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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新闻报刊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宋代在唐五代报刊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对完善的信息传播体系，已经进入了成熟的新闻传播阶段。邸报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文人论政的空前活跃与自由、制度建设的进步与加强，逐步跻身于宋代社会文化系统之中，其受众基数之大、覆盖阶级范围之广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作为重要工具，宋代邸报的政治功能对于社会发展与建构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士大夫群体为主体的社会精英阶层通过这一媒介平台进行互动与交流，紧紧凝聚在了国家意识形态之下，对于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与积极入世的人文情怀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宋代邸报;传播体系;新闻史;进奏院
宋代官报通常被称为“邸报”，邸报的出现与发展在中国乃至世界新闻事业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宋代帝王及相关中央级机构颁告的政治指令往往通过进奏院传播到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由于邸报是直接由进奏院官吏统一进行编辑、发行的，其报刊性质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央机关报。我国第一部断代新闻史专著便是朱传誉先生的《宋代新闻史》，陈寅恪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史时也指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可见作为这一时期重要文化因素的宋代报纸在历史上突出的地位。
目前相关高校新闻史论研究大多侧重于近现代报刊的发展历程，及其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影响关系。对于古代报刊尤其是在这当中占重要地位的宋代官报，其研究的热度与关注度相对较低，使得研究价值与研究热度不相匹配，这为此次课题留下了大量的学术空白与可挖掘空间。我国新闻史研究系统化地开始到成熟阶段，这一期间前后走过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史论研究通常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展开的，其展开深度、广度、发展的总体水平都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新闻事业本身的充分发展是新闻史研究得以开展和深入的前提，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学界尚未出现系统性的新闻史研究，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末近代以来新闻事业的发展尚不成熟。彼时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虽已筚路蓝缕，走过了近百年的风雨旅程，但新闻传播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冲击则是始于戊戌变法期间。反观当代中国新闻事业正处于空前繁荣的历史新阶段，这为我们新时期新闻史论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素材和课题内容，也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研究不断向交叉学科领域进行多元化的拓展。与此同时，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是新闻史研究得以顺利开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条件，自方汉奇先生《中国近代报刊史》专著出版后，我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和稳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为我们提供了“盛世修史”的好时机。
一、宋代邸报运行的社会背景及其受众范围
宋代周麟之所撰写的《海陵集》当中对于邸报有如下记载：“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周麟之系南宋初年士人，这里所提到的“小报”即宋代官发的邸报，在中国封建官僚制度趋于完善的宋代，由进奏院“邸吏”作为信息发布者、邸报作为信息媒介的传播模式起到了沟通中央政府与各级官吏的渠道作用。受众群体的基数大小与其所涵盖社会阶层的多寡是衡量报刊传播效力与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两宋时期官发邸报最直接的受众群体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在职的政府官吏，由于两宋时期“冗官”现象的出现，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元丰三年条目的记载，北宋英宗宣和元年（1119年）在职官吏达到了四万八千人的峰值，“冗官”现象同时也为我们说明了邸报的基础受众群体是相当庞大的。
此外通过各类非官方渠道的社会关系间接成为邸报受众的还包括大量致仕官员与未取得任官资格的知识分子群体，上述两类邸报的主要读者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具备较高社会责任意识与文化素养的群体，这也反映了宋代官报折射出的中国近代典型的精英文化形态。区别于邸报从汉至唐渐进式的发展，宋代邸报在传播规模与社会影响等方面较之前取得了相当的突破，理解这一突破性变化离不开对两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内容的观察。
宋自政权建设以来推行的“重文偃武”的国策形成了言论自由、思想踊跃的社会格局，表现在以土大夫阶层为主体“文人论政”空前繁荣的局面上，宋诗当中大量留存的“邸报诗”即说明了这一情况。如陆游在开禧二年（1206年）所作的《观邸报感怀》诗“却看长剑空三叹，上蔡临淮奏捷频”，表现出对民族战争强烈的关切与感慨;郭祥正《邸报》诗“边塞疮痍后，朝廷气檗中”与王迈《二月阅邸报》诗中所云“书生忧愤空头白，自有经纶社稷臣”则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的高度忧患意识与对自身际遇的哀叹。宋代统治阶级对工商业实行的政策使得这一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为社会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交通驿递的体制化与系统化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信息传播的空间限制，与此相关的印刷术的进步则大大促进了信息传递的效率，使得邸报得以大量印制，扩大了中央政令与国家信息的辐射范围。
