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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末探花陈伯陶用五千两白银买下年羹尧宅院的时候，正是新旧两个朝代更换交替的节点，溥仪的清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尚在孙中山的精心缝制之中。
当陈伯陶将自己手书的“东莞新馆”木制牌匾挂在大门门楣上方时，他就看见了许多陌生的东莞面孔和广东面孔，络绎不绝地走进了这所大院。后人在会馆近六亩的占地上，发现了康有为、梁启超、伦明、张其淦、张伯桢、容庚、容肇祖、张荫麟、陈垣、单士元、邓之诚、朱自清、启功、叶恭绰等人的脚印，他们在一片小天地中的奋斗，让一个名叫“东莞”的遥远而陌生的名字插上了翅膀。
“东莞新馆”的繁体字招牌，充满了暗示意味，它让人想起宣武区上斜街54号这片建筑的血缘和渊源。
会馆，这个在明清两朝风云一时的名词，虽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彻底断流，但我依然在陈腐的文献中，找到了东莞新馆的发源和路径。
以“东莞”命名的会馆，滥觞之地在宣武区的珠朝街，由于历史久远和城市变化的原因，最早的东莞会馆，已经从北京的城市地图上消失了。据对北京的东莞会馆素有研究的伦志清先生考证，珠朝街东莞会馆建立的时间，大约在清朝乾隆三十五年（1770）。伦先生走访了珠朝街最早的住户，在那些耄耋老人的描述中，在古老建筑的残留中，他还原了乾隆年间东莞会馆的图景：
青砖瓦房的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是东西长、南北窄的小四合院，共有十间房，占地面积零点四亩。进会馆大门窄门道右侧是一间小房，顶头是北房的山墙，左拐是小院，西屋是正房。
会馆，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名词，后人只能在辞典和文献中看到它们的真实面目。在研究者的描述中，会馆是各省同乡会自发组织的驻京机构，它不仅是赶考的举人进京应试的居住场所，也是各省官员来往京城的政治活动中心。乡音和乡情，是会馆个性化的面孔。
由于属地文化和行政管辖的关系，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北方，东莞，永远是广东乃至广州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广东省最早的北京会馆在明朝永乐初年（1403）的崇文区草场头条挂牌的时候，东莞会馆只不过是会馆母腹中一个尚未成熟的精卵。那个年代的东莞举子，顺理成章地寄居在以广东命名的会馆中，只是后来举人众多，固定的建筑无法容纳不断膨胀的南粤子弟，各个州县就陆续创办起了自己的会馆。
明清时期的广州府，下辖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三水、新会、东莞、龙门、从化、花县、增城、宝安、清远、台山十四县。作为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进京的东莞举人，必然在广州府的旗号下，进入广东乡试的名单。
伦志清先生的《北京东莞会馆考略》，记录了广州府名下的五处会馆，即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广州老馆、位于崇文区草场头条20号的广州会馆、位于宣武区韩家胡同25路北的广州会馆（李渔故居）、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建立的广州七邑会馆、位于前门附近王皮胡同3号的仙城会馆。
由于缺少文献，进入《北京东莞会馆考略》中的五所广州会馆，并未严格按照建立的时间序号排班，也非按照会馆规模大小确定顺序，然而，后人依然可以从这些建筑身上，看到后来县级会馆诞生的因果和血缘。
伦志清用一段考证，为后人描画了一幅北京广东会馆的全景图：
清末，广东有省级会馆九处，府级十七处，县级三十六处，商业行业会馆八处，合计七十处。这其中馆产又有主产四十五处，附产二十五处。各省在北京的会馆房产面积最大的是广东，有二千四百七十九点五间房。由于会馆归行政、地区权属及管辖，会馆分为省级馆产、府级馆产和县级馆产，也有私人馆产。其中有广州府级会馆四个，占广东府级会馆数的24%，东莞县属广州府下辖县，明代至清代中前期，自东莞县赴京的要员和举子赶考多住在广州府级会馆。清中后期东莞县先后建有三个独立会馆，占广东县级会馆的8%。
二
孙中山先生来到香山会馆的时候，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中华民国元年（1912）。所以，陈伯陶在年羹尧的旧居挂上“东莞新馆”牌匾的时候，这个日后被称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香山縣人，还在通往会馆的路上。
从珠朝街东莞会馆到烂缦胡同东莞会馆，再从烂缦胡同东莞会馆到上斜街东莞会馆，其间的路程并不遥远。孙中山先生出入的香山会馆，曾经是明代宰相严嵩的花园，与东莞会馆为邻，它们共同分享了广东会馆的一段美好时光。与香山会馆五千多平方米的占地、建筑上的荷花彩绘、西洋五彩玻璃窗阁和魁星楼的豪华富丽相比，东莞会馆显得寒酸和小气，所以，东莞会馆的迁址，就成了必然。
与香山会馆为邻的珠朝街东莞会馆已经在北京的土地上彻底消失，伦志清先生多次走访用皮尺和线条绘制的图纸，无法还原晚清的旧景，老一辈东莞文人内心的落寞空虚永远不能用现代的钢筋水泥填补。
北京所有的会馆，都无法突破清廷旗民分制的防线而止步于宣武门外，宣武区收留了来自全国各省的大小会馆，逐步形成了由椿树、陶然享和大栅栏组成的宣南会馆区。东莞会馆从珠朝街迁到烂缦胡同，只有布鞋脚步可以丈量出的距离，宣武区依然是“东莞”这个名词的一个巨大容器。
后人在描述宣武区的广东会馆群时，用文字确定了广东省各会馆之间的距离：
广东省在北京的会馆不似山西、陕西、安徽、福建等省兼有商业以及其他行业，大多数是为科举士子们提供寓所。广东会馆接待的读书士子们还有自己的读书圈子，而聚会之所也自然在会馆的厅堂。在北京宣武区的广东会馆彼此相邻最远不过二公里，最近的在同一条胡同甚至门对门。所以，在旧时这些广东籍的举人们彼此谈论诗文，相互督促学业或郊游结社井然有序。所以，北京的广东会馆可谓是京师的岭南文化学堂。（张卫东《广东会馆给北京带来岭南文化》）
北京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是东莞县明伦堂出资九百二十五两银购置的产业。清朝光绪元年（1875）邓蓉镜经手办理购置手续的时候，不远处的菜市口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还是一片寂静。 二十年后，康有为来到了南海会馆。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22日，康有为在灯下奋笔疾书。一万四千多字的《上今上皇帝书》，成了一个时代最有分量的文字，也让南海会馆成了最有影响的建筑。
康有为和東莞会馆里的那些东莞举人，都没有想到，中国历史会有“公车上书”这个动词，将他们的爱国主义行为，深深地刻在历史的石头上，让后世的人，在中学的课本上听到中国近代史上变法图强的声音。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和来自十八个省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走出会馆，聚集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杨椒山祠，在宣纸上庄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前往都察院上书。
广东会馆里的那些故事，如今已经淡薄了，八十一名广东举人参加了公车上书，至于那些从烂缦胡同东莞会馆走出来的东莞举人，他们的名字也未能留在石头上。
城市化建设，是一些古旧建筑的噩耗。
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如今已成了老人心中的记忆，它的格局，只存在于怀旧者的笔下：
有青砖瓦房四十九间，占地二点零七三亩，系明代建筑，东莞会馆大门是金柱式大门，上世纪五十年代，门上仍悬挂“东莞会馆”黑字匾额，由于历史久远匾额已呈黄白色，门两侧有一对鼓形石门墩，门墩顶部刻有小狮子。进入大门，直对靠南房山墙砌的精致影壁，往右一转原有月亮门，右边四间东厢房，入月亮门南侧有五间房，房前一条较宽阔的自东向西的甬道，北侧一道通体墙分成了坐北朝南四个独立的四合院。（伦志清《北京东莞会馆考略》）
在不同年代的三处东莞会馆中，烂缦胡同的建筑，是最有故事性的砖瓦。
烂缦胡同49号，最早是东莞人张家玉的住宅。这个被后世称为“岭南三忠”之一的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时任授编兼给事中，后因明朝覆亡回到广东事忠南明，以死抗清。后人在介绍烂缦胡同东莞会馆时，有一句语焉不详的陈述：“一日乡人偶然从旧文残片中觅得张家玉曾居烂缦胡同时所写的诗句，故在清光绪初年（1875）以九百二十五两白银由东莞县明伦堂购置并开设此馆。”由于史无记载，后人无法得知交易此宅的另外一方。张家玉是在李自成的五凤楼被悬吊拷打七日之后，冒死逃出京城南归的，这个发生于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的生死情节，表明了张家玉的家产，已经在战争中成了他人的财富。
