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淮：淮水北调的决策基础

　　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长江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意味深长地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治理江河部署的第一条大河。治淮史上奠基性的里程碑是周恩来1950年10月15日主持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以下简称“治淮决定”）。
　　1949年夏季，地处苏北中部的素有“洪水走廊”之称的淮阴地区，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有927万亩农田被淹，夏粮减收3.1亿公斤，倒塌房屋25万间，淹死大牲畜2000多头，有250万灾民靠人民政府救济为生，240万灾民生活无着，外出逃荒。当时的苏北区党委立即把包括淮阴在内的苏北严重灾情火速报告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回电，指示：“……全力组织人民生产自救，以工代赈，发动群众，积极着手兴修水利，以清除历史上遗留的祸患。”
　　根据中央指示，苏北区党委、苏北行署和苏北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出《苏北大治水运动总动员令》，组织工程技术人员与水利专家，经过反复勘查论证，形成“导沂整沭”工程方案，在淮北平原上开挖一条横贯东西的洪水入海道——新沂河。周恩来听取了国家水利部和华东局的汇报后，当即批准了这项工程，并转请董必武副总理批拨以工代赈的大米3000万斤，大大鼓舞了参加“导沂整沭”工程的70万干部群众。他们挑担推车，奔赴工地，日夜奋战，展开了一场淮河下游地区大规模治水的“淮海战役”，花了6个月的时间，共做土石方3645万立方米，采用“筑堤、束水、漫滩”的排洪方式，开挖了一条长183公里、泄洪流量3500立方米/秒的洪水入海新通道，抗击了当年过境洪水的五次洪峰的袭击，保障了淮北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导沂整沭”工程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为制定“治淮决定”提供了宝贵经验。周恩来在一次水利会议上听到汇报后，高兴地说：“苏北刚刚解放，就搞出了这么一条大河，当年就发挥了效益，而且没出什么问题，这是十分可喜的事！……一旦人民当了家，做了主，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必然会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由此拉开序幕，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上中下游一起行动的淮河流域治水大战全面展开，按照 “治淮决定”中规定的“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先后进行了征服洪水的流域性工程、防涝治碱的农田水利工程、开发水利资源的发展灌溉工程等，到1957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淮河上游兴建大中型山谷水库175座和小型水库5000余座，总容量为250亿立方米，有效控制了山洪。在淮河中下游修建了城西湖、洪泽湖等10多座湖泊水库和老王坡、泥河洼等蓄洪区，总库容为280亿立米，发挥了滞蓄洪水、削减洪峰的作用。同时除涝治碱、发展灌溉2300多万亩。在这一基础上，地处淮河下游的苏北地区，根据淮河“多洪涝、易干旱”的特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把能蓄的部分就蓄在水库中调节使用，变水患为水利，如果再作调度，把水多地方的水调到缺水地方去灌溉受旱的农田，解决人畜饮用水和工业用水，“以达根治之目的”。

