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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在“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的基层工作现实中解决好“小事”“细事”，成为群众评价党员干部的最直接标准。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已有三个月。和第一批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国家机关、省级单位不同，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层级是市、县、乡镇，这是中国治理的最基层，也是老百姓直接与之打交道、干群矛盾最多发的层级。
因此，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央精神层层传递至基层，要保证不走样、见真章，需要破解“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群众路线要落到实处，就要真正给群众办实事，更需要破解“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下基层，带着泥土味
“去定点联系村走访村民，很多时候人家不在家，就得一次次地去，直到见到人，听意见、听问题。最后把群众意见汇总成表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谈起最近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宁夏吴忠市工作的选调生宗立冬颇为感慨。他告诉记者，走访定点村的200多户人家，他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走访群众、听群众提意见、提问题、讲困难，是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在福建莆田，当地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夜宿在偏远的南兴村，用“住村夜访帮民富”的座谈会方式，听群众对农村工作的意见。而在同省的宁德，坚持了26年的“四下基层”工作方法——“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正在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被进一步扩展。在该市市委书记廖小军看来，干部只有到村头、走山头、下地头、拿锄头，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才会丢掉“官气”，沾上“土气”，承接“地气”，聚集“人气”，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需。
“说实话，没住够！”在千里之外的河南许昌，市委书记王树山在3天的驻村生活结束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该市的常委班子成员都进驻当地的贫困村，与村民同吃同住，了解群众的困难。而王树山的感慨，源自收到的诸如修路、架桥、治病、上学、就业等“热乎乎”、“带着泥土味”的群众反馈。
除了市、县领导干部到联系点、联系村走访调研之外，多地还大规模组织党员干部下村活动。
在李克强总理的联系点内蒙古翁牛特旗，全旗32名处级干部带领22支工作队、270个工作组、2065名旗乡党员干部，在全旗逐村逐组逐户开展调研走访。为了防止这种走访走过场、装样子，当地还成立了20个督导组，对下乡工作进行巡回督查。
在河北省衡水市，1万多名市、县、乡机关干部被抽调出来，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指导员，选派到全市近5000个村、100个社区和500家企业。征求问题与意见，同时送信息、送政策、送技术，是这些干部的主要任务。
而在宗立冬所在的吴忠市金积镇，走访更是被拆分为“走”和“访”，除了“走”入每户村民的家中听取意见外，还要访党员、访致富户、访贫弱户，听取各方面经验和意见。在他最终汇总的群众意见表上，记者看到，大多是诸如“东门1队和东门6队门前的马路还是土路，下雨下雪很难行走”、“年轻人外出务工较多，很多家庭只有老人在家，有没有适合农村养老的模式”等“细小”又“实在”的意见。
“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有一个缺点，即把‘官’与‘吏’分开——‘官’是形式官僚，基本上是诗词歌赋、传达文件，办实事则依靠‘吏’，造成脱节。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制度优势即在于起于基层，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靠什么赢得百姓信任和拥护？靠的就是办小事、办细事、办碎事。群众路线教育，尤其是第二批，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如是说。
办实事，解决“最后一公里”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中的这句话，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引用。而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走访中群众提出的每一件事，都是“细事”。因此，能否在“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的基层工作现实中解决好“小事”“细事”，就成为群众评价党员干部的最直接标准。
重庆市巫溪县是渝陕鄂交界处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地处秦巴山区，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形地貌。在这里工作的选调生潘子豪告诉记者，在当地有些地方，一个镇的面积就相当于4个上海闸北区，对于“各占山头”生活的村民来说，到乡镇政府办事，是一件让群众非常头疼、又常生抱怨的事情。
