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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陆续看到活跃在社会上的一些作家、编剧写下的有关上海永福路52号的文稿。1973年—1993年，他们曾在那里为上影创作过剧本，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回忆。上影在闹中取静的环境中为他们提供了有利于创作的各种硬件，上影的领导和编辑们忘我地为他们“做嫁衣”的精神，特别让他们难忘。事过三四十年了，他们大多已成了名人，有的还给我写信，打听曾为其做过编辑的编辑们的情况。我告诉他们：“走了！”让他们唏嘘不已。我曾经的作者也从未忘记过我，我们至今还都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一说起当时我们在永福路52号共同奋斗的那些场景，他们总感谢我们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我的回答是他们与我们共同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上影的第二个辉煌，至少还改变了我的命运。
永福路52号的那段经历，确实是值得回顾和总结的，已有社会上的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是那段历史全程的实践和见证者，虽已年至耄耋，也仍有责任，尽心尽力地去为社会提供我对永福路52号的认知。
1973年，上海的海燕（“文革”中被改名为“红旗”）、天马（“文革”中被改名为“东方红”）两家故事片厂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并成立“革委会”，开始恢复故事片的创作生产。就在那时，把原上影演员剧团使用的永福路52号，调拨给了文学部。那是一幢欧式小别墅，主楼二层。下有左右两大间，中间是个厅，还有一卫生间。上有三大二小间，也有卫生间。下有地下室。其木结构用的全是楠木，精致耐用。另有门房、厨房和佣人住的小平房。还有一个大花园，满地的绿草、两棵大樟树和小泳池，都像我们在欧洲电影中见过的富人住宅那样完善和实用。传说建造和享用者是一位欧洲的船长，新中国成立后才收归国有的。
1973年至1976年10月，文学部的成员有以下两部分组成：一是原海燕、天马两厂老文学部的人员。其中刚“解放”的王林谷、艾明之、李天济等“三名三高”人物，只能做处理群众来稿的工作。二是从厂内其他部门抽调了一些人来。文学部由工宣队领导，原天马厂党委书记丁一为党支部副书记。其阵营可谓“壮观”，却又各怀心态。编辑工作主要由“没有问题”的中青年担当，其中让工宣队看中的还可被指定去创作剧本。
这期间，文学部在工宣队领导下主抓的剧本是“三反”题材：反“走资派”、反“右倾翻案风”、反“复辟”。这些剧本从题材选择到具体创作，文学部的所有人都无权拍板决定，全由直通“四人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他的秘书来统抓。值得一提的是，文学部的编辑们还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了一些反映革命历史和“学雷锋”的剧本，其中《难忘的战斗》拍成影片后，让毛主席看了也感动得流泪。在那个时局非常复杂的夹缝中，开出了那么一朵鲜花，实属不易！
这个时期的永福路52号，还有一大收获：由于当时原电影局顾问柯灵先生、原海燕老厂长徐桑楚和原天马党委书记丁一，都在文学部边接受“改造”边“工作”，在靠邊站的冷眼旁观中，让他们对文学部全体人员的情况摸了个透，在“文革”后，他们重返顾问、厂长、厂党委书记职务时，对如何重组这个“一剧之本”的要害部门，让永福路52号迎来春天，心中完全有数。他们还承担了不是他们责任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作者。
1976年10月初，“四人帮”在北京被抓时，有正在修改“三反”题材剧本的一位外请的青年编剧，及时得到了消息，吓出了一身冷汗，忙与编辑商量，连夜从气窗中翻入领导的办公室，取回了送审的修改稿。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丁一、徐桑楚官复原职后，在处理已拍和尚未拍完的这类题材的影片时，对编导的责任，只要说清楚了，一律不作处理，更不要说去追究尚未投拍的剧本作者了。他们在文学部看得很清楚，这些剧本是从何而来的。所以，凡是外请作者单位派人来调查时，都由上影承担了责任，帮助他们说清楚了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防止了“清查”的扩大化，不但调动起了上影全厂职工的积极性，而且在保护外请作者的过程中，得到了社会上作家、编辑群体的出于心底的信任。我上面说到的那位青年编剧，十多年后为上影写出过一部优秀剧本，拍成电影后得了好多大奖。这是一段少为人知的“佳话”。
“文革”后，石方禹被任命为上影文学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王林谷任副主任，柏李老师任党支部书记。石、王“文革”前曾任过海燕、天马文学部的领导，又都是名编剧，精通业务。柏一直在上影工作，又当过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领导，文学部中有十余人曾是她的学生。因此，这个领导班子不但在业务上过硬，而且又十分熟悉下面所属人员的情况。他们过去一直在政治运动中挨整，所以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再搞政治运动，把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从心底里拥护并全力贯彻执行。他们很快按党的政策处理好文学部的“拨乱反正”，让大家放下“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本的组织和创作中去。他们根据个人的意愿，放行了一些人到上影其他部门去工作，又接纳了一些社会上适合担当剧本工作的人入部。然后，组建了编剧组，南、北、中和上海地区四个编辑组，群众来稿组，共同努力去解决剧本的来源。除了编剧组和群众来稿组的人员由部领导指定，四个编辑组组长由他们任命外，编辑们到哪个组去工作，都由组长和编辑双向自愿结合。他们十分清楚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必须让编辑们工作得舒心。
