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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来解决，地区间的产业融合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通过一体化的产业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基于中间品投入产出关系设计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并采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以30个省级区域为地区单元构建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分析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格局处于动态演进中，在总体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产业融合水平有待提升;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具有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板块特征，地理因素对地区间产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运用QAP回归方法分析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因此，应积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市场和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并通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弱化地理因素对地区间产业融合的制约，进而提升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并优化其网络结构;在提高地区间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同时，也要积极缩小地区间资本积累、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以更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差异缩小。
关键词：地区间产业融合;区域经济差异;网络分析法;块模型;QAP回归
中图分类号：F061.5;F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0001-1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依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大。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对减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孫久文，2018）[1]。研究发现，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在总体上变大的同时也存在局部差异变小的趋势（潘文卿，2010;冯长春等，2015）[2-3]。虽然从长远来看，区域经济会沿着“区域比较优势—区域经济联系—区域产业分工”的动态演变路径协同发展（李琳等，2015）[4]，但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常态，而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多种在短期拉大区域经济差异的机制。因此，如何较小区域经济差异就成为新时代重要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关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大量文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巨大，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利于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异（刘生龙等，2009）[5];除了政策因素外，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白俊红等，2016;严成樑，2016）[6-7]。单从地区间经济交往活动的角度来看，区际贸易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地区间市场的一体化有助于减少区域经济差异（原小能，2013）[8];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减小区际交易成本并提高区际贸易水平，进而有利于降低区域经济差异（刘生龙等，2011）[9];地区间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也会影响区域经济差异，资本流动会带来区域经济差异的减小，而劳动力的流动却会导致区域经济差异扩大（陈燕儿等，2019）[10]。
尽管既有研究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特征、趋势以及减小区域经济差异的路径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仍有拓展和深化的空间。产业发展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核心，而地区间的产业关联必然影响区域经济差异。随着地区间市场壁垒的不断弱化和消除，在区域市场一体化和产业分工深（细）化的双重作用下，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相互交叉渗透，地区间的产业融合成为区域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理论上，产业融合可以打破产业的技术边界、市场边界、业务边界和运作边界，在国家和行业层面上的产业融合有助于经济发展（汪芳等，2015;韩民春等，2020）[11-12]。然而，关于地区间产业融合与区域经济差异关系的研究还不多见，更鲜有研究对地区间产业融合是否有助于减小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已有的相关经验研究大多使用传统的计量方法，而一般的计量方法忽略了地区之间的关联性。尽管空间计量方法可以考察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但地区间的经济关联是复杂的、多线程的，并且与地理位置不同，这种关联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演变，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刻画地区间经济关联的网络关系，因而应采用网络分析法来研究地区间的经济关联及其效应（Jackson，2010;Acemogluetal;2012李敬等，2014）[13-15]。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首先根据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地区间中间品投入产出关系设计一个反映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指标，并利用该指标以中国30个省级区域为样本构建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然后，采用网络分析法分析样本期间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格局及其演变;最后，使用QAP方法检验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三点：一是从地区间产业融合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拓展了以往研究的视角，并实证检验了地区间产业融合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二是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中间品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了测度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指标，并对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的演变和板块格局进行了分析;三是借助网络分析法（QAP相关检验和QAP回归分析）检验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的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参考。
二、中国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的演变与板块特征
1.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测算与网络构建
借鉴国际贸易理论对双边贸易强度的定义（曲如晓等，2020）[16]，本文对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测度思路如下：将两个地区之间的中间品流入流出总量与其各自内部的中间品流入流出总量之和相比，比值较大表明该两地区之间的中间品贸易相对较多，其产业融合程度也就较高。据此本文通过以下公式测算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 参考相关研究（汪芳等，2015;韩民春等，2020）[11-12]，通过上述指标测度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需要使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相关数据。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主体有多个，本文采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ChinaMulti-RegionalInput-OutputModels，MRIO）进行分析。该投入产出表受到研究者的广泛认可，但目前仅有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数据，其中2002年和2007年的数据不包括西藏，而2012年新增了西藏，为了数据的统一，本文剔除了2012年西藏的数据。本文的分析基于李善同（2010，2016，2018）以及Pan等（2018）的研究框架[17-20]，以省级区域（以下统称为“省份”）作为地区单元（包括除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以外的30个省区市）。由于是从总体层面衡量各个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水平，因而将各省份的不同产业部门合并成一个产业部门，合并方法参考李国璋和陈南旭（2016）的研究[21]，最后得到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包括30个省份的不分具体产业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而测算各年度各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水平。
