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已经一个多月没下过雨。热这个词在这些日子里显得充分狰狞，仿佛吊在半空中，浑身插着刀、吐着火，来无影去无蹤，却无处不在。我因此不太愿意往窗外看。如此放胆肆虐的怪物，却没有谁拿它有办法，只好眼不见为净。
　　突然就想起另一个夏天，以及那场雨。
　　2000年6月第一次去西部。飞机在兰州下降前，先是看到一片褐色，无边无际地凹凸起伏，说它们是山很勉强。但定睛一看又不能说不是。福建土地六成是山，我所生活的福州作为省会城市，也是只要一抬头一转圈，圈已经转完了，山还没有从视线里退去——全城被众多不大却层层叠叠的山环绕成一块完整的盆地。从小到大，几十年的时光里山一遍遍在我眼里确立了“绿”的概念，除了绿，我以为它不会再有另一副脸孔，没想到，仅仅在飞机上待了四五个小时，山就全变了。
　　山原来不见得都长着树，如同男人不一定都长得出胡子一样，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却一向不知藏于何处，突然明白过来，还是不免倒吸口气，暗惊了一阵。遍地乌泱泱的褐啊，像另一个世界猛然扑进眼眶。缩一缩身子往椅子上靠，但眼睛仍停留在飞机舷舱上，椭圆形的舷舱外就挂着一块烧焦的椭圆形大饼，在机身的轰鸣声中，饼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褐。
　　为什么不种树？为什么不长草？疑问接踵而至，后来才明白幼稚这个病门槛太低，任何时候都可能就犯上了。当地来接机的朋友说：“在这里，种一棵树比养个孩子还难。”他话音未落，我眼已转向车窗外。此时所见与空中看到的并不完全一致，至少路边或者不远处的小山坡上，不时会有异物突兀一闪——直立的、分出几根赢弱的枝丫、挂着几片更赢弱的叶子……我们那里，这是植物生命终结前的残喘窘相，上下横贯着罢了罢了的万念俱灰感，在这里，却正相反，它一生才刚刚起步，无论能长多高多壮，能存活多久，那都是后话，它捏着拳头攥足劲立在那里，那里是它的起跑线，一切都是未知。一切也都有可能，拼一拼争一争总归是应该的。
　　不记得在兰州停留了多久，也许一天也许两天。在黄河母亲的塑像前拍个照，到城北一座山上看了看建有排灌系统的人工绿化公园。塑像不太符合我审美，所以很快忘了具体模样。至于山上的绿化，那些大多尚处于幼年期的花草树木，远未抵达遮天蔽日的程度，因此也很难让南方人过目不忘。当然，因为是“人工”，我把“种棵树比养个孩子还难”这句话联系在一起，心里肯定翻过好几个跟斗。山上的孩子好多啊，心疼用这么大的成本养活它们，又深为它们的好运庆幸。那些孤立荒野的同类们，每天只能凭一己之力仰天求甘霖，俯首自奋力，命悬一线，枯与衰都在旦夕之间。在哪里降生真是一个大学问啊，人、物同理。
　　然后出发了，被一部面包车装上，目的地是敦煌莫高窟。
　　离开福州前曾匆匆做过功课。查了兰州到敦煌的路线，有火车，也有汽车。最终放弃了更快捷轻松的火车，理由很简单：中途得去武威、酒泉稍做停顿。确实有公事，那就走吧，后来经过张掖和嘉峪关，自然顺便也停了停。据说如今有高速公路了，但那时还没有。那时路好不好呢？竟想不起来了。肯定既平且直吧？但路的质量却从来不是依此断定的。开门见山的福建人，被一条条宛若肠子的路绕了几十年，转弯都弯出惯性了，只要稍稍不转，“笔直”这个形容词就迎面扑来了。
　　对于山光水色我始终是迟钝的。山那么庞大恒定，每座随便一追溯，都有几亿几十亿年的历史；而水，它们流得多么恣意无拘，想去哪里是哪里，欢快得多少透出一股鄙视人类的骄傲。被同一颗星球所承载，岸上与岸下的生存状态却反差如此大，估计这也超出水的想象。“逝者如斯”，连圣贤者都只能伤感哀叹，他已逝去两千多年，可水还没有枯，也不打算枯。所以真没必要非得对大自然唱什么赞歌，人类脆弱渺小至此，根本不配自作多情，它们一声微小的叹息，就是我们漫长的一生。