后人的语焉不详，形成了历史复原的障碍。我分析，最有可能接近真实的当是《谒大司马袁自如先生遗祠》和《谒大司马袁自如先生遗祠怆然有感》两首：
司马遗忠尚有祠，重来客泪洒荒碑。
长城借得先生在，肯致中原苦乱飞。
吊罢遗祠泪几挥，辽阳回首事成非。
空留冷庙沧江上，不见胡边铁骑归。
星落尚疑阴雨暗，风高犹想阵云飞。
在后人的考证中，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曾经悬有近代名人叶恭绰所书“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的横额，还有康有为题写的“莞园”题额。叶恭绰的题跋，至今还让东莞人记住：莞园为明末张文烈公家玉故居，公在粤起义抗清，名重历史，乡人与有荣焉！每过斯园，辄想慕风徽，肃然起敬。
三
北京的会馆，一律以人的形貌和口音方言作个性鲜明的招牌。在历史和建筑的比拼中，东莞会馆，难以进入争冠的行列。但是，当一个会馆同《四库全书》联系起来之后，这幢建筑便有了鹤立鸡群的意味。“续书楼”，是一块比东莞会馆，甚至比北京的所有会馆分量更重的招牌，这块牌子，属于一个名叫伦明的读书人。
伦明那个年代，乾隆皇帝用举国之力花费十年时间编纂而成的《四库全书》，以一座皇家图书馆的形式安置在紫禁城的文渊阁和圆明园的文源阁。这是离伦明最近的两座书籍大山，伦明在以一个版本目录学家的仰望中，发现了文化高峰的缺失，他用七阁抄本急于完书，以致缮校不精，讹错百出，参加编修的大臣不识版本，往往以劣本充数，随意删节和篡改书中的内容，忌讳太多，遗书未出，进退失当三大理由，向学界宣誓续修《四库全书》的伟大抱负。
经、史、子、集四部，79309卷，36300册巨大体量的《四库全书》，是一座文化的珠穆朗玛峰，是一个人穷尽毕生时间都无法卒读的巨大书库。当别人在《四库全书》面前望洋兴叹的时候，伦明却想着登上山顶，用文字补天。
伦明与烂缦胡同东莞会馆的缘分，始于清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十五岁的青年伦明，以京师大学堂学生的身份，第一次入住东莞会馆。毕业之后，伦明以知县的头衔发往广西，以及任教两广方言学堂等，清宣统二年（1910）时，进京城购书，中华民国四年（1915）全家迁居北京，烂缦胡同从此就成了“续书楼”的奠基之地。
续书楼，最早是伦明书房的名字，即使以后赋予了它续书四库的抱负，东莞会馆最里院的那排房子，也总是以沉静寡言的面目呈现在粤语方言中。拒绝粤语的北京人，没有发现一座私人图书馆的真实面目，更没有人看到一个读书人的伟大梦想。
藏书，是续书四库的起点。伦明辞去北京大学教席，开办通学斋书肆，变卖家产，访书搜书，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是直接的见证者。
房屋，是人类的居所，是人类社交的场所。当房屋超越这些基本功能和属性之后，就会升华为天堂。从这个意义来说，北京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和北京上斜街的东莞新馆，不仅是避风挡雨的民居，更是如同文渊阁、文源阁一样的宫殿和宝库。“续书楼”借助了这些平凡普通的建筑，让一个续书四库梦想的读书人，有了立足的土地，有了展翅的空间。
一百多年之后，我依然能够想象，在烂缦胡同和上斜街两处东莞会馆里，面对那些珍贵的宋版古椠，背着手静心沉思慢慢走过的伦明，就是文渊阁和文源阁里的乾隆皇帝。
书籍拥城，是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最辉煌的气象。后人用简朴的文字，描述了那幅已经消失了的场景：
当年，伦明在东莞新馆的家中装满藏书，由于书多且堆至屋檐下。这只是私人藏书的小部分，另有400多箱藏书放在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总计数百万册书，当年雇有李书梦先生专门负责看书，晒书。 在广州，伦明的藏书分别存储在小东门寓所和南伦书院。
后人用“嗜书成癖，鉴裁甚精，收藏至富，可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等词描述伦明与他的藏书。但是，伦明毕竟只是一介书生，财力薄弱，两处东莞会馆远远不能同帝王的文渊阁相比，所以，“或力有不足，或囿于技术，其藏书疏于整理，保存不善，虫蛀、水浸、人窃，散失颇多。即使如此，孙殿起回忆伦明在两处东莞会馆的藏书时仍称：拥书数百万卷，分贮箱橱凡四百数十只，书房非有十楹屋宇，不得排列”。
朱希祖和伦明都是并列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中的重要人物。1929年，朱希祖感叹伦明藏书清代集部最富，认为“北平藏书家无出其右者”。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东莞会馆，赞叹伦明说：“伦哲如先生性好搜罗秘籍，任辅仁大学教授，课外足迹全在书肆，数十年中所得孤本不少，其居在宣外东莞会馆，刚于抗日战争前曾往参观，室中不设书架，惟铺木板于地，寘书其上，高过于人，骈接十数间，不便细索也。”
伦明续书《四库全书》梦断于日军侵华，但是，一个读书人，却用自己毕生收藏的古籍，让东莞会馆金碧辉煌。
四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英雄。即使远离家乡，英魂也会在后人身上附体。
东莞的英雄，以一幅画像的形式挂在东莞会馆的正墙上。冤屈而死的抗清英雄袁崇焕督师，身穿红袍，眉目俊朗，端坐于虎皮椅上，这和我在他的东莞故乡袁崇焕纪念园里见到的仰天拔剑的将军形象相距遥远。文人与武将两种身份融于一人，袁崇焕身上交织了儒雅和勇猛的不同气质，他让“南蛮”这个属于广东人的专有名词不攻而破。
对于新旧三座东莞会馆来说，袁崇焕的画像就是镇宅之宝，就是东莞人的精神偶像。会馆里“粤峤显辰钟旧里;蓟门风雨引灵旗”的对联，正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
在一个没有发明摄影技术的时代，画像，就是人物形貌的最好留存。站立在工笔和五彩之上的袁崇焕，须髯垂胸，神情自然庄重，栩栩如生。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皇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后人从《清高宗实录》见到“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馨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为可悯”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忠臣身受磔刑，遭人食肉寝皮的今古奇冤。袁崇焕从来都以反面人物的口碑出现，只有这张出自宫廷画师的工笔肖像，才是东莞英雄的真实面孔。
由于画像已于1857年移交广东会馆保存，并以文物的身份不再面世，我只能在印刷品上，看到陈伯陶题写的“袁元素先生真像”和黄节、梁锦汉、关祖章、陈丙光等名人的题跋。
广东新会人梁锦汉，是袁崇焕画像的发现者和传承人。
1924年，逊帝爱新觉罗·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故宫一时乱象丛生，许多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奇珍异宝流出宫中。时任京师第二监狱典狱长的梁锦汉，在文物市场上发现了这幅画像，在绘画书法上学有专攻的梁锦汉慧眼识珠，当即买下了这幅被后人称为“民间国宝”的袁督师像。
1934年春天的惊喜，被梁锦汉记录于画像之上，后人也在诗中看到了一个司法界著名学者对南粤先贤的敬仰：
筹边惜未竟全功，遗像清高画亦工。
儒将风流今若在，不教依样共辽东。
梁锦汉的鉴赏眼光，与后来故宫的文物专家考证相符，证实为清宫所藏历代名臣画像之一。
梁锦汉的题诗之后，我还看到了岭南近代四大家之一的黄节教授的题跋以及收藏家关祖章的题跋，画像上的文字，最后止步于东莞人陈丙光的七绝：遗像珠运还偶然，近于大树远凌烟。英灵如在金瓯缺，待变台膨钓岛天。
所有的题跋和诗，都记录了东莞英雄的伟业，描述了一张画像走过的坎坷岁月。
袁崇焕那个时代，还没有以会馆的名义出现在北京的建筑。袁崇焕冤死之后，被愚民饮血食肉，只剩尸骨和头颅，即使一个佘姓义士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偷偷盗走袁崇焕的首级，连夜请悯忠寺里的法师超度，然后偷偷葬于广渠门附近，并尽心为之守墓，但是，从死后还家的传统来说，袁督师依然是一个游于异乡的孤魂。
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康有为的弟子、民国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长张伯桢是同伦明一墙之隔的邻居。伦明的藏书，在张伯桢父子眼中，就是芝麻开门咒语之后展示的宝藏。张伯桢编辑《清代燕都梨园史科》，借助了伦明丰富的藏书。伦明非常看重张伯桢的著作，不仅为《清代燕都梨园史科》写了序跋，而且亲自联系邃雅斋为其出版和校对。
