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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多个国家同时调整了移民政策,无巧不成书的是,这些政策几乎都是提高了移民门槛。
中国继2003年前后出现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后,新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在2009年升温很快,2010年更是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正是因为汹涌而至的中国申请者超出了这些国家的负荷,才导致当局不得不提高门槛以控制素质。门槛高了,却似乎挡不住富人一心的迁徙,反倒促使他们更迅速地携家带口奔向自己的新国籍。到底富人移民的心态是什么?新政策对中国移民局势又有多大影响呢?
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广州知名移民机构“嘉诚海外”董事长杨小平。
当加价已成定局
加拿大加价“米已成炊”
据杨小平介绍,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一直以“运作成熟”和“资金安全”受到广大中国申请人的青睐,加拿大移民的投资款支付程序是“面试通过后再打款”,基本上没有投资风险。2010年2月底,在加拿大移民当局积压的投资移民申请个案已经达到了15000余个,其中仅2月份,就达1100多个。不断增加的投资移民申请个案给加拿大移民当局带来了巨大压力,加拿大移民局不断通过多种方式应对。2010年,加拿大投资移民配额已经增调到3000个。尽管如此,依然满足不了这“过热”的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加拿大移民当局近期可能会宣布提高关于资产总额和投资总额的要求。
目前加拿大投资移民对于投资申请人的要求:
1、拥有80万加元以上资产(相当于人民币540万元左右,包括房产、现金、股权收益等);
2、拥有2年以上高级管理经验,包括企业主、总经理、董事长,以及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等;
3、投资40万加元(相当于人民币270万元左右)购买政府指定基金5年,5年后返还,收益归政府所有,或选择一次性支付12万加元(相当于人民币80万元左右)的方式。
杨小平认为:加拿大移民政策最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对于投资人的资产拥有量的核定以及未来投资款的数额要求上,政策修改后,可能提升到目前要求的两倍。
澳洲移民政策大变身
澳大利亚移民部日前发布了商业投资移民新政策。新政策已于4月19日开始实施,此前的申请者不受影响。一些人欲把澳大利亚留学当成是移民“跳板”,或是刚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澳洲技术移民的人,可能愿望即将破灭。
据介绍,新政策有三大变动:
1、提高了申请人在生意中的投资比例,原来要求申请人在过去4年中有2年在公司持股10%以上,现在要求如果生意是上市公司,申请人持股不少于10%;如果公司的年营业额是40万澳币以上(约250-300万人民币),申请人的持股不能少于30%;如果公司的年营业额低于40万澳币(约180万-250万人民币),申请人持股不能少于51%。
2、对申请人和配偶总资产额的要求大幅上扬,160企业主类别和161企业高管类别的申请人总资产要求从原来的澳币50万上涨到了澳币80万;163州政府担保企业主类别和164州政府担保企业高管类别申请人总资产要求从原来的澳币25万上涨到了澳币50万。
3、取消了163B高级管理人类别。(163B企业主类 :是澳洲商业移民4年临居的一种,这个类别主要是供那些在公司任高级管理职务但在公司没有股份或股份不足10%的人申请。通常要求申请人任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或财务总监职务,参与公司的决策。)
申请澳洲商业移民的人数众多是导致澳洲移民局提升门槛的主要原因。取消163B是对中国申请者影响最大的一方面,并且到今年7月1日,澳洲2010年的商业移民配额已经用完,明年澳洲将会削减大约三分之一的移民配额,这些都将使移民澳洲越来越困难。
香港投资定居额或上调至一千万
内地富豪群体的迅速崛起以及到港置业的大手笔,极大地刺激了香港的房地产行业。许多刚推出的楼盘就迅速吸引了众多内地买家慕名而来,且多以一次性付款的方式进行购置,很少使用按揭贷款。如此豪爽作风,自然极受港人欢迎。
但4月28日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就最近香港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热原因向港府建议,考虑修改香港资本入境者计划投资额下限,由现时的650万港币提高至1000万港币或以上。香港保安局长李少光明确回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已开始就计划的各项安排。综合各种表现分析,香港定居门槛的提高,势在必行,预计最快今年内施行。
目前香港投资定居条件比较宽松,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投资定居者要求有成功的商业背景,个别国家还将追溯资金来源。而香港并无这些要求,定居没有面试环节,这样保证了申请通过率,对英语水平也没有要求,这对大部分内地人士来说无疑极具吸引力。如果香港政府对《资本入境者计划》进行调整,除了提高投资额下限后,诸如以上利好条件不知是否也会随之进行调整。但在修改确定以前,申请定居香港的内地富人数量激增已成定局。
投资移民为什么形成热潮?
