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高足 江南二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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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先后兴起,一南一北,一官办一私立,前后相接相续,均以振兴国学、造就英才为鹄的,春风化育,门墙济济,英髦才彦蔚然辈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腾誉学林,教泽绵长,至今令人称羡,传为佳话。


  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始创于1920年。它办学的成功,得益于主办人和掌门人唐文治先生。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江苏太仓人。其父唐受祺以课徒教书为业,家境清贫。唐文治在父母督导下发奋攻读。其父外聘教书,其母胡夫人晚间常常挑起油灯,借月光严训儿子读书,唐文治目力由此受损。六岁时,祖父学韩公晚间与孙子同榻而眠,经常口授唐文治诸经至深夜,熟读《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十五岁时,唐文治随侍父亲读书,多得点拨,攻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等,开始学作古文。十六岁,受业于其父挚友、同乡名儒王祖畬门下。1885年,唐文治报考江阴南菁书院,以超群成绩被录取,先后受业于名儒黄以周、王先谦。黄以周博综群经,尤邃于“三礼”,以明经传道自任,是与俞樾、孙诒让并称“清末三先生”的经学大师。王先谦编印《续皇清经解》,唐文治协助校订,进而阅读清儒经学、小学等考据著述,学业日益精进。因用功过勤,眼病有所加深。
  唐文治曾先后四次入京参加礼部考试不售。在京期间,拜晚清大儒沈曾植为师,又与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结交,视野更为广阔。1892年,第五次赴礼部试,巍科拔擢,高中进士,房师为沈增桐(沈曾植弟)、翁同龢。唐文治被授户部江西司主事。翁同龢赏爱其才,特聘唐文治为家庭教师,课读两个曾孙翁之润、翁之廉。入仕后,唐文治宦海顺航,至1906年,官至署理农工商部尚书。在朝期间,面对国势凌夷、外患沓至,唐文治直言敢谏,多次抗颜越职上疏,提出挽救危亡、兴利除弊的主张,不为主政者采纳。唐文治对朝政极度失望,以为国事不可为,乃以母丧为由辞职回籍,洁身引退,时年四十二岁。从此去仕执教,盛年奋志,“不为良相,即为良师”,尽瘁于教育事业,终身不渝。
  1907年,唐文治就任上海实业学堂监督(校长)。此校前身为1896年开办的南洋公学,1905年易名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定名交通大学至今。唐文治到任后,以文理相通的办学理念,提出“崇德、尚实、重文、健身”的主张,努力把学校由培养商务实业人才转为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的工科大學,唐文治不愧为中国工科教育的先驱。
  1920年,唐文治目翳加重,辞去教职,移居无锡休养。时浙人士绅施肇曾出资发起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盛邀唐文治主持馆务,唐文治欣然应允。办学之初,他宣布:“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宗旨。”提出讲学宗旨:“以救正人心,复兴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本。”他任校长三十年之久,为国储才,护持薪火,续命弘道,桃李遍及海内外,堪称硕果盛葩,聿聿多士。