张伯桢和儿子张次溪，是袁崇焕英魂回归会馆的功臣。
1915年，张伯桢以自己清史馆名誉协修的身份，将自己撰写的《袁崇焕配祀关岳议》分别寄给各省的将军、巡按使及京师各部院。张伯桢认为，袁崇焕的忠勇行为和高尚气节可以与关云长和岳飞相提并论，应该设立专门的庙堂祭祀。张伯桢顺应历史潮流的提议，首先得到了黎元洪的赞同，各省将军、巡按使和北京部院也纷纷响应，并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呈请政府，请求建立祠庙，祭祀袁崇焕。
中华民国初年的北京烂缦胡同东莞会馆，在张伯桢的努力下，正在成为为冤屈而死的袁崇焕昭雪的一座灵堂。呼吁袁崇焕配祀关岳的另年，张伯桢依据道光年间的《岭南遗书》，重新刊行了《袁督师遗集》。同时，他又捐资在北京左安门內的广东新义园内建造袁督师庙，不遗余力的张伯桢，又用捐资的方式，重修了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内的袁督师墓。
几年之后，张伯桢选址左安门内建造自己的私家园林。张伯桢之所以选择左安门，是因为袁崇焕曾在此处屯兵，守卫京师。张伯桢还在园里建了一处袁崇焕故居，袁督师的塑像，让一个冤屈而死的亡灵栩栩如生。康有为、齐白石、陈三立、章士钊、叶恭绰等名人，在张园里，看见了金戈铁马的袁崇焕复活的身影。
十几年前，我去东莞南城的度香亭采风，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篁溪深处的张伯桢故居。张伯桢离开之后，他的出生地，就成了一处供人游览休息的公园，没有人看出，度香亭的那头，连着遥远的东莞会馆和张园。 五
被梁启超称为“天才”的历史学家张荫麟，在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认识了伦明、容庚、容肇祖，并收获了复杂曲折的爱情。
张荫麟考上清华大学的时候，家道中落，校园里的张荫麟经常用干硬的烧饼和开水度日。写文章换来的稿费，已经不能负担父母去世之后弟弟妹妹的生活费和上学需要。这个时候，烂缦胡同东莞会馆里的伦明正为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读书的女儿伦慧珠物色一名家庭教师，伦明看中了张荫麟这个极具才华的东莞同乡，机缘巧合，张荫麟走进了东莞会馆，成了伦慧珠的家庭教师。
张荫麟的爱情不知不觉萌生在东莞会馆的伦家，但是，亲切的粤语乡音，并不能让张荫麟的爱情早熟，这时，另外一个东莞人，曾经的东莞会馆常客，因为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之后入住了校园的容庚教授，用东莞方言，规劝痛苦中的张荫麟振作。
在遥远的北京，会馆，就是东莞人的家。伦明、张荫麟、容庚、容肇祖、罗瑶、伦慧珠，这些东莞人的故事，都是用粤语方言讲述的精彩情节。
在容庚的鼓励下，张荫麟放下了爱情，考入了公费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他和伦慧珠的爱情，几年之后，才慢慢开花，结果。
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燕京校园，容庚又回到了会馆。容庚教授以一个失业者的身份回到上斜街54号的时候，东莞会馆用家一般的温暖，接纳了这个沮丧中的金石学家。
容庚和他的胞弟容肇祖，1922年就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常与同乡施少川、陳宗圻、钟苏等人往中天或真光影院看电影，到天桥听戏，夜则宿于东莞会馆”，宣武门外的大街小巷，熟悉得如同自己手上的掌纹。容庚虽然没有亲眼看见外祖父邓蓉镜经手购置烂缦胡同127号房屋的情景，但东莞会馆这个名词早已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里。上斜街、烂缦胡同乃至最早的珠朝街，都被他的布鞋走得烂熟。
燕京大学在侵略军的刺刀下解散之后的日子，成了容庚人生中最难熬最灰暗的岁月，由于儿女尚小和书籍彝器等文物拖累等原因，容庚没有转移到后方，东莞会馆，就成了他的燕京校园。
对于这段会馆里的岁月，容庚日后有一段自述：“比京沦陷于日寇，穷极无聊，乃以书画遣日，力所不能得者，则临摹之如小儿仿本，略得形似而已。自1939年起，至1945年止，7年间，得画100卷轴。（《容庚传》，易新农、夏和顺著，花城出版社2010年12月）
为了生计，容庚后来进入了日军刺刀下的伪北京大学任教，但是，燕京大学讲台前的岁月，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东莞人，不仅在北京的会馆里相见，他们更会在精神的深处相通。
被人誉为现代学人大资料库的琉璃厂，与上斜街的东莞会馆近在咫尺。东莞人踩在琉璃厂街道上的脚印，无人超得过伦明和容庚。为了续书四库，伦明辞去了北京大学教席，在琉璃厂开设了通学斋书肆，容庚则为了收藏，频繁在字画店里出入。
在琉璃厂的字画店里，容庚最愿意见到的是东莞人张穆。
张穆是和张家玉在南明的残阳里拼死抗清的豪杰。张家玉同清朝浴血的生死战中，许多地方都写着张穆的名字。张家玉在广州增城身中九箭，投水而死，张穆作挽诗一首：“曾从百战出重围，只手空思挽落晖。莫道孤忠有遗恨，睢阳如值信同归。”遂回到老家东莞茶山隐居。
战场之外的张穆，却是一个丹青高手。《广东历史人物辞典》称他“擅长画山水兰竹，画马尤其有名”。容庚在《张穆传》中，评论张穆画马说：“穆善画马兽，兰竹山水皆工。尝畜名马：曰铜龙、曰鸡冠赤，与之久习，得其饮食喜怒之精神与夫筋骨所在，故每下笔如生。”又说：“穆之性情抱负及出处，颇类李白。虽声名不如白之大，然同以布衣名世传后，有足称者……诗如其人，雅健不凡，似杜甫，似高、岑，亦时有奇气类李白，于岭南三家而外，允推独树一帜。”
在北京琉璃厂，张穆以一张国画的面孔，出现在容庚面前。容庚囊中羞涩的时候，就会在张穆的马前，久久凝视。书店里的伙计，想象不到一个文人胸中的波澜，看不到一个书生内心的风云。
二十多年之后，容庚已经彻底告别了上斜街的东莞会馆，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广州，张穆和他的马，也从北京来到了南方。凡是来过容宅的客人，都会在最醒目的位置，看到张穆的马。
容庚离开北京的时候，日寇已经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欢呼之后，知识分子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开始了一轮新的洗牌。由于走得匆忙，一些书、篆刻材料和印章等来不及运走，会馆董事长伦绳叔便细心地帮他收拾装箱。这个在东莞会馆出生和长大的热心人，坚定地相信，经过战争幸存下来的东西，一定会回到它的主人身边。伦绳叔是伦明的儿子，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容庚已在千里之外，但是，一个在会馆中熏陶过的人，有理由相信，他匆忙中遗落的那些物品，一定会以“东莞”的名义得到保护。
容庚的相信，最后被事实验证。1951年，容庚的家人来京，分两次将这批物品运往广东。
六
相对于珠朝街那处已经消失了的东莞会馆来说，烂缦胡同和上斜街两处东莞会馆，则是同时并存和充满活力的年轻建筑。东莞新馆，不以后来居上的姿势取代它的前任，它只是做了烂缦胡同不足的补充，那是“东莞”两个汉字的锦上添花。
我在伦志清先生的考证中找到了上斜街东莞新馆出生的理由：上斜街东莞会馆之所以称为新馆，是因为最早有南横街珠巢街老东莞会馆，清光绪元年又购得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清朝末年会馆人已住满难有空房，才购建“东莞新馆”。
东莞新馆占地面积五点七四五亩，有房九十间，八个院落，住家四十余户。这幅民国初年的风景，被“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登记单位”的金属铭牌固定，但是，记录了一幢建筑历史沿革和时代沧桑的《东莞新馆题记碑》却不知所终。一幢建筑的真实面目，常常暗藏在雾霾深处，即使坚硬的石头，也不能例外。一家三代均在东莞会馆度过的伦志清，还清晰地记得七岁时的情景：
在东莞会馆门前玩耍仍能看见骆驼队运货抄近道从上斜街故道进城。会馆门前是一个较敞阔的高平台，两侧八字形影壁，下有台阶，两边各有一棵老槐树。大门朱红斑驳而厚重，由于是木轴门，推拉很费劲，门槛高有一尺，门两侧有鼓形石门墩，门墩上雕刻着小狮子，大门占据一间房的位置，俗称“金柱大门”，略显官宦门第气派，门的上面悬挂着白底黑色楷书“东莞新馆”四字牌匾，很显庄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曾在北京有过一年时间的滞留。我许多次来到琉璃厂，一个人独自走过上斜街、烂缦胡同和珠朝街。那个时候，我离成为一个户籍意义上的广东人，还隔着几个年头的距离，所以，作为一个外省人，我对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不可能产生乡情。我走过那些古旧厚重的建筑时，不仅没有看到袁崇焕、张家玉、伦明、容庚这些有故事的人物，即使面对上斜街东莞新馆墙上那个残留的伤疤，也没有探究的兴趣。我在文献上看到的诞生于1917年的《东莞新馆题记碑》，只是一片灰色的漶漫，我高度近视的眼睛，不可能穿透石头，看到粤语讲述的故事。
