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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创下了一项“世界第一”!
2010年7月15日和16日，中国农业银行A股、H股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并启动了“绿鞋机制”(超额配售选择权制度)，A股定价2.68元／股，H股定价为3.20港元／股，对应2009年市盈率14.43倍。8月15日夜间，农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称，其“绿鞋机制”已于2010年8月13日行使完毕。此外，农行H股联席簿记管理人已于2010年7月29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统计显示，在“绿鞋”行使完毕后，农行共计募集资金达到221亿美元，约合1503亿元人民币，成功问鼎“全球最大IPO”。
农行，作为一家网点最多、人员队伍最多、业务领域最复杂、历史包袱最重的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最后一家上市的银伉它的IPO，普遍被认为是标志着农行股份制改革的初步成功，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系统工程成功收官，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
频频打响的农行“发行价保卫战”
农行上市之前，市场已经普遍对农行“破发”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分析观点总是认为农行破发与否将会在心理层面上影响市场。
7月15日农行上市以来，农行穿着“绿鞋”在发行价上步履蹒跚，多数时间里农行的股价始终徘徊在“破发”与“不破发”的边缘，在几十亿天量资金的护盘下，A股市场上出现最多的就是2.68元／股，就是其发行价。“破发”的警报频频拉响。
8月16日之后，农行脱掉“绿鞋”，随后的走势，脱掉“绿鞋”与没有脱掉“绿鞋”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每天依然在一、两分钱之间画着“心电图”，在2.68元的发行价处总堆积着数亿的资金护盘。在这种情况下，空头亦尚未见有大的动作，农行A股的每天转手率基本在3％到5％左右，与其他大盘股相差无几。“破发”的警报始终没有接触，“发行价保卫战”似乎仍在继续中。
农行破发又如何?
农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最后一家上市的银行，IPO却一直拖到了现在，是有其必然性的。在几家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农行其实是资产质量较差的一家。到目前为止，农业银行实际承担着支持“三农”发展和自我可持续经营的双重任务。农行改革同时横跨农村金融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两大范畴，不仅涉及商业银行体系再造，而且事关农村金融发展大计，显得异常复杂。农行改革，可以说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艰巨、最富挑战性的一项内容。
从农行的经营上看，它存在许多其固有缺陷。比如，从贷款结构方面看，农行存量贷款的风险相对较大，农行主要面向农村集体与个人贷款，每笔金额小，但工作量很大，风险也很大。然而，目前A股金融板块估值已经处于历史底部区域，如果相信股市的价值投资，农行何必牢牢守着发行价不放呢?只有一个解释。银行有并未披露的风险，而这一风险之大足以动摇银行的根本。有报道称农行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约40％，位于国有四大行之首。但是今年的盈利增长并不能反应其真实水平，农行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自身缺陷依然是盈利阻碍。众所周知，农行呆坏账数量甚大。这当然大部分可归咎于历史原因，但事实上没有几个人清楚农行账簿上到底有多少不良贷款，不过可以如此来推理，既然最后一个上市，那么农行的呆坏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定是最多的。按照农业银行披露的正式招股说明书，财政部与农行将设立共管账户“特别共管基金”，置换8156亿元的不良资产，存续时间为15年。运用各种手段核销其不良资产，这是显性问题。但让人担忧是，农行上市之后要通过分红、出售资产等方式，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消除其不良贷款旧账。这就意味着，农行的盈利能力必须在10年时间内有大幅度提升，而且从理论上来说，农行的股价在10年时间内只能升不能降。农行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
市场为何如此在意农行是否破发?
