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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报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概念，并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这标志着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总结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世界无产阶级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意味着在实践和理论上就完全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趋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被教条化，致使社会主义实践遭受了严重挫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明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一度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结果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了新的思考。遗憾的是，列宁的这些主张在他去世后不久就遭到了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始严重扭曲。这具体表现在：在政治上，高度集权，个人崇拜严重，苏共党内官僚主义严重，党内民主匮乏，思想僵化，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在经济上，片面地、僵化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运用行政乃至政治斗争手段来处理经济问题，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思想文化上，简单地、公式化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造成理论界长期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从而造成对实践的错误指导和文化的枯萎。对于苏联模式，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继任的几个领导人长期改革不力，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越来越突出，终于导致了苏联解体。在苏联影响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随之发生了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
社会主义运动史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一个和几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艰难过程。世界无产阶级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意味着在实践和理论上就完全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并不意味着在自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
二、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束缚，更未能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一度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作标准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因而在建国初期的头几年里，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等诸多方面都是照搬照抄苏联。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所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搬苏联。”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和斯大林的错误，打破了长期把斯大林神化和把苏联经验教条化的思想禁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意识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提出了不少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标志着我们党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但是，在探索过程中，由于受当时国际斗争形势的影响，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政治形势和阶级矛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逐渐形成了一条极左路线。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影响是，解放思想，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批判教条主义，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不久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则使毛泽东脑海中刚刚松弛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又开始绷紧起来，认为不仅要批判教条主义，还要批判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防止党内出现脱离群众的“贵族特权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逐渐改变了他在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则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此形成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最终导致了十年“文革”内乱，使社会主义建设蒙受惨重损失，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在这条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许多失误：一是没有正确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错误地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忽视发展生产力。二是没有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的国情出发，制定了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超越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的方针政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犯了空想主义的错误，造成了“大跃进”的失误。三是认识上陷入了唯意志论，对国内政治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因素，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四是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把有一些并非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些失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模糊和不清晰的观念。
总的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里，虽然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不屈不挠，也取得了不少调整和局部改革的重大成就，但是严格说来，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束缚，更未能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破除教条，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老路，就是“两个凡是”的路，是一条不可能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路。一条是邪路，即从否定“文化大革命”走到进而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路。还有一条是新路，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勇敢地面对现实，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着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通过这次全会，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大框架。从此，我们党带领人民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条道路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蓝本可摹。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走自己的路”，在最初的实践探索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从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不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对苏联模式的教条，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实践课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体制改革和开放等政策，并没有形成为全党的共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党内高级干部中除很少人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太能接受这个“新的浪潮”。这种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最根本的就是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对此，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的方针，这是他的一大发明。他的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为了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来自右的干扰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股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来展开的错误思潮，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来自“左”的干扰，主要是指一些人由于受传统理论、传统体制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对改革开放有怀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怀疑，他们散布了不少反对现行体制、现行政策的论调。邓小平同志在指出这种“左”的思潮的危害性时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排除了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才能牢牢把握住，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坚持住。
从1978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形了一系列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被统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把这一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命名为“邓小平理论”。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开始。此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体系，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近30年来，我们党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把握和理解这个重要论断，还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是世界被压迫阶级的一种社会理想。自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多种被冠之“社会主义”之名的社会发展模式，如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被冠之以“社会主义”之名的社会发展模式，实质上是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瑞典等国家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近年来，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备受一些人推崇，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有必要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它以自由、公正、相助为基本价值，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它认为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而应该用经济民主来取代“消灭私有制”。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自身固有本质特征：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政治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形成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有益经验，但不能陷入民主社会主义抽象的理论迷雾之中。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打破教条束缚相统一，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符合中国国情相统一，借鉴他国发展模式与保持独立自主相统一，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顺应时代潮流相统一，是一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整个国家实现了由封闭停滞到蓬勃发展的历史性飞跃。这种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开始时的226美元，达到现在的超过2000美元。我国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成功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2005年我国GDP总量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据最新资料统计，今年年底我国GDP总量可能突破23万亿元，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三大经济实体，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巨大潜力和优越性。
其三，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极左模式”和“极右模式”都不适合中国。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报告强调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现阶段，我们党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寓意深远，并不是把过去说过的再重复一下，而是对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疑虑、各种观点、各种问题作出的一种回应。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声音，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模式。比如，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搞错了，现在问题百出，所以要回到过去所谓的“真正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一种阻止改革开放的“极左模式”。还有一些人认为，改革已经改到今天这个程度了，要解决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就得按照西方的那一套来做，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搞多党制。这是一种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右模式”。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对这些不同声音的回应。其具体内涵就是，既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态，也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搞“洋教条”，我们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热情；才能凝聚党心民心，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是我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总之，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我们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使社会主义在我国焕发出勃勃生机，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获得了新的发展。我们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有具体的实践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有自己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理论周刊部