伦志清用了许多年时间，大海捞针，终于在五塔寺的北京石刻博物馆东墙上，找到了那块失踪的石碑，寻回了一幢建筑的真相。东莞文人张伯桢撰写的文字，中国科举的最后一个榜眼、广东清远人朱汝珍的书刻，让久远了的时光水落石出：
东莞新馆，世传为年大将军羹尧之故宅。前临上斜街与番禺新馆接壤，后通金井胡同与四川会馆毗连。闻诸父老年大将军故后，展转归诸蜀人，自某君返蜀后，东洋人赁之居，即曩日东文学堂之旧校地也。庚戌秋，陈提学伯陶履都，与同人议，谋添设邑新馆，藉陈孝廉锡恭介绍，与杨东皋订约，以五千数百金得之……吾邑人素以文章节烈著于世，代出伟人多与历史朝代有关系，诚为吾邑之光，甚愿吾辈尚论古人，以乡先哲为法，使吾邑声誉传播于大地，则不徒旅京莞人之幸，抑亦后起者之幸也。
年羹堯这个名字，对于一座建筑，未必是一个可以带来荣耀的名词。没有先知能够预测世事的沉浮，也没有人在辉煌的时候看到一幢建筑的衰落。作为清朝雍正年代的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和太保、一等公，由于自恃功高，骄横跋扈，结党营私和贪赃受贿，被朝廷革职赐死。一个权臣从荣到衰，从生到死的两极处境，雍正皇帝用御笔批阅为后世留存了一份令人不寒而栗的皇宫档案：“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朕永远料理事之大臣也。”“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年羹尧生前，在京城有两套住宅，城内一套较小，上斜街这一套的面积，和一个显宦的权势相符。只不过，权势太过炙手，未必尽皆好事，京城里的悲剧，历朝历代都在上演，反而是袁崇焕、张家玉那些为国尽忠之人，生前悲壮，死后不朽。
《东莞新馆题记碑》中提到的番禺会馆，也曾是年羹尧私宅的一部分。一个人在权力和生命岌岌可危的时候，宅院的肢解，当是正常的逻辑。资料证实，年羹尧宅院转卖割裂出去的地方，后来成了诗人龚自珍的西花园。三年之后，龚自珍又以二千二百两白银卖给广东番禺人潘仕成，成就了之后的番禺会馆。世事如棋，财聚蚕食，龚自珍在卖房贴中的一句注明，让私人的预告变成了社会的现实：“此房子前后院原系零星凑买，经越象庵、潘云阁、魏伯鸿诸先生陆续起盖，方有房子如许之多……”
七
北京所有的会馆，都是砖瓦木料组合的建筑，这些为人类服务的房屋，从建造开始，就注入了强大的长寿基因。从长寿的意义来说，人类远远不是建筑的对手，在时光的较量中，俯首称臣的，永远是血肉组成的人类。
一百年过去，后人已经淡忘了许多的人事，幸好有文字，它可以让一些情节回光返照，在世上留下最后的回响。
旅京的东莞学生和教员，曾经在北京成立过“北京东莞学会”和“留京东莞学会”。这两个组织，分别于1918年和1922年在东莞新馆建立，两个学会，都将他们的会址，设在粤语和乡情的暖巢中。伦明先生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被大家推举为北京东莞学会会长。中华民国初年的文字，让我看到了那些远离家乡的东莞学生和教师，在东莞新馆宽敞的大厅里活跃的场景。两个学会的东莞青年，在东莞会馆里发现了一处隐秘的建筑，当平日封闭的大门打开之后，大家看到了袁崇焕、张家玉两位先贤，他们的英魂，让所有人肃然起敬。这处康有为题额“息影庐”、宋伯鲁题词“希古堂”的神圣之地，呈中堂和东西侧房的对称结构，青砖铺地，庄严肃穆。两个学会的东莞青年，在供奉先贤的息影庐里，看见了康有为、梁启超、齐白石、陈三立、辛士钊、叶恭绰、李可染、马寅初、陈垣等名人敬奉的香火。
珍贵的《北京东莞会馆会员录》，百年之后，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我在那份毛笔手抄的名单上，看到了伦明、陈达材、翟俊千、欧宗佑、陈国矩、袁振英等九十四人的名字和他们入读的大学以及年龄、籍贯。
这份名录上的东莞人，大多无愧于“功成名就”这个成语。翟俊千，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留学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担任过暨南大学第一任副校长和汕头市市长。陈达材，毕业后回广东，出任黄埔军校秘书处秘书长和东莞县长。欧宗佑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骨干，有法学著述传世。陈国矩，是梁启超在北京创立的松坡纪念图书馆的主持，后任汕头市市长。袁振英，更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离不开这个学生和助手的有效帮助。
伦志清先生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祖父伦明捐赠的大批珍贵图书，百感交集。祖父的余温，仍然残留在繁体竖排的线装书上。当他用每页七十二元的价格复印祖父的心血时，他听到了伦明先生的一声叹息。
入读北京大学、法政大学、朝阳大学、清华学校、农业大学、民国大学、培华女子高校、北京医学校、陆军医学院、陆军部宪兵校、新华商业校、军需学校的东莞学生，分开住入烂缦胡同49号东莞会馆和上斜街东莞会馆，另有少数几人住在草场头条广州会馆和骡马市大街的泰安栈。
古代的民居，尤其是家族祭祀的祠堂，不以高度作招展的旗帜，而是用精致和对称营造美感。而对联，则是对称最直观的形式，是用简洁凝练的汉字表现的最完美最深沉的内容。一幢没有对联的祠堂，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
东莞会馆内的对联，是一幢建筑最美的风景：
服官记二十年前，把酒论文，旧梦勿忘燕雪地;
聚首在七千里外，乘风破浪，壮怀应话虎门潮。
孤忠曾督蓟辽师，问前朝，柱石何人，赫赫大将军，足显山川聚灵秀; 伟烈犹思东莞伯，愿后辈，风霜炼骨，茫茫新世界，好凭时势造英雄。
禺山莞水，邻结两家，花间问斜街，到此应思前世事;
辽蓟增城，烈传千古，芳徽贻后代，可能还忆故乡人。
已费中人十家产;
此为广厦万间心。
兴祥溯东汉之年，文范炳千秋，仰征土风高，郡贤星聚;
启宇在南天而外，秀灵钟百粤，看石门返照，珠海回澜。
这些隐含了袁崇焕、张家玉、何真等先烈前贤事功的对联，出自陈伯陶、张其淦、张伯桢、尹庆举等东莞文人笔下，那些文字的壮烈和翰墨的芳香，至今仍然留在后人心里。
北京所有的会馆，均以地域作为建筑的姓氏，外姓之人，只能以客人的身份，欣赏门外的风景。东莞会馆，始终恪守着外乡人拒宿的规矩。
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937年8月。七七事变，是让一座会馆改变性质的国难。日本侵略军进入北京古城的时候，东莞新馆的董事长伦明，正在回广东的火车上。伦明的儿子，正在高中读书的伦绳叔，立即召集会馆里的同学和邻居，分析事态发展和制定应对措施。
大家认为，会馆闲置的空房，一定会成为侵略军觊觎的目标。于是，东莞房产不许外人入住的规定，瞬间就被打破。所有人一齐行动起来，动员可靠的亲戚朋友搬入东莞会馆，几天之内，东莞新馆内的所有空房，都装满了人气。
几天之后，果然有汉奸找上门来，登记空房，说日本人要进驻，汉奸在上斜街54号碰了壁，然而，附近的四川会馆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九十多岁的四川会馆老住户齐先生，亲眼见证了日本兵进驻，抢占了西院的一排平房，“都改建成日式推拉门和一进门就上炕的榻榻米，脱鞋一律放到门外台阶上，封闭小院，日本兵荷枪实弹站岗，喝令会馆居民不许乱说乱动”。
四川会馆离东莞新馆近在咫尺，日本兵和汉奸都没有发现，那幢挂着东莞新馆牌子的建筑内，正在滋生抗日的力量。
伦绳叔的高中同学徐树仁，经常借东莞新馆的深宅大院掩护开会。伦绳叔听他们讲抗日的道理，后来才知道徐树仁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是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中学区域的重要负责人。后来徐树仁的身份暴露，被开除了学籍，一家人逃離北京，回到了东莞。
金石学家、燕京大学教授容庚，就在此时回到了东莞会馆居住。日寇侵华，燕京大学关门了，容庚的学术也停滞了，幸好，东莞会馆可以容身，他可以在会馆这个相对安全平静的空间里，等待日寇灭亡，等待抗战胜利。
东莞会馆虽然没有枪炮硝烟，但在一个民族遭辱的年代，古老的建筑之内，也不可能平静。1939年一天夜里，伦绳叔刚刚睡下，突然听见敲击窗户的声音。他披衣起床，见是邻居好友陈宝楠，一个正在大学就读的学生。陈宝楠压低声音说：“明天要出远门，不便告诉家人，今后家里有事，请帮忙照顾一下。”陈宝楠说完，匆匆消失在黑暗中，他带走了所有的秘密，让伦绳叔猜测了四十一年。1980年春天，退休在家的伦绳叔接待了一个不速之客，互报姓名之后，两人紧紧拥抱。伦绳叔做梦都没有想到，世道翻覆，生存死灭，他还能在生命的夕阳里，见到让他想念和猜测了几十年的青年好友。
陈宝楠离家之后，去了延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了南宁军分区政委。
已经改名陈秉德的陈宝楠，也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次相见。一年之后，伦绳叔病故，相见成了永别。
类似陈宝楠的故事还有很多，东莞会馆全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砖瓦的沉默，化作了纸上的文字。我在《东莞人在北京》一书中，看到了远去的房客，看到了那些古老建筑矗立的高度。