无须讳言，农行股价走势不仅直接影响市场人气，更重要的是命系当前银行业再融资的市场接受程度。农行成功上市之后，新一轮银行融资排队进行中，华夏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拟通过发行次级债或股票融资进一步补充资本，光大银行已成功上市；而此前，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公布的再融资计划规模高达2870亿元。对于准备再融资的银行而言，当前农行股价走势稳定，至少部分降低了其再融资计划的市场不确定风险。因此，与其说是市场在意农行是否破发。不如说是农行破发与否背后，是当前银行系统巨额再融资计划正触发市场多重博弈。
醉翁之意不在酒!最近，银行股的低估值，和农行IPO定价，已充分显示出市场对银行融资、再融资的排斥。对银行而言，能否通过市场筹集资本，关系到银行未来是否有充足的资本支撑其信贷规模的扩展，目前银行系统利润的增长依旧依赖信贷扩展，并且还需要为2009年庞大的信贷发放买单。因此，当前农行一旦破发，将不利于银行系统再融资的推进。巨大融资金额，对市场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同样，市场投资者亦非傻子，于是乎，“心电图”几乎日日上演。当前银行系统需要反思的是如何走出过度依赖信贷扩展的业务发展模式，而不是心安理得的融资依赖。
抛开银行再融资的市场博弈，仅从农行本身来看。政府、机构托市，托得了一时，托不了长久。著名经济评论人叶檀在其博客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目前正值中国银行业的转型期，一些治理结构完善、在中小企业、中间业务等蓝海中如鱼得水的上市银行理应获得好估值，用高估值激励这样的银行继续改革，而对于问题成堆、前景不明的银行，理应获得以低估值，如此证券市场的作用才能显现。”事实如此，“发行价保卫战”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不打亦罢。
“发行价保卫战”背后之忧思
农行成功IPO，或者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功的股份改造及登陆资本市场，某种程度上准确讲，这其实是政府改革意志的胜利，而不是银行改革的胜利。展望中国的整个金融行业，其改革仍然只是在路上，并不仅仅是当下的农行上市、光大上市，而资本市场也将继续作为银行业改革的主要平台及主要成本承担者。
反复纠缠于农行是否“破发”，实际上是合本求末。笔者认为，农行破发可能性极高，但对市场影响不大。如果破发，会对市场产生一些释放效应，但农行本身价格不高，对市场影响不大。如果农行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约40％属实的话，即便农行遭遇破发，也能够很快收复发行价。真正值得思索的是，处于转型中的我国经济，银行业在眼下仍处于经济核心及风险漩涡中。深层次地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最大弊病之一仍然是公司治理水平低下。即使成功上市，对于真正解决公司治理问题，也没有明显的帮助。
首先，中国银行业的真正危险仍在于制度缺失，中国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迄今尚未真正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 制度。产权结构虽然有了改革，银行上市并将少数股份售给国内外投资机构稀释了政府的所有权，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有股依然一枝独大。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完成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名义上已经不是“国有独资”了，政府控股银行管理高层的最终任免权仍掌握在政府而非银行董事会手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通过“中央汇金公司”来“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的”。这样公司治理结构，自然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制度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规范要求。
我国早就取消了贷款的“指令性计划”制度，但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仍然严重依赖于信贷渠道，为了改善货币政策效果，政府往往采用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方式。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国家的扩大内需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2009年和2010年我国信贷急剧膨胀。银行通过资本市场源源不断地将本身就很稀缺的民间资本转化为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房地产开发商的信贷资金，而另一方面，众多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房地产贷款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大量贷款，很可能已经成为随时爆发的地雷。尽管诸多指标，包括前不久的银行压力测试，均表明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质量并无多大风险，但外界并不清楚压力测试的具体计算公式，随着房地产调控的继续，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对银行房地产贷款质量的影响值得持续关注。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贷款，截至2009年底，有数据显示商业银行的此类贷款已达7.38万亿元，一旦未来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调控导致土地财政受较大影响的话，后果堪忧。畸形的信贷结构和前期大量非理性放贷，实质回过头来绑架了商业银行，也束缚了各级政府的经济调控手段与能力，不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产业升级。
