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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宇森重新拍摄了《追捕》，又一次回归人们熟悉的“暴力美学”。这个如今已经71岁的导演，经历了港片的辉煌，好莱坞的巅峰之后，重新进入中国大陆电影市场，在各种类型的尝试之后，再一次回归自我。
吴宇森已经71岁了，古稀之年，古书上讲应该是从心所欲的年龄。
11月底，吴宇森的新片《追捕》即将上映。新片《追捕》改编自西村寿行的小说《涉过愤怒的河》，该小说曾于1976年改编为同名日本电影。其故事是讲一个被人陷害了的检察官，如何通过自己的抗争，证明自己无罪的过程。在吴宇森这一版本里，检察官换成了律师，并增加了爱情戏。吴宇森开创的“暴力美学”风格也在本片中回归。
“我觉得枪战的动作场面应该带有一种像音乐剧的那种节奏感。”吴宇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解释自己对暴力美学的理解。
《追捕》正式在中国大陆上映是在1978年，那一年，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删减版的日本电影，像《远山的呼唤》《人证》等等，很多都是高仓健主演的，影响最深、传播最广的还是《追捕》。
一时间，大街小巷，从乡村到城市，商店的大喇叭里播放的全是那首“啦呀啦”的无歌词哼唱。国内电影，剧场，相声等所有文艺形式都把这部电影的对白、音乐拿到文艺作品里来。当今主流电影观众80后、90后的父辈几乎都是高仓健的影迷。
在1978年的香港电影院，与《追捕》同期上映的还有吴宇森导演的卖座喜剧《卖身契》。当年的吴宇森32岁，虽然是一名卖座的喜剧导演，仍然壮志未酬，也还没有拍摄为他后来奠定大师地位的《英雄本色》，但高仓健穿着的立领风衣无疑“迷住了”吴宇森。多年之后，他终于得以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那部经典作品。
吴宇森的个人经历如果拍成一部电影，应该是一部励志片。“阿森的半生，其实是香港极富代表性的真实故事，典型得可以列为香港社会学的样板个案。对今天香港青年肯定有非常正面的励志作用。”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作曲家黄霑，曾与吴宇森多次合作，在《吴宇森传》的序言开头如此写道。
出生于广州，成长于香港石硖尾徙置区的吴宇森从小便有当英雄的梦想。他的少年记忆，除了早逝父亲的肺结核、圣诞夜里发生在家园的无名火灾，还有如影随形的校园、社会暴力。因为当时香港影院对家长带领的儿童观影免收门票，吴宇森常常冒充陌生人的儿子去看夜场电影。打架事件多发生在夜里，每次出门，他手上都会拿上一块砖头或者木棍。
1956年的香港“双十暴动”等等事件，都在吴宇森脑海中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暴动的时候，到处挂满国旗，人心惶惶，街上有人放炸弹，有人被炸伤。我亲眼看见有人被打伤，在我家门前流血而死。”吴宇森承认，这些触目惊心的场面，对他日后在电影中不断重复的暴力美学有极大的影响。
这种暴力的表达在他第一部电影中便体现出来。1973年，他26岁，开始以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导演身份执导第一部电影《过客》，电影却遭到了禁映。原因是电影当中有个反派的秘密武器是一双有钉的手套，当局恐怕当时的年轻人跟风。后来，这部片子得到香港嘉禾电影公司的青睐，经过修改，得以改名《铁汉柔情》在两年后上映。
作为80年代香港三大电影公司（另两家是“邵氏”“新艺城”）之一，嘉禾的10年才真正开始了吴宇森大起大落的电影生涯。