责编：梁红
清末探花陈伯陶用五千两白银买下年羹尧宅院的时候，正是新旧两个朝代更换交替的节点，溥仪的清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尚在孙中山的精心缝制之中。
当陈伯陶将自己手书的“东莞新馆”木制牌匾挂在大门门楣上方时，他就看见了许多陌生的东莞面孔和广东面孔，络绎不绝地走进了这所大院。后人在会馆近六亩的占地上，发现了康有为、梁启超、伦明、张其淦、张伯桢、容庚、容肇祖、张荫麟、陈垣、单士元、邓之诚、朱自清、启功、叶恭绰等人的脚印，他们在一片小天地中的奋斗，让一个名叫“东莞”的遥远而陌生的名字插上了翅膀。
“东莞新馆”的繁体字招牌，充满了暗示意味，它让人想起宣武区上斜街54号这片建筑的血缘和渊源。
会馆，这个在明清两朝风云一时的名词，虽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彻底断流，但我依然在陈腐的文献中，找到了东莞新馆的发源和路径。
以“东莞”命名的会馆，滥觞之地在宣武区的珠朝街，由于历史久远和城市变化的原因，最早的东莞会馆，已经从北京的城市地图上消失了。据对北京的东莞会馆素有研究的伦志清先生考证，珠朝街东莞会馆建立的时间，大约在清朝乾隆三十五年（1770）。伦先生走访了珠朝街最早的住户，在那些耄耋老人的描述中，在古老建筑的残留中，他还原了乾隆年间东莞会馆的图景：
青砖瓦房的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是东西长、南北窄的小四合院，共有十间房，占地面积零点四亩。进会馆大门窄门道右侧是一间小房，顶头是北房的山墙，左拐是小院，西屋是正房。
会馆，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名词，后人只能在辞典和文献中看到它们的真实面目。在研究者的描述中，会馆是各省同乡会自发组织的驻京机构，它不仅是赶考的举人进京应试的居住场所，也是各省官员来往京城的政治活动中心。乡音和乡情，是会馆个性化的面孔。
由于属地文化和行政管辖的关系，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北方，东莞，永远是广东乃至广州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广东省最早的北京会馆在明朝永乐初年（1403）的崇文区草场头条挂牌的时候，东莞会馆只不过是会馆母腹中一个尚未成熟的精卵。那个年代的东莞举子，顺理成章地寄居在以广东命名的会馆中，只是后来举人众多，固定的建筑无法容纳不断膨胀的南粤子弟，各个州县就陆续创办起了自己的会馆。
明清时期的广州府，下辖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三水、新会、东莞、龙门、从化、花县、增城、宝安、清远、台山十四县。作为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进京的东莞举人，必然在广州府的旗号下，进入广东乡试的名单。
伦志清先生的《北京东莞会馆考略》，记录了广州府名下的五处会馆，即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广州老馆、位于崇文区草场头条20号的广州会馆、位于宣武区韩家胡同25路北的广州会馆（李渔故居）、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建立的广州七邑会馆、位于前门附近王皮胡同3号的仙城会馆。
由于缺少文献，进入《北京东莞会馆考略》中的五所广州会馆，并未严格按照建立的时间序号排班，也非按照会馆规模大小确定顺序，然而，后人依然可以从这些建筑身上，看到后来县级会馆诞生的因果和血缘。
伦志清用一段考证，为后人描画了一幅北京广东会馆的全景图：
清末，广东有省级会馆九处，府级十七处，县级三十六处，商业行业会馆八处，合计七十处。这其中馆产又有主产四十五处，附产二十五处。各省在北京的会馆房产面积最大的是广东，有二千四百七十九点五间房。由于会馆归行政、地区权属及管辖，会馆分为省级馆产、府级馆产和县级馆产，也有私人馆产。其中有广州府级会馆四个，占广东府级会馆数的24%，东莞县属广州府下辖县，明代至清代中前期，自东莞县赴京的要员和举子赶考多住在广州府级会馆。清中后期东莞县先后建有三个独立会馆，占广东县级会馆的8%。
二
孙中山先生来到香山会馆的时候，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中华民国元年（1912）。所以，陈伯陶在年羹尧的旧居挂上“东莞新馆”牌匾的时候，这个日后被称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香山縣人，还在通往会馆的路上。
从珠朝街东莞会馆到烂缦胡同东莞会馆，再从烂缦胡同东莞会馆到上斜街东莞会馆，其间的路程并不遥远。孙中山先生出入的香山会馆，曾经是明代宰相严嵩的花园，与东莞会馆为邻，它们共同分享了广东会馆的一段美好时光。与香山会馆五千多平方米的占地、建筑上的荷花彩绘、西洋五彩玻璃窗阁和魁星楼的豪华富丽相比，东莞会馆显得寒酸和小气，所以，东莞会馆的迁址，就成了必然。
与香山会馆为邻的珠朝街东莞会馆已经在北京的土地上彻底消失，伦志清先生多次走访用皮尺和线条绘制的图纸，无法还原晚清的旧景，老一辈东莞文人内心的落寞空虚永远不能用现代的钢筋水泥填补。
北京所有的会馆，都无法突破清廷旗民分制的防线而止步于宣武门外，宣武区收留了来自全国各省的大小会馆，逐步形成了由椿树、陶然享和大栅栏组成的宣南会馆区。东莞会馆从珠朝街迁到烂缦胡同，只有布鞋脚步可以丈量出的距离，宣武区依然是“东莞”这个名词的一个巨大容器。
后人在描述宣武区的广东会馆群时，用文字确定了广东省各会馆之间的距离：
广东省在北京的会馆不似山西、陕西、安徽、福建等省兼有商业以及其他行业，大多数是为科举士子们提供寓所。广东会馆接待的读书士子们还有自己的读书圈子，而聚会之所也自然在会馆的厅堂。在北京宣武区的广东会馆彼此相邻最远不过二公里，最近的在同一条胡同甚至门对门。所以，在旧时这些广东籍的举人们彼此谈论诗文，相互督促学业或郊游结社井然有序。所以，北京的广东会馆可谓是京师的岭南文化学堂。（张卫东《广东会馆给北京带来岭南文化》）
北京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是东莞县明伦堂出资九百二十五两银购置的产业。清朝光绪元年（1875）邓蓉镜经手办理购置手续的时候，不远处的菜市口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还是一片寂静。 二十年后，康有为来到了南海会馆。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22日，康有为在灯下奋笔疾书。一万四千多字的《上今上皇帝书》，成了一个时代最有分量的文字，也让南海会馆成了最有影响的建筑。
康有为和東莞会馆里的那些东莞举人，都没有想到，中国历史会有“公车上书”这个动词，将他们的爱国主义行为，深深地刻在历史的石头上，让后世的人，在中学的课本上听到中国近代史上变法图强的声音。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和来自十八个省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走出会馆，聚集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杨椒山祠，在宣纸上庄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前往都察院上书。
广东会馆里的那些故事，如今已经淡薄了，八十一名广东举人参加了公车上书，至于那些从烂缦胡同东莞会馆走出来的东莞举人，他们的名字也未能留在石头上。
城市化建设，是一些古旧建筑的噩耗。
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如今已成了老人心中的记忆，它的格局，只存在于怀旧者的笔下：
有青砖瓦房四十九间，占地二点零七三亩，系明代建筑，东莞会馆大门是金柱式大门，上世纪五十年代，门上仍悬挂“东莞会馆”黑字匾额，由于历史久远匾额已呈黄白色，门两侧有一对鼓形石门墩，门墩顶部刻有小狮子。进入大门，直对靠南房山墙砌的精致影壁，往右一转原有月亮门，右边四间东厢房，入月亮门南侧有五间房，房前一条较宽阔的自东向西的甬道，北侧一道通体墙分成了坐北朝南四个独立的四合院。（伦志清《北京东莞会馆考略》）
在不同年代的三处东莞会馆中，烂缦胡同的建筑，是最有故事性的砖瓦。
烂缦胡同49号，最早是东莞人张家玉的住宅。这个被后世称为“岭南三忠”之一的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时任授编兼给事中，后因明朝覆亡回到广东事忠南明，以死抗清。后人在介绍烂缦胡同东莞会馆时，有一句语焉不详的陈述：“一日乡人偶然从旧文残片中觅得张家玉曾居烂缦胡同时所写的诗句，故在清光绪初年（1875）以九百二十五两白银由东莞县明伦堂购置并开设此馆。”由于史无记载，后人无法得知交易此宅的另外一方。张家玉是在李自成的五凤楼被悬吊拷打七日之后，冒死逃出京城南归的，这个发生于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的生死情节，表明了张家玉的家产，已经在战争中成了他人的财富。
