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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摄于1907年的合影,距今刚好百年。照片上的人物是当时中华圣公会(也称安立甘会)在华各地区的主教。照片中前排右起第2位的“大胡子”就是华北地区主教史嘉乐(Charles Perry Scott,1847-1927),他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1874年来华,最初在山东传教。1880年被指派为圣公会华北教区的首任主教,1890年起兼任英国公使馆牧师,1913年退职后仍留北京,1927年2月在上海患病辞世。著有《中华圣公会华北主教区的工作》(Church Work 1nNorth China)一书。史嘉乐的藏书票粘贴在一本1900年伦敦出版的莎士比亚名著《理查三世》(King RichardIII)上,书票图案是由象征主教神权的高冠和十字架组成。这本书还是个“巾箱本”(仅有64开大小),精装毛边、书顶刷金、封面轧花、版画插图,煞是可人,书中还有《大公报》学者张契尼的藏书印章,以及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介绍过史嘉乐的继任者鄂方智(圣公会华北地区第二任主教)的藏书票。
位于北京西城区佟麟阁路八十五号的南沟沿救主堂,正名“中华圣公会教堂”,建于1907年,是当时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的总堂,它就是由史嘉乐主教请人设计蓝图并找工匠建造的,是北京最早的中国“宫殿式”教堂。教堂正面立墙镶有四块石碑,第二块就是1928年圣公会教民为史嘉乐主教所立的纪念碑。史嘉乐还在天津建造了座圣公会教堂(诸圣堂),并常从北京去为住在天津的英国信徒做礼拜。
照片中后排右起第1位是圣公会上海地区主教郭斐蔚(1858-1940),他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185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1881年来华,初在武昌传教。1885-1887年任上海圣约翰书院圣道馆教习。1893-1940年先后担任圣公会江苏、上海教区主教,逝于上海。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宗教界权威人士之,著有《1881-1893年回忆录》一书。1939年圣约翰大学师生和校友曾捐款建造了两层教学楼幢,为纪念郭斐蔚命名为斐蔚堂(Graves Hall)。郭斐蔚藏书票贴在一本1908年伦敦出版的梅瑞狄斯的《理查德·法弗尔的考验》(The Ordealof Richard Feverel)上,书票图案具有浓厚的教会色彩,文字却是汉字双钩隶书,也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这本书上还贴有枚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的藏书票和郭斐蔚的亲笔签名,郭斐蔚曾任圣约翰大学神学科主任,也是圣约翰大学的领导人之
藏书票在中国的起源,一方面是由首先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留洋学生们开始的,另一方面就是由最初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引入的。一张张藏书票无意间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小小“物证”。
位于北京西城区佟麟阁路八十五号的南沟沿救主堂,正名“中华圣公会教堂”,建于1907年,是当时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的总堂,它就是由史嘉乐主教请人设计蓝图并找工匠建造的,是北京最早的中国“宫殿式”教堂。教堂正面立墙镶有四块石碑,第二块就是1928年圣公会教民为史嘉乐主教所立的纪念碑。史嘉乐还在天津建造了座圣公会教堂(诸圣堂),并常从北京去为住在天津的英国信徒做礼拜。
照片中后排右起第1位是圣公会上海地区主教郭斐蔚(1858-1940),他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185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1881年来华,初在武昌传教。1885-1887年任上海圣约翰书院圣道馆教习。1893-1940年先后担任圣公会江苏、上海教区主教,逝于上海。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宗教界权威人士之,著有《1881-1893年回忆录》一书。1939年圣约翰大学师生和校友曾捐款建造了两层教学楼幢,为纪念郭斐蔚命名为斐蔚堂(Graves Hall)。郭斐蔚藏书票贴在一本1908年伦敦出版的梅瑞狄斯的《理查德·法弗尔的考验》(The Ordealof Richard Feverel)上,书票图案具有浓厚的教会色彩,文字却是汉字双钩隶书,也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这本书上还贴有枚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的藏书票和郭斐蔚的亲笔签名,郭斐蔚曾任圣约翰大学神学科主任,也是圣约翰大学的领导人之
藏书票在中国的起源,一方面是由首先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留洋学生们开始的,另一方面就是由最初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引入的。一张张藏书票无意间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小小“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