上市，本身并不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问题的灵丹妙药。改制上市只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一步。“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国银行业亟待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加强制度建设，以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贷文化，即贷款决策应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对贷款风险的分析评估上，不能仅靠银行与贷款人的关系或政府的政策。四大行改革的成本是高昂的。经过数轮呆坏账剥离、内部重组、政府注资，方有今日成果。据测算，国家为此付出的成本近4万亿元，与政府在四大行持有的股份市值相当。“欠债”如此之重，就更没有必要为迄今改革成果沾沾自喜。银行改革成功与否，不在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如果总是依靠政府的注资或如今的再融资而减少，或者再次将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又有什么意义呢，依旧是全体国民买单，不能扭转此问题，银行问题迟早会变成政府问题，如果堕入类似美国金融危机这样的困局将让国家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本应可以避免的痛楚。
立足中国的国情，在可预见的将来，政府仍将在银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唯有在公司管理上深下功夫，抓住上市规范的契机，尽快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以及一个内控严密、运营安全的运营机制。政府则必须厘清自身大股东、监管者的角色和职能，应避免角色的越位和错位。作为股东，就要摒弃“官本位”思想，遵守公司章程，遵守商业法则，以对银行、对其他所有股东负责的态度建立并运营好董事会，促使国有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化的意义上“形似走向神似”，直至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机制。次贷危机已证明，金融行业特有的外部性需要政府建立良好的监管机制对其进行强力监管，政府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建立良好的监管机制，恰当处理市场自由化与监管之间的关系。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农行上市，不仅是一个旧阶段的结束，更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未来征途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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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鞋机制
“绿鞋机制”也叫绿鞋期权(Green Shoe Option)。“绿鞋”由美国名为波士顿绿鞋制造公司1963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时率先使用而得名，是超额配售选择权制度的俗称。绿鞋机制主要在市场气氛不佳、对发行结果不乐观或难以预料的情况下使用，目的是防止新股发行上市后股价下跌至发行价或发行价以下，增强参与一级市场认购的投资者的信心，实现新股股价由一级市场向二级市场的平稳过渡。中国证监会2006年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48条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可以在发行方案中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绿鞋机制的主要功能
它的功能主要有：承销商在股票上市之日起30天内，可以择机按同一发行价格比预定规模多发15％(一般不超过15％)的股份。
这一功能的体现在：如果发行人股票上市之后的价格低于发行价，主承销商用事先超额发售股票获得的资金(事先认购超额发售投资者的资金)，按不高于发行价的价格从-二级市场买入，然后分配给提出超额认购申请的投资者；如果发行人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高于发行价，主承销商就要求发行人增发15％的股票，分配给事先提出认购申请的投资者，增发新股资金归发行人所有，增发部分计入本次发行股数量的一部分。
绿鞋机制稳定股价的作用原理
超额配售选择权是指发行人在股票上市后一段时间内授予主承销商的一项选择权。按照惯例，获此授权的主承销商按同一发行价格超额发售不超过包销数额15％的股份，即主承销商按不超过包销数额115％的股份向投资者发售。