两宋时期是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相较突出的时代，这当中又以民族矛盾为甚，中央政府的政令、情报通过邸报这—传播媒介，将以士大夫群体为主体的社会精英阶层紧紧聚拢在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在国家意识的构建、民族情感的维系、政治权力的巩固方面，邸报作为中国早期新闻媒介的代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宋代邸报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影响
我國当代新闻学者郭庆光教授在给“传播”一词作定义时指出，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这一定义着重强调了“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客观性，在唐五代报纸发展的基础上，宋代邸报从信息采集、整理编排到审查发布，构建了相对完善的信息传播体系，已经进入了成熟的新闻传播阶段。
北宋设立进奏院，撤除了旧有的地方进奏院制度，将邸报由对地方州府负责改为直接由中央管理并为中央服务，这是宋代邸报区别与以往任何形式的邸报的重要特点，由此使得宋代邸报除官方传播媒介的属性之外，还具有中央政府传播媒介的重要属性。这也使邸报完全由官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施拉姆在论及传播功能时提出过政治功能的主要性，传播的政治功能体现在媒介交流的目的性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邸报，其内容离不开政治性的宣传，其目的也在于巩固政权的稳定性。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是不可能在宋代的政治环境当中诞生的，依赖于强大的中央集权模式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中国却最早建立在北宋时期。起始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的“定本”制度，实质上是宋代统治者施行的新闻预检制度。所谓“定本”指的是经官方审定的邸报样本，进奏院官吏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严厉的新闻控制使得邸报的传播内容一般情况下受统治阶级意志的支配，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其自身的政治利益与诉求往往给邸报的内容发布设置诸多“禁区”，如重要的军事情报、与政府诉求相悖的官员奏疏、地方上报的各类“灾异之事”等，邸报从诞生到发展其实质始终是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工具。由于政治因素的制约，邸报的发行在时效性上也存在严重的弊病，社会信息供需的不平衡关系为民间小报的悄然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尽管如此，宋代以邸报为代表的官报新闻网络仍然是地方各级官吏与中央政府进行信息互动的重要渠道，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为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提供了大量现实素材，也成为了凝聚士大夫阶级的精神平台，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与积极人世的人文情怀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宋代邸报;传播体系;新闻史;进奏院
宋代官报通常被称为“邸报”，邸报的出现与发展在中国乃至世界新闻事业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宋代帝王及相关中央级机构颁告的政治指令往往通过进奏院传播到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由于邸报是直接由进奏院官吏统一进行编辑、发行的，其报刊性质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央机关报。我国第一部断代新闻史专著便是朱传誉先生的《宋代新闻史》，陈寅恪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史时也指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可见作为这一时期重要文化因素的宋代报纸在历史上突出的地位。
目前相关高校新闻史论研究大多侧重于近现代报刊的发展历程，及其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影响关系。对于古代报刊尤其是在这当中占重要地位的宋代官报，其研究的热度与关注度相对较低，使得研究价值与研究热度不相匹配，这为此次课题留下了大量的学术空白与可挖掘空间。我国新闻史研究系统化地开始到成熟阶段，这一期间前后走过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史论研究通常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展开的，其展开深度、广度、发展的总体水平都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新闻事业本身的充分发展是新闻史研究得以开展和深入的前提，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学界尚未出现系统性的新闻史研究，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末近代以来新闻事业的发展尚不成熟。彼时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虽已筚路蓝缕，走过了近百年的风雨旅程，但新闻传播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冲击则是始于戊戌变法期间。反观当代中国新闻事业正处于空前繁荣的历史新阶段，这为我们新时期新闻史论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素材和课题内容，也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研究不断向交叉学科领域进行多元化的拓展。与此同时，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是新闻史研究得以顺利开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条件，自方汉奇先生《中国近代报刊史》专著出版后，我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和稳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为我们提供了“盛世修史”的好时机。