　　但那天车一出兰州，我脸就贴到车窗上了——这么火辣辣的夏日中，居然有雪山！
　　福州就是大冬天哪座山盖了点雪都算奇迹，勤快的记者会立马弄条新闻摆上版面。至少在我，我在“绿”与“褐”之外，第一次看到白色的山，它不是孤立的，而是屏风般一字排开，层层叠叠又彼此偎依。这么多的山竟然这么冷？挤在一起也无法互相取暖？当头烈日都烤不化的雪，得需要多大定力与韧性，还得有一戳到底的犟气。就这么大摇大摆戳在那里，说不化就不化。
　　山一直在左边，与路齐肩并行。二者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契约吗？向上竖起的宏伟，衬着伏地向前的清秀，春来秋往，它们彼此嘲笑过吗？不屑过吗？勉励过吗？挑拨过吗？激怒过吗？
　　这样的山估计长不出任何一棵树来吧？路两旁也没有树，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直赤条条地裸露在山的眼皮底下，它的孤独与难堪可曾被山悉数读懂？

二

　　想不起车究竟行到哪一程时山突然消失过一阵，山不见时戈壁就一下子摊在眼皮底下了。
　　其实山还城墙般赫然摆开时，右边车窗外早已挤满了漫无边际的荒地，上面瘌痢头般断断续续长着低矮干瘪的乱草。高不足尺，都是饿了几百年的枯燥状，根须抱紧地面，风都刮不动它们瘦小的身子。我就坐在车子的右侧，一开始以为那不过是一片被收割过的地，割得摧枯拉朽又满不在乎，地因此被伤着，众草们喘口气，刚刚从阵痛中参差抬起头四下茫然。不过，很快我意识到哪里不对头了。
　　路虽然不宽，但一直孤行。几乎不见其他车，所以即使再窄，车速也可以如风。车驶得再快，窗外那片地都不弃不离，像追着车跑，像急着跟我们套近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睡了一觉又迷糊了一阵，一抬眼，景色都一成不变。每每一蒙，仿佛车是静止的，悬浮于地面之上。为了确认，探出窗外往下看，看到轮子明明在动，路确实向后退去。
　　戈壁滩，这个仅仅从书本上得知的名词终于跟眼前没完没了的荒地衔接上了。看久了，双脚似乎就动了，一把踏上，孤寂走着，朝方向不明的远处而去，枯瘦的背影被夕阳拉长，衣襟被冷风掀动，饥肠辘辘，疲倦不堪，绝望顿时轰隆隆地碾压而至。那一瞬的恐惧竟如此清晰可感。一脱口，说了出来。车上静默片刻。然后有个架着眼镜的清秀小伙子突然开口：“如果你留下，无数人就会拥来，这里马上出现一座城市。”全车都笑了。我径自往悲观钻去，他却是从欢喜处着眼。 　　荒地也不是完全单一的，偶尔会突然出现成片的风车，精致的钢架，镀着更为精致的白色漆，数十米高，叶片瘦瘦的举在半空，并不见怎么动，不动不就发不出多少电？据说是从国外进口的，效果确实没想象的好。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却成为摆设？栽种到那么贫瘠的地里，路过的人少，看的人更少，便纵有万种风情，无人可说可解。也可以把它们看成另类的树吧？寂寥的戈壁被它一站，如同空旷的舞台咿咿呀呀来了眉眼娇羞的旦角，自是腰肢骤软，顾盼生辉。
　　能配得上戈壁苍凉的是几段古城墙遗址，只剩几截高低不一的焦黄色土堆，蜷起身子缩在路旁，仿佛睡着，车从旁边驰过，它们蓦地一惊，细若粉尘的黄泥凌空腾地，徐徐弥散，又缓缓落下。它们曾是两千多年前那个气吞如虎的万里长城的一部分吗？我急急发问，却没有人说得上。也许是吧，我想应该是。时光顿时就恍惚了，每一粒晃晃悠悠的微小尘土，都狭裹着当年的气息，连天烽火、喧闹马蹄声次第在脑里叠现。夹杂着万千征夫的嘶喊与怨妇的泪滴。
