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中国进入了陌生人社会，每个人都要大量地跟陌生人打交道，与熟人的交往反而越来越少，所以，很多人—不光是流氓—早已不在乎显露“流氓意识”会否遭人唾弃，只要能为自己带来利益即可。
　　最近重翻赵树理的书，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赵树理最恨什么人？答案出乎意料：赵树理最恨的，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巫婆神汉之类，而是流氓。
　　趙树理是个讲规矩、有秩序的人。他最恨的是流氓，最怕的也是流氓。流氓厌恶劳动，不事生产，不讲良心，不守规则，易被收买，厚颜无耻，把社会秩序、是非标准都弄乱了，他们是社会的大害，是人民的公敌。
　　赵树理几部主要作品，《李有才板话》里的闫恒元虽然也是地主，但赵树理主要揭露的是他的流氓嘴脸。“村长闫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选来又选去，还是闫恒元。”呵呵，这种情形，我们是不是也挺熟悉的？
　　《邪不压正》写了一个坏地主刘锡元，但写了两个更坏的流氓小旦和小昌。这两个流氓，不仅“地主的套子”他们全会，而且土改中他们乘机窃取革命权力，竟然又布置党内斗争，打击自己的同志，用流氓手段抢别人的恋爱对象，简直五毒俱全。
　　《小二黑结婚》没写地主，写的两个坏人都是流氓：金旺和兴旺，他们可把全村百姓给害惨了：“有给他们花过钱的，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也有产业被他们霸了的，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他两人还派上民兵给他们自己割柴，拨上民夫给他们自己锄地;浮收粮，私派款，强迫民兵捆人……”
　　如果流氓当干部，那就更可怕、也更可恨了。周扬说过：“赵树理作为农民的代言人，他本能地发现，在农村，对农民最大的危害，正是农村‘基层干部是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邪不压正》里的小旦和小昌，《小二黑结婚》里的金旺和兴旺，都是这样的流氓。
　　
　　赵树理说：“每个村子里，都有一种灵活的滑头分子，好像不论什么运动，他都是积极分子—什么时兴卖什么，吃得了谁就吃谁;谁上了台就拥护谁。这些人，有好多是流氓底子，不止没产业，也不想靠产业过活，分果实迟早是头一份，填窟窿时候又回回是窟窿。可是当大多数正派贫雇农还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偏好推这些人出头说话，这些人就成了天然的积极分子……大多数正派人还没有当家做主的时候，就依靠他们出来作积极分子，或是让他们当了领袖，他们更会把别人踩到脚底下，工作一定要搞坏。”
　　在赵树理小说里，流氓最后都被人民政权给收拾了。那时候的中国人，还生活于熟人社会，流氓终究会遭到全体熟人、亲友的唾弃。而今中国进入了陌生人社会，每个人都要大量地跟陌生人打交道，与熟人的交往反而越来越少，所以，很多人—不光是流氓—早已不在乎显露“流氓意识”是否遭人唾弃，只要能为自己带来利益即可。
　　所以，最可怕的，就是当今“流氓意识”弥漫社会，很多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举凡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校园暴力、坑蒙拐骗、“大师”作崇、贪污腐化、制假贬假、论文造假、暴力拆迁、野蛮装卸、网络谩骂、“爱国约架”、球闹医闹、碰瓷讹人、霸王条款、暴力执法、能吏乱作为等等，无一不是“流氓意识”的体现。
　　跟流氓意识相伴而生的，还有麻木不仁，比如看见马路上杀人，有的看一眼就走了，有的连看都不看，麻木不仁竟到如此程度！面对道德的普遍沉沦，民众却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文革”中，赵树理被游街示众，挨批斗，被打断肋骨，跌断髋骨……这位“只为农民说话”的农民作家，还是被他最恨、也最怕的流氓给整死了。
　　“流氓意识”的受害者，其实正是我们文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