后人的语焉不详，形成了历史复原的障碍。我分析，最有可能接近真实的当是《谒大司马袁自如先生遗祠》和《谒大司马袁自如先生遗祠怆然有感》两首：
司马遗忠尚有祠，重来客泪洒荒碑。
长城借得先生在，肯致中原苦乱飞。
吊罢遗祠泪几挥，辽阳回首事成非。
空留冷庙沧江上，不见胡边铁骑归。
星落尚疑阴雨暗，风高犹想阵云飞。
在后人的考证中，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曾经悬有近代名人叶恭绰所书“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的横额，还有康有为题写的“莞园”题额。叶恭绰的题跋，至今还让东莞人记住：莞园为明末张文烈公家玉故居，公在粤起义抗清，名重历史，乡人与有荣焉！每过斯园，辄想慕风徽，肃然起敬。
三
北京的会馆，一律以人的形貌和口音方言作个性鲜明的招牌。在历史和建筑的比拼中，东莞会馆，难以进入争冠的行列。但是，当一个会馆同《四库全书》联系起来之后，这幢建筑便有了鹤立鸡群的意味。“续书楼”，是一块比东莞会馆，甚至比北京的所有会馆分量更重的招牌，这块牌子，属于一个名叫伦明的读书人。
伦明那个年代，乾隆皇帝用举国之力花费十年时间编纂而成的《四库全书》，以一座皇家图书馆的形式安置在紫禁城的文渊阁和圆明园的文源阁。这是离伦明最近的两座书籍大山，伦明在以一个版本目录学家的仰望中，发现了文化高峰的缺失，他用七阁抄本急于完书，以致缮校不精，讹错百出，参加编修的大臣不识版本，往往以劣本充数，随意删节和篡改书中的内容，忌讳太多，遗书未出，进退失当三大理由，向学界宣誓续修《四库全书》的伟大抱负。
经、史、子、集四部，79309卷，36300册巨大体量的《四库全书》，是一座文化的珠穆朗玛峰，是一个人穷尽毕生时间都无法卒读的巨大书库。当别人在《四库全书》面前望洋兴叹的时候，伦明却想着登上山顶，用文字补天。
伦明与烂缦胡同东莞会馆的缘分，始于清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十五岁的青年伦明，以京师大学堂学生的身份，第一次入住东莞会馆。毕业之后，伦明以知县的头衔发往广西，以及任教两广方言学堂等，清宣统二年（1910）时，进京城购书，中华民国四年（1915）全家迁居北京，烂缦胡同从此就成了“续书楼”的奠基之地。
续书楼，最早是伦明书房的名字，即使以后赋予了它续书四库的抱负，东莞会馆最里院的那排房子，也总是以沉静寡言的面目呈现在粤语方言中。拒绝粤语的北京人，没有发现一座私人图书馆的真实面目，更没有人看到一个读书人的伟大梦想。
藏书，是续书四库的起点。伦明辞去北京大学教席，开办通学斋书肆，变卖家产，访书搜书，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是直接的见证者。
房屋，是人类的居所，是人类社交的场所。当房屋超越这些基本功能和属性之后，就会升华为天堂。从这个意义来说，北京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和北京上斜街的东莞新馆，不仅是避风挡雨的民居，更是如同文渊阁、文源阁一样的宫殿和宝库。“续书楼”借助了这些平凡普通的建筑，让一个续书四库梦想的读书人，有了立足的土地，有了展翅的空间。
一百多年之后，我依然能够想象，在烂缦胡同和上斜街两处东莞会馆里，面对那些珍贵的宋版古椠，背着手静心沉思慢慢走过的伦明，就是文渊阁和文源阁里的乾隆皇帝。
书籍拥城，是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最辉煌的气象。后人用简朴的文字，描述了那幅已经消失了的场景：
当年，伦明在东莞新馆的家中装满藏书，由于书多且堆至屋檐下。这只是私人藏书的小部分，另有400多箱藏书放在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总计数百万册书，当年雇有李书梦先生专门负责看书，晒书。 在广州，伦明的藏书分别存储在小东门寓所和南伦书院。
后人用“嗜书成癖，鉴裁甚精，收藏至富，可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等词描述伦明与他的藏书。但是，伦明毕竟只是一介书生，财力薄弱，两处东莞会馆远远不能同帝王的文渊阁相比，所以，“或力有不足，或囿于技术，其藏书疏于整理，保存不善，虫蛀、水浸、人窃，散失颇多。即使如此，孙殿起回忆伦明在两处东莞会馆的藏书时仍称：拥书数百万卷，分贮箱橱凡四百数十只，书房非有十楹屋宇，不得排列”。
朱希祖和伦明都是并列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中的重要人物。1929年，朱希祖感叹伦明藏书清代集部最富，认为“北平藏书家无出其右者”。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东莞会馆，赞叹伦明说：“伦哲如先生性好搜罗秘籍，任辅仁大学教授，课外足迹全在书肆，数十年中所得孤本不少，其居在宣外东莞会馆，刚于抗日战争前曾往参观，室中不设书架，惟铺木板于地，寘书其上，高过于人，骈接十数间，不便细索也。”
伦明续书《四库全书》梦断于日军侵华，但是，一个读书人，却用自己毕生收藏的古籍，让东莞会馆金碧辉煌。
四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英雄。即使远离家乡，英魂也会在后人身上附体。
东莞的英雄，以一幅画像的形式挂在东莞会馆的正墙上。冤屈而死的抗清英雄袁崇焕督师，身穿红袍，眉目俊朗，端坐于虎皮椅上，这和我在他的东莞故乡袁崇焕纪念园里见到的仰天拔剑的将军形象相距遥远。文人与武将两种身份融于一人，袁崇焕身上交织了儒雅和勇猛的不同气质，他让“南蛮”这个属于广东人的专有名词不攻而破。
对于新旧三座东莞会馆来说，袁崇焕的画像就是镇宅之宝，就是东莞人的精神偶像。会馆里“粤峤显辰钟旧里;蓟门风雨引灵旗”的对联，正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
在一个没有发明摄影技术的时代，画像，就是人物形貌的最好留存。站立在工笔和五彩之上的袁崇焕，须髯垂胸，神情自然庄重，栩栩如生。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皇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后人从《清高宗实录》见到“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馨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为可悯”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忠臣身受磔刑，遭人食肉寝皮的今古奇冤。袁崇焕从来都以反面人物的口碑出现，只有这张出自宫廷画师的工笔肖像，才是东莞英雄的真实面孔。
由于画像已于1857年移交广东会馆保存，并以文物的身份不再面世，我只能在印刷品上，看到陈伯陶题写的“袁元素先生真像”和黄节、梁锦汉、关祖章、陈丙光等名人的题跋。
广东新会人梁锦汉，是袁崇焕画像的发现者和传承人。
1924年，逊帝爱新觉罗·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故宫一时乱象丛生，许多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奇珍异宝流出宫中。时任京师第二监狱典狱长的梁锦汉，在文物市场上发现了这幅画像，在绘画书法上学有专攻的梁锦汉慧眼识珠，当即买下了这幅被后人称为“民间国宝”的袁督师像。
1934年春天的惊喜，被梁锦汉记录于画像之上，后人也在诗中看到了一个司法界著名学者对南粤先贤的敬仰：
筹边惜未竟全功，遗像清高画亦工。
儒将风流今若在，不教依样共辽东。
梁锦汉的鉴赏眼光，与后来故宫的文物专家考证相符，证实为清宫所藏历代名臣画像之一。
梁锦汉的题诗之后，我还看到了岭南近代四大家之一的黄节教授的题跋以及收藏家关祖章的题跋，画像上的文字，最后止步于东莞人陈丙光的七绝：遗像珠运还偶然，近于大树远凌烟。英灵如在金瓯缺，待变台膨钓岛天。
所有的题跋和诗，都记录了东莞英雄的伟业，描述了一张画像走过的坎坷岁月。
袁崇焕那个时代，还没有以会馆的名义出现在北京的建筑。袁崇焕冤死之后，被愚民饮血食肉，只剩尸骨和头颅，即使一个佘姓义士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偷偷盗走袁崇焕的首级，连夜请悯忠寺里的法师超度，然后偷偷葬于广渠门附近，并尽心为之守墓，但是，从死后还家的传统来说，袁督师依然是一个游于异乡的孤魂。
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康有为的弟子、民国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长张伯桢是同伦明一墙之隔的邻居。伦明的藏书，在张伯桢父子眼中，就是芝麻开门咒语之后展示的宝藏。张伯桢编辑《清代燕都梨园史科》，借助了伦明丰富的藏书。伦明非常看重张伯桢的著作，不仅为《清代燕都梨园史科》写了序跋，而且亲自联系邃雅斋为其出版和校对。
张伯桢和儿子张次溪，是袁崇焕英魂回归会馆的功臣。