这种不愿者放行、愿者留下、社会取才、自愿结合、分工明确、责任到岗的工作方法，很快就有收效——
一是，四个编辑组的编辑们为了开辟稿源，倾巢而出，努力去了解全国各地文艺创作的动态，与能写、愿写电影剧本的各地的编剧、作家以及业余作者们交上了朋友，组织到了大量的剧本。就我来说，以四川为“根据地”，在我当编辑时，就在那里组成了近十部可供投产的电影剧本。
二是，编剧组艾明之、李天济等老编剧，高型、叶丹等中年编剧和孟森辉、杨时文、赵志强、斯民三、胡惠英等年轻编剧都不断有佳作问世。同时，编辑们组来的剧本中，有的题材虽好，但作者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创作到符合投拍的要求，编辑在征得作者同意后，会让合适的专业编剧共同参与，也完成了好几部电影剧本的创作。 三是，作为人才，从社会上新纳入文学部工作的几位编辑，也都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为上影提供了不少好剧本。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巴金的女婿祝鸿生，他和李小林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同班同学，“文革”中被分配到外地工作，“文革”后才一起调回上海，小林在《收获》工作，祝鸿生入我厂文学部后，利用他的优势，请来了不少当红作家，把他们的名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为上影提供了不少好剧本，拍成的影片大多获了大奖。
四是，虽编辑与编剧分工明确，不提倡编辑去参与剧本的编剧工作（是为了防止借公济私，以权谋利去侵犯外请作者的权益），但编辑确有能力，自主创作出剧本，部领导也一视同仁，能上则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群众来稿组工人出身的青年编辑徐银华，独立创作了《小街》，被杨延晋导演看中拍成电影后，社会影响很大，以后他们又一起合作了几部片子，都得到了文学部领导的支持。老编辑谢友纯、新入文学部的部队复员干部黄进捷、边震遐等也都为上影创作出了拍成电影后获大奖的好剧本。这种不拘一格开拓稿源的工作方法，既出剧本又培养了人才。
五是，群众来稿组在业余作者的投稿中发现了好线索，也能及时向部领导推荐，为开拓稿源出了力。
石、王两位领导，对编剧、编辑们在工作上不分亲疏，不讲资历，只看剧本，择优选用，无“后门”可开。而在生活中又与大家打成一片，石喜欢打扑克，午休时常会与大家打上一小时，气氛融洽欢乐。
那时，一个剧本能否投拍，按规定要过四大关：先由组内集体讨论后由组长决定可否上送文学部领导，再由石、王两位审看完后交换意见，退回的退回，需要修改的修改，可以直送厂艺委会的马上打送审报告。最重要的一关，由局、厂领导和专家们组成的艺委会把守着。上影厂因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所以，最后要否投拍，还得由厂长拍板决定。你再有钱，没有好剧本也拍不了电影。你再有权，没有好剧本也难以权谋私。过了这四关，在民主集中制下审定投拍的剧目，就是上面有不同意见而施加压力，丁书记和徐厂长也会据理抗争，《牧马人》能得以拍完得奖，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期间，上影共有《从奴隶到将军》《曙光》《天云山传奇》《南昌起义》《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喜盈门》《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邮缘》《庐山恋》《小街》《泉水叮咚》《大桥下面》《女大学生宿舍》《咱们的牛百岁》等好几十部影片获得文化部优秀电影奖，《大众电影》百花奖、金鸡奖，香港国际电影节金像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优秀奖，并又在国外好几个国际电影节中获奖。上影出产的影片已成了观众必看的品牌。上影重铸了辉煌。为这些影片提供剧本的文学部，功不可没。文学部的所在地——永福路52号，也从此出了名。
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文学部自身的努力之外，另有三个外来的因素，也值得一说：
一是，厂外作者对上影的信任，大多希望自己的剧本能在上影投拍，定会拍出一部好片子。严歌苓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心弦》，是在1981年完稿于永福路52号后拍成电影的，那时她还是位小姑娘，聪慧好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永福路52号，也该怀有美好的回忆。
二是，厂内导演的密切配合。他们常来永福路52号，深入到编剧、编辑之中，从未居高临下，总是热情地与大家交朋友，一发现有好苗子，便与大家共同扶植，并向文学部领导乃至厂领导推荐，这样就提高了剧本的成活率。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著名老导演吴永刚，他只要一有空就会来这里，边抽着烟斗边与大家讨论剧本。