其后，吴宇森在嘉禾公司陆续执导了一些电影，其中包括协助许冠文、许冠杰拍摄《鬼马双星》《半斤八两》《卖身契》等卖座喜剧。吴宇森又凭自己执导的喜剧片《发钱寒》在香港获得好评，由于《发钱寒》票房的成功，使吴宇森这时的电影作品以喜剧片为主。虽然他的喜剧中已经开始夹带对于社会现象的嘲讽，但这个时期的吴宇森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卓别林电影中的社会性与时代感，影响了吴宇森的创作风格。
1979年，吴宇森尝试往不同风格迈进之作——《豪侠》，让吴宇森遭遇了滑铁卢。这部古装武侠片迥异于以往的喜剧鬼马风格，描述主角为了侠义不惜牺牲自身性命完成使命，是一部充满刀光剑影的男性情谊之作，仿佛后来的作品《英雄本色》的前身。
《豪侠》得不到当时观众的青睐之后，吴宇森只能又回到他熟悉的喜剧题材之中。
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期。中英双方政府长达十多年的交接谈判，不仅关系到吴宇森等香港市民的命运，也吸引着全球的瞩目。
那一切感受都被纳入了“小市民看九七”的喜剧作品《八彩林亚珍》当中。“我大概是第一个在电影中拍香港回归主题的导演，记得我设计了一场戏，说的是海底隧道发生了车祸，所有车都塞在里边。车主都沉醉在自己的悲欢离合，还有对未来的幻想中。电影中罗文还唱了首励志歌曲，那是我的神来之笔。”吴宇森在回忆电影《八彩林亚珍》时曾说道。
虽然《八彩林亚珍》被当时的影评人评为“不明民间疾苦的知识分子狂想曲”，观众还是报以了近500万的高票房回报，这也为吴宇森离开嘉禾公司画上圆满的句号。此后他入局新艺城电影公司，开始与另一位惺惺相惜的大导演徐克相爱相杀的半生缘。
“你没有欠什么，我从来不会逼朋友去做不想做的事，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我不想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你以为我是臭要饭的，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这是《英雄本色》里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对狄龙饰演的宋子豪说的肺腑之言。
吴宇森可能不会想到，日后广为人知的这段好兄弟之间的对白竟为现实中的吴宇森与徐克之间的感情做了最好的注脚。
“当时偶然在电视剧里看到一个画面，一个剑客将剑背上的一滴鲜血扫落到白雪之中。”说起与徐克的相识，吴宇森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个画面让吴宇森记住了当时并不认识的电视剧导演徐克。他推荐当时叫好不叫座的徐克加入新艺城公司。1981年，徐克拍摄的《鬼马智多星》，除了票房高达700万港元外，还拿到了台湾电影金马奖。徐克获奖那一刻，吴宇森高兴得跳起来，那让他确认了自己看人的眼光。
1980年代中期，吴宇森遭遇创作瓶颈，票房也不佳，甚至被新艺城“放逐”到台湾分公司做行政职务，而这时的徐克却像刚出道时的吴宇森那样如日中天，并与施南生成立了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
吴宇森不会忘记很久之前他与徐克在一家酒店顶楼咖啡厅里的一番长谈。他们谈到了龙刚在1967年导演的电影《英雄本色》，并约定，如果有那么一天，一定要合作一部新的《英雄本色》。一个做监制、一个做导演。
在吴宇森落魄之时，徐克监制了吴宇森导演的那部《英雄本色》，践行了两人的约定。这部电影在为徐克的“电影工作室”带来丰厚票房的同时，拯救了被称为“票房毒药”的导演吴宇森、演员周润发，还有已经过气的狄龙。
此后，吴宇森又与徐克合作了《英雄本色2》《喋血双雄》等卖座电影，此间逐步奠定了吴宇森的个人风格，也引起了国际影坛的瞩目。但因合作过程中两人的理念不合，随后两人分道扬镳，合作甚少。但均各成一派，一个闯入好莱坞，一个成为新一代武侠大导。
直到《太平轮：彼岸》，由于《太平轮》上部票房和口碑失利，吴宇森邀请徐克为下部进行剪辑，重新结构故事并梳理镜头语言。“当时片子预算不够，又要做大量特效镜头，徐克在节省成本的情况下又帮我实现了很好的特效镜头，我很感谢他。”谈到与徐克多年之后的合作，吴宇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果没有制作人张家振的协作，吴宇森不能想象自己的好莱坞岁月将如何度过。1992年，吴宇森与张家振坐在贝弗利山酒店的咖啡座上，开始迎接自己的好莱坞征途。
