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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1日星期二，一个天气闷热的下午，有人发现太原工学院(现为理工大学)院长赵宗复从土木系三层楼上摔到二楼水泥地上，当场死亡。具体怎样摔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他在星期六下午从家里到学院后就没有回来。出事时是清晨还是深夜，谁也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学院的领导以避免扩大影响，伤害家人为借口，一直拒绝家属与孩子探望，只是当天下午通知赵宗复的弟弟赵景复，由赵景复通知其嫂赵熙赫，让快点去处理后事。
6月22日早晨，我听叔父刘务周说：“赵熙赫今天没有来上班(她当时在市牌照厂工作)，昨天下午被叫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而且听街道上的人说，太原工学院一位大干部跳楼了。”从40年代起我父亲刘学周、叔父刘西舟、刘务周就和赵宗复一家在吉县克难坡相识相交，我自幼就敬佩赵宗复的为人热情、坦荡诚恳。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太原，宗复叔叔让我们住到了他舅舅姚新三的东院(天地坛2巷28号)，我们是两代世交。听了四叔的话，我心中蹊跷，放心不下，便骑车赶到新民4条6号赵宅，见婶母赵熙赫满面忧伤，悲痛欲绝，一脸的焦虑。孩子们围在身旁再三请求亲眼看一看父亲赵宗复，但工学院派人阻止，冷冷地说，自绝于党的人要赶快处理后事，让当天下午就去入土。赵熙赫说这么快怎么行，连面也不让见。泪水在她心中流淌，哽咽地说不下话去。葬礼只好定在22日上午举行。
我说我现在就去郝庄了结后事。当我骑车到郝庄郊外的黄土坡坟场时，只见停放着一个棺木，我和殡葬工人把宗复叔叔的遗体从棺材中抬出，脱掉沾满血渍的衣服。十多分钟后工学院来了一辆大轿车。参加安葬的有婶母赵熙赫和身边的4个孩子潜玉、潜光、潜力和小禾(当时大儿子潜德和大女儿潜柯均在外地1)，还有工学院的两个人，再就是郝庄殡葬馆的工人和我。
黄土坡上，丛丛青草在阳光下泛着绿色，梯田式的坟场上的丛冢与青草连成一体，远远近近，高高低低，荒凉而孤寂。我和殡葬工把宗复叔叔的遗体抬到墓穴旁的席子上，我看见躺在席子上的赵宗复身体僵直，左腿断裂，两眼微闭，嘴唇裂开，似乎有话要说，也许是有冤要诉，右脑仍在。向外滴血。在给宗复叔叔换上赵熙赫婶母从家里带来的的确良衬衣、一身中山装涤卡制服，理发刮胡后，赵熙赫看见他右脑的滴血，撕下的确良衬衣袖子上的白布将滴血的伤口裹缠住。除了孩子们的啼哭声外，旁边的人都低着头，脸色严肃，没有说一句话。在给棺木中放了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和上衣左口袋插了一支钢笔后，就合上棺木入土。51岁的赵宗复叔叔就这样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在当时严酷的极左路线中含冤无声无息地走了。站在坟土前，我的心在收缩着，我的手在颤抖着，一个自觉背叛官僚家庭，秘密投身革命半个世纪的革命者的躯体，就在这荒郊野外伴随着青草微风而息。我的心里明白，赵宗复叔叔的死是一个冤案，是人鬼颠倒的罪愆，我心里坚信，这决不是赵宗复应有的结局。整整40年来，我始终难忘他右脑流出的殷红血滴；他耿直的性格，铁血柔肠的爱心，一直让我缅怀，一直触发我的思考。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人固有一死。但厌死求生，好死不如歹活是绝大部分人的心理。只有正直坦荡胸怀大义之人才会为正义而不屈，为道义而赴死。正如孟子所说，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赵宗复叔叔右脑的滴血，辉映出其磊落坦荡的求真一生；辉映出一个文化人精神纯洁为正义而不屈的气魄。这在民族历史上不是一个先例，但的确是一个继承。
赵宗复少年之时其父赵戴文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可以说他是出生豪门，条件优越。步入青年，他的心灵里滋长了民生、民主的叛逆意识，对时政与国家的命运有了自己的思考与选择。1932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后，受到了革命新思想的冲击，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抉择，可以说是赵宗复与黑暗社会的决裂与宣战。这对生活优裕的赵宗复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考验，难能可贵。入党之后，赵宗复利用自己在阎锡山统治系统委派的职务，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直到1948年他被敌特抓捕，都没有丝毫动摇。当时情况危急，为掩护其他同志、战友，他主动承担责任，经爱折磨。后来他说服看守卫士，弃暗投明，才得以逃出虎口。可以说他选择了背叛豪门投身革命，执著鲜明，义无返顾。