三是，局、厂主要领导对文学部一贯的全力支持。有一次文学部开年会在食堂聚餐，把局、厂领导和好几位导演都请来了。谢晋三杯酒一下肚，说话就随便起来，他对着好朋友、老同乡、《舞台姐妹》的编剧之一王林谷笑道：“你要是不当这个官，肯定还会写出不少好剧本，你是被当官害了自己！”让王林谷一时难以辩解。想不到抗战时，在四川当过谢晋老师的老局长张骏祥一下拍案而起，严肃地教训谢晋：“你胡说什么？！一些业务尖子走上领导岗位也是事业的需要嘛！”此话一出，让谢晋的酒顿时醒了三分，忙认错圆场。张骏祥自1959年至1963年创办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并任校长，在座的不少编导都是他的学生。几年后当他们中的尖子被選上上影厂和文学部的领导岗位时，都坚决服从。文学部无论处于何种艰难的状态，他们都咬牙坚持着。老校长的话在他们心中生了根……
上影在重铸辉煌中，出了作品，又出了人才。永福路52号是块福地，不但上影的厂长、厂党委书记是从这儿走出的，而且没几年，石方禹又被调往北京任国家电影局局长。又有几位编辑、编剧被调出去当局、厂、文联、影协的领导。王林谷也接替了石方禹的位置，升任上影文学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
1980年代中期，丁一、徐桑楚、柏李、王林谷等老领导们离休后，由刚年过四十的孟森辉任主任，杨时文任副主任。他们都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电文系，在编剧的岗位上，都已成功创作了好几部电影剧本，年富力强。上影新领导班子对他们寄予厚望的同时，又有着严格的要求。后孟森辉仍回编剧岗位，由杨时文任主任。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相继由部队复员的贺宝贤、阎朴担任，他们原都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既懂行，人品又好，与文学部的编剧编辑们相处融洽，他们在编剧、编辑中发展了好几位党员，鼓励和促使这些业务尖子更好地去发挥作用，取得更大的成绩。当时的永福路52号完成了新老交替，出现了以下一些新气象——
一是，依仗厂里经济情况的好转，添造了一幢多层的写作楼，专供厂内外编辑写作使用。同时，又造了放映间，内有几百座位，既可放业务参考和学习的影片，又可作会场使用。加上原有的图书馆、食堂、小花园，已成配套，可供厂内外的编导们安心在此创作剧本。这样的“硬件”，在当时全国电影厂文学部内是绝无仅有的，很让大家羡慕，也给曾在这儿创作过剧本的作家、编导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曾把著名作家肖复兴请来，为孙道临导演改编过电影剧本《继母》，原创是肖复兴的一篇纪实文学，道临老师发现后坚持要把它拍成电影，他指名邀我当编辑。我把肖复兴请来后，我们仨日夜在写作楼内奋斗，艺委会一次性就通过了肖复兴写出的剧本，拍成电影公映后，社会反响很好。道临老师病故时，肖复兴还专门写了悼文，发表在上海的一张大报上，回忆这段经历。 二是，在这段时间内，永福路52号的专业人员也顺利地完成了新老交替。我们老师辈的老编剧、老编辑也都已陆续退下，文学部不仅由中年内行尖子领导，也由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编剧、编辑挑起了重担，撑起了市面。杨时文又能团结人，宽容善待大家，鼓勵编辑们走出去，广交朋友，把全国各地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编剧吸引到上影来，常用共同“打铁”相互帮助的方法，去打破“瓶颈”，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创作中心”。他还想方设法把社会上的一些写作人才调入文学部，增添新生力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把上海船厂的青年工人作家梁星明调入文学部后，为上影连续创作了《快乐的单身汉》《二十年后再相会》《幸福不是毛毛雨》《古币风波》等很有特色的电影剧本。
三是，上影文学部已与北影、长春、八一等大厂文学部一起牵头，每年轮流做东召开一次“全国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联席会议”，每厂由文学部领导带领一名编辑或编剧参加，相互交流题材规划、创作动态。互通讯息，避免题材撞车，并商讨一些创作中的热门话题。这个活动，得到了当时国家电影局的高度重视，每年都派要员来参加，又起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效果。由于各种渠道的通畅，永福路52号能与时俱进。
四是，杨时文和文学部党支部非常重视对青年编辑的培养，把高校分配来的几位大学生托付给几位老编辑带教，让他们很快就能独立工作。
贺宝贤、阎朴和杨时文三位文学部的党政领导，在这期间，在永福路52号内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文学部作出了重要和有效的贡献，如今，他们都已相继离世，文学部的幸存者们都十分怀念他们。
在这段时间内，上影产出的《芙蓉镇》《非常大总统》《我和我的同学们》《取长补短》《少爷的磨难》《侠盗鲁平》《幸福不是毛毛雨》《天堂盛宴》《流亡大学》《日出》《女市长的私人生活》《大丈夫的私房钱》《最后的贵族》等，或荣获国内外大奖，或成为票房价值较高的影片，大多还是由文学部提供的剧本。
当时，上影每年要投拍近二十部电影，如需要三保一的话，起码也得组织五六十部电影剧本去保。文学部连后勤人员加起来也从未超过50人，这对于永福路52号的压力极大。好在厂内中青年导演群体已崛起，他们中的不少人能自编自导，而且由他们组成的创作集体，也有专人在负责组稿，这虽减轻了文学部的不少压力，但也伏下了文学部还要不要的潜在威胁。
永福路52号写作楼内虽仍人丁兴旺，夜夜灯火不绝，但入住者的邀请方已不再全是文学部了。
永福路52号花园草地上的两棵四季常青相对成双的大樟树，突然间无缘无故地枯死了一棵，让大家总感到是个不良的预兆……