在本次增发包销部分的股票上市之日起30日内，当股票股价上扬时，主承销商即以发行价行使绿鞋期权，从发行人购得超额的15％股票以冲掉自己超额发售的空头，并收取超额发售的费用。此时不必花高价去市场购买，只需发行人多发行相应数量的股份给包销商即可。实际发行数量为原定的115％。
当股价下跌时，主承销商将不行使谊期权，而是从股票二级市场上购回超额发行的股票以支撑价格并对冲空头(平仓)，以赚取中间差价。此时实际发行数量与原定数量相等，即100％。由于此时市价低于发行价，主承销商这样做也不会受到损失。
绿鞋机制的积极作用
1.在股份上市后一定期间内对股票价格起到维护稳定作用；
2.主承销商的承销风险会有所降低；
3.上市公司将获得更多的筹资量；
4.抑制一级市场投机气氛，减少二级市场波动。
绿鞋机制存在的缺陷
1.诱导上市公司产生“投资饥渴症”，助长恶性圈钱之风；
2.弱化了主承销商的风险意识，不利于其经营管理的改善；
3.造成市场的不平等竞争滋生投机和腐败；
4.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自律能力与市场公信力将面临严峻考验。
2010年7月15日和16日，中国农业银行A股、H股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并启动了“绿鞋机制”(超额配售选择权制度)，A股定价2.68元／股，H股定价为3.20港元／股，对应2009年市盈率14.43倍。8月15日夜间，农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称，其“绿鞋机制”已于2010年8月13日行使完毕。此外，农行H股联席簿记管理人已于2010年7月29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统计显示，在“绿鞋”行使完毕后，农行共计募集资金达到221亿美元，约合1503亿元人民币，成功问鼎“全球最大IPO”。
农行，作为一家网点最多、人员队伍最多、业务领域最复杂、历史包袱最重的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最后一家上市的银伉它的IPO，普遍被认为是标志着农行股份制改革的初步成功，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系统工程成功收官，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
频频打响的农行“发行价保卫战”
农行上市之前，市场已经普遍对农行“破发”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分析观点总是认为农行破发与否将会在心理层面上影响市场。
7月15日农行上市以来，农行穿着“绿鞋”在发行价上步履蹒跚，多数时间里农行的股价始终徘徊在“破发”与“不破发”的边缘，在几十亿天量资金的护盘下，A股市场上出现最多的就是2.68元／股，就是其发行价。“破发”的警报频频拉响。
8月16日之后，农行脱掉“绿鞋”，随后的走势，脱掉“绿鞋”与没有脱掉“绿鞋”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每天依然在一、两分钱之间画着“心电图”，在2.68元的发行价处总堆积着数亿的资金护盘。在这种情况下，空头亦尚未见有大的动作，农行A股的每天转手率基本在3％到5％左右，与其他大盘股相差无几。“破发”的警报始终没有接触，“发行价保卫战”似乎仍在继续中。
农行破发又如何?
农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最后一家上市的银行，IPO却一直拖到了现在，是有其必然性的。在几家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农行其实是资产质量较差的一家。到目前为止，农业银行实际承担着支持“三农”发展和自我可持续经营的双重任务。农行改革同时横跨农村金融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两大范畴，不仅涉及商业银行体系再造，而且事关农村金融发展大计，显得异常复杂。农行改革，可以说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艰巨、最富挑战性的一项内容。
从农行的经营上看，它存在许多其固有缺陷。比如，从贷款结构方面看，农行存量贷款的风险相对较大，农行主要面向农村集体与个人贷款，每笔金额小，但工作量很大，风险也很大。然而，目前A股金融板块估值已经处于历史底部区域，如果相信股市的价值投资，农行何必牢牢守着发行价不放呢?只有一个解释。银行有并未披露的风险，而这一风险之大足以动摇银行的根本。有报道称农行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约40％，位于国有四大行之首。但是今年的盈利增长并不能反应其真实水平，农行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自身缺陷依然是盈利阻碍。众所周知，农行呆坏账数量甚大。这当然大部分可归咎于历史原因，但事实上没有几个人清楚农行账簿上到底有多少不良贷款，不过可以如此来推理，既然最后一个上市，那么农行的呆坏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定是最多的。按照农业银行披露的正式招股说明书，财政部与农行将设立共管账户“特别共管基金”，置换8156亿元的不良资产，存续时间为15年。运用各种手段核销其不良资产，这是显性问题。但让人担忧是，农行上市之后要通过分红、出售资产等方式，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消除其不良贷款旧账。这就意味着，农行的盈利能力必须在10年时间内有大幅度提升，而且从理论上来说，农行的股价在10年时间内只能升不能降。农行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
市场为何如此在意农行是否破发?
