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湖南会馆筹建于清同治十一年 （1872），其时户部主事谭继洵等集资购买了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北头路西官房一所，计大小房屋25间，作为湖南合省公产。光绪十三年 （1887） 八月，徐树铭等集资购买了宣武门外彰仪门大街路南外右二区烂缦胡同中间路西朱姓房屋一所，计26间，正式创建湖南会馆。会馆有文昌阁、戏台、东厅、西厅和中庭等建筑，戏台有匾额题“云山韶矱”，东厅有匾题“望衡堂”，二匾均出自书法家徐树钧 （徐树铭堂弟） 手笔。望衡堂中有刘墉、何绍基的四条屏各一幅，又有何凌汉、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的对联多副。文昌阁分上下楼，各有房屋5间。其东厅望衡堂为议事之处，西厅和中庭为集会之所。
　　湖南会馆创建前后，旅京湖南官绅由徐树铭等牵头在北京购买了多处房产，后来都成为湖南会馆的附产。这些房产包括：光绪三年 （1877） 购老鹳庙18号，房屋24间;光绪六年 （1880） 购粉房琉璃街54号，房屋20间;光绪十三年 （1887）十一月，购烂缦胡同南七井关帝庙一所;光绪十五年 （1889） 购南横街东头路南54号，房屋14间。此后又陆续购买了西砖胡同房产一处，房屋40间;红罗厂房产一处，房屋10间;九间房房产两处，共计房屋37间;烂缦胡同房产两处，大小房屋47间，另外木厂一座。可以说，光绪时期的湖南会馆，其房产遍布北京南城。
　　在上述房产中，位于烂缦胡同南七井胡同的关帝庙，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房产，分为前后院，共有大小房屋35间。光绪十一年 （1885），由徐树铭等创议将此关帝庙改为湘军纪念堂，即湘军忠义祠。湘军忠义祠的建设，动工于光绪十三年 （1887），告成于光绪十五年 （1889）。清代咸丰、同治、光绪间，全国各地修建了若干大大小小的湘军纪念堂，或称为昭忠祠，或称为忠义祠，或称为表忠祠。湘军的第一座纪念堂建于咸丰八年 （1858），位于曾国藩的故乡湘乡县 （今湘乡市政府大楼基址）。此后，湘军先后在南昌、湖口、安庆、吴城、芜湖、南京、苏州、西安、太原、兰州、武昌、长沙等地都修建了规模不小的纪念堂。其中湖口湘军水师昭忠祠规模宏大，至今犹存;南京的湘军纪念堂分为陆军昭忠祠和水师昭忠祠，陆军昭忠祠的牌位多达11630枚;芜湖的湘军纪念堂财产最多，祠产有良田4600余亩。曾国藩对修建湘军纪念堂十分重视，他先后为湘乡昭忠祠、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金陵楚师水师昭忠祠撰文作记。北京湘军纪念堂的建设，虽然是湘军修建纪念堂的余绪，却将湘军的地位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徐树铭在创建北京湘军纪念堂之初，募捐函下，一呼百应，迅速募集到三万两白银。在京城修建湘军纪念堂意义重大，旨在告诫后人不要忘记湘军的功劳。徐树铭在 《湘军忠义祠记》 中说：“吾辈今日安居帖食、保坟墓、全妻子、宗一，寝馈不能忘数千百万血战之勋力。”清政府被推翻后，此纪念堂仍一度被保存，其名称改为乡贤祠。民国十一年 （1922） 以后，北京湖南会馆乡贤祠改作一般民房，由旅京湖南同乡会管理，用于商业经营。

　　倡议修建北京湖南会馆及湘军忠义祠的徐树铭，字寿衡，一字叔鸿，长沙县人。少时读书城南书院，道光二十七年 （1847） 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曾主持四川乡试，后来又担任过山东、福建学政。咸丰十一年 （1861） 福建学政任满后，曾辞官回长沙奉养老母。同治六年（1867） 起复，署礼部右侍郎。第二年又出任浙江学政，因推荐受处分的俞樾，降职三级为太常寺少卿。光绪十年 （1884） 晋升为太常寺卿，光绪十二年 （1886） 补左副都御史。修建北京湖南会馆及湘军忠义祠时，徐树铭已担任工部尚书，是当时湖南在清廷职务最高级别的官员。
　　北京湖南会馆还管理着两座湘籍名人的陵墓：一座是明朝大学士李东阳的陵园，一座是明末御史陈德纯的墓地。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原籍湖南茶陵州（今湖南茶陵县），其曾祖父李文祥于明初以戍籍隶燕山左护卫，其祖父李允兴遂定居于北京积水潭之西涯。明正统十二年 （1447） 李东阳出生于此，遂以西涯为其号，世称西涯先生。李东阳幼时是公认的神童，4岁能书写大字，8岁时皇帝点名入学，18岁考取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此后，李东阳一直在朝为官，历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迭加少师、太子太师。李东阳以台阁大臣主持文坛数十年，其诗典雅工丽，世称“茶陵诗派”。李东阳又兼善书法，于篆隶造诣尤深。更为可贵的是李东阳虽然在其曾祖辈已入籍燕山，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湖南人，始终以茶陵为籍贯。明武宗曾赐予李东阳一栋别墅，他将此别墅取名为“怀麓堂”，寓怀念岳麓山之意，并将这套别墅无偿地提供给进京的长沙籍考生使用。李东阳还将自己的著作取名为 《怀麓堂集》，以表达对长沙岳麓山的喜爱。湖南的官绅士子们，也为家乡有这么一位热心桑梓的大文豪而骄傲。李东阳为官清廉，去世时“贫不能具葬”，靠门人故吏凑钱买棺安葬，墓地在西直门外畏吾村。清代以来，李东阳墓前原有的一块白石碑被人捶碎和盐卖掉，墓丘遂失其考。