永福路52号的兴衰，是与整个中国电影的处境有关的。《上海电影志》在“总述”中指出：“从1985年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给电影带来的压力已经悄悄发生。到1987年，由于众多新兴的大众娱乐消费方式走俏和电视的冲击，影院观众人次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国产影片上座率锐减的结果，造成全国制片业陷入严重经济滑坡的困境，上海在这方面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在这种充满挑战和压力的氛围中，上海电影顺应中国电影的发展走向，开始了痛苦的转轨过程。从1988年—1991年，是上海电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尽管上海较早实施商业片战略，拍出一些如《庭院深深》《黑匣喋血记》《断喉剑》《销魂刀》《传国密诏》等娱乐性较强的影片，但仍未能制止经济滑坡的趋势;同时，上海的主创人员在转轨之初大多尚处于茫然和观望的心态之下，致使这一阶段艺术创作也暴露出乏力的状态，终于在1989年出现上影故事片‘金鸡’‘百花’无一中鹄的尴尬局面。”
“甩锅”是社会常有的现象，出了好片子全是导演、演员的功劳，出不了好片子，往往会怪罪于文学部出不了好剧本。加上其他的因素，杨时文在一气之下打了辞职报告。
1989年年底，上影的新领导班子重新把老主任孟森辉请出，任命为文学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我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那时的永福路52号，已风光不再：那幢办公用的西式洋房已被局里调作他用，我们全都搬入写作楼办公。写作楼的底层也已被《上影画报》等单位使用;编剧、编辑中好几位骨干调走的调走，病故的病故，退休的退休，走市场经济的去走市场经济了;加上1989年的那个“事件”，党内要整顿;还有，在经费的使用上也越来越紧……
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孟森辉与我作了分工，由他抓当务之急，抓好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献礼片的剧本创作。当时，厂内外有好几位作家、编剧在创作这个题材的剧本，我们全都予以支持，尽心尽力地提供条件，然后再择优录用。最后经与局、厂领导一起商讨后，选定了由黄亚洲和汪天云创作的《开天辟地》。由我按厂党委的布置，让党员编剧、编辑们树立起信心，一起做好献礼片剧本的工作，并努力开拓其他稿源，共渡难关。同时，也由我代表文学部，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说明了剧本工作的难度，表示了文学部全体职工会尽心尽力去抓好一剧之本的决心，取得了大家的理解和谅解。
经过文学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花了一年的时间，在1991年上影产出的影片中，有《开天辟地》《烛光里的微笑》《清凉寺的钟声》《留守女士》四部影片，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故事片奖，广播电影电视部1991年优秀故事片奖。“金鸡”“百花”“童牛”奖等全国性的大奖中，各自占有了重量级的份额，《留守女士》还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得了奖项。这些影片的剧本，都由文学部扶植、编剧们在永福路52号写作楼中写成的。
这一年产出的影片中，还特别显示了文学部编剧们的功绩，除了《烛光里的微笑》外，《千里寻梦》《情海浪花》《七星碧玉刀》《情洒浦江》《夜半惊魂》五部影片的剧本都是由文学部的编剧们创作的。值得一提的是，杨时文重返编剧岗位后，没有任何怨言，立即把他好朋友贺国甫的主旋律话剧《情洒浦江》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以示对文学部新领导班子的支持。还有赵志强和胡惠英这一老搭档，竟在一年内，为文学部提供了《情海浪花》和《夜半惊魂》两个剧本，给文学部的新领导班子帮上了大忙！
1991年，上影打了个“翻身仗”。从以上事实上也可看出，这个“翻身仗”是建立在“一剧之本”基础上的，文学部功不可没。孟森辉和我都清醒地认识到，要把永福路52号支撑起来，支撑得持久，还是要靠编剧、编辑们的努力与实力。而如今，我们当时的这批年轻人也都已年过半百，都将逐渐退休，如果再不引进、培养人的话，一断代，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在厂领导的支持下，我们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和上大文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中，一下挑选了十人进文学部，让他们跟老编辑们在实践上迅速成长。
然而，市场经济对电影业逼迫的脚步要比我们重整永福路52号雄风的美梦来得快得多。上影为了维护生计，每年不得不要拍好几部稳赚钱的“合拍片”;导演们也有成本核算经济指标，逼得他们去自寻合作者来投拍影片;文学部由于经费的制约，编辑们已难以外出组稿……文学部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式微，虽然在1992年、1993年还为上影提供了荣获多次大奖的《阙里人家》《第一诱惑》等影片的剧本，也难免陷入被迅速式微的地步：先是因永福路52号“另有重用”而被迁回厂本部，后在1990年代中期，上影在大改制中，索性撤销了文学部的编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丁一、徐桑楚、柯玲、石方禹、王林谷、艾明之、李天济、高型、叶丹、沈寂、柏李、贺宝贤、阎朴、谢友纯、赵志强、孟森辉、杨时文、斯民三、祝鸿生、边震遐、陈伟若、顾泽民、张小玲等在永福路52号，为上影和中国电影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近30位领导、编剧、编辑，都已相继离世。文学部的老人马已所剩无几，且都已年迈多病。我这个永福路52号末代文学部所幸存着的唯一领导，要说没有一点伤感是不可能的。但我一直牢记着自己是如何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牢记着我们共同奋斗的经历，牢记着师友们赋予我的深情厚谊，尽一己之力为那些悄然离去者作文说些公道的话，为尚还幸存者捎去一丝温暖。该让我们共同感到欣慰的是，至今，还有不少人仍记着、说着1973年至1993年的永福路52号。