“有时老百姓为了办事，早上7点就得出门，走到公车点、再转车。有时还要搭摩托车，到镇上已经下午2点多了，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但有可能碰巧领导不在，没法签字，或者签好字之后，镇上的公章带到城里办手续去了，又没法办。又比如村里的养老保险，按照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在，每年生日的月份，都要去镇社保中心按指纹注册。现在打工家庭很多，老人孤身在家，好不容易到镇上，忘了带某个手续，就又没法办。”在小潘看来，正是因为这诸多不便，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才“极有必要”。
当地报道，为了解决这种办事不便的困难，“流动服务队”应运而生。在被小潘描述为“扛着设备、翻山越岭去群众家办事”的场景背后，是民政、社保、计生等工作“送上门”的工作方式转变——仅当地的兰英乡“流动服务队”，就已现场办公150次、办理证件服务485件、为群众节省车费近10万元、累计发放惠农资金30余万元。
创新工作方法、为群众切实解决问题的场景，也在全国其他地方出现。
在云南省保山市，一个小小的电话号码，正在释放巨大的能量。这个谐音为“来救救我”的“6995”号码，最初是为了救灾防灾。到后来，这个号码又发展出多种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乡百事通”：在当地保山县的累计29293次呼叫中，用于生产互助和市场信息互通的呼叫占了总数的98.86%，在生产、生活和市场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
在河北省保定市，“两个代办”的方式正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实践着。与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的事项，正在由“群众跑腿”变为“干部跑腿”，基层党委、政府全程为群众代办。为了落实好这样的代办方式，该市已实现了乡级便民服务站全覆盖，91.8%的行政村建立了便民服务室，近万名代办员扎根基层。今年1～3月，该市共为群众提供无偿代办事项66757件，按时办结率99%；并为128个重点投资项目提供了无偿代办服务。 “群众生活无小事。虽然从新闻报道上看，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似乎不如第一批那么‘轰轰烈烈’，声势和动静都没那么大，但是从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基层的落实力度还是非常大的。解决问题需要的是实际行动而非空洞表态。”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教授对记者说。
建章立制，防治“一阵风”
记者了解到，在多地展开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前刚进入到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走访群众、收集意见，同时在党员干部中展开学习活动，学习中央精神与模范典型。之后，会进入到查摆问题、民主生活会，以及建章立制等阶段。整个教育实践活动将持续到9月份以后。
而在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普通党员干部还是专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重视问题苗头、同时在后续开展中建立长效机制的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基层党员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在学习材料、学习中央精神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形式主义的问题。“写读书报告、心得体会，有时容易流于形式主义，疲于应付；同时，有些单位把本来自己应该做的中心事务硬往整改措施里装，实际上也忽略了自身的问题。”他说。
刘峰也对记者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忧：“一些基层单位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有力度递减的趋势。我个人分析，一方面，这和第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干部工作注意力多集中在经济工作上有关，另一方面则也和基层干部认识不足有关，还存在一些侥幸心理和惯性思维，以为这一次也是走过场。”
“从我个人的经验看，基层干部最希望学习的，是生动、鲜活、结合实际的学习材料。他们对照本宣科的东西非常反感。因此，在学习方面，我认为应该更加灵活，可以允许根据不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学习时间、方式都不必‘上下一般粗’。要提高基层的作为能力，基层政府需要改变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刘峰说。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指出，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最基层，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到底，干部脱离群众，除了思想认识的层面，还有约束不够的问题。怎样建立健全直接能评价、约束领导干部的机制，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甚至是干部的晋升、做事儿的时候都能有群众的约束机制，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了，干部就能认识到，不能随便忽视群众的意见和力量。”他说。
刘峰在对此表示赞同的同时也指出，要从基层公务员的现实出发，建立合理的奖励激励机制。“基层工作，一个人多个职责、多个岗位，忙得昏天黑地，不仅福利、收入、基本待遇水平不高，荣誉、激励、奖金等物质精神的激励也都不足。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样建立合理的公务员考评、奖惩机制，也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韩毓海则表示，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虽然是在基层单位进行，但是并非仅仅是基层单位的事，而是所有的党员干部，包括中央机关、省部级单位在内，都要有基层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进入了群众路线教育的深化阶段。”他说。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已有三个月。和第一批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国家机关、省级单位不同，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层级是市、县、乡镇，这是中国治理的最基层，也是老百姓直接与之打交道、干群矛盾最多发的层级。