清嘉庆初年，国子祭酒法式善在西直门外畏吾村多方寻访，终于在大慧寺旁发现了李东阳祖孙五世墓地。法式善崇拜李东阳，曾为李东阳编写 《年谱》。墓地找到后，法式善又在李东阳墓前举行追思文会，有不少湖南学者参加，包括法式善的得意门生谢振定。谢振定同样十分崇拜李东阳，于是倡议重修李东阳墓，并建祠宇以纪念。嘉庆六年 （1801），李东阳的陵园建成，占地31亩，以围墙绕之。墓祠前后三楹，有房屋12间，又守祠小屋两间。墓前有墓道，园中植竹数百竿。从此，北京的湘籍官绅们又多了一个文化场所、精神家园。每年六月初九，是李东阳的生日，旅京湖南官绅们齐集此地，举行祭祀仪式，怀念乡贤，这一天也成为旅京湘人交流情感的一个固定的节日。在北京湖南会馆创建以前，李东阳的陵园由长郡会馆代管;湖南会馆创建后，该陵园就成为湖南会馆的附产。 　　为李东阳重修陵园并修建墓祠的谢振定，字一斋，号芗泉，湖南湘乡县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 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谢振定有经世才，又尚气节，嘉庆元年 （1796） 官御史时，和坤的一个小舅子违制乘坐一品官员的豪车，被谢振定抓到，当众鞭笞一顿，并将所乘豪车烧毁。当时和珅权焰熏天，谢振定敢于太岁头上动土，在史上留下了“烧车御史”之美名。
　　陈德纯的墓地位于永定门外宋庄，小地名称石榴庄。陈德纯字静生，湖南零陵县人，崇祯十三年 （1640） 成进士，时已60岁。陈德纯先任福建道御史，巡视东城、芦沟，后巡按山西。崇祯十六年（1643） 任顺天学政，第二年十二月李自成的部队就攻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时，陈德纯正在顺天上谷府 （今北京市怀来） 主持年度考试。当时，许多在北京的官员们纷纷逃出京城外避，而陈德纯闻变，于烽火中赶回北京准备作殉难大义之举。陈德纯自誓必死，临行前将身边的两位侍姬和8名家僮各打发路费，令其回家。陈德纯对家僮说：国家有难，我身为大臣，岂能苟且偷生。今我不赴难，谁能赴难;我不殉国，谁能殉国！陈德纯回到北京后，在草厂十条的衡永会馆 （又名上湖南会馆） 中痛哭一场后悬梁自杀，其尸体被后来进城的清军抛在会馆的后园中，10年无人收尸，成为一具枯骨。10年后，湖广京山县人秦嘉系因新选知县赴京引见，在上湖南会馆的荒园中找到了陈德纯的遗骸，捐金购地安葬在永定门外五里之宋庄，并立石表墓。后来，清廷旌表前朝死节之臣，赠予陈德纯太仆卿衔，谥号恭节，其墓地也公开了。清代前期，陈德纯的墓地由上湖南会馆打理，按时祭扫，还修建了墓祠，有房10间。北京湖南会馆创建后，徐树铭等认为陈德纯这种忠君爱国，舍身取义的气节是湖南人的精神财富，应将其墓地好好保护，并按时祭祀与修缮，以妥侑忠魂。
　　一座湘军纪念堂、两处湖南乡贤墓地，如此独特的资源使得北京湖南会馆与北京的其他士人会馆大不相同。清光绪后期，北京湖南会馆日益出现政治化倾向，基本上成为旅京湖南要员们的会所。当时在京的湘人集议：“文武官至京者，非二品以上不得寄居省馆。”民国元年 （1912） 创设湖南同乡公会，会馆的管理由馆长制改为会长制。民国十一年 （1922） 重新厘定馆规，维修栋宇，清理馆产。民国十年 （1921）5月成立“旅京湖南同乡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又改会长制为委员制，会馆大门左侧加挂了“旅京湖南同乡会”的牌子。同乡会不仅组织每年年初的团拜，组织对李东阳、陈德纯两位乡贤的祭祀活动，而且“湘中大政宜兴、宜革者，亦遥与询商”。可见，京湖南会馆与湖南本土的政治动向是紧密相连的。1919年12月28日，湖南会馆举行的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声讨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张敬尧，就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活动。
　　张敬尧字勋臣，安徽省霍丘县人，北洋皖系军阀骨干，1918年3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张敬尧到任后，纵兵殃民，出卖湖南地矿权给国外，与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一起搜刮民财，侵吞教育经费，钳制舆论，为非作歹。湖南人民给张敬尧取了个外号叫“张毒”，为他们兄弟编了个顺口溜：“堂堂乎张，舜尧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1919年8月，张敬尧强制解散湖南学联。但湖南学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于11月份重组，并恢复公开活动，还在湖南 《大公报》 上发表“重组宣言”，拉开了驱逐张敬尧的序幕。12月2日，长沙学生和工人举行抵制日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张敬尧率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侮辱学生代表，并下令军警殴击游行学生。12月6日，长沙的第一师范、商专、修业、楚怡、周南等学校率先罢课，不出一星期，长沙各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部分小学一致罢课。湖南学联代表中等以上学校1.3万名学生发布战斗宣言：“张毒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继总罢课之后，长沙73所公立、私立学校教职员1200余人也宣布总罢教。