最近，上影集团公司一位编辑来电告诉我，负责剧本创作的部门又搬回永福路52号办公了。我已退休20年，不知如今剧本创作的情况，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于是，写下了此文。希望再给他们20年，为上影的又一辉煌期提供好一剧之本！
永福路52号的那段经历，确实是值得回顾和总结的，已有社会上的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是那段历史全程的实践和见证者，虽已年至耄耋，也仍有责任，尽心尽力地去为社会提供我对永福路52号的认知。
1973年，上海的海燕（“文革”中被改名为“红旗”）、天马（“文革”中被改名为“东方红”）两家故事片厂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并成立“革委会”，开始恢复故事片的创作生产。就在那时，把原上影演员剧团使用的永福路52号，调拨给了文学部。那是一幢欧式小别墅，主楼二层。下有左右两大间，中间是个厅，还有一卫生间。上有三大二小间，也有卫生间。下有地下室。其木结构用的全是楠木，精致耐用。另有门房、厨房和佣人住的小平房。还有一个大花园，满地的绿草、两棵大樟树和小泳池，都像我们在欧洲电影中见过的富人住宅那样完善和实用。传说建造和享用者是一位欧洲的船长，新中国成立后才收归国有的。
1973年至1976年10月，文学部的成员有以下两部分组成：一是原海燕、天马两厂老文学部的人员。其中刚“解放”的王林谷、艾明之、李天济等“三名三高”人物，只能做处理群众来稿的工作。二是从厂内其他部门抽调了一些人来。文学部由工宣队领导，原天马厂党委书记丁一为党支部副书记。其阵营可谓“壮观”，却又各怀心态。编辑工作主要由“没有问题”的中青年担当，其中让工宣队看中的还可被指定去创作剧本。
这期间，文学部在工宣队领导下主抓的剧本是“三反”题材：反“走资派”、反“右倾翻案风”、反“复辟”。这些剧本从题材选择到具体创作，文学部的所有人都无权拍板决定，全由直通“四人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他的秘书来统抓。值得一提的是，文学部的编辑们还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了一些反映革命历史和“学雷锋”的剧本，其中《难忘的战斗》拍成影片后，让毛主席看了也感动得流泪。在那个时局非常复杂的夹缝中，开出了那么一朵鲜花，实属不易！
这个时期的永福路52号，还有一大收获：由于当时原电影局顾问柯灵先生、原海燕老厂长徐桑楚和原天马党委书记丁一，都在文学部边接受“改造”边“工作”，在靠邊站的冷眼旁观中，让他们对文学部全体人员的情况摸了个透，在“文革”后，他们重返顾问、厂长、厂党委书记职务时，对如何重组这个“一剧之本”的要害部门，让永福路52号迎来春天，心中完全有数。他们还承担了不是他们责任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作者。
1976年10月初，“四人帮”在北京被抓时，有正在修改“三反”题材剧本的一位外请的青年编剧，及时得到了消息，吓出了一身冷汗，忙与编辑商量，连夜从气窗中翻入领导的办公室，取回了送审的修改稿。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丁一、徐桑楚官复原职后，在处理已拍和尚未拍完的这类题材的影片时，对编导的责任，只要说清楚了，一律不作处理，更不要说去追究尚未投拍的剧本作者了。他们在文学部看得很清楚，这些剧本是从何而来的。所以，凡是外请作者单位派人来调查时，都由上影承担了责任，帮助他们说清楚了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防止了“清查”的扩大化，不但调动起了上影全厂职工的积极性，而且在保护外请作者的过程中，得到了社会上作家、编辑群体的出于心底的信任。我上面说到的那位青年编剧，十多年后为上影写出过一部优秀剧本，拍成电影后得了好多大奖。这是一段少为人知的“佳话”。
“文革”后，石方禹被任命为上影文学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王林谷任副主任，柏李老师任党支部书记。石、王“文革”前曾任过海燕、天马文学部的领导，又都是名编剧，精通业务。柏一直在上影工作，又当过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领导，文学部中有十余人曾是她的学生。因此，这个领导班子不但在业务上过硬，而且又十分熟悉下面所属人员的情况。他们过去一直在政治运动中挨整，所以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再搞政治运动，把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从心底里拥护并全力贯彻执行。他们很快按党的政策处理好文学部的“拨乱反正”，让大家放下“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本的组织和创作中去。他们根据个人的意愿，放行了一些人到上影其他部门去工作，又接纳了一些社会上适合担当剧本工作的人入部。然后，组建了编剧组，南、北、中和上海地区四个编辑组，群众来稿组，共同努力去解决剧本的来源。除了编剧组和群众来稿组的人员由部领导指定，四个编辑组组长由他们任命外，编辑们到哪个组去工作，都由组长和编辑双向自愿结合。他们十分清楚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必须让编辑们工作得舒心。
这种不愿者放行、愿者留下、社会取才、自愿结合、分工明确、责任到岗的工作方法，很快就有收效——
一是，四个编辑组的编辑们为了开辟稿源，倾巢而出，努力去了解全国各地文艺创作的动态，与能写、愿写电影剧本的各地的编剧、作家以及业余作者们交上了朋友，组织到了大量的剧本。就我来说，以四川为“根据地”，在我当编辑时，就在那里组成了近十部可供投产的电影剧本。