正因为如此，1944年，赵宗复叔叔利用中外记者西北参访团由克难坡去延安访问的合法机会，随团去了延安。在延安，有一天夜晚，毛主席派人悄悄叫他出去单独约他谈话，他随来人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内，主席招待他吃饭。因他不会喝酒，毛主席让人给他端来一杯延安配制的饮料，他一边喝一边聆听毛主席的指示。后来主席还送他一件粗毛呢大衣，让他披着回去，告他说“外面风大，不要受了凉，你身在白区，心向延安”。他一直当作珍品保留身边(现存放于太原革命历史陈列馆)。
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极左思潮的狂热冲击了年轻人的头脑，造反派多次找我生拉硬扯地说，棺木中放的红笔记本说是毛主席语录，其实是对毛主席的诬蔑，放的一盒大前门烟，因为大前门和天安门遥遥相对。就说他死后还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还有一盒友谊之花烟，说这是向苏修伸出友谊之手。为此事逼问我几次，并让我写了保证书，扬言要刨坟查实。事后得知，造反派的确刨过坟。他们还指责我是赵宗复叔叔的孝子贤孙，是一个立场问题。赵熙赫婶母一家也受到株连，从此背上叛徒、黑帮等罪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从30年代起，赵宗复叔叔甘愿放弃豪门仕家的优裕，心甘情愿地投身困难艰险的报国救民的地下革命。30岁左右他历任进山中学校长、教育厅长、新闻处长等职，他没有被这些虚荣达贵的权势所迷惑，而是从灯红酒绿中看出了其腐朽罪恶的本质，以报国救民为己任，呼唤和援助革命青年。直到解放后他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都是粗茶淡饭，老旧的房子，旧衣旧衫，从不要求生活上的享受。上世纪60年代国家三年灾害时期，他连工学院派给他的小汽车都不坐，而是骑自行车上班，把车用于接送教授或为生病的职工家属服务。30多年的奔波，30多年的心血，他没有一丝的屈辱，但当造反派非要诬蔑他是“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时，他从心里感到莫大的耻辱。因为他曾经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背叛旧社会的历史，怎么可能又背叛回去呢?
1978年5月下旬，赵熙赫婶母到北京见了我父亲。随后她找到了薄一波、程子华、康永和等曾在山西革命的老同志，反映了赵宗复的冤案，并在1978年5月受到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秘书的接见。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中共山西省委为赵宗复平反昭雪，遗体安葬追悼大会于1979年1月12日上午在双塔寺烈士陵园召开。那天清晨天色阴郁，灰蒙蒙的天空飘洒着洁白的雪花。参加追悼大会的人挤满了灵堂，花圈挽联布满了整个大厅，中央及省市领导薄一波、邓初民、黄镇、许德珩、王大任、王中青等各界人士都敬送挽联。在青松、鲜花、党旗的簇拥中，我看到了许多老同志严肃的脸上挂满了泪花。
今年乃宗复叔叔逝世40周年，故将我所了解的和经历的这段情况记叙出来，以表祭奠之心，以慰九泉忠魂。
2006年9片8日(责编 卢成)
6月22日早晨，我听叔父刘务周说：“赵熙赫今天没有来上班(她当时在市牌照厂工作)，昨天下午被叫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而且听街道上的人说，太原工学院一位大干部跳楼了。”从40年代起我父亲刘学周、叔父刘西舟、刘务周就和赵宗复一家在吉县克难坡相识相交，我自幼就敬佩赵宗复的为人热情、坦荡诚恳。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太原，宗复叔叔让我们住到了他舅舅姚新三的东院(天地坛2巷28号)，我们是两代世交。听了四叔的话，我心中蹊跷，放心不下，便骑车赶到新民4条6号赵宅，见婶母赵熙赫满面忧伤，悲痛欲绝，一脸的焦虑。孩子们围在身旁再三请求亲眼看一看父亲赵宗复，但工学院派人阻止，冷冷地说，自绝于党的人要赶快处理后事，让当天下午就去入土。赵熙赫说这么快怎么行，连面也不让见。泪水在她心中流淌，哽咽地说不下话去。葬礼只好定在22日上午举行。
我说我现在就去郝庄了结后事。当我骑车到郝庄郊外的黄土坡坟场时，只见停放着一个棺木，我和殡葬工人把宗复叔叔的遗体从棺材中抬出，脱掉沾满血渍的衣服。十多分钟后工学院来了一辆大轿车。参加安葬的有婶母赵熙赫和身边的4个孩子潜玉、潜光、潜力和小禾(当时大儿子潜德和大女儿潜柯均在外地1)，还有工学院的两个人，再就是郝庄殡葬馆的工人和我。
黄土坡上，丛丛青草在阳光下泛着绿色，梯田式的坟场上的丛冢与青草连成一体，远远近近，高高低低，荒凉而孤寂。我和殡葬工把宗复叔叔的遗体抬到墓穴旁的席子上，我看见躺在席子上的赵宗复身体僵直，左腿断裂，两眼微闭，嘴唇裂开，似乎有话要说，也许是有冤要诉，右脑仍在。向外滴血。在给宗复叔叔换上赵熙赫婶母从家里带来的的确良衬衣、一身中山装涤卡制服，理发刮胡后，赵熙赫看见他右脑的滴血，撕下的确良衬衣袖子上的白布将滴血的伤口裹缠住。除了孩子们的啼哭声外，旁边的人都低着头，脸色严肃，没有说一句话。在给棺木中放了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和上衣左口袋插了一支钢笔后，就合上棺木入土。51岁的赵宗复叔叔就这样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在当时严酷的极左路线中含冤无声无息地走了。站在坟土前，我的心在收缩着，我的手在颤抖着，一个自觉背叛官僚家庭，秘密投身革命半个世纪的革命者的躯体，就在这荒郊野外伴随着青草微风而息。