1915年，张伯桢以自己清史馆名誉协修的身份，将自己撰写的《袁崇焕配祀关岳议》分别寄给各省的将军、巡按使及京师各部院。张伯桢认为，袁崇焕的忠勇行为和高尚气节可以与关云长和岳飞相提并论，应该设立专门的庙堂祭祀。张伯桢顺应历史潮流的提议，首先得到了黎元洪的赞同，各省将军、巡按使和北京部院也纷纷响应，并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呈请政府，请求建立祠庙，祭祀袁崇焕。
中华民国初年的北京烂缦胡同东莞会馆，在张伯桢的努力下，正在成为为冤屈而死的袁崇焕昭雪的一座灵堂。呼吁袁崇焕配祀关岳的另年，张伯桢依据道光年间的《岭南遗书》，重新刊行了《袁督师遗集》。同时，他又捐资在北京左安门內的广东新义园内建造袁督师庙，不遗余力的张伯桢，又用捐资的方式，重修了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内的袁督师墓。
几年之后，张伯桢选址左安门内建造自己的私家园林。张伯桢之所以选择左安门，是因为袁崇焕曾在此处屯兵，守卫京师。张伯桢还在园里建了一处袁崇焕故居，袁督师的塑像，让一个冤屈而死的亡灵栩栩如生。康有为、齐白石、陈三立、章士钊、叶恭绰等名人，在张园里，看见了金戈铁马的袁崇焕复活的身影。
十几年前，我去东莞南城的度香亭采风，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篁溪深处的张伯桢故居。张伯桢离开之后，他的出生地，就成了一处供人游览休息的公园，没有人看出，度香亭的那头，连着遥远的东莞会馆和张园。 五
被梁启超称为“天才”的历史学家张荫麟，在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认识了伦明、容庚、容肇祖，并收获了复杂曲折的爱情。
张荫麟考上清华大学的时候，家道中落，校园里的张荫麟经常用干硬的烧饼和开水度日。写文章换来的稿费，已经不能负担父母去世之后弟弟妹妹的生活费和上学需要。这个时候，烂缦胡同东莞会馆里的伦明正为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读书的女儿伦慧珠物色一名家庭教师，伦明看中了张荫麟这个极具才华的东莞同乡，机缘巧合，张荫麟走进了东莞会馆，成了伦慧珠的家庭教师。
张荫麟的爱情不知不觉萌生在东莞会馆的伦家，但是，亲切的粤语乡音，并不能让张荫麟的爱情早熟，这时，另外一个东莞人，曾经的东莞会馆常客，因为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之后入住了校园的容庚教授，用东莞方言，规劝痛苦中的张荫麟振作。
在遥远的北京，会馆，就是东莞人的家。伦明、张荫麟、容庚、容肇祖、罗瑶、伦慧珠，这些东莞人的故事，都是用粤语方言讲述的精彩情节。
在容庚的鼓励下，张荫麟放下了爱情，考入了公费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他和伦慧珠的爱情，几年之后，才慢慢开花，结果。
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燕京校园，容庚又回到了会馆。容庚教授以一个失业者的身份回到上斜街54号的时候，东莞会馆用家一般的温暖，接纳了这个沮丧中的金石学家。
容庚和他的胞弟容肇祖，1922年就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常与同乡施少川、陳宗圻、钟苏等人往中天或真光影院看电影，到天桥听戏，夜则宿于东莞会馆”，宣武门外的大街小巷，熟悉得如同自己手上的掌纹。容庚虽然没有亲眼看见外祖父邓蓉镜经手购置烂缦胡同127号房屋的情景，但东莞会馆这个名词早已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里。上斜街、烂缦胡同乃至最早的珠朝街，都被他的布鞋走得烂熟。
燕京大学在侵略军的刺刀下解散之后的日子，成了容庚人生中最难熬最灰暗的岁月，由于儿女尚小和书籍彝器等文物拖累等原因，容庚没有转移到后方，东莞会馆，就成了他的燕京校园。
对于这段会馆里的岁月，容庚日后有一段自述：“比京沦陷于日寇，穷极无聊，乃以书画遣日，力所不能得者，则临摹之如小儿仿本，略得形似而已。自1939年起，至1945年止，7年间，得画100卷轴。（《容庚传》，易新农、夏和顺著，花城出版社2010年12月）
为了生计，容庚后来进入了日军刺刀下的伪北京大学任教，但是，燕京大学讲台前的岁月，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东莞人，不仅在北京的会馆里相见，他们更会在精神的深处相通。
被人誉为现代学人大资料库的琉璃厂，与上斜街的东莞会馆近在咫尺。东莞人踩在琉璃厂街道上的脚印，无人超得过伦明和容庚。为了续书四库，伦明辞去了北京大学教席，在琉璃厂开设了通学斋书肆，容庚则为了收藏，频繁在字画店里出入。
在琉璃厂的字画店里，容庚最愿意见到的是东莞人张穆。
张穆是和张家玉在南明的残阳里拼死抗清的豪杰。张家玉同清朝浴血的生死战中，许多地方都写着张穆的名字。张家玉在广州增城身中九箭，投水而死，张穆作挽诗一首：“曾从百战出重围，只手空思挽落晖。莫道孤忠有遗恨，睢阳如值信同归。”遂回到老家东莞茶山隐居。
战场之外的张穆，却是一个丹青高手。《广东历史人物辞典》称他“擅长画山水兰竹，画马尤其有名”。容庚在《张穆传》中，评论张穆画马说：“穆善画马兽，兰竹山水皆工。尝畜名马：曰铜龙、曰鸡冠赤，与之久习，得其饮食喜怒之精神与夫筋骨所在，故每下笔如生。”又说：“穆之性情抱负及出处，颇类李白。虽声名不如白之大，然同以布衣名世传后，有足称者……诗如其人，雅健不凡，似杜甫，似高、岑，亦时有奇气类李白，于岭南三家而外，允推独树一帜。”
在北京琉璃厂，张穆以一张国画的面孔，出现在容庚面前。容庚囊中羞涩的时候，就会在张穆的马前，久久凝视。书店里的伙计，想象不到一个文人胸中的波澜，看不到一个书生内心的风云。
二十多年之后，容庚已经彻底告别了上斜街的东莞会馆，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广州，张穆和他的马，也从北京来到了南方。凡是来过容宅的客人，都会在最醒目的位置，看到张穆的马。
容庚离开北京的时候，日寇已经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欢呼之后，知识分子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开始了一轮新的洗牌。由于走得匆忙，一些书、篆刻材料和印章等来不及运走，会馆董事长伦绳叔便细心地帮他收拾装箱。这个在东莞会馆出生和长大的热心人，坚定地相信，经过战争幸存下来的东西，一定会回到它的主人身边。伦绳叔是伦明的儿子，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容庚已在千里之外，但是，一个在会馆中熏陶过的人，有理由相信，他匆忙中遗落的那些物品，一定会以“东莞”的名义得到保护。
容庚的相信，最后被事实验证。1951年，容庚的家人来京，分两次将这批物品运往广东。
六
相对于珠朝街那处已经消失了的东莞会馆来说，烂缦胡同和上斜街两处东莞会馆，则是同时并存和充满活力的年轻建筑。东莞新馆，不以后来居上的姿势取代它的前任，它只是做了烂缦胡同不足的补充，那是“东莞”两个汉字的锦上添花。
我在伦志清先生的考证中找到了上斜街东莞新馆出生的理由：上斜街东莞会馆之所以称为新馆，是因为最早有南横街珠巢街老东莞会馆，清光绪元年又购得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清朝末年会馆人已住满难有空房，才购建“东莞新馆”。
东莞新馆占地面积五点七四五亩，有房九十间，八个院落，住家四十余户。这幅民国初年的风景，被“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登记单位”的金属铭牌固定，但是，记录了一幢建筑历史沿革和时代沧桑的《东莞新馆题记碑》却不知所终。一幢建筑的真实面目，常常暗藏在雾霾深处，即使坚硬的石头，也不能例外。一家三代均在东莞会馆度过的伦志清，还清晰地记得七岁时的情景：
在东莞会馆门前玩耍仍能看见骆驼队运货抄近道从上斜街故道进城。会馆门前是一个较敞阔的高平台，两侧八字形影壁，下有台阶，两边各有一棵老槐树。大门朱红斑驳而厚重，由于是木轴门，推拉很费劲，门槛高有一尺，门两侧有鼓形石门墩，门墩上雕刻着小狮子，大门占据一间房的位置，俗称“金柱大门”，略显官宦门第气派，门的上面悬挂着白底黑色楷书“东莞新馆”四字牌匾，很显庄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曾在北京有过一年时间的滞留。我许多次来到琉璃厂，一个人独自走过上斜街、烂缦胡同和珠朝街。那个时候，我离成为一个户籍意义上的广东人，还隔着几个年头的距离，所以，作为一个外省人，我对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不可能产生乡情。我走过那些古旧厚重的建筑时，不仅没有看到袁崇焕、张家玉、伦明、容庚这些有故事的人物，即使面对上斜街东莞新馆墙上那个残留的伤疤，也没有探究的兴趣。我在文献上看到的诞生于1917年的《东莞新馆题记碑》，只是一片灰色的漶漫，我高度近视的眼睛，不可能穿透石头，看到粤语讲述的故事。
伦志清用了许多年时间，大海捞针，终于在五塔寺的北京石刻博物馆东墙上，找到了那块失踪的石碑，寻回了一幢建筑的真相。东莞文人张伯桢撰写的文字，中国科举的最后一个榜眼、广东清远人朱汝珍的书刻，让久远了的时光水落石出：
