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鲁迅塾师寿镜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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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时值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先生(1881-1936)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本文不囿于晚辈对先人的怀念,更多地出于一种超越家族和时代的情感,并从一个侧面纪念鲁迅、纪念先贤,纪念民族精神与风骨。
  鲁迅青少年时代的启蒙塾师,那位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被称为“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就是寿镜吾(1849-1930)先生。近期,我因办父亲后事回祖籍地浙江绍兴,再次寻访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周家台门、寿家台门等。虽已时过境迁,但当我凝视着梦中似曾浮现的空间和物件时,心中萌生的不仅是对先辈的景仰,更是一种超越家族和民族的感慨、一种穿越历史和文化的纪念……
  每年春节前,都会收到鲁迅的“拜年信”
  综合各方史料和先人回忆,少年鲁迅于1892年2月入三味书屋受教。次年秋后,因祖父入狱,鲁迅离家去绍兴农村避难,学业中断。1894年返三味书屋,直到1898年去南京学习前才离开,前后达六年。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记述:“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他回忆寿镜吾先生:“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周建人在《回忆大哥鲁迅》中写道:“寿镜吾先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鲁迅很尊重他。有些人把寿镜吾先生描写成迂腐的秀才,那是不真实的。”
  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曾三次回故乡绍兴,每次都要去看望寿先生。据寿先生长孙寿积明回忆:“鲁迅先生每次来时,祖父总是在三味书屋里接待他……祖父和鲁迅先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一谈就是半天。”据寿先生之孙寿宇回忆:“每年春节前,鲁迅总是用‘大红八行笺’给我祖父写‘拜年信’,以‘镜吾夫子大人函丈,敬禀者’开头,以‘敬请福安’结尾,下具‘受业周豫才顿首百拜’之类的话。”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分为二来看待的,尽管他常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但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敬老、尊师重教等却身体力行。可见,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并非是对传统的随意取舍或简单延续,而是辩证看待、兼容并蓄。
  一生爱憎分明,鄙视功名,忧国忧民
  作为“全城中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的主人,寿镜吾先生是一位“极方正”之人,一生爱憎分明,鄙视功名,忧国忧民。寿先生的祖父、父亲都以酿酒为业,常遭到赃官恶霸的欺侮,这形成了他蔑视权贵、正直无私的性格。他20岁中秀才。因痛恨官场黑暗、不喜八股,发誓此后不走科举应试之路,宁愿教书育人。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深恶痛绝,为拒绝洋人来三味书屋“拜访”,特意在院里修了个空坟,以示“誓死不合作”;他对丧权辱国的清政府深感不满,常常从昏皇帝、专制太后一直骂到贪官污吏,每到感情激越之时更是气得手都发抖,并以一生不应乡试、不用洋货以示抗议。
  寿先生富有正义感,有一年,他联络乡民状告当地恶霸金四一拆毁他人踏道为自己建新寓,后遭流氓恶棍殴打,但他毫不畏惧,带伤一人再次状告并要求官府严办。他自甘清贫却乐于助人,周建人回忆:“有一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块。船户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户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寿先生说,我赔你。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户,船户很感激。”
  寿先生的品质和言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日后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养成了他“横眉冷对千夫指” “我以我血荐轩辕”式的气概。鲁迅少年时就“不喜词章之学,以为此等描头画角,文人习套,不足以发挥志意”。所著《孔乙己》《白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深刻揭露了封建科举和八股对知识分子的毒害。还有一次,鲁迅送给一位冻得瑟瑟发抖而买不起棉裤的人力车夫一元钱,再三叮嘱他买条棉裤……这其中似乎能看到当年寿先生的影子。