周恩来与淮水北调的决策

　　淮水北调工程是南水北调最早的创新与实践。为了解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的问题，1952年10月底，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提出了南水北调的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是可以的。”江苏特别是地处淮河下游的苏北地区的领导干部、治水专家和人民群众率先进行了把南方的淮水调到缺水的北方黄淮海地区的勘察设计。
　　淮水北调的方案是从淮河下游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自1194年黄河夺淮以后，淮北平原连续数百年遭受洪、涝、旱、渍、潮、碱、淤的危害。20世纪50年代初，开挖了新沂河等，使抗灾能力有所增强。但是雨涝、干旱的威胁仍然很严重。1956年一场内涝，这一地区有1000万亩农田受淹，减产11亿多斤。干旱时连云港市靠火车、汽车运水，解决人畜饮用水和工业用水。江苏省委为解决淮北地区贫困根源的缺水问题，发扬敢想敢干的创新、率先的精神，由熟悉水利的领导干部、水利专家和群众代表三结合，做出了“淮水北调、分淮入沂、综合利用”的决策规划。据《当代中国的江苏》一书所载：“50年代后期，国家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同志带了水利部的同志会同江苏的专家勘查规划，她指出灌溉总渠泄洪量不足，而新沂河泄洪仍有潜力，她向江苏省委提出开挖淮沭新河，要熊梯云论证这项江苏第一条跨流域调水的工程。”时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回忆说：“工程方案经省委、淮委层层批准，后来，刘顺元书记带队去京向周总理汇报。有的领导同志提出耗巨资搞跨流域调水，过去没有先例，现在条件还不具备。刘顺元争辩说：‘淮水北调，不仅有利于苏北的农业、工业和交通，枯水期，可以把水一直送到新海连（是今连云港市旧称——作者注），支援那里的海军设施和部队，有利于国防建设’。周恩来总理十分欣喜地赞扬这项前所未有的创举说：‘搞水利工程，还想到支援国防建设，过去也没有这个先例，江苏的同志有全局观念，想得好。淮沐新河，这个名字一语双关，起得俏皮，把水送到新海连，洼地改制，这个办法好。’”于是，周恩来批准了开挖从洪泽湖畔的二河闸起至连云港入海，全长190公里的淮沭新河方案，使之得以在1957年冬季开工至70年代基本建成，共完成土石方2.1亿立方米，投资2.2亿元，实现了淮水和沂、沭、泗水互调互济的创举。自1972年通水以来，平时调引淮水到淮北750立方米/秒，使旱田改种水稻的面积陡增5倍之多；干旱时最大调水1100多立方米/秒；排洪泄洪量达1150立方米/秒，实现了淮南淮北双有利的重大效益。 　　周恩来为什么能对治理淮河特别是创造性的淮水北调工程果断地作出正确的决策呢？一方面是因为他出生在深受洪、涝、旱灾之苦的淮河下游淮安。周恩来曾对巴基斯坦农业代表团说过：“我生在淮河下游，小时候就知道一些淮河的情况。”另一方面是他重视对淮河变化的各种情况及时了解、认真研究。1958年，淮河流域个别地区的领导对淮水北调的成功实践不能全面理解，片面强调“以蓄为主”，忽视调水、排水的问题，造成了淮北平原严重内涝和多起边界水利纠纷。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只蓄不排的错误做法：“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为了解决黄淮海地区五省一市水利纠纷，周恩来多次接见这几个省市水利部门的同志，一个又一个地签发解决省际水利矛盾的文件。