  1921年2月27日,无锡国学正式开馆。新生入校第一堂课,唐文治亲自讲授范仲淹《岳阳楼记》,让学生体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在学校饭厅里悬挂明代抗志不屈的杨继盛的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激励学生踵继前贤的节操。培育学生敦品励学、进德修业之外,更延请名师来校授课或作专题讲座,如章太炎、吕思勉、钱基博、顾实、陈柱、周谷城、周予同……重金聘请陈衍主讲《通鉴》和诗学,每课时二十银元(约合三百斤大米)。陈衍所讲的《通鉴》精彩异常,连胡三省的注均能背诵如流,剖析毫芒,极富条理;讲诗学阐发历代诗歌源流递嬗,别具只眼,授人以真髓。名师讲课使学生终身受益。唐文治也杏坛亲授,为学生开讲国文课,昭示学生学习国文的门径,讲授读文法。唐文治的嗓门洪亮,音色极好,吟诵古文声调抑扬亢坠,韵味隽永,一唱三叹,极富感染力,从中玩味文章起承转合、措辞构思之妙。他服膺桐城派阴阳刚柔的古文之说,又与吴汝纶促膝论文,得吴氏朗诵古文之法,加以融会贯通,读古文因文章感情、意境、节奏而变化,既能体现阳刚之美,又能再现阴柔之美,因而悦耳动听,人争效仿,谓之“唐调”。1934年,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曾录制唐文治朗诵的古诗文唱片,如《诗经》、《楚辞》、《左传》、《史记》中的篇章,诸葛亮《前出师表》、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李华《吊古战场文》、欧阳修《秋声赋》、岳飞《满江红》等,以广视听。
  唐文治忠于职守,对学生“既严又亲”,治学一丝不苟,开导后学不遗余力。每天上午七时必临校办公,盛夏祁寒,风雨无阻。随着年事日高,五十六岁时他的目疾加剧,近乎双盲。但他仍然坚持为学生授课,每次乘轿或车前来,由学生搀扶登上讲台,上课前请助教点名,唐文治起立恭听,以示对学生的尊重,然后精神饱满地为学生讲学。1931年,无锡国专十年校庆,唐文治撰作校歌,歌词中勉励学生:“建功立业,博古通今,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抗日战争爆发,无锡国专迁往长沙、桂林坚持办学,白发盈颠的唐文治不顾暮年衰耄,仍随校辗转内地,艰苦备尝。终因水土不服,返沪到租界休养,租赁校舍开办国专分校。1941年,上海租界被日伪强占,唐文治将国专分校改为私塾,不向敌伪登记。当时,唐文治生活艰窘,敌伪派人劝说他出长伪交大,被坚持民族气节的唐文治严词拒绝,宁可以卖文所得维持生计。唐文治平生自奉俭薄,硁硁自守,当上海交大和无锡国专经费短绌时,他主动带头只取半薪。1912年到1943年间,他先后组织赈灾并自捐款物多达十四五次,赈济灾民,行胜于言。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唐文治以其道德文章赢得学生们的敬慕与爱戴。
  无锡国专办学的十六字诀是:“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星霜荏苒,无锡国专前后办学三十年,培养出一千七八百名学生,受其沾濡渥泽,隽才辈出,如唐兰、吴世昌、蒋天枢、朱星、周振甫、王绍曾、徐兴业、沈熙乾、陈左高、冯其庸……“名师出高徒”,唐门弟子均为一时硕望之选,其中享名最著的当属王蘧常和钱仲联,人称“江南二仲”。


  王蘧常(1900—1989),字瑗仲,浙江嘉兴人。三岁时,其母顾氏教他识字,并区分四声。四岁,其父王甲荣赴广西任富川知县,全家相从。伯父授其《文字蒙求》等训蒙读物,并教以执笔“描红”。五岁以后,始读“四书”与《毛诗》,七岁读毕,耽读韩愈、柳宗元等文章,作诗十余首,有“神童”之誉。十岁,始入学堂。十五岁,因病辍学,恶疟缠绵两年,卧病摩挲唐拓《十七帖》,对王羲之书法体会精深。