一、宋代邸报运行的社会背景及其受众范围
宋代周麟之所撰写的《海陵集》当中对于邸报有如下记载：“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周麟之系南宋初年士人，这里所提到的“小报”即宋代官发的邸报，在中国封建官僚制度趋于完善的宋代，由进奏院“邸吏”作为信息发布者、邸报作为信息媒介的传播模式起到了沟通中央政府与各级官吏的渠道作用。受众群体的基数大小与其所涵盖社会阶层的多寡是衡量报刊传播效力与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两宋时期官发邸报最直接的受众群体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在职的政府官吏，由于两宋时期“冗官”现象的出现，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元丰三年条目的记载，北宋英宗宣和元年（1119年）在职官吏达到了四万八千人的峰值，“冗官”现象同时也为我们说明了邸报的基础受众群体是相当庞大的。
此外通过各类非官方渠道的社会关系间接成为邸报受众的还包括大量致仕官员与未取得任官资格的知识分子群体，上述两类邸报的主要读者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具备较高社会责任意识与文化素养的群体，这也反映了宋代官报折射出的中国近代典型的精英文化形态。区别于邸报从汉至唐渐进式的发展，宋代邸报在传播规模与社会影响等方面较之前取得了相当的突破，理解这一突破性变化离不开对两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内容的观察。
宋自政权建设以来推行的“重文偃武”的国策形成了言论自由、思想踊跃的社会格局，表现在以土大夫阶层为主体“文人论政”空前繁荣的局面上，宋诗当中大量留存的“邸报诗”即说明了这一情况。如陆游在开禧二年（1206年）所作的《观邸报感怀》诗“却看长剑空三叹，上蔡临淮奏捷频”，表现出对民族战争强烈的关切与感慨;郭祥正《邸报》诗“边塞疮痍后，朝廷气檗中”与王迈《二月阅邸报》诗中所云“书生忧愤空头白，自有经纶社稷臣”则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的高度忧患意识与对自身际遇的哀叹。宋代统治阶级对工商业实行的政策使得这一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为社会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交通驿递的体制化与系统化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信息传播的空间限制，与此相关的印刷术的进步则大大促进了信息传递的效率，使得邸报得以大量印制，扩大了中央政令与国家信息的辐射范围。
两宋时期是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相较突出的时代，这当中又以民族矛盾为甚，中央政府的政令、情报通过邸报这—传播媒介，将以士大夫群体为主体的社会精英阶层紧紧聚拢在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在国家意识的构建、民族情感的维系、政治权力的巩固方面，邸报作为中国早期新闻媒介的代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宋代邸报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影响
我國当代新闻学者郭庆光教授在给“传播”一词作定义时指出，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这一定义着重强调了“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客观性，在唐五代报纸发展的基础上，宋代邸报从信息采集、整理编排到审查发布，构建了相对完善的信息传播体系，已经进入了成熟的新闻传播阶段。
北宋设立进奏院，撤除了旧有的地方进奏院制度，将邸报由对地方州府负责改为直接由中央管理并为中央服务，这是宋代邸报区别与以往任何形式的邸报的重要特点，由此使得宋代邸报除官方传播媒介的属性之外，还具有中央政府传播媒介的重要属性。这也使邸报完全由官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施拉姆在论及传播功能时提出过政治功能的主要性，传播的政治功能体现在媒介交流的目的性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邸报，其内容离不开政治性的宣传，其目的也在于巩固政权的稳定性。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是不可能在宋代的政治环境当中诞生的，依赖于强大的中央集权模式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中国却最早建立在北宋时期。起始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的“定本”制度，实质上是宋代统治者施行的新闻预检制度。所谓“定本”指的是经官方审定的邸报样本，进奏院官吏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严厉的新闻控制使得邸报的传播内容一般情况下受统治阶级意志的支配，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其自身的政治利益与诉求往往给邸报的内容发布设置诸多“禁区”，如重要的军事情报、与政府诉求相悖的官员奏疏、地方上报的各类“灾异之事”等，邸报从诞生到发展其实质始终是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工具。由于政治因素的制约，邸报的发行在时效性上也存在严重的弊病，社会信息供需的不平衡关系为民间小报的悄然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尽管如此，宋代以邸报为代表的官报新闻网络仍然是地方各级官吏与中央政府进行信息互动的重要渠道，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为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提供了大量现实素材，也成为了凝聚士大夫阶级的精神平台，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与积极人世的人文情怀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