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仅从国内各移民机构收到的庞大移民申请数量上,就能感觉到一股不可抑制的往外涌的力量。
许多专家担忧富人移民带来的恶性循环,它不同于上世纪出现的知识分子移民潮,现在的富人移民潮出去的主要是富人、明星等非富即贵群体,带走的是巨额财富,且这些人虽然迁出国籍,却依然以中国作为挣钱发财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通过移民这一渠道,在源源不绝地往国外输送。也许从经济上来看,这确实不利于国家利益,但从这些富人的角度出发,他们也有难言之隐:
一:子女教育问题
在国内致富的这代富人现在都是四十好几的中年人了,子女的成长教育成了他们最担忧的问题。这代人享受了国家先富政策的恩惠,发家致富了,但过程中,他们深深感受到中国社会贫富的不公。他们不放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扭曲自己孩子的心灵。
不少打算移民的人,都是在国内白手起家的,经过十余年的勤劳肯干,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成绩。在他们送子女留学期间,了解了不少国外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杨小平也认为,90%的投资移民是为了拿一个国外的身份,以便自己的子女在海外读书。其实一个孩子在国外从初中到大学享受到的教育优惠,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
二:寻找安全感
除了子女教育,不少富人移民的原因是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他们时时找不到安全感。
客观地说,富人对安全感的惶惑,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由于财富再分配机制力度较小,不能起到显著的贫富差距调节作用,这最终使得社会疏导机制出现问题,并导致仇富心态产生。
因此,富豪们因不安全感而移民海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是社会问题,并非仅仅与财富有关。这实际也呼吁,制度应及早对存在其中的财富分配问题进行改良,而不是一味抱怨富人的财富或只懂得靠移民逃离。
三: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比起国内大城市终日的阴霾、灰暗的天空,与嘈杂的车声人声,许多人在见识了国外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舒适的居住环境后,心中难免产生落差。
“我们这代人总被教育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小时候家里很穷,学生时代被沉重的功课压得抬不起头,工作后要看领导脸色,自己做企业后天天绷着一根弦,要为底下的几百号员工负责,也要陪工商税务、客户关系吃饭喝酒。钱是挣到了一些,但却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不少人对自己的国内奋斗史,不无感慨地说。
首个编撰中国富豪榜的胡润接触中国富豪的频率很高。他承认,很多富豪都移民了,但可能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觉得这和人们观念的一些转变有关系,尤其现在富二代崛起之后。他们更多地会考虑到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加追求生活质量,不想像上一辈人那么忙碌地去生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缓慢的生活节奏。”
80后的怨声载道,也再一次验证了国内大中城市生存环境压力之大。年轻的父母们不再希望自己的子女们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苟延残喘。与其如此,在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避开激烈的竞争,到资源更丰富的国外去充分发展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是不是门槛越高,富人移民速度越快?
人在面对可能出现的资源紧缺时,都有一种危机感,特别是中国人,一拥而上的疯抢是常出现的情况。非典时期抢购板蓝根等例子比比皆是。那么面对国外移民局提升门槛,限制移民人数的情况下,中国人怕吃亏、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心理又会不会出来作祟呢?
就记者采访过程中了解到,此次多个国家政策大变动给国内移民申请者带来了正反两面的影响。对于财力雄厚的申请者来说,申请个案的减少,无疑加快了审批的速度,对他们尽早地移民成功是最有利的消息;反之,对一些财力平平,想通过特殊渠道移民海外的人来说,则加大了难度。自新政策发布以来,移民机构接到的咨询电话是平时的数倍,但是不是因此导致更多的富人选择移民,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蛋糕只有那么大,想吃的人却很多。就咱们国人的心态来说,门槛的提高,可能吓不退他们的脚步,“机会难得”的诱惑反而会刺激一些本无坚定移民心态的富人,动了这个念头。盲目的从众心理,深思熟虑的缺乏,在富人群中也在所难免。
中国继2003年前后出现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后,新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在2009年升温很快,2010年更是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正是因为汹涌而至的中国申请者超出了这些国家的负荷,才导致当局不得不提高门槛以控制素质。门槛高了,却似乎挡不住富人一心的迁徙,反倒促使他们更迅速地携家带口奔向自己的新国籍。到底富人移民的心态是什么?新政策对中国移民局势又有多大影响呢?