将计算得到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组成3个年度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矩阵G2002、G2007和G2012，这三个矩阵均是对称的，其中主对角线的元素均为1，这些元素对于本文分析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来说并无实际意义。去除主对角线元素后，3个年度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矩阵中元素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利用3个年度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矩阵构建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即将由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构成的矩阵G2002、G2007和G2012作为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的邻接矩阵，进而得到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本文构建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是一个有权重无方向的网络，权重为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水平，因而得到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包含了各个省份间的关联，省份之间是全连接的。鉴于关联数目太多不利于可视化，为更直观地展现3个年度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分别删除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小于年度均值的关联，绘制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示意图（见图1、2、3，本文地图根据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制作），其中，关联线越粗表示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越高。可以看出，网络关联呈现东密西疏的空间格局，表明东部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水平较高，而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水平较低，且东、中、西部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割裂。
2.各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演进
按照网络分析的范式，根据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的节点特征，对各个省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进行分析。网络分析中关于节点特征的指标很多，本文关注的是各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较为合适的方法是考察节点与其他节点的关联度之和，也就是邻接矩阵中的行和或列和。这种计算方法对应于网络分析中的节点度（degree）指标。由于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是加权的，因此这里的节点度是加权度，加权度越大，表示该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程度越深。表2给出了用加权度表示的3个年度各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業融合水平，其中，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均值分别为0.267、0.327和0.374。
从与均值的比较来看：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低于全样本均值的省份，在2002年包括山西、内蒙古、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在2007年包括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在2012年包括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可见，大部分欠发达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较低，这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对外经济联系越强的一般规律是一致的。也有少数较发达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较低，进一步从投入产出的原始数据来看，这些省份的产业门类齐全，大部分的中间品生产和使用都可以在地区内完成，因而其与外部地区的中间品贸易相对较少。
从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来看：一些省份与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2002年到2007年，黑龙江、江苏、广西、重庆与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从高于均值转变为低于均值，表明在此期间这4个省份的投入产出模式偏向于内向型;从2007年到2012年，河南与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则从低于均值转变为高于均值，说明其投入产出模式向外向型转变;从2002年到2007年，吉林、江西、山东、湖北、广西、海南、重庆、青海与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出现了下降，在整体水平上升的情况下，这种下降意味着其投入产出模式的内向化倾向明显;从2007年到2012年，天津、河北、吉林、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与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也出现了下降。总之，在样本期间，中国地区间产业融合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点;同时，一些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持续上升，而一些省份却不增反降，地区间产业融合的空间格局处于动态演进中。
3.若干区域的地区间产业融合考察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在不同的区域，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地区间产业融合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里选择“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东三省地区”3个区域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具体来讲，分别分析这3个区域内部不同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情况，这相当于从整体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中提取部分节点形成子网络。
从“京津冀地区”来看，北京、天津和河北3个地区单元形成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2002年，北京与天津的产业融合水平为0.0531，北京与河北的产业融合水平为0.0432，河北与天津的产业融合水平为0.0263;2007年，上述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演变为0.0847、0.0682和0.0705;2012年则为0.0622、0.0896和0.0182。北京与河北的产业融合水平呈上升趋势，而天津与河北的产业融合水平先增后降，北京与天津的产业融合水平也先增后降。这说明，在样本期内，河北在“京津冀地区”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本文在計算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时，对所有产业的中间品投入进行了加总，而一些研究仅仅考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业融合，因为其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行业交叉和渗透会更多（汪芳等，2015;韩民春等，2020）[11-12]。有鉴于此，本文在剔除第一产业的中间品流入流出后重新测算地区间的产业融合水平，得到新的“产业融合水平变化”矩阵，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新指标与原指标分别构成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矩阵的相关系数达到0.784，并通过了QAP相关检验。QAP相关检验结果表明，依旧需要剔除“就业结构差异变化”矩阵和“外贸依存度差异变化”矩阵，新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矩阵”仍然与“经济发展差异变化”矩阵显著负相关性。采用新的“产业融合水平变化”矩阵作为解释变量进行QAP回归分析，调整后拟合优度达到了0.323（见表8）。“物资资本差异变化”矩阵、“产业结构差异变化”矩阵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新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矩阵”的回归系数也仍然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四、结论与启示