无须讳言，农行股价走势不仅直接影响市场人气，更重要的是命系当前银行业再融资的市场接受程度。农行成功上市之后，新一轮银行融资排队进行中，华夏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拟通过发行次级债或股票融资进一步补充资本，光大银行已成功上市；而此前，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公布的再融资计划规模高达2870亿元。对于准备再融资的银行而言，当前农行股价走势稳定，至少部分降低了其再融资计划的市场不确定风险。因此，与其说是市场在意农行是否破发。不如说是农行破发与否背后，是当前银行系统巨额再融资计划正触发市场多重博弈。
醉翁之意不在酒!最近，银行股的低估值，和农行IPO定价，已充分显示出市场对银行融资、再融资的排斥。对银行而言，能否通过市场筹集资本，关系到银行未来是否有充足的资本支撑其信贷规模的扩展，目前银行系统利润的增长依旧依赖信贷扩展，并且还需要为2009年庞大的信贷发放买单。因此，当前农行一旦破发，将不利于银行系统再融资的推进。巨大融资金额，对市场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同样，市场投资者亦非傻子，于是乎，“心电图”几乎日日上演。当前银行系统需要反思的是如何走出过度依赖信贷扩展的业务发展模式，而不是心安理得的融资依赖。
抛开银行再融资的市场博弈，仅从农行本身来看。政府、机构托市，托得了一时，托不了长久。著名经济评论人叶檀在其博客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目前正值中国银行业的转型期，一些治理结构完善、在中小企业、中间业务等蓝海中如鱼得水的上市银行理应获得好估值，用高估值激励这样的银行继续改革，而对于问题成堆、前景不明的银行，理应获得以低估值，如此证券市场的作用才能显现。”事实如此，“发行价保卫战”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不打亦罢。
“发行价保卫战”背后之忧思
农行成功IPO，或者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功的股份改造及登陆资本市场，某种程度上准确讲，这其实是政府改革意志的胜利，而不是银行改革的胜利。展望中国的整个金融行业，其改革仍然只是在路上，并不仅仅是当下的农行上市、光大上市，而资本市场也将继续作为银行业改革的主要平台及主要成本承担者。
反复纠缠于农行是否“破发”，实际上是合本求末。笔者认为，农行破发可能性极高，但对市场影响不大。如果破发，会对市场产生一些释放效应，但农行本身价格不高，对市场影响不大。如果农行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约40％属实的话，即便农行遭遇破发，也能够很快收复发行价。真正值得思索的是，处于转型中的我国经济，银行业在眼下仍处于经济核心及风险漩涡中。深层次地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最大弊病之一仍然是公司治理水平低下。即使成功上市，对于真正解决公司治理问题，也没有明显的帮助。
首先，中国银行业的真正危险仍在于制度缺失，中国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迄今尚未真正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 制度。产权结构虽然有了改革，银行上市并将少数股份售给国内外投资机构稀释了政府的所有权，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有股依然一枝独大。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完成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名义上已经不是“国有独资”了，政府控股银行管理高层的最终任免权仍掌握在政府而非银行董事会手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通过“中央汇金公司”来“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的”。这样公司治理结构，自然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制度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规范要求。
我国早就取消了贷款的“指令性计划”制度，但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仍然严重依赖于信贷渠道，为了改善货币政策效果，政府往往采用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方式。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国家的扩大内需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2009年和2010年我国信贷急剧膨胀。银行通过资本市场源源不断地将本身就很稀缺的民间资本转化为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房地产开发商的信贷资金，而另一方面，众多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房地产贷款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大量贷款，很可能已经成为随时爆发的地雷。尽管诸多指标，包括前不久的银行压力测试，均表明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质量并无多大风险，但外界并不清楚压力测试的具体计算公式，随着房地产调控的继续，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对银行房地产贷款质量的影响值得持续关注。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贷款，截至2009年底，有数据显示商业银行的此类贷款已达7.38万亿元，一旦未来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调控导致土地财政受较大影响的话，后果堪忧。畸形的信贷结构和前期大量非理性放贷，实质回过头来绑架了商业银行，也束缚了各级政府的经济调控手段与能力，不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产业升级。