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广州知名移民机构“嘉诚海外”董事长杨小平。
当加价已成定局
加拿大加价“米已成炊”
据杨小平介绍,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一直以“运作成熟”和“资金安全”受到广大中国申请人的青睐,加拿大移民的投资款支付程序是“面试通过后再打款”,基本上没有投资风险。2010年2月底,在加拿大移民当局积压的投资移民申请个案已经达到了15000余个,其中仅2月份,就达1100多个。不断增加的投资移民申请个案给加拿大移民当局带来了巨大压力,加拿大移民局不断通过多种方式应对。2010年,加拿大投资移民配额已经增调到3000个。尽管如此,依然满足不了这“过热”的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加拿大移民当局近期可能会宣布提高关于资产总额和投资总额的要求。
目前加拿大投资移民对于投资申请人的要求:
1、拥有80万加元以上资产(相当于人民币540万元左右,包括房产、现金、股权收益等);
2、拥有2年以上高级管理经验,包括企业主、总经理、董事长,以及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等;
3、投资40万加元(相当于人民币270万元左右)购买政府指定基金5年,5年后返还,收益归政府所有,或选择一次性支付12万加元(相当于人民币80万元左右)的方式。
杨小平认为:加拿大移民政策最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对于投资人的资产拥有量的核定以及未来投资款的数额要求上,政策修改后,可能提升到目前要求的两倍。
澳洲移民政策大变身
澳大利亚移民部日前发布了商业投资移民新政策。新政策已于4月19日开始实施,此前的申请者不受影响。一些人欲把澳大利亚留学当成是移民“跳板”,或是刚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澳洲技术移民的人,可能愿望即将破灭。
据介绍,新政策有三大变动:
1、提高了申请人在生意中的投资比例,原来要求申请人在过去4年中有2年在公司持股10%以上,现在要求如果生意是上市公司,申请人持股不少于10%;如果公司的年营业额是40万澳币以上(约250-300万人民币),申请人的持股不能少于30%;如果公司的年营业额低于40万澳币(约180万-250万人民币),申请人持股不能少于51%。
2、对申请人和配偶总资产额的要求大幅上扬,160企业主类别和161企业高管类别的申请人总资产要求从原来的澳币50万上涨到了澳币80万;163州政府担保企业主类别和164州政府担保企业高管类别申请人总资产要求从原来的澳币25万上涨到了澳币50万。
3、取消了163B高级管理人类别。(163B企业主类 :是澳洲商业移民4年临居的一种,这个类别主要是供那些在公司任高级管理职务但在公司没有股份或股份不足10%的人申请。通常要求申请人任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或财务总监职务,参与公司的决策。)
申请澳洲商业移民的人数众多是导致澳洲移民局提升门槛的主要原因。取消163B是对中国申请者影响最大的一方面,并且到今年7月1日,澳洲2010年的商业移民配额已经用完,明年澳洲将会削减大约三分之一的移民配额,这些都将使移民澳洲越来越困难。
香港投资定居额或上调至一千万
内地富豪群体的迅速崛起以及到港置业的大手笔,极大地刺激了香港的房地产行业。许多刚推出的楼盘就迅速吸引了众多内地买家慕名而来,且多以一次性付款的方式进行购置,很少使用按揭贷款。如此豪爽作风,自然极受港人欢迎。
但4月28日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就最近香港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热原因向港府建议,考虑修改香港资本入境者计划投资额下限,由现时的650万港币提高至1000万港币或以上。香港保安局长李少光明确回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已开始就计划的各项安排。综合各种表现分析,香港定居门槛的提高,势在必行,预计最快今年内施行。
目前香港投资定居条件比较宽松,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投资定居者要求有成功的商业背景,个别国家还将追溯资金来源。而香港并无这些要求,定居没有面试环节,这样保证了申请通过率,对英语水平也没有要求,这对大部分内地人士来说无疑极具吸引力。如果香港政府对《资本入境者计划》进行调整,除了提高投资额下限后,诸如以上利好条件不知是否也会随之进行调整。但在修改确定以前,申请定居香港的内地富人数量激增已成定局。
投资移民为什么形成热潮?