周恩来与江水北调的决策

　　自古以来，以淮安为中心的淮河下游苏北地区多洪涝、易干旱。1960年前后，安徽在淮河干流修建了蚌埠闸，这使地处下游的江苏意识到：淮河的水可用而不可靠，一旦大旱，上游的水下不来，苏北灌溉总渠失去作用，淮沭新河和大运河也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好在江苏有一条连接长江与淮河的南北水上通道——京杭大运河苏北段，何不把长江的水调到淮安、徐州来，使大运河苏北段获得新生，既引江济淮，在旱灾的年份调用江水灌溉以淮安为中心的苏北地区的万顷农田，同时又保证京杭大运河苏北段水上运输的通畅，保证城镇工业用水，以及人畜饮用水，真可谓是一举三得的创新工程。
　　于是，江苏省组织专家制定和论证“立足长江，引水济淮，江水北调”工程的方案，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据曾任江苏省水利厅厅长、副省长的陈克天回忆：196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上海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于百忙中抽空听取江苏省苏北缺水和解决水源问题的汇报，省委参加上海会议的江渭清、刘顺元、陈光要陈克天先作具体汇报。陈克天从1959年苏北大旱说起：“那时正是灌溉大用水期间，可淮河断流，洪泽湖干涸，400万亩农田受灾减产。这说明，如今再继续依靠淮水发展灌溉，显然是靠不住的。后来我们考虑长江就在身边，水源比较丰富，决心依靠自己力量扎根长江，江水淮水并用，加快扩大水源的步伐，采取抽引江水和自流引江并举，‘八级提水，四湖调节’，把江水一直调到淮北，这样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苏北用水矛盾。”接着，陈克天又将这方面已作出的规划和设计进行了汇报，并提出当年先上江边和高宝湖两座抽水站，请求国家在可能情况下给予支持。关于建抽水站所需要的大型电机水泵，江苏从未制造过，请求上海市大力协助。当时，上海市领导同志也在场，听陈克天汇报到这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插话，表示愿意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为苏北老区出力。
　　在治淮工程取得重大胜利和淮水北调成功的基础上，毛泽东、周恩来对南水北调都有了更为现实的设想，并作了进一步部署。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成都会议上提出南水北调方案的设想：“打开通天河、白龙江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接起来。”周恩来本着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相结合的精神，具体进行了讨论与部署。1958年8月31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会议上部署说：“江水北调有四条引水线路，长江的上、中、下游都可以设想，要搞一个全面的规划。”9月至10月，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对有关线路进行了勘测。1959年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讨论南水北调的会议，充分听取到会者的意见。水电部工作人员萧秉钧有一套南水北调的方案，未能参加会议，他写了一张条子给周恩来，要求到会发言，周恩来特许他到会讲了一个多小时。20世纪50年代末，受到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暂不可能实施宏伟的南水北调工程。但在这时，经济、人力和技术条件较好的江苏率先提出在苏北先行一步实施江水北调的方案，可以说是探索与实践南水北调的先行试点，所以，周恩来听了江苏关于江水北调的具有创新性精神的方案，很高兴，充分肯定江苏根据将来国家实施上中下游南水北调的总体设想，先行一步探索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的工程方案是正确的，特意嘱咐江苏的领导人：“调水不分省界，哪里缺水就往哪里调。”考虑到南水北调将是工程浩大、工期长远的情况，又说：“这个工程最后完成，我恐怕看不到了，能听到你们的汇报已经是很高兴的了”。
　　周恩来这番高瞻远瞩、满怀深情、全力支持这项大型水利工程的话语和果断的决策，深深打动了与会的每一位同志，激发了大家从事水利事业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会后，他亲自批准了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在江苏的设计任务书上批示：“请一波、北一同志处理。”这样就使江水北调的实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江苏江水北调的龙头——江都水利枢纽，是江水北调的起点，是从1961年至1977年由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制造和安装的国内第一座大型电力泵站。工程技术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发挥才智、认真查勘、反复论证，把站址由万福闸旁移到江都镇南，按照“南揽江、北揽淮”的布局，建成连接长江、淮河、京杭大运河和通扬运河的中枢，实行跨流域调度、远距离输水，以达综合利用水资源的效益。从江都水利枢纽至徐州，陆续建成了9个梯级、18座泵站，把江水从2—3米高程提高到30米左右，调水远程400多公里，使苏北旱涝无忧的梦想成真。旱时抽引和自引江水，灌溉里下河地区1000多万亩农田，引江济淮抗旱，调长江水补进洪泽湖，实现以江补淮，灌溉淮北地区受旱的农田，供给徐州、连云港地区工业、军事和人畜饮用水。1966年大旱，淮河断流146天，洪泽湖干枯，长江水位跌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最低点。建成不久的江都第一、二站，从5月下旬至第二年，连续开机414天，抽长江水37亿立方米，沿运河北送苏北各地，对大旱之年保证粮食增产起了关键性作用。因为江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包括周恩来故乡淮安在内的徐淮地区，水稻面积从200多万亩稳定发展到1000万亩。当淮水暴涨时可以分流部分入江，江都三站新型的正转抽水、反转发电的逆式机组，利用淮河余水发电3000千瓦。遇涝时可将里下河地区4000平方公里的涝水排入长江，同时降低了外河蓄的高水位，使一熟沤田改为稻麦两熟，又具有消除农田渍害的功能。有效地调节京杭大运河、通扬运河航运水位，特别是被称为“黄金水道”的京杭大运河苏北段常年通航通运达2100万吨，保证了北煤南运和南粮北运的畅通无阻。这项工程的建成及其巨大效益，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好评。
　　周恩来当年决策建设的江苏淮水北调、江水北调工程，不仅是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试点依据，而且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扩大规模和向北延伸的基础，既有利于加快进度，缩短工期，又省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真正是科学预见的英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