从理论上讲，地区间产业融合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路径，但由于“低端锁定”等效应的存在，其也可能会扩大区域经济差异，而在实证上目前还缺少对此的经验验证。本文基于地区间中间品的投入产出关系设计了一种测度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指标，并采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以30个省级区域作为地区单元（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构建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对3个年度网络的分析发现：整体上看，中国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均衡，部分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出现下降;其中，“京津冀地区”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较高，“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持续上升，而“东三省地区”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有待提升;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具有明显的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板块特征，表明地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区间产业融合。进一步使用QAP相关检验和QAP回归分析方法，对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显著负相关，表明提高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同时发现，地区间物资资本差异变化和产业结构差异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显著正相关，说明地区间在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是产生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
目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优化和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要不断增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要持续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本文的分析表明，地区间产业融合有利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减小。因此，应积极促进地区间产业融合，以加快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首先，应通过各项政策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和产品流通，利用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形成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进而更有效地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要鼓励和加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产业融合，提高其经济联系广度和深度，减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次，由于地区间产业融合发展的不均衡，政策上应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对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较低的地区要持续关注和积极推进，对重点区域的地区间产业融合要加快推进并发挥示范效应;要着力打通地区间的市场壁垒，为地区间产业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环境支持。最后，要通过产业发展的数字化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等弱化地理因素对地区间产业融合的制约，不断优化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结构。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地区间产业融合只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因素（如资本积累、产业结构等）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可能更大，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减小地区间物资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的差异，才能更有效地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本文尝试运用网络分析法对中国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的特征与演进进行了分析，并检验了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影响，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也优化了相关实证检验方法。但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从地区总体层面进行考察，对于地区间产业融合的刻画较为单一，不够细致，对地区间产业融合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异质性和机制也没有考察。这些不足同时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引入其他相关数据对地区间产业融合进行更加细致的多角度的刻画，比如对不同的产业融合方式进行考察;二是进一步改进实证方法，对地区间产业融合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异质性和机制进行研究。尽管网络分析法在分析地区间经济联系方面优于传统计量方法，但仍然需要进行更多的改进，以更细致地刻画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进而分析其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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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德东）
关键词：地区间产业融合;区域经济差异;网络分析法;块模型;QAP回归
中图分类号：F061.5;F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0001-1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依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大。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对减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孫久文，2018）[1]。研究发现，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在总体上变大的同时也存在局部差异变小的趋势（潘文卿，2010;冯长春等，2015）[2-3]。虽然从长远来看，区域经济会沿着“区域比较优势—区域经济联系—区域产业分工”的动态演变路径协同发展（李琳等，2015）[4]，但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常态，而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多种在短期拉大区域经济差异的机制。因此，如何较小区域经济差异就成为新时代重要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关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大量文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巨大，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利于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异（刘生龙等，2009）[5];除了政策因素外，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白俊红等，2016;严成樑，2016）[6-7]。单从地区间经济交往活动的角度来看，区际贸易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地区间市场的一体化有助于减少区域经济差异（原小能，2013）[8];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减小区际交易成本并提高区际贸易水平，进而有利于降低区域经济差异（刘生龙等，2011）[9];地区间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也会影响区域经济差异，资本流动会带来区域经济差异的减小，而劳动力的流动却会导致区域经济差异扩大（陈燕儿等，2019）[10]。
