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作为国有企业“大老板”的政府，也必须坚守自己作为中立的社会裁判者角色
　　
　　12月12日，《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结束，据说，民众通过网络、传真、信件等方式反馈各类意见共48643条。由于采取的不具任何程序约束力的“征求意见”的方式，民众的意见融入最终的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尚无制度保证。
　　与国与民均有利的燃油税说了十几年了，始终无法开征，原因在于诸多既得利益群体作祟。政府终于在月初拿出了“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一出台就遭到批评：公众没有看到燃油降价的信号。
　　有关部门自以为聪明，把燃油价格调整、税费改革、甚至燃油价格机制改革等几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并“欣喜地”告诉公众，这一次成功地提高燃油税，不会导致成品油价提高。
　　但是，公众和舆论并不领情。消费者的期望显然不是成品油价格不变，而是降价。而且，按照此前的定价制度，这一期望是完全合理的。既然前两年在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迅猛上涨的时候，国内燃油价格同样迅猛上涨，现在当然也应当随着国际油价下跌同步回调。
　　相关部门没有敏锐地感觉到民众对于降价的这种明确期待，而是在民众觉得资产应当享受油价下降之利的时候，突然改变了游戏规则。出于民众与舆论反应强烈，燃油定价部门才出面承诺，在燃油税改革后将会下调燃油价格。
　　回顾这一周，不能不承认，相关部门对于社会情势、民众诉求缺乏足够敏感性和回应性。
　　如先哲所言，政府要想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就必须以人民的“意见”为本。政府必须对人民的愿望足够敏感，一旦人民表达了某种意见，表达了某种诉求、呼声，政府就必须作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当然，政府不必做应声虫，而应当在其政策、法律中注入理性因素。但无论如何，敏于回应人民的愿望，却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人会反对中国走节约能源的增长之路，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者，也完全有理由为此而某种特定的税收政策，比如大幅度提高燃油税。现在很多专家引用欧洲的例子强调这一点。他们主张，中国不应模仿美国的低油价——其实是低燃油税——模式，而应走高燃油税之路。
　　但是，实施这样的燃油消费税制度是要有条件的：即人民的代表机构同意征收这样一笔高额税收；政府能够有效地清理道路、交通领域的各种乱收费；公共财政制度能够确保政府将这样一笔财政收入用于生态、环境、教育、脱贫等领域。
　　最重要的是，调整成品油价格与提高燃油消费税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务，前者涉及政府定价问题，后者涉及税制改革问题，其所适用之程序也理应大不相同。调整价格的程序相对简易，而大幅度提高燃油税，即便不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行政系统内部决策，也是应当慎重一些的。总之，实在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将两者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的结果是，民众对价格的不满，让本来具有充分正当性的燃油税受到拖累。
　　相关部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案？或许是因为，政府同时承担着三个角色：公共管理者、燃油定价者、国有垄断企业的“大老板”。这三个角色经常是相互冲突的。而某种不恰当安排，会让舆论产生一种印象：相关部门太多考虑石油垄断企业的利益而忽视公众利益。比如，专家说，政府之所以选择先征燃油税后调价，是怕企业囤油。但是相关部门本来也应该想到，先征税后降价，将使石油垄断企业多赚几个月的钱。
　　身处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我们恐怕时刻要记住自己的正当职责。让企业的归企业，政府的归政府。企业、哪怕是国有企业，完全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政府，即便是作为国有企业之“大老板”的政府，却必须坚守自己作为中立的社会裁判者的角色。否则，看似有益的改革，也会引发“缺乏足够正当性”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