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我下放在苏北串场河东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的农民当时很穷，住的房子都是茅草盖的“顶头舍”（即山墙呈南北方向，门户就开在南山墙上），吃的是杂粮。
　　插队第二年的冬季，我们就遇上了可怕的粮荒。我们这些身在异乡，无任何外援全靠分粮分草过日子的插队知青，常常寅吃卯粮，不断预支，往往麦子没上场，玉米已吃光，而生产队除备战粮、种子粮外，也难以满足我们隔三差五的借粮要求。没有办法想，只得晚上到集体田里挖胡萝卜充饥。
　　但这个办法不能长久，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况且这萝卜消化快，对我们这些饭量正盛的年轻小伙子来说，起不了多大作用。更伤脑筋的是，我们几个知青都被分配在男壮劳力组，尽干挑担挖沟的力气活，腹中的空虚常使我们不能尽力为之，因此又遭到同组一些社员的议论。每晚收工回到牛棚里（当时知青宿舍还未盖，只得暂与牛同宿），知青们一个个脸色沉重，愁眉不展，不知道这样的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能出头。
　　有一天，缸里彻底断粮了，因超支太多，生产队再也不肯预借粮食给我们。大家坐在铺边发呆，同组的小杨竟女人似的呜呜地哭起来。我咬咬了嘴唇，蓦地吼了一声：“去抢粮！”大家先是一愣，随之便齐声响应。于是我们用草绳勒紧裤腰，每人肩上搭一条粮袋，互相壮着胆子，首先冲着“大户”——生产队曹队长家而去。
　　原以为会遭到他们家的“奋力抵抗”，没想到曹队长见到我们这些气势汹汹的“粮匪”，一点儿也不紧张，只是闷着头继续抽他的旱烟袋。他女人却有点吃惊，见我们在翻缸搜柜，哭着跑出去了。折腾了半天，只搜出了10多斤玉米糁和20多斤玉米，我不服气，猛地揭开锅盖一看，一锅子胡萝卜缨子煮糁粥。
　　也许是饿急了的缘故，我们一人盛了一大碗，不管好孬，呼啦呼啦地灌进了肚子，临走，想到给队长家里也要留点活路，我们只带走了10多斤玉米糁，写了张“借条”，扬长而去。走到半路，遇上了曹队长女人领来的几个大队武装民兵，“人赃俱获”，又无路可逃，看来只有准备硬拼了，幸好这时曹队长闻迅赶来，拿着“借条”，替我们开脱罪责，这才暂不追究。
　　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粮食，我们实行每日两顿制，每顿每人分配一碗胡萝卜糁粥，决不允许有多吃多占的现象。同组知青中，胃口最大的是小申，每次总是他先把粥喝完，然后贪婪地盯着我们的粥碗，希望有哪一个胃口不佳能留点剩粥在碗里，但这样的好事很难碰上一次。不过，他也有补救的办法，就是每天晚上去农民家“白相”(方言，玩乐的意思），等待一些纯朴的农民和他“客气”。这一招还真灵，每晚睡觉时，总见他打着饱嗝，笑嘻嘻地回牛棚。这不免引起了同组其他知青的妒嫉。于是一致推荐我“跟踪追击”，看他到底在哪些农民家吃“白食”，好让我们一起去“学习”。
　　一个只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偷偷尾随在小申身后，只见他向偏僻的养猪场方向走去。我正感到纳闷，他步子突然加快，人往养猪场里一闪便没了。我疑惑不解地悄悄走近前一看，只见一个黑影正一边用树枝吆喝着老母猪，一边把猪食里的山芋块往嘴里塞，借助星光一辨认，不是小申又是谁？我心头猛地一惊，想叫喊，但鼻子一酸，赶紧退了回来。
　　回到牛棚，大家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问我“军情”，我支支吾吾地说没看清搪塞了过去。
　　1979年春节前夕,知青回城的消息不翼而飞,就在大家满心欢喜奔走相告时,小申却因胃癌晚期永远地归宿在那片盐碱地上。在送他亡灵的路上，我避开社员,红着眼眶忍不住把藏在心头的秘密告诉了同组的其他几个知青。他们听后，唏嘘不已，说早知这样，每人省一口给他，不致逼他去和老母猪争食，他也不致于患胃癌过早地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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