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仅从国内各移民机构收到的庞大移民申请数量上,就能感觉到一股不可抑制的往外涌的力量。
许多专家担忧富人移民带来的恶性循环,它不同于上世纪出现的知识分子移民潮,现在的富人移民潮出去的主要是富人、明星等非富即贵群体,带走的是巨额财富,且这些人虽然迁出国籍,却依然以中国作为挣钱发财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通过移民这一渠道,在源源不绝地往国外输送。也许从经济上来看,这确实不利于国家利益,但从这些富人的角度出发,他们也有难言之隐:
一:子女教育问题
在国内致富的这代富人现在都是四十好几的中年人了,子女的成长教育成了他们最担忧的问题。这代人享受了国家先富政策的恩惠,发家致富了,但过程中,他们深深感受到中国社会贫富的不公。他们不放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扭曲自己孩子的心灵。
不少打算移民的人,都是在国内白手起家的,经过十余年的勤劳肯干,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成绩。在他们送子女留学期间,了解了不少国外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杨小平也认为,90%的投资移民是为了拿一个国外的身份,以便自己的子女在海外读书。其实一个孩子在国外从初中到大学享受到的教育优惠,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
二:寻找安全感
除了子女教育,不少富人移民的原因是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他们时时找不到安全感。
客观地说,富人对安全感的惶惑,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由于财富再分配机制力度较小,不能起到显著的贫富差距调节作用,这最终使得社会疏导机制出现问题,并导致仇富心态产生。
因此,富豪们因不安全感而移民海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是社会问题,并非仅仅与财富有关。这实际也呼吁,制度应及早对存在其中的财富分配问题进行改良,而不是一味抱怨富人的财富或只懂得靠移民逃离。
三: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比起国内大城市终日的阴霾、灰暗的天空,与嘈杂的车声人声,许多人在见识了国外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舒适的居住环境后,心中难免产生落差。
“我们这代人总被教育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小时候家里很穷,学生时代被沉重的功课压得抬不起头,工作后要看领导脸色,自己做企业后天天绷着一根弦,要为底下的几百号员工负责,也要陪工商税务、客户关系吃饭喝酒。钱是挣到了一些,但却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不少人对自己的国内奋斗史,不无感慨地说。
首个编撰中国富豪榜的胡润接触中国富豪的频率很高。他承认,很多富豪都移民了,但可能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觉得这和人们观念的一些转变有关系,尤其现在富二代崛起之后。他们更多地会考虑到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加追求生活质量,不想像上一辈人那么忙碌地去生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缓慢的生活节奏。”
80后的怨声载道,也再一次验证了国内大中城市生存环境压力之大。年轻的父母们不再希望自己的子女们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苟延残喘。与其如此,在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避开激烈的竞争,到资源更丰富的国外去充分发展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是不是门槛越高,富人移民速度越快?
人在面对可能出现的资源紧缺时,都有一种危机感,特别是中国人,一拥而上的疯抢是常出现的情况。非典时期抢购板蓝根等例子比比皆是。那么面对国外移民局提升门槛,限制移民人数的情况下,中国人怕吃亏、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心理又会不会出来作祟呢?
就记者采访过程中了解到,此次多个国家政策大变动给国内移民申请者带来了正反两面的影响。对于财力雄厚的申请者来说,申请个案的减少,无疑加快了审批的速度,对他们尽早地移民成功是最有利的消息;反之,对一些财力平平,想通过特殊渠道移民海外的人来说,则加大了难度。自新政策发布以来,移民机构接到的咨询电话是平时的数倍,但是不是因此导致更多的富人选择移民,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蛋糕只有那么大,想吃的人却很多。就咱们国人的心态来说,门槛的提高,可能吓不退他们的脚步,“机会难得”的诱惑反而会刺激一些本无坚定移民心态的富人,动了这个念头。盲目的从众心理,深思熟虑的缺乏,在富人群中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