二是，编剧组艾明之、李天济等老编剧，高型、叶丹等中年编剧和孟森辉、杨时文、赵志强、斯民三、胡惠英等年轻编剧都不断有佳作问世。同时，编辑们组来的剧本中，有的题材虽好，但作者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创作到符合投拍的要求，编辑在征得作者同意后，会让合适的专业编剧共同参与，也完成了好几部电影剧本的创作。 三是，作为人才，从社会上新纳入文学部工作的几位编辑，也都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为上影提供了不少好剧本。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巴金的女婿祝鸿生，他和李小林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同班同学，“文革”中被分配到外地工作，“文革”后才一起调回上海，小林在《收获》工作，祝鸿生入我厂文学部后，利用他的优势，请来了不少当红作家，把他们的名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为上影提供了不少好剧本，拍成的影片大多获了大奖。
四是，虽编辑与编剧分工明确，不提倡编辑去参与剧本的编剧工作（是为了防止借公济私，以权谋利去侵犯外请作者的权益），但编辑确有能力，自主创作出剧本，部领导也一视同仁，能上则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群众来稿组工人出身的青年编辑徐银华，独立创作了《小街》，被杨延晋导演看中拍成电影后，社会影响很大，以后他们又一起合作了几部片子，都得到了文学部领导的支持。老编辑谢友纯、新入文学部的部队复员干部黄进捷、边震遐等也都为上影创作出了拍成电影后获大奖的好剧本。这种不拘一格开拓稿源的工作方法，既出剧本又培养了人才。
五是，群众来稿组在业余作者的投稿中发现了好线索，也能及时向部领导推荐，为开拓稿源出了力。
石、王两位领导，对编剧、编辑们在工作上不分亲疏，不讲资历，只看剧本，择优选用，无“后门”可开。而在生活中又与大家打成一片，石喜欢打扑克，午休时常会与大家打上一小时，气氛融洽欢乐。
那时，一个剧本能否投拍，按规定要过四大关：先由组内集体讨论后由组长决定可否上送文学部领导，再由石、王两位审看完后交换意见，退回的退回，需要修改的修改，可以直送厂艺委会的马上打送审报告。最重要的一关，由局、厂领导和专家们组成的艺委会把守着。上影厂因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所以，最后要否投拍，还得由厂长拍板决定。你再有钱，没有好剧本也拍不了电影。你再有权，没有好剧本也难以权谋私。过了这四关，在民主集中制下审定投拍的剧目，就是上面有不同意见而施加压力，丁书记和徐厂长也会据理抗争，《牧马人》能得以拍完得奖，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期间，上影共有《从奴隶到将军》《曙光》《天云山传奇》《南昌起义》《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喜盈门》《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邮缘》《庐山恋》《小街》《泉水叮咚》《大桥下面》《女大学生宿舍》《咱们的牛百岁》等好几十部影片获得文化部优秀电影奖，《大众电影》百花奖、金鸡奖，香港国际电影节金像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优秀奖，并又在国外好几个国际电影节中获奖。上影出产的影片已成了观众必看的品牌。上影重铸了辉煌。为这些影片提供剧本的文学部，功不可没。文学部的所在地——永福路52号，也从此出了名。
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文学部自身的努力之外，另有三个外来的因素，也值得一说：
一是，厂外作者对上影的信任，大多希望自己的剧本能在上影投拍，定会拍出一部好片子。严歌苓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心弦》，是在1981年完稿于永福路52号后拍成电影的，那时她还是位小姑娘，聪慧好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永福路52号，也该怀有美好的回忆。
二是，厂内导演的密切配合。他们常来永福路52号，深入到编剧、编辑之中，从未居高临下，总是热情地与大家交朋友，一发现有好苗子，便与大家共同扶植，并向文学部领导乃至厂领导推荐，这样就提高了剧本的成活率。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著名老导演吴永刚，他只要一有空就会来这里，边抽着烟斗边与大家讨论剧本。
三是，局、厂主要领导对文学部一贯的全力支持。有一次文学部开年会在食堂聚餐，把局、厂领导和好几位导演都请来了。谢晋三杯酒一下肚，说话就随便起来，他对着好朋友、老同乡、《舞台姐妹》的编剧之一王林谷笑道：“你要是不当这个官，肯定还会写出不少好剧本，你是被当官害了自己！”让王林谷一时难以辩解。想不到抗战时，在四川当过谢晋老师的老局长张骏祥一下拍案而起，严肃地教训谢晋：“你胡说什么？！一些业务尖子走上领导岗位也是事业的需要嘛！”此话一出，让谢晋的酒顿时醒了三分，忙认错圆场。张骏祥自1959年至1963年创办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并任校长，在座的不少编导都是他的学生。几年后当他们中的尖子被選上上影厂和文学部的领导岗位时，都坚决服从。文学部无论处于何种艰难的状态，他们都咬牙坚持着。老校长的话在他们心中生了根……
上影在重铸辉煌中，出了作品，又出了人才。永福路52号是块福地，不但上影的厂长、厂党委书记是从这儿走出的，而且没几年，石方禹又被调往北京任国家电影局局长。又有几位编辑、编剧被调出去当局、厂、文联、影协的领导。王林谷也接替了石方禹的位置，升任上影文学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