东莞新馆，世传为年大将军羹尧之故宅。前临上斜街与番禺新馆接壤，后通金井胡同与四川会馆毗连。闻诸父老年大将军故后，展转归诸蜀人，自某君返蜀后，东洋人赁之居，即曩日东文学堂之旧校地也。庚戌秋，陈提学伯陶履都，与同人议，谋添设邑新馆，藉陈孝廉锡恭介绍，与杨东皋订约，以五千数百金得之……吾邑人素以文章节烈著于世，代出伟人多与历史朝代有关系，诚为吾邑之光，甚愿吾辈尚论古人，以乡先哲为法，使吾邑声誉传播于大地，则不徒旅京莞人之幸，抑亦后起者之幸也。
年羹堯这个名字，对于一座建筑，未必是一个可以带来荣耀的名词。没有先知能够预测世事的沉浮，也没有人在辉煌的时候看到一幢建筑的衰落。作为清朝雍正年代的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和太保、一等公，由于自恃功高，骄横跋扈，结党营私和贪赃受贿，被朝廷革职赐死。一个权臣从荣到衰，从生到死的两极处境，雍正皇帝用御笔批阅为后世留存了一份令人不寒而栗的皇宫档案：“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朕永远料理事之大臣也。”“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年羹尧生前，在京城有两套住宅，城内一套较小，上斜街这一套的面积，和一个显宦的权势相符。只不过，权势太过炙手，未必尽皆好事，京城里的悲剧，历朝历代都在上演，反而是袁崇焕、张家玉那些为国尽忠之人，生前悲壮，死后不朽。
《东莞新馆题记碑》中提到的番禺会馆，也曾是年羹尧私宅的一部分。一个人在权力和生命岌岌可危的时候，宅院的肢解，当是正常的逻辑。资料证实，年羹尧宅院转卖割裂出去的地方，后来成了诗人龚自珍的西花园。三年之后，龚自珍又以二千二百两白银卖给广东番禺人潘仕成，成就了之后的番禺会馆。世事如棋，财聚蚕食，龚自珍在卖房贴中的一句注明，让私人的预告变成了社会的现实：“此房子前后院原系零星凑买，经越象庵、潘云阁、魏伯鸿诸先生陆续起盖，方有房子如许之多……”
七
北京所有的会馆，都是砖瓦木料组合的建筑，这些为人类服务的房屋，从建造开始，就注入了强大的长寿基因。从长寿的意义来说，人类远远不是建筑的对手，在时光的较量中，俯首称臣的，永远是血肉组成的人类。
一百年过去，后人已经淡忘了许多的人事，幸好有文字，它可以让一些情节回光返照，在世上留下最后的回响。
旅京的东莞学生和教员，曾经在北京成立过“北京东莞学会”和“留京东莞学会”。这两个组织，分别于1918年和1922年在东莞新馆建立，两个学会，都将他们的会址，设在粤语和乡情的暖巢中。伦明先生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被大家推举为北京东莞学会会长。中华民国初年的文字，让我看到了那些远离家乡的东莞学生和教师，在东莞新馆宽敞的大厅里活跃的场景。两个学会的东莞青年，在东莞会馆里发现了一处隐秘的建筑，当平日封闭的大门打开之后，大家看到了袁崇焕、张家玉两位先贤，他们的英魂，让所有人肃然起敬。这处康有为题额“息影庐”、宋伯鲁题词“希古堂”的神圣之地，呈中堂和东西侧房的对称结构，青砖铺地，庄严肃穆。两个学会的东莞青年，在供奉先贤的息影庐里，看见了康有为、梁启超、齐白石、陈三立、辛士钊、叶恭绰、李可染、马寅初、陈垣等名人敬奉的香火。
珍贵的《北京东莞会馆会员录》，百年之后，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我在那份毛笔手抄的名单上，看到了伦明、陈达材、翟俊千、欧宗佑、陈国矩、袁振英等九十四人的名字和他们入读的大学以及年龄、籍贯。
这份名录上的东莞人，大多无愧于“功成名就”这个成语。翟俊千，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留学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担任过暨南大学第一任副校长和汕头市市长。陈达材，毕业后回广东，出任黄埔军校秘书处秘书长和东莞县长。欧宗佑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骨干，有法学著述传世。陈国矩，是梁启超在北京创立的松坡纪念图书馆的主持，后任汕头市市长。袁振英，更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离不开这个学生和助手的有效帮助。
伦志清先生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祖父伦明捐赠的大批珍贵图书，百感交集。祖父的余温，仍然残留在繁体竖排的线装书上。当他用每页七十二元的价格复印祖父的心血时，他听到了伦明先生的一声叹息。
入读北京大学、法政大学、朝阳大学、清华学校、农业大学、民国大学、培华女子高校、北京医学校、陆军医学院、陆军部宪兵校、新华商业校、军需学校的东莞学生，分开住入烂缦胡同49号东莞会馆和上斜街东莞会馆，另有少数几人住在草场头条广州会馆和骡马市大街的泰安栈。
古代的民居，尤其是家族祭祀的祠堂，不以高度作招展的旗帜，而是用精致和对称营造美感。而对联，则是对称最直观的形式，是用简洁凝练的汉字表现的最完美最深沉的内容。一幢没有对联的祠堂，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
东莞会馆内的对联，是一幢建筑最美的风景：
服官记二十年前，把酒论文，旧梦勿忘燕雪地;
聚首在七千里外，乘风破浪，壮怀应话虎门潮。
孤忠曾督蓟辽师，问前朝，柱石何人，赫赫大将军，足显山川聚灵秀; 伟烈犹思东莞伯，愿后辈，风霜炼骨，茫茫新世界，好凭时势造英雄。
禺山莞水，邻结两家，花间问斜街，到此应思前世事;
辽蓟增城，烈传千古，芳徽贻后代，可能还忆故乡人。
已费中人十家产;
此为广厦万间心。
兴祥溯东汉之年，文范炳千秋，仰征土风高，郡贤星聚;
启宇在南天而外，秀灵钟百粤，看石门返照，珠海回澜。
这些隐含了袁崇焕、张家玉、何真等先烈前贤事功的对联，出自陈伯陶、张其淦、张伯桢、尹庆举等东莞文人笔下，那些文字的壮烈和翰墨的芳香，至今仍然留在后人心里。
北京所有的会馆，均以地域作为建筑的姓氏，外姓之人，只能以客人的身份，欣赏门外的风景。东莞会馆，始终恪守着外乡人拒宿的规矩。
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937年8月。七七事变，是让一座会馆改变性质的国难。日本侵略军进入北京古城的时候，东莞新馆的董事长伦明，正在回广东的火车上。伦明的儿子，正在高中读书的伦绳叔，立即召集会馆里的同学和邻居，分析事态发展和制定应对措施。
大家认为，会馆闲置的空房，一定会成为侵略军觊觎的目标。于是，东莞房产不许外人入住的规定，瞬间就被打破。所有人一齐行动起来，动员可靠的亲戚朋友搬入东莞会馆，几天之内，东莞新馆内的所有空房，都装满了人气。
几天之后，果然有汉奸找上门来，登记空房，说日本人要进驻，汉奸在上斜街54号碰了壁，然而，附近的四川会馆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九十多岁的四川会馆老住户齐先生，亲眼见证了日本兵进驻，抢占了西院的一排平房，“都改建成日式推拉门和一进门就上炕的榻榻米，脱鞋一律放到门外台阶上，封闭小院，日本兵荷枪实弹站岗，喝令会馆居民不许乱说乱动”。
四川会馆离东莞新馆近在咫尺，日本兵和汉奸都没有发现，那幢挂着东莞新馆牌子的建筑内，正在滋生抗日的力量。
伦绳叔的高中同学徐树仁，经常借东莞新馆的深宅大院掩护开会。伦绳叔听他们讲抗日的道理，后来才知道徐树仁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是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中学区域的重要负责人。后来徐树仁的身份暴露，被开除了学籍，一家人逃離北京，回到了东莞。
金石学家、燕京大学教授容庚，就在此时回到了东莞会馆居住。日寇侵华，燕京大学关门了，容庚的学术也停滞了，幸好，东莞会馆可以容身，他可以在会馆这个相对安全平静的空间里，等待日寇灭亡，等待抗战胜利。
东莞会馆虽然没有枪炮硝烟，但在一个民族遭辱的年代，古老的建筑之内，也不可能平静。1939年一天夜里，伦绳叔刚刚睡下，突然听见敲击窗户的声音。他披衣起床，见是邻居好友陈宝楠，一个正在大学就读的学生。陈宝楠压低声音说：“明天要出远门，不便告诉家人，今后家里有事，请帮忙照顾一下。”陈宝楠说完，匆匆消失在黑暗中，他带走了所有的秘密，让伦绳叔猜测了四十一年。1980年春天，退休在家的伦绳叔接待了一个不速之客，互报姓名之后，两人紧紧拥抱。伦绳叔做梦都没有想到，世道翻覆，生存死灭，他还能在生命的夕阳里，见到让他想念和猜测了几十年的青年好友。
陈宝楠离家之后，去了延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了南宁军分区政委。
已经改名陈秉德的陈宝楠，也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次相见。一年之后，伦绳叔病故，相见成了永别。
类似陈宝楠的故事还有很多，东莞会馆全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砖瓦的沉默，化作了纸上的文字。我在《东莞人在北京》一书中，看到了远去的房客，看到了那些古老建筑矗立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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