尽管既有研究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特征、趋势以及减小区域经济差异的路径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仍有拓展和深化的空间。产业发展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核心，而地区间的产业关联必然影响区域经济差异。随着地区间市场壁垒的不断弱化和消除，在区域市场一体化和产业分工深（细）化的双重作用下，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相互交叉渗透，地区间的产业融合成为区域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理论上，产业融合可以打破产业的技术边界、市场边界、业务边界和运作边界，在国家和行业层面上的产业融合有助于经济发展（汪芳等，2015;韩民春等，2020）[11-12]。然而，关于地区间产业融合与区域经济差异关系的研究还不多见，更鲜有研究对地区间产业融合是否有助于减小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已有的相关经验研究大多使用传统的计量方法，而一般的计量方法忽略了地区之间的关联性。尽管空间计量方法可以考察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但地区间的经济关联是复杂的、多线程的，并且与地理位置不同，这种关联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演变，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刻画地区间经济关联的网络关系，因而应采用网络分析法来研究地区间的经济关联及其效应（Jackson，2010;Acemogluetal;2012李敬等，2014）[13-15]。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首先根据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地区间中间品投入产出关系设计一个反映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指标，并利用该指标以中国30个省级区域为样本构建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然后，采用网络分析法分析样本期间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格局及其演变;最后，使用QAP方法检验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三点：一是从地区间产业融合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拓展了以往研究的视角，并实证检验了地区间产业融合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二是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中间品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了测度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指标，并对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的演变和板块格局进行了分析;三是借助网络分析法（QAP相关检验和QAP回归分析）检验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的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参考。
二、中国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的演变与板块特征
1.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测算与网络构建
借鉴国际贸易理论对双边贸易强度的定义（曲如晓等，2020）[16]，本文对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测度思路如下：将两个地区之间的中间品流入流出总量与其各自内部的中间品流入流出总量之和相比，比值较大表明该两地区之间的中间品贸易相对较多，其产业融合程度也就较高。据此本文通过以下公式测算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 参考相关研究（汪芳等，2015;韩民春等，2020）[11-12]，通过上述指标测度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需要使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相关数据。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主体有多个，本文采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ChinaMulti-RegionalInput-OutputModels，MRIO）进行分析。该投入产出表受到研究者的广泛认可，但目前仅有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数据，其中2002年和2007年的数据不包括西藏，而2012年新增了西藏，为了数据的统一，本文剔除了2012年西藏的数据。本文的分析基于李善同（2010，2016，2018）以及Pan等（2018）的研究框架[17-20]，以省级区域（以下统称为“省份”）作为地区单元（包括除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以外的30个省区市）。由于是从总体层面衡量各个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水平，因而将各省份的不同产业部门合并成一个产业部门，合并方法参考李国璋和陈南旭（2016）的研究[21]，最后得到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包括30个省份的不分具体产业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而测算各年度各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水平。
将计算得到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组成3个年度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矩阵G2002、G2007和G2012，这三个矩阵均是对称的，其中主对角线的元素均为1，这些元素对于本文分析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来说并无实际意义。去除主对角线元素后，3个年度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矩阵中元素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利用3个年度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矩阵构建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即将由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构成的矩阵G2002、G2007和G2012作为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的邻接矩阵，进而得到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本文构建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是一个有权重无方向的网络，权重为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水平，因而得到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包含了各个省份间的关联，省份之间是全连接的。鉴于关联数目太多不利于可视化，为更直观地展现3个年度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分别删除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小于年度均值的关联，绘制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示意图（见图1、2、3，本文地图根据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制作），其中，关联线越粗表示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越高。可以看出，网络关联呈现东密西疏的空间格局，表明东部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水平较高，而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水平较低，且东、中、西部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割裂。
2.各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演进
按照网络分析的范式，根据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的节点特征，对各个省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进行分析。网络分析中关于节点特征的指标很多，本文关注的是各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较为合适的方法是考察节点与其他节点的关联度之和，也就是邻接矩阵中的行和或列和。这种计算方法对应于网络分析中的节点度（degree）指标。由于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是加权的，因此这里的节点度是加权度，加权度越大，表示该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程度越深。表2给出了用加权度表示的3个年度各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業融合水平，其中，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均值分别为0.267、0.327和0.374。
从与均值的比较来看：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低于全样本均值的省份，在2002年包括山西、内蒙古、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在2007年包括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在2012年包括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可见，大部分欠发达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较低，这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对外经济联系越强的一般规律是一致的。也有少数较发达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较低，进一步从投入产出的原始数据来看，这些省份的产业门类齐全，大部分的中间品生产和使用都可以在地区内完成，因而其与外部地区的中间品贸易相对较少。
从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来看：一些省份与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2002年到2007年，黑龙江、江苏、广西、重庆与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从高于均值转变为低于均值，表明在此期间这4个省份的投入产出模式偏向于内向型;从2007年到2012年，河南与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则从低于均值转变为高于均值，说明其投入产出模式向外向型转变;从2002年到2007年，吉林、江西、山东、湖北、广西、海南、重庆、青海与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出现了下降，在整体水平上升的情况下，这种下降意味着其投入产出模式的内向化倾向明显;从2007年到2012年，天津、河北、吉林、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与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也出现了下降。总之，在样本期间，中国地区间产业融合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点;同时，一些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持续上升，而一些省份却不增反降，地区间产业融合的空间格局处于动态演进中。