1980年代中期，丁一、徐桑楚、柏李、王林谷等老领导们离休后，由刚年过四十的孟森辉任主任，杨时文任副主任。他们都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电文系，在编剧的岗位上，都已成功创作了好几部电影剧本，年富力强。上影新领导班子对他们寄予厚望的同时，又有着严格的要求。后孟森辉仍回编剧岗位，由杨时文任主任。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相继由部队复员的贺宝贤、阎朴担任，他们原都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既懂行，人品又好，与文学部的编剧编辑们相处融洽，他们在编剧、编辑中发展了好几位党员，鼓励和促使这些业务尖子更好地去发挥作用，取得更大的成绩。当时的永福路52号完成了新老交替，出现了以下一些新气象——
一是，依仗厂里经济情况的好转，添造了一幢多层的写作楼，专供厂内外编辑写作使用。同时，又造了放映间，内有几百座位，既可放业务参考和学习的影片，又可作会场使用。加上原有的图书馆、食堂、小花园，已成配套，可供厂内外的编导们安心在此创作剧本。这样的“硬件”，在当时全国电影厂文学部内是绝无仅有的，很让大家羡慕，也给曾在这儿创作过剧本的作家、编导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曾把著名作家肖复兴请来，为孙道临导演改编过电影剧本《继母》，原创是肖复兴的一篇纪实文学，道临老师发现后坚持要把它拍成电影，他指名邀我当编辑。我把肖复兴请来后，我们仨日夜在写作楼内奋斗，艺委会一次性就通过了肖复兴写出的剧本，拍成电影公映后，社会反响很好。道临老师病故时，肖复兴还专门写了悼文，发表在上海的一张大报上，回忆这段经历。 二是，在这段时间内，永福路52号的专业人员也顺利地完成了新老交替。我们老师辈的老编剧、老编辑也都已陆续退下，文学部不仅由中年内行尖子领导，也由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编剧、编辑挑起了重担，撑起了市面。杨时文又能团结人，宽容善待大家，鼓勵编辑们走出去，广交朋友，把全国各地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编剧吸引到上影来，常用共同“打铁”相互帮助的方法，去打破“瓶颈”，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创作中心”。他还想方设法把社会上的一些写作人才调入文学部，增添新生力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把上海船厂的青年工人作家梁星明调入文学部后，为上影连续创作了《快乐的单身汉》《二十年后再相会》《幸福不是毛毛雨》《古币风波》等很有特色的电影剧本。
三是，上影文学部已与北影、长春、八一等大厂文学部一起牵头，每年轮流做东召开一次“全国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联席会议”，每厂由文学部领导带领一名编辑或编剧参加，相互交流题材规划、创作动态。互通讯息，避免题材撞车，并商讨一些创作中的热门话题。这个活动，得到了当时国家电影局的高度重视，每年都派要员来参加，又起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效果。由于各种渠道的通畅，永福路52号能与时俱进。
四是，杨时文和文学部党支部非常重视对青年编辑的培养，把高校分配来的几位大学生托付给几位老编辑带教，让他们很快就能独立工作。
贺宝贤、阎朴和杨时文三位文学部的党政领导，在这期间，在永福路52号内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文学部作出了重要和有效的贡献，如今，他们都已相继离世，文学部的幸存者们都十分怀念他们。
在这段时间内，上影产出的《芙蓉镇》《非常大总统》《我和我的同学们》《取长补短》《少爷的磨难》《侠盗鲁平》《幸福不是毛毛雨》《天堂盛宴》《流亡大学》《日出》《女市长的私人生活》《大丈夫的私房钱》《最后的贵族》等，或荣获国内外大奖，或成为票房价值较高的影片，大多还是由文学部提供的剧本。
当时，上影每年要投拍近二十部电影，如需要三保一的话，起码也得组织五六十部电影剧本去保。文学部连后勤人员加起来也从未超过50人，这对于永福路52号的压力极大。好在厂内中青年导演群体已崛起，他们中的不少人能自编自导，而且由他们组成的创作集体，也有专人在负责组稿，这虽减轻了文学部的不少压力，但也伏下了文学部还要不要的潜在威胁。
永福路52号写作楼内虽仍人丁兴旺，夜夜灯火不绝，但入住者的邀请方已不再全是文学部了。
永福路52号花园草地上的两棵四季常青相对成双的大樟树，突然间无缘无故地枯死了一棵，让大家总感到是个不良的预兆……
永福路52号的兴衰，是与整个中国电影的处境有关的。《上海电影志》在“总述”中指出：“从1985年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给电影带来的压力已经悄悄发生。到1987年，由于众多新兴的大众娱乐消费方式走俏和电视的冲击，影院观众人次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国产影片上座率锐减的结果，造成全国制片业陷入严重经济滑坡的困境，上海在这方面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在这种充满挑战和压力的氛围中，上海电影顺应中国电影的发展走向，开始了痛苦的转轨过程。从1988年—1991年，是上海电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尽管上海较早实施商业片战略，拍出一些如《庭院深深》《黑匣喋血记》《断喉剑》《销魂刀》《传国密诏》等娱乐性较强的影片，但仍未能制止经济滑坡的趋势;同时，上海的主创人员在转轨之初大多尚处于茫然和观望的心态之下，致使这一阶段艺术创作也暴露出乏力的状态，终于在1989年出现上影故事片‘金鸡’‘百花’无一中鹄的尴尬局面。”