　　人迹罕至之处是不可能建厕所的，途中要方便，男一侧女一侧，车子是唯一的遮挡物。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唱歌”这个词的另类所指。车子为什么不借机在城墙边停下来呢？这是我今天的叹息，它迟到了十七年。如果停下，我会在歌唱完后到残垣断壁前默立片刻，或者弯腰亲抚曾挺身挡过无数箭矢的墙体。它会因此获得几分欣慰吧？早不见葡萄美酒夜光杯，白骨乱蓬蒿也毫无踪迹。风萧水寒，古来征战几人回，回与不回，一段生死与共的血泪记忆都嵌入城墙的缝隙里了。墙带着他们的体温和所有秘密躲进浩大无边的戈壁里，并在时光中倔强坚守，一天天拼尽全力执拗挺立，最终仍节节败退。终于，墙们还是老了，庞大的身躯被吞被噬得仅余些许赢弱的残肢，并且去日无多——对呀，如今它们还在吗？还好吗？
　　我把脸贴住车窗，低垂着眼看一闪而过的近处。城墙所剩无几，蓦然出现又骤然离去，如同电影的蒙太奇。
　　不时会猛地听到同伴尖叫起来：“快看快看！”
　　看的是天际线处，正有几座影影绰绰的楼房隐约浮动，不甚清晰，像被一层磨砂玻璃隔着。但轮廓毕现；或者有一汪水面，映出一艘风帆高举的船；再或者朦胧飘着群山剪影，高低错落，曲线优美……
　　没有人事先告知这一路会有如此多的海市蜃楼，意外是这么美好地呼嘯而至。楼、海、山究竟是从现实中什么地方倒映过来的？楼里的人、海上的船、山上的树木花草，一切都安然如常。根本不会觉察到自己被悄然拷贝。这是属于大自然的幽默，它擅自玩了一场游戏，原本为了自我娱乐。不小心却落进我们眼里。
　　车在张掖驻留过一夜，傍晚进的城，我的鞋底脱胶了。到街头找到一个鞋摊，摊主是位五六十岁的妇人，脸黑红，筒形白帽子洁净，高鼻细目，有一副宽大壮实的身板。接过鞋子，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一笑，便低下头，把鞋放在膝上，左手抓住鞋帮，右手揪住锥子，专注地俯下身子一下一下用上力。鞋子随着锥子力度变成弧形向她腹部挤过去，又一次次还原如初，它前一刻明明在我脚下噼啪作响，这一刻却在她手里驯服得像个温良娴静的少女。我在她跟前坐下，托着下巴静静看着她走针穿线。同伴恰好路过。举起相机抓拍了一张。数码还未到来的时代，肯用宝贵的胶片随手拍的人，请接受我十七年后的深谢。这张照片我放上微博过，2008年《作家》杂志也刊登过。很难说得清为什么这一瞬间总是如此不能释怀。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次我付过款的服务，类似的际遇何止万千次，却偏偏记住这一瞬，时不时想知道她是否还在老地方，还做着同样的营生？希望她好。
　　人与人的某些邂逅与天际上的幻影如此相似，它突如其来，又擦肩而过，从此再无交集，居然留在生命里了。不一定要怀念，不经意间却一再蓦然想起。

三

　　在网上查了查，兰州到敦煌的距离是一千一百公里。在如今已修成的高速路上驾车，大约需要三天时间。那么十七年前呢，我们究竟走了几天？那时我已将年少时开始养成的写日记习惯戒掉了，年纪越大，心事越需要掩藏好，心底是最安全之处，妥帖存放着，慢慢发酵，点滴都是生命的营养。不该忘的都不会忘。
　　可仅仅十七年过去，那些日子却糊成了一团。我不记得离开兰州的具体日子，不记得中途奔波了多长时间，两天？三天？五天？问当时同行的伙伴，竟也无一人记得。都忘了，十七年一晃而逝，却也被许多世俗杂事填满，满得足以溢出来，细想却不过一地鸡毛。
　　找到几张右下角自动标注了日期的照片，可以明确抵达嘉峪关的时间是6月22日。那天下雨了，不算大，在南方人眼中不过是小雨，但气温骤降，大家忙不迭胡乱加衣，毛衣、外套，一层层裹上。狼狈相还停留在相片里，可看相片的目光却明显老去了。
　　与路边气息奄奄的土城墙相比，嘉峪关壮阔完整得像人工景点，灰砖青石、飞檐翘角一应俱全，据说它建于明代，果然比那些老长城年轻很多。举了把伞登上城楼。近处远处都像涂着一层浊色，云重重地往下坠，几乎伸手可触；雨是粉状的，被风刮得急急向每一个毛孔钻去。倚在墙垛上往北眺望，转瞬间就化身为六百多年前某位长袍披挂的将士，孤寂与绝望徐徐而至，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墙根下有座雕花朱梁的宽大屋子，垂挂着军绿色棉质门帘，仿佛屋里正烟火腾腾，随时有披盔甲战袍的古人掀开帘子跨出来跟我们打个照面，但细一看，门上却挂着大锁，上面甚至已长出一层褐色铁锈。是明朝时就上了锁？恍惚问，猛地就冒出这个念头。