3.若干区域的地区间产业融合考察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在不同的区域，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地区间产业融合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里选择“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东三省地区”3个区域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具体来讲，分别分析这3个区域内部不同省份之间的产业融合情况，这相当于从整体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中提取部分节点形成子网络。
从“京津冀地区”来看，北京、天津和河北3个地区单元形成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2002年，北京与天津的产业融合水平为0.0531，北京与河北的产业融合水平为0.0432，河北与天津的产业融合水平为0.0263;2007年，上述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演变为0.0847、0.0682和0.0705;2012年则为0.0622、0.0896和0.0182。北京与河北的产业融合水平呈上升趋势，而天津与河北的产业融合水平先增后降，北京与天津的产业融合水平也先增后降。这说明，在样本期内，河北在“京津冀地区”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本文在計算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时，对所有产业的中间品投入进行了加总，而一些研究仅仅考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业融合，因为其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行业交叉和渗透会更多（汪芳等，2015;韩民春等，2020）[11-12]。有鉴于此，本文在剔除第一产业的中间品流入流出后重新测算地区间的产业融合水平，得到新的“产业融合水平变化”矩阵，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新指标与原指标分别构成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矩阵的相关系数达到0.784，并通过了QAP相关检验。QAP相关检验结果表明，依旧需要剔除“就业结构差异变化”矩阵和“外贸依存度差异变化”矩阵，新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矩阵”仍然与“经济发展差异变化”矩阵显著负相关性。采用新的“产业融合水平变化”矩阵作为解释变量进行QAP回归分析，调整后拟合优度达到了0.323（见表8）。“物资资本差异变化”矩阵、“产业结构差异变化”矩阵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新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矩阵”的回归系数也仍然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四、结论与启示
从理论上讲，地区间产业融合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路径，但由于“低端锁定”等效应的存在，其也可能会扩大区域经济差异，而在实证上目前还缺少对此的经验验证。本文基于地区间中间品的投入产出关系设计了一种测度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指标，并采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以30个省级区域作为地区单元（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构建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对3个年度网络的分析发现：整体上看，中国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均衡，部分省份与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水平出现下降;其中，“京津冀地区”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较高，“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持续上升，而“东三省地区”的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有待提升;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具有明显的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板块特征，表明地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区间产业融合。进一步使用QAP相关检验和QAP回归分析方法，对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显著负相关，表明提高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同时发现，地区间物资资本差异变化和产业结构差异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显著正相关，说明地区间在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是产生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
目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优化和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要不断增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要持续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本文的分析表明，地区间产业融合有利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减小。因此，应积极促进地区间产业融合，以加快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首先，应通过各项政策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和产品流通，利用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形成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进而更有效地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要鼓励和加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产业融合，提高其经济联系广度和深度，减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次，由于地区间产业融合发展的不均衡，政策上应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对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较低的地区要持续关注和积极推进，对重点区域的地区间产业融合要加快推进并发挥示范效应;要着力打通地区间的市场壁垒，为地区间产业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环境支持。最后，要通过产业发展的数字化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等弱化地理因素对地区间产业融合的制约，不断优化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结构。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地区间产业融合只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因素（如资本积累、产业结构等）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可能更大，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减小地区间物资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的差异，才能更有效地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本文尝试运用网络分析法对中国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的特征与演进进行了分析，并检验了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影响，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也优化了相关实证检验方法。但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从地区总体层面进行考察，对于地区间产业融合的刻画较为单一，不够细致，对地区间产业融合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异质性和机制也没有考察。这些不足同时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引入其他相关数据对地区间产业融合进行更加细致的多角度的刻画，比如对不同的产业融合方式进行考察;二是进一步改进实证方法，对地区间产业融合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异质性和机制进行研究。尽管网络分析法在分析地区间经济联系方面优于传统计量方法，但仍然需要进行更多的改进，以更细致地刻画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进而分析其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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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