  他曾讲,学生中周树人是最聪明的
  寿先生不仅“极方正”,还很“质朴”。他60年如一日,专心致志、忠于教职。据周建人在《鲁迅和寿镜吾先生》中回忆,寿先生教学很严谨,只收8个学生,认为收多了教不过来,而且只收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和书香子弟。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从不体罚学生。据鲁迅研究文献记载,寿先生教书极为认真负责,除了每年扫墓日、端阳、中秋放几天假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领着学生读书学习。据当时与鲁迅一起读书的章祥耀回忆,寿先生主要讲授《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礼记》《易经》《左传》等,锤炼学生的古文功底。每日上午8时左右让学生们逐个背书,之后讲课。放学时,他总是把学生送到大门外,站在石桥上目送孩子们走远,才放心地回到书屋里去。
  有一次“对课”,寿先生以“独角兽”命对,其他学生有的对“两头蛇”,有的对“三脚蟾” “九头鸟”,甚至“四眼狗”。少年鲁迅思维敏捷、知识面广,很自然地联想到《尔雅》中的“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就顺口对出了“比目鱼”。寿先生听后连连点头称赞,并向学生解释:“‘独’不是数目字,但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字,却有‘双’的意味。”
  寿先生曾讲,他的学生中周树人是最聪明的,不是一般的聪明,他读书读得深刻,作文更深刻,他可能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寿先生常在鲁迅的作业本上“给每句以双圈,结尾是密圈,批语鼓励极多”,大大激发了鲁迅的学习热情。直到晚年,鲁迅还经常运用儿时的对课方法,命文题、定书名,增强文章的战斗力和幽默感。《南腔北调集》中记述:“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决》《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
  “质朴”还体现在寿先生生活上的俭朴。一件夏布长衫,父子三人轮换穿,一生不穿绫罗绸缎。有一次,家人给他做了一件皮袍子,他始终搁着不肯穿。仔细看看寿先生唯一存世的照片,就会发现,他手中的拐杖其实是一根旧门闩。这一俭朴清贫的生活作风也深深影响了鲁迅。鲁迅一生过着“朴素的战士的生活”,有一次鲁迅穿久了的蓝布夹袄破了,许广平给他新做了一件,但他无论如何不肯穿,还常说“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因材施教,让鲁迅多读了三部经书
  寿镜吾一生勤奋治学,被鲁迅称为“博学”。他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而且向学生详解诠释,并陈述自己见解,启迪学生。
  寿先生长孙寿积明说:“祖父读书既无师承,但凭自己钻研。青年时期既不爱八股文,就多读春秋三传、楚辞、文选等书。中年博览群书,注重义理而不尚词章。”寿洙邻在晚年笔记上记载,寿先生除授经史外,间及汉魏六朝古典文辞,而“鲁迅亦喜阅之”。他还因材施教,在应学的“九经”之外,让鲁迅多学了三部经书。
  少年时期的听讲和广泛阅读,对鲁迅后来从事教学、研究及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鲁迅早期所作古文,就“极得力于魏晋文”;后来在创作针砭时弊的战斗性杂文时,也常结合现实活用经书语句,使文章更增添了反封建的色彩。这古文功力,也许可追溯到少年时期寿先生的熏陶。
  寿镜吾珍惜光阴、手不释卷,但青年时一度迷恋围棋,有时竟忘了吃饭睡觉。中年时猛然省悟:“十几年功夫,读了书,或许可以有所成就,现在不能再蹉跎了。”于是愤然戒棋,发奋攻读。他曾说:“遇枯寂无聊,但取古书看之,尽多佳趣,何必东张西赵,征逐滥交。”他勤于写作,如《持身之要》、《求知斋遗墨》序、《为友人组建诗社的诗文作序》、《会稽何烈妇遗札》题辞等,可惜留存于世的很少。
  鲁迅一生视时间为生命,总是埋头于书海中,“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鲁迅晚年病魔缠身时,更强烈地感到“要赶快做”,充分利用有限时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可见,在争分夺秒、勤奋治学这点上,鲁迅与寿先生是有一脉相承之处的。
  遥望先辈,鲁迅先生与寿镜吾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如电影般回放着,每个桥段,犹如一个文化符号、一种生命境界,都在启发着后人。先贤的光芒并非遥不可及,与中华优秀文化一起,总能穿越时空、照耀当下,让更多人的生命历程因此而更为温暖,让我们的民族因此而愈加厚重、明亮、有力。(转载于2016年9月23日解放日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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