  1917年夏,晚清大儒沈曾植由上海回嘉兴。沈氏与王家有世交戚谊,王蘧常仰之如山斗,不敢贸然谒教,托名“阿龙”,把平时读书所遇疑难问题二十余条写成一信,投书问业,引起沈曾植注意。期间,他又将所作两首绝句投寄沈曾植,被赞为“近玉溪(李商隐)”。1919年,王蘧常奉父命赴沪至沈氏寓所谷隐楼,正式拜沈曾植为师。沈曾植把他搀起,称他“阿龙先生”,笑着说:“我早就猜出那个问问题的阿龙,就是你。”从此,受沈氏书学、诗学传授。在《回忆趋庭三十年》中,他深情回忆:“我十九岁时,父亲命我从他(指沈曾植)学书,他是学北碑的,所以鼓舞我学《爨龙颜》。一天,我挟一包临写的字去请他指导。到后,见他那里先有客在。寐叟为我介绍,知道竟是鼎鼎大名的南海先生康有为。这时,我就在他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下,康老见我腋下挟了一包东西,便问我带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自己写的字,想请四公批改的,康老向寐叟叫了一声四兄,让我代劳吧!说罢,便把我的字要了过去。一看之下,连声呼好,一气打了四十八个圈,回头对寐叟说了一句:‘咄咄逼人门弟子。’寐叟便说:‘休要长了少年人的骄气。’康老对我实在垂爱,他邀我到他愚园路的游存庐去玩。”康有为的赞语有两个出典:一是引用宋代赵庚夫题曾几的诗,把沈曾植比为曾几,把王蘧常喻为陆游;二是赵诗中所云“咄咄逼人”,又是卫夫人称誉王羲之的话,这里康有为把王蘧常比作王羲之,大有冰水青蓝之意。因此招引沈曾植忍不住发话,意在杀杀后生的骄气。康有为对王蘧常垂爱有加,邀他去沪愚园路住宅游存庐,让他欣赏自己收藏的法书名帖、金石鼎彝。康有为有意将小女儿同倓许配王蘧常,因家中早已为王蘧常定亲,女方是沈钧儒的堂妹沈静儒,当沈曾植代康有为选婿征询王蘧常时,王氏以战国时郑忽婉谢齐桓公以女齐姜相许的典故婉言却之:“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岛重修康有为墓,王蘧常特撰墓门楹联:“万木高风,际海蟠天终不灭;一言不许,铭肌镂骨感平生。”
  因王甲荣与蔡元培、张元济、梁启超同年中举,经张元济之介,王蘧常又拜梁启超为师,畅论子史之学。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梁启超为四大导师之一,曾函告王蘧常,邀他赴京深造。因当时王氏已从无锡国专毕业,赋闲在家,入清华读书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因而未能负笈北上求学。1928年,王蘧常在大夏高等师范讲授先秦学术,讲稿呈寄梁启超郢正,梁氏复信嘉勉,并为之定名《诸子学派要诠》,后于1956年出版。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王蘧常编选《梁启超诗文选注》,延至1987年出版。
  1920年,无锡国学专修馆招生,名额二十四人,不拘年龄,报考者多达一千五百余人。在父亲鼓励下,十九岁的王蘧常参考,当时的考试有二题:其一《于缉熙敬止》,出自《诗经·大雅》;其二《“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论》,源自顾炎武。王蘧常在《唐老夫子对我的感染》中回忆考试时的情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头发斑白的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他老是看我的文章,看一下,写一下。我心里非常害怕,这不是雷同了吗?于是我写古体字,老先生看看叹了口气:唉!把笔墨一卷出去了。这样一来,旁边没有人监督,就顺利完场了。”结果,王蘧常以第七名被录取,当他战战兢兢面见唐文治校长时:“他第一句就问‘你为什么在作文上写了古里古怪的字?’我就告诉他,我没有办法,并不是要显露我的什么才华,实在是没有办法。唐先生就哈哈大笑,非常和蔼可亲。”从此,王蘧常得列唐氏门墙,为遍研群经和宋元理学之始,唐氏“务实深进”的学风成为王蘧常研究经史的导路南针。因唐、王二人先后为沈曾植弟子,有同门之谊,感情更为亲近,唐文治赏识王蘧常的才干,对他深为倚重。
