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里有一个叫Gavin的实习生，1996年生人，酷爱蹦迪，有多爱？加班到深夜12点还可以喝杯咖啡给头发抹上发泥背上小包精神亢奋地去蹦迪。他大约是在2019年农历的最后几天去了悉尼，打算在那边蹦个7天的反季节迪然后回来更有精神头地加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疫情，截至我写这篇文章的2020年3月16日，他依然滞留澳洲。我不知道他在南半球的迪蹦够了没，但合理推断应该也是蹦累了。
　　编辑部里还有一个叫小猪的实习生，1997年生人，酷爱发朋友圈，一天发十几条的那种，发猫片、发浴室沉思、发深夜欲望，哦，不是那种欲望，是对高热量食物的欲望，她还会经常在朋友圈share自己的原生家庭状况，比如和父亲互殴，比如她父亲忽然脑子一热做了一笔糊涂投资然后赔得精光，比如她母亲忽然脑子一热买了80多盆多肉摆满了整个客厅，立志在退休后成为本：土园艺巨头。我第一直觉是她有点儿夸张了，但基于她在朋友圈展现的屡战屡败的减肥人设和我对于热爱美食的人不会撒谎的坚信，我觉得她没有说谎，自从来了《智族GQ》，她的确是胖了好几圈。
　　编辑部里又有一个叫大力的实习生，1998年生人，酷爱……对不起我好像不是很了解她。她长得很可爱，有点儿像日本昭和时代的大美女泽口靖子，但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她从来不敢直视我，说话说着说着声音就没了，还很爱脸红。我一度以为她这样性格的女孩子在个性嘈杂的编辑部待不了多久很快就会离开，但没想到她在这边居然一待就是一年多。可能她的目标是成为办公室小透明吧，也挺好。
　　2020年才过去3个月，但似乎人类正在用2倍速经历着一系列历史性时刻。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但我能看到的是，身边的这群年轻人正在经历着一些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的变化。
　　Gavin在悉尼最初的兴奋和躁动，逐渐变成了每天穿着背心遛弯吹海风，进而变成“感觉自己起床吃了一顿饭一天就过去了”的焦虑，他在路边con-call，在同屋留学生打麻将的BGM中写稿，在与团队同事3个小时的时差努力调适，最后终于在一次次的航班取消噩耗（和我一次次的催稿）中达成了朴素的自我认知：我人生的快乐果然还是来自于工作的成就感啊。
　　小猪在家里憋了十多天之后，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于是翻出了家里的药箱，却发现了很多陌生的药盒，随即上网搜索：瑞舒伐他汀片治疗冠心病、心肌梗塞;倍美力结合雌激素片治疗更年期;酒石酸美托洛尔片治疗高血压、心绞痛……这是她与爸妈日渐衰老的现实的第一次VR式体验。在此之前，爸妈除了多了点儿白发也并没有什么异常。虽然她到最后也没有说出“爸媽要多注意身体这种肉麻的话”，但我大胆猜测，她之后的朋友圈里可能不会出现那么多吐槽原生家庭的内容了。
　　大力是湖北人。在这个特殊的春节里她参加了武汉大学的一个救助活动，帮一些外地医生、工作人员翻译湖北话，主要的帮助对象是一些独居老人。这些独居老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慌，因为孩子也不在身边，他们大多表现得很淡定。我觉得她很勇敢，她却跟我说自己也没做什么，因为“鹅不鹅（热不热）;起点呦（吃点药）;蛮好”，就这种方便日常交流问询的话，外地医生们很快也就学会了。她还发现，医生在治疗病人的时候也都不只是看病，很多时候也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努力地去理解每一个人的处境。这种人文主义的关怀写在纸上好像没什么，但我想她作为一个亲历者，一定会有更多的感悟吧。
　　我自己也是很多年后才看到人生某一个特定时期对一个人的影响的。2003年“非典”暴发的时候我正在上大四。学校也采取了封闭隔离的措施。在被憋在校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跑步健身，人生中第一次拥有了六块腹肌;第一次主动告白;第一次被人拒绝;第一次翻墙;第一次感受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长安街;第一次去了国贸并下定决心要在北京的东边扎根;第一次因为翻墙被处分;第一次跟人有了过命的交情：隔壁北理工的一个好朋友每天冒着危险不辞辛苦地来校门口给我投递零食……我当时以为我们可能会是一辈子的朋友，但现在我们在微信上都不怎么说话，连彼此的朋友圈都懒得点赞了。
　　所以你看看，人生其实真的是很奇妙的。我当年在“非典”疫情暴发之前就拿到了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offer，疫情一结束就满心欢喜地去报到上班，以为这会是我一辈子的事业。谁知道这份工作我连一年都没做满就辞职了，然后便开始了非常不靠谱的北漂生活。10年间搬了10次家，还都在朝阳区，也算是实现了我当年在国贸发下的愿。工作和收入也不算稳定，但整体说来，也算自由快乐。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一直是一个循规蹈矩好学生的我，或许就是在那段有点小幅度叛逆的‘非典’隔离期，种下了一颗不安分的种子吧。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之类的话的确已经很老生常谈了，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再说一遍也是无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