《喋血双雄》在香港放映后，张家振就把它带到欧美，并把吴宇森带到了好莱坞大片商环球影业的公司。
影片《终极标靶》刚杀青时，在吴宇森手上还是“限制级”的影片，后来到发行商手上却被剪成了“适合美国人可以观赏”的标准而让吴宇森始料未及。
好莱坞的规矩比起过去在香港实在是限制又多又杂。在香港，吴宇森自有一套弹性的拍片方法，很多经典的场面及情节甚至是灵机一动所迸发出来的。但在好莱坞，大大小小的事必须事先都要先有计划，然后才得以执行。最初，这让吴宇森难以适应。
吸取了《终极标靶》的经验，吴宇森在美国花了两年时间没有拍戏，而是去研究美国人如何生活。三年过后，随着《断箭》的卖座，吴宇森迎来了不止在好莱坞，甚至在全球的辉煌岁月。《变脸》令他口碑、票房双收，《碟中谍2》的骄人成绩又使他位列美国选出的全球八百名最具票房影响力导演第七位。
“在好莱坞拍电影，说穿了就是一件简单不过的事：你的电影卖座，你就会被肯定。而且，你的权力也会随之而来。你的经理人和律师，自然会为你争取到最后剪接权之类的很多权利。”吴宇森曾对媒体如此说道。
作为中国导演进军好莱坞第一人，盛名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口碑与票房相继失守的《风语者》《记忆裂痕》。尽管此时吴宇森已经拿到了象征导演地位的最终剪辑权，并成为华语电影中少有的能指导好莱坞A级制作的国际大导演，他依然决定离开好莱坞，进军下一站——中国大陆。
从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间，观众在院线只看到了吴宇森的两部电影《赤壁》《太平轮》。因为成本高昂，加上经历了预算超支、临阵换主演、导演中途患病等原因，两部电影都分为上下集上映。
离开了标志性的“暴力美学”的英雄片，转拍历史和爱情题材的史诗大片似乎并没有给吴宇森带来好运。口碑和票房的双重压力下，念旧的观众开始质疑，“我们熟悉的吴宇森哪去了？”
“其实我当时回决定大陆拍片，一是我想拍三国的题材很久，另外看到当时国内影视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我也想把好莱坞先进的工业流程带到大陆来，给中国团队多一些工业流程的经验。”吴宇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表现暴力的偏爱，其实和吴宇森的现实经历不无关系。以暴制暴，是年少的吴宇森反抗压迫的方式。但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改变了吴宇森看待世界的方式。
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穷孩子吴宇森要吃一顿饱饭，并不容易。中学时代，每天早上“教会的救济奶粉混着薯粉煮成的奶水”是吴宇森忘不了的味道。教会还常常请他做一些杂事，并付给报酬，让他可以有零花钱去看电影。
多年以后，《太平轮》上映期间，吴宇森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出自《圣经》里的“爱人如己”。虽然他坦承自己并不经常翻阅《圣经》，也并不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但并不妨礙他在电影里一遍遍重复教堂枪战、耶稣圣像、《弥撒曲》的宗教情结。
生活中的吴宇森彬彬有礼，从未开过枪，甚至不会开车。即便在片场见惯了“血流如注”的场面，遇到妻子生产之后的大出血还是吓坏了，“真想象不到吴宇森见到我流血会吓得六神无主，不可思议。”在妻子牛春龙写的《今生缘》一书中，她这样描绘以暴力美学见长的导演丈夫。