  1924年1月1日,无锡国学举行第一届学生毕业礼,王蘧常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遵唐校长之命,王蘧常到无锡中学任国文教员,后调回母校任讲师,教授诸子研究。王蘧常腹笥宏富,学理精深,开讲《庄子》从不带课本,从正文到注释均记诵如流,与《庄子集释》锱铢不爽;常在疏解各家注疏后,抒发己意,出语吐珠,发人省悟。冯其庸回忆:“到了上海,我首先听到了瑗师讲《庄子》,每逢瑗师讲课,我必须聚精会神听课,不敢稍懈,我们一学期只听了一篇《逍遥游》,而且还未讲完,然而我从瑗师的讲解中,已深深受到启示,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功夫,尤其是瑗师惊人的记忆力,所有的引经据典的笺释,都是从记忆中随时背出来的。”
  1927年以后,王蘧常先后在光華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39年,江浙一带没有随迁桂林的国专学生要求在上海复校,学校聘请王蘧常为国专沪校教务主任,在沪养病的唐文治主持校政。太平洋战争爆发,汪伪政权接收交通大学,王蘧常时任该校中文系教授,与同事五人愤然辞职,时称“反伪六教授”。当时伪中央大学校长是王蘧常的一位长辈,三次电邀他去南京任文学院长,王蘧常以《节妇吟》诗峻拒,后又以《弃妇吟》劝其急流勇退。孤岛时期,生计艰虞,几不能存活,王蘧常洁身自爱,自甘贫困,曾全家吃菜粥以度除夕。王蘧常困而益励,任私人教师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同时写下大量爱国诗文,诗如《哀八百孤军》、《闻平型关捷报歌》、《大刀勇士》、《张自忠将军挽词》,文如《论倭不足畏》、《胡阿毛烈士传》,编为《抗兵集》,危难之中见志节,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面对无锡国专经费支绌,困难丛集,王蘧常始终殚精竭思,肩荷办学之责,不废弦诵。他回忆:“不得不求助于有力者,或定期贷款,或书籍抵押,亦有自愿捐助者。当此时,外虑敌伪之干扰,内愁经费之拮据,又不忍上渎唐先生,竭蹶时,筹划突破难关,常至三四夜不寝。加于家中母病子幼,艰于得食,公私交困,往往神色非人。”他亲登其门,先后延请许多热心教育而又卓然成家的学者来校讲课,如蔡尚思、张世禄、童书业、黄云眉、钱仲联等。夏承焘说:“蘧老以诚感人。”   王蘧常不仅著述等身,他辑注的《顾亭林诗集汇注》是最完善的顾诗注本。已出版的有《严几道年谱》、《沈寐叟年谱》、《商代典坟志》、《礼经大义》、《荀子新传》、《先秦诸子书答问》、《书法答问》、《明两庐题跋劫余录》、《国耻诗话》等。遗著有《秦史稿》等。
  王蘧常更以书法享名当代。当年他临池习书,受沈曾植启沃:“治学必别辟蹊径,一探古人未至之境,或少至之境。倘亦步亦趋,循旧轨辙,功效实稀。《十七帖》虽属右军胜迹,然千百年来,已被人学滥,不如冥索右军所自出之章草为得。”遵从师训,王蘧常终成章草巨擘,驰誉海内外,被日本友人称颂为:“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


  钱仲联(1908—2003),名萼孙,字仲联,以字行。江苏常熟人。原籍浙江吴兴。祖父钱振伦专长骈文;祖母翁端恩,翁心存之女,翁同龢之姐。1879年,祖父客死苏北,祖母携子返回常熟,由弟弟翁同龢为其购置三进老屋。其父钱滮曾与伯父钱恂、从叔父钱玄同赴日留学,其母是著名诗人沈瑾汝的从妹。钱仲联颖悟夙成,四五岁时依偎母怀,听其柔声吟唱吴语山歌,诵读唐诗,讲弹词故事。八岁起,除小学就读外,在父亲督示下自学。九岁从舅父沈企棠学古文、唐诗,辨四声,试写五言绝句。十五岁入县立师范。1924年,经姑父俞钟鉴介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无锡国学。1926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是国学第三届学生中的高才生,与首届学生王蘧常、二届学生蒋天枢齐名,号称“唐门三鼎甲”。校长唐文治是钱氏舅祖翁同龢的门下士,早年又在翁家教其子弟,因此对钱仲联的学业格外关切,对他的才华青眼有加。入学后,钱仲联开始攻读经史诸子、《说文》等书,并与五六位学生被选派每周去一次苏州,跟从朴学名宿曹元弼学习《仪礼》和《孝经》,得以深入堂奥。钱仲联对唐师“因声以求气”的朗诵诗文法深入体会,用以朗诵骈文,以通“潜气内转”之理,得唐师称赏,许为诵文章的唯一继承者。十九岁时,钱仲联撰长篇骈体文《近代诗评》,刊于《学衡》杂志,对晚清以来的诗学大势剖析精辟,赢得声誉,见者以为出自耆宿之手,不知作者竟是年未弱冠的青年。
