气吞万里的赳赳武夫岳飞,站在江南岸,立志要把贺兰山踏破,结果没有如愿。而今江南才子张贤亮一支秃笔雄霸文坛有年,倒是真的把贺兰山给踏破了。此时,在场的人都夸这字写得好。张贤亮一看,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不言语了。他拿出一支烟寄给张敏说:“张敏,你抽烟。”是想让张敏说话,但张敏嘴笨不会说。高见状就说:“其实陕西作家中,有两个人比我写的还好,一个是贾平凹,一个是程海。至于我,胡乱涂鸦而已。至于和张老师的字比,也就是各有特点。”
  当年年底,《最后一个匈奴》官司在西安开庭,高建群带着张贤亮题的这幅字出庭。他向在场旁听的人举起这幅字说:“张贤亮先生说我是西北的一座高楼,想要摧毁我得几十吨TNT。”后边这句话,张贤亮没说过,是高建群气愤不过,自己临时加上去的。


  作家方英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还在商洛工作,其时他已陆续在全国各地的报刊发了些作品,但在本省的《延河》杂志却一直没能上一篇稿件。想想,这是本土唯一的文学期刊,却上不了作品,所以心里总觉得憋屈。于是,他继续投稿。一天,终于接到一篇小说采用通知,他自然很高兴,于是买了烟、酒、花生米、卤猪耳,吆喝文友们大嚼一通。谁知四个月后,小说稿被退了回来。方英文说:“这不是拿我当猴耍么,咋有脸见人呢!”一气之下,写了封措辞严厉、话很难听的责问信。谁知信被转到商洛地委宣传部,领导把方英文找去,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转达了《延河》的意见:这种狂傲不驯的人,不在作协培养之内,也不予接收为会员。方英文当年心高气傲,怎肯咽下这口气,回来再写一封檄文给《延河》,说我就没想过加入作协,请我入我也不入!最绝的是这样一句话:“母鸡下不下蛋,难道取决于是否加入母鸡协会!”编辑部一向都是人求着发稿,没见过这么桀骜不驯的,所以这封信炸了编辑部,“母鸡论”也一时广为流传。后来,方英文作品和名气影响渐大,也调进了西安,1993年成为作协理事,现在是省作协的副主席。其实,他还有另一句精彩的名言,也为人津津乐道:“评论家辅导别人创作,犹如太监教人做爱。”


  X作家与一美女同行,天渐黑而四野无人。作家谓美女:“虽然天黑林深风大,但你不要害怕。我在你跟前呢!”美女发着颤音说:“X老师,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你了!”


  西安著名书法家吴三大有句名言:“人生如梦,抓紧糊弄;快吃快喝,时间不多。”一时广为流传,颇得认同。长安文人们相聚时都说,要认真贯彻落实三大指示。


  画家马河声找了个小媳妇,第一次和媳妇到岳父家。岳父到车站相迎,见过女儿,握过马河声的手,便边往马身后边看边问:“娃呢?”马说:“什么娃?”岳父说:“女婿呢?”马说:“我就是啊!”岳父一愣,又看了一下他,自言自语:“咋这么老?”马说:“是大了一点。”岳父嘟囔着说:“你多大了吗?”马说三十六了,丈人一撇嘴:“比我才小五岁!”马河声一拱手说:“老哥,那我还得把你叫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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