不久前，导演贾樟柯发起的平遥电影节上，吴宇森获得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贡献大奖。“作为第一位走进好莱坞主流电影市场的华人导演，吴宇森将中国式的爱与侠义带向了国际影坛，为好莱坞动作电影注入了东方魅力。同时，他也一直在努力将好莱坞的先进工业经验带回国内，此次获得这个大奖，可谓实至名归。”贾樟柯在后台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
吴宇森是个怀旧的人，他知道，中国电影市场高速发展的20年中，电影观众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低龄化，“但任何时候，观众都需要浪漫的、诗意的电影。”吴宇森说。
这一次，吴宇森重新在《追捕》中演绎了自己熟稔的暴力美学。“《追捕》这次的成本和《太平轮》差不多，2亿多人民币，但这一次我没有贴钱，预算控制得很好。”吴宇森笑着说。
他的下一部作品，将是与好莱坞合作的一部中等制作，一个杀手的故事。接下来还会有国内的一部大制作战争片。”吴宇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吴宇森已经71岁了，古稀之年，古书上讲应该是从心所欲的年龄。
11月底，吴宇森的新片《追捕》即将上映。新片《追捕》改编自西村寿行的小说《涉过愤怒的河》，该小说曾于1976年改编为同名日本电影。其故事是讲一个被人陷害了的检察官，如何通过自己的抗争，证明自己无罪的过程。在吴宇森这一版本里，检察官换成了律师，并增加了爱情戏。吴宇森开创的“暴力美学”风格也在本片中回归。
“我觉得枪战的动作场面应该带有一种像音乐剧的那种节奏感。”吴宇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解释自己对暴力美学的理解。
《追捕》正式在中国大陆上映是在1978年，那一年，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删减版的日本电影，像《远山的呼唤》《人证》等等，很多都是高仓健主演的，影响最深、传播最广的还是《追捕》。
一时间，大街小巷，从乡村到城市，商店的大喇叭里播放的全是那首“啦呀啦”的无歌词哼唱。国内电影，剧场，相声等所有文艺形式都把这部电影的对白、音乐拿到文艺作品里来。当今主流电影观众80后、90后的父辈几乎都是高仓健的影迷。
在1978年的香港电影院，与《追捕》同期上映的还有吴宇森导演的卖座喜剧《卖身契》。当年的吴宇森32岁，虽然是一名卖座的喜剧导演，仍然壮志未酬，也还没有拍摄为他后来奠定大师地位的《英雄本色》，但高仓健穿着的立领风衣无疑“迷住了”吴宇森。多年之后，他终于得以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那部经典作品。
香港回归前的吴宇森
吴宇森的个人经历如果拍成一部电影，应该是一部励志片。“阿森的半生，其实是香港极富代表性的真实故事，典型得可以列为香港社会学的样板个案。对今天香港青年肯定有非常正面的励志作用。”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作曲家黄霑，曾与吴宇森多次合作，在《吴宇森传》的序言开头如此写道。
出生于广州，成长于香港石硖尾徙置区的吴宇森从小便有当英雄的梦想。他的少年记忆，除了早逝父亲的肺结核、圣诞夜里发生在家园的无名火灾，还有如影随形的校园、社会暴力。因为当时香港影院对家长带领的儿童观影免收门票，吴宇森常常冒充陌生人的儿子去看夜场电影。打架事件多发生在夜里，每次出门，他手上都会拿上一块砖头或者木棍。
1956年的香港“双十暴动”等等事件，都在吴宇森脑海中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暴动的时候，到处挂满国旗，人心惶惶，街上有人放炸弹，有人被炸伤。我亲眼看见有人被打伤，在我家门前流血而死。”吴宇森承认，这些触目惊心的场面，对他日后在电影中不断重复的暴力美学有极大的影响。
