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两条新闻：一是，6月19日，财政部发布的相关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14年1—5月，纳入统计范围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增幅继续放缓，32家中央管理企业和13个省份的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负增长，4个省份的地方国有企业今年以来仍未摆脱亏损；二是，有媒体估算，地处曹妃甸的京唐钢铁，自投产至今，5年时间已亏损120.72亿元。
　　这两条新闻都指向同一个关键词：国企。
　　再来看一组数据：据公开资料统计，2013年，我国共有31名国企高管落马。如果以2014年5月17日，中纪委网站显示的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和平，因严重违纪而接受组织调查为一个结算点，在2014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有27名国企高管落马。
　　这些落马高管所在的国企，涉及石油、钢铁、煤炭、电力、通信、航空等多个领域，而不断增加的国企高管落马数量，既昭示着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也揭示出许多国企内部的腐败程度。
　　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说，“国企没搞好，责任不在企业在政府。管理是为了少管、不管，如果要审批的事情越来越多，说明我们管出毛病来了。”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但在大树底下凉快久了，是不是就更不适应太阳底下市场的热度了。
　　国企习惯了依赖，政府又总有所偏爱，也就难免招致其他市场主体的非议。国有企业虽然并不等于垄断，但国有企业却需要不断去垄断化。就像李荣融在离任时说的那样：国企没搞好，要挨骂；搞好了，也要挨骂。
　　不是国企就该受指责，只是你占用了那么多的社会优势资源，却总是无法创造与之相对等的GDP、税收、就业等社会贡献，还动不动就亏损上百亿元，能不挨骂吗？
　　都知道国企改革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国企怎么改，这些年来，似乎也一直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出路。国企要改革的问题太多，20多年来，有的问题解决了，但还是有很多问题原地踏步、停滞不前。
　　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倒闭了一部分国企，也让一部分国企变成了私企，提高了效率和收入。发生在山东诸城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1992—1994年，该市将大量亏损的市属国企私有化，死马奇迹般被医活。
　　尽管在2003年左右，因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国企改革走向了停滞，但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10年底，每年有近5000家国有企业倒闭。
　　一批效益差的国企死去了，伴随着更大量的优质资产的集中，一批大国企“发胖”了。登上《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2003年是6家，2012年是54家。
　　国企的数量的确减少了，也相对优化了，但围绕国企改革的争论却愈演愈烈，因为20多年来关于国企要不要产权改革，要不要私有化和民营化这样的争论仍在继续，问题仍未解决。尽管2003年成立国资委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但在经济学家茅于轼看来，产权仍然不明确，所有权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我觉得国企从根本上讲，它产权是不明确的，企业所有权是谁？是厂长和经理吗？不是的，是全体人民。谁是全体人民，不明确。”
　　类似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企改革的步伐。日前，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创建的保尔森中心发布了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报告，在这份名为《改善国企的业绩》的报告里，提到针对中国国企的两个主要目标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即国企资产其实并没有集中到政府希望的行业，而且回报率在下降。所以，中国的国企改革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即国有资产的配置和资产回报率。报告还认为，“现阶段国企改革还需回归15年前的原则，即国企有责任不成为国家的财务负担，因此需要达到公司业绩的基本标准。”这正应和着文章开头的那两则新闻。
　　据报道，截至5月底，上海、贵州、湖南、天津、重庆、四川、湖北7个省市已经出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方案，涉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有资本结构调整、实施国企分类管理等方面，而关于国企改革的总体方案据说也将在今年出台。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国企的改革之路依然很长，特别是进入“深水区”后，确定前进的方向就显得更加重要，否则路只会越走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