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时期，也是“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作为北京知青，谁都知道大寨和陈永贵，也都知道大寨人修梯田、大战狼窝掌等许多事迹。
　　村里的年轻人或许会知道些，但他们的父辈就不一定了。有线广播的喇叭里时常宣传大寨的事跡，但觉得没有在社员心里引起什么反响。虽然知道学大寨的口号，可是具体到我们生产队怎么学，学什么，好像并没有认真讨论过。
　　虽然不记得有过什么讨论和学习，但队里响应号召，实际行动还是有的。那时候宣传大寨“与天斗、与地斗”的经验就是打坝、修梯田，防止水土流失。记得我们知青向书记队长问过，是不是咱们也可以修梯田？队领导说我们队的山地太陡，不好修，而且修了梯田后土地面积缩小，比较浪费地。打坝造地比较适合队里的实际情况，既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又能增加平地，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从我们村子往后走，有一条沟叫松沟，沟面相对宽敞，地势也较平坦。队里决定在松沟打坝造田。坝址选在沟里一处比较狭窄的地方，两边是峭壁，用镢头把峭壁上的黄土刨下来，平铺一层，再用石夯把铺的土砸实。石夯四四方方，上面掏有一孔，把一根木把（且称之夯把）插进去，四角接上绳子，一个人握住夯把，四人拉绳，高高将夯抛起，重重落下。一遍一遍地重复铺土、夯土。经历连续劳作，夯土逐渐加高，土坝就有了模样。记得坝有一人多高，两米多宽，十几米长。坝打成后，还砍了许多捆柴堆放在坝下，洪水来时会起到减缓冲击的作用。看着打成的坝，想象到它能挡住洪水、冲下来的泥土能淤成平地，平地可以种上玉米，尤其是因为这个坝有自己劳动的成果，成就感在心中油然而生。但事与愿违，我们和老乡一同奋斗筑成的土坝，当年就被洪水冲垮了。记得雨后到松沟，看到坝顶被冲开深深一道沟，辛勤劳作的成果化为乌有，心情很沉重。
　　科学种田当时也在提倡，我们知青小组参与其中，推广试种优良品种。
　　这还要感谢后来在公社当书记的“老马”——马天新，当时他是延安农技站的技术员，“社教”时候曾在我们队蹲过点，以后和生产队常有联系。插队的第二年，老马拿来一些优质玉米种子，有好几种，现在只记得有一种叫“白马牙”，让我们知青小组播种看管。生产队把村里为数很少的平地给了我们一小块作试验田。我们将种子播下去，老马亲自把品种名字写在小木牌上，我们把它们按品种立在田里，知青试验田就这样诞生了！这块试验田我们上下工每天都会路过，看着它们破土发芽，抽叶长大，绿油油的比其他玉米都长得好，希望它们能结下更多的优质种子，推广后提高产量，多打粮食。
　　插队时还参加了一次特别的活动，见到了大寨人。
　　那是插队第二年的一天，大队书记周开伏让我和他一起去延安城，说是大寨代表团来传经送宝，让去听报告。去后才知道，不是每个生产队都派人去，这也是马天新特意给我们队的两个名额，是特殊关照的！那算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公差吧！也是极有特色的公差：背一床被子，从生产队走到延安。招待所里只有床板，没有铺盖，自己带着被子凑合了一晚。我们到延安的时候，老马已经在招待所等我们了，在一家小饭馆请我们吃了饭，记得是用炒的一个什么菜拌面条。晚上在大礼堂有演出招待，是一场秦腔现代剧，只是基本没有听懂。
　　第二天上午在延安大礼堂，欢迎大寨代表团。代表团进场的时候，礼堂里的人们起立，鼓掌欢迎这些大寨人，场面相当热烈。不记得延安方面是谁主持，郭凤莲介绍大寨人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战天斗地，如何取得成功。期间逐一介绍了代表团的成员，介绍到每个人都得到大家热烈的掌声。好多年后在电视里见到郭凤莲，和她当年做报告联系起来，觉得她没怎么变样，和在延安时的样子差不多。回想那次开会，有些活动细节还历历在目，当时的心情被热烈的场面感染，着实兴奋了好久。
　　张伟成，北京156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1969年2月到延安县李家渠公社阳坬大队插队，1970年9月招工到铜川陕西省汽车运输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