  钱仲联早年的学问研究多与诗歌艺术相关,并擅作诗词,他与王蘧常均以诗名,钱仲联有《梦苕庵诗》,王蘧常有《明两庐诗》,二人因诗而深相交纳,1931年合刊为《江南二仲集》,好评多多。陈声聪《兼于阁诗话续篇》称钱仲联为“瑰才”,其诗“感怀历史,一往情深”,王诗“精警有法度”,多为人传诵之句。
  1932年,由陈柱、黄炎培介绍,钱仲联到大夏大学任教,先任讲师,不久聘为教授,担任基本国文和修辞学等课程。1934年,应唐校长之聘,回母校为专任教授,讲授诗选、古文选等专业必修课。他在《钱仲联学术·难忘的国专十年》中回顾往事:“严格地说,作诗填词、著书立说都只能算是我的‘副业’,我赖以立身养家的社会职业始终是教师。”讲诗选课,钱氏从有裨学生研究和习作的教学目的入手,认真安排教学内容,突出重点,顾及一般,帮助学生触类旁通,收一隅三反之效。得其亲炙,造就出一大批文史研究的专才,如马茂元、姚奠中、吴孟复、陈祥耀、江辛眉、汤志钧、杨廷福……四十年代后期,钱仲联息影乡里,在常熟几所中学执教。总结治学经验,钱仲联认为,博通群籍是治学的必备条件,要以专带博,以博辅专。他提出:“授人以鱼,为一飯之惠;教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
  钱仲联的治学和研究涉及自南北朝经唐、宋、明、清乃至近代,成果丰硕。他对多部古籍进行的笺注备受推挹。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评述:“晚近的笺注大家,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善作发覆,由诗入手,而以史为归;钱钟书有《宋诗选注》,侧重点评,对诗语源流的追溯最为所长;钱仲联尤专于此道,大抵还其背景,释其古典,证其本事,虽发明不及陈寅恪,精赅不及钱钟书,然得其大体,最近于传统笺注学的正宗。”钱仲联的笺注著作分为创注与集注、补注两大类,创注有《人境庐诗草笺注》,前无依傍,穷年毕力,五年始成,六十多年中递有增删补订,印证了“笺证不易”的古训。此书公认为研究黄遵宪的鼻祖,后黄遵宪研究中心即设在苏州大学。《海日楼诗集笺注》为沈增植的诗集做笺注,用力最勤,耗时最久。沈氏以学人为诗,融经学、史学、玄学、佛学入诗,佛典触目皆是。钱仲联为笺注其诗浸透心血,足见他的功力非凡。陆游《剑南诗稿》向无注本,钱仲联对《剑南诗稿》进行校勘、辑佚、题解、注释,成《剑南诗稿校注》,堪称前无古人,至今未见来者。集注、补注能增补出新,更上层楼。《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钱仲联广罗众本,在前贤如方崧卿、朱熹、顾嗣立、方世举等人校勘笺注的基础上多有突破,进行校、笺、注、评,补释近一千二百条,成韩诗研究集古今大成的学术著作。《鲍参军集注》对南朝诗人鲍照的诗歌加以笺注,补注在其祖父钱振伦初创、黄节增补的基础上,参校诸本,加以补苴,题校语于注文之后。他还新撰《鲍照年表》附于卷末,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助。此外,钱仲联还有《李贺年谱会笺》、《吴梅村诗补笺》、《后村词笺注》等多部著作问世。再者,由他主编的《清诗纪事》涵盖清代诗人一万五千多家,采录入书六千四百家,以诗系事,引书千余种,为清代以来三百余年的诗学渊薮。上千万字,蔚成煌煌二十二本巨著,多次荣获全国图书评比一等奖。钱钟书赞誉:“钱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特书。举世学人受益无穷。”
  早年,钱仲联以青年才俊名满江南,晚年声华愈高,教书育人,著述不辍,名至实归成为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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