我的心里明白，赵宗复叔叔的死是一个冤案，是人鬼颠倒的罪愆，我心里坚信，这决不是赵宗复应有的结局。整整40年来，我始终难忘他右脑流出的殷红血滴；他耿直的性格，铁血柔肠的爱心，一直让我缅怀，一直触发我的思考。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人固有一死。但厌死求生，好死不如歹活是绝大部分人的心理。只有正直坦荡胸怀大义之人才会为正义而不屈，为道义而赴死。正如孟子所说，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赵宗复叔叔右脑的滴血，辉映出其磊落坦荡的求真一生；辉映出一个文化人精神纯洁为正义而不屈的气魄。这在民族历史上不是一个先例，但的确是一个继承。
赵宗复少年之时其父赵戴文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可以说他是出生豪门，条件优越。步入青年，他的心灵里滋长了民生、民主的叛逆意识，对时政与国家的命运有了自己的思考与选择。1932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后，受到了革命新思想的冲击，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抉择，可以说是赵宗复与黑暗社会的决裂与宣战。这对生活优裕的赵宗复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考验，难能可贵。入党之后，赵宗复利用自己在阎锡山统治系统委派的职务，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直到1948年他被敌特抓捕，都没有丝毫动摇。当时情况危急，为掩护其他同志、战友，他主动承担责任，经爱折磨。后来他说服看守卫士，弃暗投明，才得以逃出虎口。可以说他选择了背叛豪门投身革命，执著鲜明，义无返顾。
正因为如此，1944年，赵宗复叔叔利用中外记者西北参访团由克难坡去延安访问的合法机会，随团去了延安。在延安，有一天夜晚，毛主席派人悄悄叫他出去单独约他谈话，他随来人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内，主席招待他吃饭。因他不会喝酒，毛主席让人给他端来一杯延安配制的饮料，他一边喝一边聆听毛主席的指示。后来主席还送他一件粗毛呢大衣，让他披着回去，告他说“外面风大，不要受了凉，你身在白区，心向延安”。他一直当作珍品保留身边(现存放于太原革命历史陈列馆)。
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极左思潮的狂热冲击了年轻人的头脑，造反派多次找我生拉硬扯地说，棺木中放的红笔记本说是毛主席语录，其实是对毛主席的诬蔑，放的一盒大前门烟，因为大前门和天安门遥遥相对。就说他死后还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还有一盒友谊之花烟，说这是向苏修伸出友谊之手。为此事逼问我几次，并让我写了保证书，扬言要刨坟查实。事后得知，造反派的确刨过坟。他们还指责我是赵宗复叔叔的孝子贤孙，是一个立场问题。赵熙赫婶母一家也受到株连，从此背上叛徒、黑帮等罪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从30年代起，赵宗复叔叔甘愿放弃豪门仕家的优裕，心甘情愿地投身困难艰险的报国救民的地下革命。30岁左右他历任进山中学校长、教育厅长、新闻处长等职，他没有被这些虚荣达贵的权势所迷惑，而是从灯红酒绿中看出了其腐朽罪恶的本质，以报国救民为己任，呼唤和援助革命青年。直到解放后他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都是粗茶淡饭，老旧的房子，旧衣旧衫，从不要求生活上的享受。上世纪60年代国家三年灾害时期，他连工学院派给他的小汽车都不坐，而是骑自行车上班，把车用于接送教授或为生病的职工家属服务。30多年的奔波，30多年的心血，他没有一丝的屈辱，但当造反派非要诬蔑他是“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时，他从心里感到莫大的耻辱。因为他曾经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背叛旧社会的历史，怎么可能又背叛回去呢?
1978年5月下旬，赵熙赫婶母到北京见了我父亲。随后她找到了薄一波、程子华、康永和等曾在山西革命的老同志，反映了赵宗复的冤案，并在1978年5月受到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秘书的接见。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中共山西省委为赵宗复平反昭雪，遗体安葬追悼大会于1979年1月12日上午在双塔寺烈士陵园召开。那天清晨天色阴郁，灰蒙蒙的天空飘洒着洁白的雪花。参加追悼大会的人挤满了灵堂，花圈挽联布满了整个大厅，中央及省市领导薄一波、邓初民、黄镇、许德珩、王大任、王中青等各界人士都敬送挽联。在青松、鲜花、党旗的簇拥中，我看到了许多老同志严肃的脸上挂满了泪花。
今年乃宗复叔叔逝世40周年，故将我所了解的和经历的这段情况记叙出来，以表祭奠之心，以慰九泉忠魂。
2006年9片8日(责编 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