　　屋里没人，门外长廊上却非常拥挤，密密麻麻堆放着几十尊一人多高的兵俑，或蹲或站，或瞪眼或闭目，有几尊被厚厚的棉被从头到腿紧紧裹住，扎着绳索，仿佛正陷于一场大病中，或者受了重伤正急待运往后方。从没料到一床簇新的棉被裹住一个假人后。会散发出如此骇人的气息，尸感强烈。连忙后退几步，心发虚，正眼都不敢多打量。
　　我们在屋子前停留的时间应该超过城墙之上。拍照，互相拍来拍去。城墙的每一道缝隙都渗着烽火硝烟和生死血泪，而房屋却明明用来休憩生养，它们摆在一起，像对应又像反差。 　　嘉峪关到敦煌三百多公里。车跑几个小时就到达，但我们是第二天才抵达。夜里留宿嘉峪关了？完全想不起来。能记起的是站在敦煌的天空下时已是中午，天是阴的，乌云湿漉漉地挂在头顶，浇过嘉峪关的那场雨原来昨天也浇过敦煌。嘉峪关安然无恙。我们就大意了，以为莫高窟也不可能有事。始于一千多年前石窟壁画艺术，一路沐过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的风雨，再明清民国一路蹒跚前行，什么样的世面都慨然阅过了，哪会惧一场根本不起眼的小雨？
　　七百多个石窟确实丝毫未损，数万平方米的壁画以及几千尊泥塑也无妨。但通向它们的桥却断了。不是被雨水砸断的，雨水只是落在沙地上，沙地已多少年没见过这种架势，它们先惊吓中纷乱溃败，然后慌不择路逃窜，窜到桥墩下，一把将墩掀翻了，莫高窟因此出于安全考虑临时关闭。
　　当地人说长这么大没见这么大的雨。
　　没办法查到那天的雨量，在网上搜了半天，没有，都没有。倒是查到另一组数据：1961至1990年，敦煌六月份平均降雨量仅六点二毫米。而2011年6月23日敦煌天气是这样的：“晴到多云，东风，最低十七度，最高三十六度。”那个月敦煌共有三天小雨、五天阵雨、一天沙尘暴。还有一则报道也发生在这个月：2011年6月16日，因降雨量达五十多毫米，导致通往莫高窟的公路大桥西侧防洪坝被水冲毁，莫高窟暂停对外开放。报道还提到，这是1973年以来，肃北县降水量最大、最集中的一次。“如此大的降水量实属罕见”。
　　2011年离我们抵达的日子已经过去十一年，可见那天与我们相逢的雨，降雨量肯定低于五十毫米。福州随便一场台风都轻而易举携带来两百多毫米的降雨量。我们这帮被无数遍狂风暴雨淋得早已麻木的人，越过千山万水从东南抵达西北。却被这么微不足道的一场小雨，隔断在千佛洞的眼皮底下。
　　看看同伴，他们忽然个个都有神仙感。仿佛远道来赴蟠桃会，已经走近瑶池了。结果桃子没了，都已被孙猴子吞到肚子里。
　　在岸边站了很久，打听着何时会修桥、需要修多久，都得不到准确回答，而预定的傍晚航班却无法错过。走吧，只能错过。那时其实心里隐隐觉得很快会再来，必须来。下个月？明年？总之都不是问题。既然大雨是这里的稀罕物，那么下次就不可能再遇见，桥也不会再断，窟更不至于再关闭，彩塑、壁畫、石窟、木构楼台。你们姑且都等着。少安毋躁。
　　不料此后一直一直一直没有返身再去。十七年后回头望去，那天在大雨初歇的岸边伸长脖子眺望的情形突然清晰凸显。以及从兰州延伸而来的一千多公里漫漫长路——那不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吗？路上曾商旅如云，兵将如梭。张骞、霍去病、马超、张芝、董卓、唐玄奘、高适、岑参……这么多旷世才子的汗水都曾洒落在这条路上，被浸润的泥土芬芳而醇厚。
　　印象中敦煌始终在兰州的东面，回忆因此就像一枚旋错方向的螺丝。查了地图后，明明知道弄混了，却一次次没法调过头来，还是向东再向东。祁连山、戈壁滩、风车、老长城……写着写着，它们像曾经的亲密友人，一个个笑盈盈地飘到眼前，越来越伸手可触。且来个拥抱吧，我想念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