■ 责任编辑：袁志平
一、世界无产阶级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意味着在实践和理论上就完全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趋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被教条化，致使社会主义实践遭受了严重挫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明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一度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结果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了新的思考。遗憾的是，列宁的这些主张在他去世后不久就遭到了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始严重扭曲。这具体表现在：在政治上，高度集权，个人崇拜严重，苏共党内官僚主义严重，党内民主匮乏，思想僵化，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在经济上，片面地、僵化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运用行政乃至政治斗争手段来处理经济问题，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思想文化上，简单地、公式化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造成理论界长期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从而造成对实践的错误指导和文化的枯萎。对于苏联模式，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继任的几个领导人长期改革不力，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越来越突出，终于导致了苏联解体。在苏联影响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随之发生了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
社会主义运动史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一个和几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艰难过程。世界无产阶级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意味着在实践和理论上就完全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并不意味着在自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
二、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束缚，更未能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一度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作标准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因而在建国初期的头几年里，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等诸多方面都是照搬照抄苏联。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所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搬苏联。”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和斯大林的错误，打破了长期把斯大林神化和把苏联经验教条化的思想禁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意识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提出了不少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标志着我们党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但是，在探索过程中，由于受当时国际斗争形势的影响，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政治形势和阶级矛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逐渐形成了一条极左路线。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影响是，解放思想，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批判教条主义，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不久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则使毛泽东脑海中刚刚松弛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又开始绷紧起来，认为不仅要批判教条主义，还要批判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防止党内出现脱离群众的“贵族特权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逐渐改变了他在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则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此形成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最终导致了十年“文革”内乱，使社会主义建设蒙受惨重损失，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在这条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许多失误：一是没有正确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错误地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忽视发展生产力。二是没有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的国情出发，制定了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超越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的方针政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犯了空想主义的错误，造成了“大跃进”的失误。三是认识上陷入了唯意志论，对国内政治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因素，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四是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把有一些并非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些失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模糊和不清晰的观念。
总的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里，虽然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不屈不挠，也取得了不少调整和局部改革的重大成就，但是严格说来，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束缚，更未能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破除教条，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老路，就是“两个凡是”的路，是一条不可能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路。一条是邪路，即从否定“文化大革命”走到进而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路。还有一条是新路，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勇敢地面对现实，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着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通过这次全会，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大框架。从此，我们党带领人民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条道路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蓝本可摹。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走自己的路”，在最初的实践探索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从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不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对苏联模式的教条，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实践课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体制改革和开放等政策，并没有形成为全党的共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党内高级干部中除很少人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太能接受这个“新的浪潮”。这种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最根本的就是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对此，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的方针，这是他的一大发明。他的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为了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来自右的干扰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股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来展开的错误思潮，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来自“左”的干扰，主要是指一些人由于受传统理论、传统体制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对改革开放有怀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怀疑，他们散布了不少反对现行体制、现行政策的论调。邓小平同志在指出这种“左”的思潮的危害性时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排除了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才能牢牢把握住，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坚持住。
从1978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形了一系列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被统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把这一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命名为“邓小平理论”。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开始。此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体系，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近30年来，我们党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把握和理解这个重要论断，还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是世界被压迫阶级的一种社会理想。自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多种被冠之“社会主义”之名的社会发展模式，如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被冠之以“社会主义”之名的社会发展模式，实质上是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瑞典等国家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近年来，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备受一些人推崇，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有必要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它以自由、公正、相助为基本价值，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它认为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而应该用经济民主来取代“消灭私有制”。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自身固有本质特征：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政治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形成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有益经验，但不能陷入民主社会主义抽象的理论迷雾之中。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打破教条束缚相统一，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符合中国国情相统一，借鉴他国发展模式与保持独立自主相统一，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顺应时代潮流相统一，是一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整个国家实现了由封闭停滞到蓬勃发展的历史性飞跃。这种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开始时的226美元，达到现在的超过2000美元。我国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成功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2005年我国GDP总量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据最新资料统计，今年年底我国GDP总量可能突破23万亿元，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三大经济实体，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巨大潜力和优越性。
其三，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极左模式”和“极右模式”都不适合中国。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报告强调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现阶段，我们党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寓意深远，并不是把过去说过的再重复一下，而是对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疑虑、各种观点、各种问题作出的一种回应。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声音，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模式。比如，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搞错了，现在问题百出，所以要回到过去所谓的“真正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一种阻止改革开放的“极左模式”。还有一些人认为，改革已经改到今天这个程度了，要解决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就得按照西方的那一套来做，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搞多党制。这是一种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右模式”。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对这些不同声音的回应。其具体内涵就是，既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态，也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搞“洋教条”，我们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热情；才能凝聚党心民心，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是我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总之，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我们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使社会主义在我国焕发出勃勃生机，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获得了新的发展。我们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有具体的实践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有自己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理论周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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