“甩锅”是社会常有的现象，出了好片子全是导演、演员的功劳，出不了好片子，往往会怪罪于文学部出不了好剧本。加上其他的因素，杨时文在一气之下打了辞职报告。
1989年年底，上影的新领导班子重新把老主任孟森辉请出，任命为文学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我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那时的永福路52号，已风光不再：那幢办公用的西式洋房已被局里调作他用，我们全都搬入写作楼办公。写作楼的底层也已被《上影画报》等单位使用;编剧、编辑中好几位骨干调走的调走，病故的病故，退休的退休，走市场经济的去走市场经济了;加上1989年的那个“事件”，党内要整顿;还有，在经费的使用上也越来越紧……
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孟森辉与我作了分工，由他抓当务之急，抓好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献礼片的剧本创作。当时，厂内外有好几位作家、编剧在创作这个题材的剧本，我们全都予以支持，尽心尽力地提供条件，然后再择优录用。最后经与局、厂领导一起商讨后，选定了由黄亚洲和汪天云创作的《开天辟地》。由我按厂党委的布置，让党员编剧、编辑们树立起信心，一起做好献礼片剧本的工作，并努力开拓其他稿源，共渡难关。同时，也由我代表文学部，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说明了剧本工作的难度，表示了文学部全体职工会尽心尽力去抓好一剧之本的决心，取得了大家的理解和谅解。
经过文学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花了一年的时间，在1991年上影产出的影片中，有《开天辟地》《烛光里的微笑》《清凉寺的钟声》《留守女士》四部影片，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故事片奖，广播电影电视部1991年优秀故事片奖。“金鸡”“百花”“童牛”奖等全国性的大奖中，各自占有了重量级的份额，《留守女士》还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得了奖项。这些影片的剧本，都由文学部扶植、编剧们在永福路52号写作楼中写成的。
这一年产出的影片中，还特别显示了文学部编剧们的功绩，除了《烛光里的微笑》外，《千里寻梦》《情海浪花》《七星碧玉刀》《情洒浦江》《夜半惊魂》五部影片的剧本都是由文学部的编剧们创作的。值得一提的是，杨时文重返编剧岗位后，没有任何怨言，立即把他好朋友贺国甫的主旋律话剧《情洒浦江》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以示对文学部新领导班子的支持。还有赵志强和胡惠英这一老搭档，竟在一年内，为文学部提供了《情海浪花》和《夜半惊魂》两个剧本，给文学部的新领导班子帮上了大忙！
1991年，上影打了个“翻身仗”。从以上事实上也可看出，这个“翻身仗”是建立在“一剧之本”基础上的，文学部功不可没。孟森辉和我都清醒地认识到，要把永福路52号支撑起来，支撑得持久，还是要靠编剧、编辑们的努力与实力。而如今，我们当时的这批年轻人也都已年过半百，都将逐渐退休，如果再不引进、培养人的话，一断代，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在厂领导的支持下，我们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和上大文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中，一下挑选了十人进文学部，让他们跟老编辑们在实践上迅速成长。
然而，市场经济对电影业逼迫的脚步要比我们重整永福路52号雄风的美梦来得快得多。上影为了维护生计，每年不得不要拍好几部稳赚钱的“合拍片”;导演们也有成本核算经济指标，逼得他们去自寻合作者来投拍影片;文学部由于经费的制约，编辑们已难以外出组稿……文学部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式微，虽然在1992年、1993年还为上影提供了荣获多次大奖的《阙里人家》《第一诱惑》等影片的剧本，也难免陷入被迅速式微的地步：先是因永福路52号“另有重用”而被迁回厂本部，后在1990年代中期，上影在大改制中，索性撤销了文学部的编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丁一、徐桑楚、柯玲、石方禹、王林谷、艾明之、李天济、高型、叶丹、沈寂、柏李、贺宝贤、阎朴、谢友纯、赵志强、孟森辉、杨时文、斯民三、祝鸿生、边震遐、陈伟若、顾泽民、张小玲等在永福路52号，为上影和中国电影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近30位领导、编剧、编辑，都已相继离世。文学部的老人马已所剩无几，且都已年迈多病。我这个永福路52号末代文学部所幸存着的唯一领导，要说没有一点伤感是不可能的。但我一直牢记着自己是如何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牢记着我们共同奋斗的经历，牢记着师友们赋予我的深情厚谊，尽一己之力为那些悄然离去者作文说些公道的话，为尚还幸存者捎去一丝温暖。该让我们共同感到欣慰的是，至今，还有不少人仍记着、说着1973年至1993年的永福路52号。
最近，上影集团公司一位编辑来电告诉我，负责剧本创作的部门又搬回永福路52号办公了。我已退休20年，不知如今剧本创作的情况，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于是，写下了此文。希望再给他们20年，为上影的又一辉煌期提供好一剧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