与此同时，旅京的湘籍知名人士也开始以各种方式揭露张敬尧的罪行。10月20日，熊希龄、范源濂、李穆等致电总统徐世昌，揭露张敬尧等驻湘军阀勒派购米、运湘米出境的行为。此电文于10月23日公开发表在上海 《申报》，标志着旅京湘绅同张敬尧的矛盾公开化。10月25日，熊希龄、刘揆一、汪诒书、杨度等19位旅京湘籍知名人士联名向徐世昌写信，要求禁阻湘督违法擅卖湖南矿产利权。此信措词激烈，称“张兼省长敬尧，以湖南人民相依为命之全省矿产，概行允给英商开采之事，此事若成，不啻将湖南全省数千万人民之生命，举而投诸水火之中”。这封信当日就发表在天津 《大公报》，实际上是旅京湘籍知名人士声讨张敬尧的一封公开信。10月29日，熊希龄以个人的名义，直接写信给张敬尧，指责张敬尧“一年以来，惟知经营商务，搜括公产，使敝省水益深而火益热”。此文于11月4日发表在上海 《时报》，至此，旅京湘籍官员已经义愤填膺。熊希龄曾任国务总理，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尽管张敬尧等组织叶德辉、曾广钧等一班文人利用媒体进行反击，但其罪行已经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张敬尧既已劣绩昭彰，省内民众和旅京湘籍官绅又愤怒不平，正是痛打落水狗的时候，于是约集教育界人士会商，决定组成若干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郴州、广州、常德等地，扩大驱张宣传，进行请愿活动，毛泽东亲自主持赴京代表团工作。
　　赴京代表团分为公民、教职员、学生三个代表团，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十余人到车站迎接，住北京福佑寺。12月22日，毛泽东同张百熙、罗宗翰等组织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任社长。通过该通讯社，统一发布北京驱张活动的相关报道和文稿，并将张敬尧祸湘情形，不断发至京、津、沪、汉等地主要报刊。赴京代表团经过多方联系与发动，于12月28日在湖南会馆西厅和中庭成功举行了近千人的驱张大会。会议声讨了张敬尧的祸湘罪行，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以湖南旅京公民署名的 《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大会要求与会的湘籍议员签名担保驱张，并决定通电全国宣布张敬尧罪状，由国民公判。此后，由平民通讯社先后印发了 《对于张敬尧私运烟种案之公愤》、《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给熊秉三等的快邮代电》。1920年1月19日，毛泽东参与起草了 《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 等宣传材料。这两篇材料直接呈送给徐世昌总统和靳云鹏总理，并先后在上海 《民国日报》 上发表，进一步将驱张运动推向高潮。1月28日，赴京的三个代表团举着“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与张偕亡”三面大旗及数十面写有张敬尧罪行的小旗，浩浩荡荡往国务院作最后一次请愿。当日，毛泽东、罗教铎、李思安等6名代表同北京政府交涉，请求政府撤惩张敬尧，靳云鹏只得应允将湖南问题交国务会议讨论。
　　张敬尧在湖南人民的一片声讨之中，在直系军阀和湖南军阀的压迫之下，于1920年6月12日仓皇逃离湖南。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运动，使他声名鹊起，正式成为中国青年革命运动的领袖。1920年1月5日，陈独秀为此撰写题为 《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年青人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而毛泽东的收获，远不止赶走一个张敬尧。毛泽东所思考的是“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毛泽东意识到，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于是毛泽东立即号召“湖南人再进一步”，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也就是此次北京之行，毛泽东与辅社的老友罗章龙等有广泛的联系，而罗章龙此时正在翻译 《共产党宣言》，已有油印本印行。或许此行，就是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点。
　　至于北京的湖南会馆，也因1919年12月28日旅京湖南公民的驱张会议而改变了自身的命运。20世纪50年代，湖南会馆原本已被部分撤毁，主体建筑如文昌阁、大戏台等已不复存在，其余建筑一度成为街道的敬老院和幼儿园。1984年5月24日，北京市将湖南会馆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加以部分修复，2013年6月确定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地之一。如今来北京的湖南人，可以来此瞻仰一番。
　　（选自《湖南会馆往事》/曾主陶 著/岳麓书社/ 201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