因此，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央精神层层传递至基层，要保证不走样、见真章，需要破解“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群众路线要落到实处，就要真正给群众办实事，更需要破解“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下基层，带着泥土味
“去定点联系村走访村民，很多时候人家不在家，就得一次次地去，直到见到人，听意见、听问题。最后把群众意见汇总成表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谈起最近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宁夏吴忠市工作的选调生宗立冬颇为感慨。他告诉记者，走访定点村的200多户人家，他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走访群众、听群众提意见、提问题、讲困难，是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在福建莆田，当地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夜宿在偏远的南兴村，用“住村夜访帮民富”的座谈会方式，听群众对农村工作的意见。而在同省的宁德，坚持了26年的“四下基层”工作方法——“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正在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被进一步扩展。在该市市委书记廖小军看来，干部只有到村头、走山头、下地头、拿锄头，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才会丢掉“官气”，沾上“土气”，承接“地气”，聚集“人气”，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需。
“说实话，没住够！”在千里之外的河南许昌，市委书记王树山在3天的驻村生活结束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该市的常委班子成员都进驻当地的贫困村，与村民同吃同住，了解群众的困难。而王树山的感慨，源自收到的诸如修路、架桥、治病、上学、就业等“热乎乎”、“带着泥土味”的群众反馈。
除了市、县领导干部到联系点、联系村走访调研之外，多地还大规模组织党员干部下村活动。
在李克强总理的联系点内蒙古翁牛特旗，全旗32名处级干部带领22支工作队、270个工作组、2065名旗乡党员干部，在全旗逐村逐组逐户开展调研走访。为了防止这种走访走过场、装样子，当地还成立了20个督导组，对下乡工作进行巡回督查。
在河北省衡水市，1万多名市、县、乡机关干部被抽调出来，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指导员，选派到全市近5000个村、100个社区和500家企业。征求问题与意见，同时送信息、送政策、送技术，是这些干部的主要任务。
而在宗立冬所在的吴忠市金积镇，走访更是被拆分为“走”和“访”，除了“走”入每户村民的家中听取意见外，还要访党员、访致富户、访贫弱户，听取各方面经验和意见。在他最终汇总的群众意见表上，记者看到，大多是诸如“东门1队和东门6队门前的马路还是土路，下雨下雪很难行走”、“年轻人外出务工较多，很多家庭只有老人在家，有没有适合农村养老的模式”等“细小”又“实在”的意见。
“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有一个缺点，即把‘官’与‘吏’分开——‘官’是形式官僚，基本上是诗词歌赋、传达文件，办实事则依靠‘吏’，造成脱节。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制度优势即在于起于基层，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靠什么赢得百姓信任和拥护？靠的就是办小事、办细事、办碎事。群众路线教育，尤其是第二批，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如是说。
办实事，解决“最后一公里”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中的这句话，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引用。而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走访中群众提出的每一件事，都是“细事”。因此，能否在“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的基层工作现实中解决好“小事”“细事”，就成为群众评价党员干部的最直接标准。
重庆市巫溪县是渝陕鄂交界处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地处秦巴山区，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形地貌。在这里工作的选调生潘子豪告诉记者，在当地有些地方，一个镇的面积就相当于4个上海闸北区，对于“各占山头”生活的村民来说，到乡镇政府办事，是一件让群众非常头疼、又常生抱怨的事情。
“有时老百姓为了办事，早上7点就得出门，走到公车点、再转车。有时还要搭摩托车，到镇上已经下午2点多了，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但有可能碰巧领导不在，没法签字，或者签好字之后，镇上的公章带到城里办手续去了，又没法办。又比如村里的养老保险，按照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在，每年生日的月份，都要去镇社保中心按指纹注册。现在打工家庭很多，老人孤身在家，好不容易到镇上，忘了带某个手续，就又没法办。”在小潘看来，正是因为这诸多不便，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才“极有必要”。