上市，本身并不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问题的灵丹妙药。改制上市只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一步。“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国银行业亟待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加强制度建设，以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贷文化，即贷款决策应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对贷款风险的分析评估上，不能仅靠银行与贷款人的关系或政府的政策。四大行改革的成本是高昂的。经过数轮呆坏账剥离、内部重组、政府注资，方有今日成果。据测算，国家为此付出的成本近4万亿元，与政府在四大行持有的股份市值相当。“欠债”如此之重，就更没有必要为迄今改革成果沾沾自喜。银行改革成功与否，不在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如果总是依靠政府的注资或如今的再融资而减少，或者再次将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又有什么意义呢，依旧是全体国民买单，不能扭转此问题，银行问题迟早会变成政府问题，如果堕入类似美国金融危机这样的困局将让国家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本应可以避免的痛楚。
立足中国的国情，在可预见的将来，政府仍将在银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唯有在公司管理上深下功夫，抓住上市规范的契机，尽快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以及一个内控严密、运营安全的运营机制。政府则必须厘清自身大股东、监管者的角色和职能，应避免角色的越位和错位。作为股东，就要摒弃“官本位”思想，遵守公司章程，遵守商业法则，以对银行、对其他所有股东负责的态度建立并运营好董事会，促使国有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化的意义上“形似走向神似”，直至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机制。次贷危机已证明，金融行业特有的外部性需要政府建立良好的监管机制对其进行强力监管，政府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建立良好的监管机制，恰当处理市场自由化与监管之间的关系。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农行上市，不仅是一个旧阶段的结束，更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未来征途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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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鞋机制
“绿鞋机制”也叫绿鞋期权(Green Shoe Option)。“绿鞋”由美国名为波士顿绿鞋制造公司1963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时率先使用而得名，是超额配售选择权制度的俗称。绿鞋机制主要在市场气氛不佳、对发行结果不乐观或难以预料的情况下使用，目的是防止新股发行上市后股价下跌至发行价或发行价以下，增强参与一级市场认购的投资者的信心，实现新股股价由一级市场向二级市场的平稳过渡。中国证监会2006年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48条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可以在发行方案中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绿鞋机制的主要功能
它的功能主要有：承销商在股票上市之日起30天内，可以择机按同一发行价格比预定规模多发15％(一般不超过15％)的股份。
这一功能的体现在：如果发行人股票上市之后的价格低于发行价，主承销商用事先超额发售股票获得的资金(事先认购超额发售投资者的资金)，按不高于发行价的价格从-二级市场买入，然后分配给提出超额认购申请的投资者；如果发行人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高于发行价，主承销商就要求发行人增发15％的股票，分配给事先提出认购申请的投资者，增发新股资金归发行人所有，增发部分计入本次发行股数量的一部分。
绿鞋机制稳定股价的作用原理
超额配售选择权是指发行人在股票上市后一段时间内授予主承销商的一项选择权。按照惯例，获此授权的主承销商按同一发行价格超额发售不超过包销数额15％的股份，即主承销商按不超过包销数额115％的股份向投资者发售。
在本次增发包销部分的股票上市之日起30日内，当股票股价上扬时，主承销商即以发行价行使绿鞋期权，从发行人购得超额的15％股票以冲掉自己超额发售的空头，并收取超额发售的费用。此时不必花高价去市场购买，只需发行人多发行相应数量的股份给包销商即可。实际发行数量为原定的115％。
当股价下跌时，主承销商将不行使谊期权，而是从股票二级市场上购回超额发行的股票以支撑价格并对冲空头(平仓)，以赚取中间差价。此时实际发行数量与原定数量相等，即100％。由于此时市价低于发行价，主承销商这样做也不会受到损失。
绿鞋机制的积极作用
1.在股份上市后一定期间内对股票价格起到维护稳定作用；
2.主承销商的承销风险会有所降低；
3.上市公司将获得更多的筹资量；
4.抑制一级市场投机气氛，减少二级市场波动。
绿鞋机制存在的缺陷
1.诱导上市公司产生“投资饥渴症”，助长恶性圈钱之风；
2.弱化了主承销商的风险意识，不利于其经营管理的改善；
3.造成市场的不平等竞争滋生投机和腐败；
4.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自律能力与市场公信力将面临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