当地报道，为了解决这种办事不便的困难，“流动服务队”应运而生。在被小潘描述为“扛着设备、翻山越岭去群众家办事”的场景背后，是民政、社保、计生等工作“送上门”的工作方式转变——仅当地的兰英乡“流动服务队”，就已现场办公150次、办理证件服务485件、为群众节省车费近10万元、累计发放惠农资金30余万元。
创新工作方法、为群众切实解决问题的场景，也在全国其他地方出现。
在云南省保山市，一个小小的电话号码，正在释放巨大的能量。这个谐音为“来救救我”的“6995”号码，最初是为了救灾防灾。到后来，这个号码又发展出多种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乡百事通”：在当地保山县的累计29293次呼叫中，用于生产互助和市场信息互通的呼叫占了总数的98.86%，在生产、生活和市场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
在河北省保定市，“两个代办”的方式正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实践着。与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的事项，正在由“群众跑腿”变为“干部跑腿”，基层党委、政府全程为群众代办。为了落实好这样的代办方式，该市已实现了乡级便民服务站全覆盖，91.8%的行政村建立了便民服务室，近万名代办员扎根基层。今年1～3月，该市共为群众提供无偿代办事项66757件，按时办结率99%；并为128个重点投资项目提供了无偿代办服务。 “群众生活无小事。虽然从新闻报道上看，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似乎不如第一批那么‘轰轰烈烈’，声势和动静都没那么大，但是从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基层的落实力度还是非常大的。解决问题需要的是实际行动而非空洞表态。”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教授对记者说。
建章立制，防治“一阵风”
记者了解到，在多地展开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前刚进入到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走访群众、收集意见，同时在党员干部中展开学习活动，学习中央精神与模范典型。之后，会进入到查摆问题、民主生活会，以及建章立制等阶段。整个教育实践活动将持续到9月份以后。
而在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普通党员干部还是专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重视问题苗头、同时在后续开展中建立长效机制的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基层党员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在学习材料、学习中央精神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形式主义的问题。“写读书报告、心得体会，有时容易流于形式主义，疲于应付；同时，有些单位把本来自己应该做的中心事务硬往整改措施里装，实际上也忽略了自身的问题。”他说。
刘峰也对记者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忧：“一些基层单位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有力度递减的趋势。我个人分析，一方面，这和第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干部工作注意力多集中在经济工作上有关，另一方面则也和基层干部认识不足有关，还存在一些侥幸心理和惯性思维，以为这一次也是走过场。”
“从我个人的经验看，基层干部最希望学习的，是生动、鲜活、结合实际的学习材料。他们对照本宣科的东西非常反感。因此，在学习方面，我认为应该更加灵活，可以允许根据不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学习时间、方式都不必‘上下一般粗’。要提高基层的作为能力，基层政府需要改变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刘峰说。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指出，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最基层，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到底，干部脱离群众，除了思想认识的层面，还有约束不够的问题。怎样建立健全直接能评价、约束领导干部的机制，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甚至是干部的晋升、做事儿的时候都能有群众的约束机制，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了，干部就能认识到，不能随便忽视群众的意见和力量。”他说。
刘峰在对此表示赞同的同时也指出，要从基层公务员的现实出发，建立合理的奖励激励机制。“基层工作，一个人多个职责、多个岗位，忙得昏天黑地，不仅福利、收入、基本待遇水平不高，荣誉、激励、奖金等物质精神的激励也都不足。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样建立合理的公务员考评、奖惩机制，也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韩毓海则表示，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虽然是在基层单位进行，但是并非仅仅是基层单位的事，而是所有的党员干部，包括中央机关、省部级单位在内，都要有基层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进入了群众路线教育的深化阶段。”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