这种暴力的表达在他第一部电影中便体现出来。1973年，他26岁，开始以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导演身份执导第一部电影《过客》，电影却遭到了禁映。原因是电影当中有个反派的秘密武器是一双有钉的手套，当局恐怕当时的年轻人跟风。后来，这部片子得到香港嘉禾电影公司的青睐，经过修改，得以改名《铁汉柔情》在两年后上映。
作为80年代香港三大电影公司（另两家是“邵氏”“新艺城”）之一，嘉禾的10年才真正开始了吴宇森大起大落的电影生涯。
其后，吴宇森在嘉禾公司陆续执导了一些电影，其中包括协助许冠文、许冠杰拍摄《鬼马双星》《半斤八两》《卖身契》等卖座喜剧。吴宇森又凭自己执导的喜剧片《发钱寒》在香港获得好评，由于《发钱寒》票房的成功，使吴宇森这时的电影作品以喜剧片为主。虽然他的喜剧中已经开始夹带对于社会现象的嘲讽，但这个时期的吴宇森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卓别林电影中的社会性与时代感，影响了吴宇森的创作风格。
1979年，吴宇森尝试往不同风格迈进之作——《豪侠》，让吴宇森遭遇了滑铁卢。这部古装武侠片迥异于以往的喜剧鬼马风格，描述主角为了侠义不惜牺牲自身性命完成使命，是一部充满刀光剑影的男性情谊之作，仿佛后来的作品《英雄本色》的前身。
《豪侠》得不到当时观众的青睐之后，吴宇森只能又回到他熟悉的喜剧题材之中。
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期。中英双方政府长达十多年的交接谈判，不仅关系到吴宇森等香港市民的命运，也吸引着全球的瞩目。
那一切感受都被纳入了“小市民看九七”的喜剧作品《八彩林亚珍》当中。“我大概是第一个在电影中拍香港回归主题的导演，记得我设计了一场戏，说的是海底隧道发生了车祸，所有车都塞在里边。车主都沉醉在自己的悲欢离合，还有对未来的幻想中。电影中罗文还唱了首励志歌曲，那是我的神来之笔。”吴宇森在回忆电影《八彩林亚珍》时曾说道。
虽然《八彩林亚珍》被当时的影评人评为“不明民间疾苦的知识分子狂想曲”，观众还是报以了近500万的高票房回报，这也为吴宇森离开嘉禾公司画上圆满的句号。此后他入局新艺城电影公司，开始与另一位惺惺相惜的大导演徐克相爱相杀的半生缘。
与徐克相爱相杀的“英雄本色”
“你没有欠什么，我从来不会逼朋友去做不想做的事，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我不想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你以为我是臭要饭的，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这是《英雄本色》里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对狄龙饰演的宋子豪说的肺腑之言。
吴宇森可能不会想到，日后广为人知的这段好兄弟之间的对白竟为现实中的吴宇森与徐克之间的感情做了最好的注脚。
“当时偶然在电视剧里看到一个画面，一个剑客将剑背上的一滴鲜血扫落到白雪之中。”说起与徐克的相识，吴宇森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个画面让吴宇森记住了当时并不认识的电视剧导演徐克。他推荐当时叫好不叫座的徐克加入新艺城公司。1981年，徐克拍摄的《鬼马智多星》，除了票房高达700万港元外，还拿到了台湾电影金马奖。徐克获奖那一刻，吴宇森高兴得跳起来，那让他确认了自己看人的眼光。
1980年代中期，吴宇森遭遇创作瓶颈，票房也不佳，甚至被新艺城“放逐”到台湾分公司做行政职务，而这时的徐克却像刚出道时的吴宇森那样如日中天，并与施南生成立了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
吴宇森不会忘记很久之前他与徐克在一家酒店顶楼咖啡厅里的一番长谈。他们谈到了龙刚在1967年导演的电影《英雄本色》，并约定，如果有那么一天，一定要合作一部新的《英雄本色》。一个做监制、一个做导演。
在吴宇森落魄之时，徐克监制了吴宇森导演的那部《英雄本色》，践行了两人的约定。这部电影在为徐克的“电影工作室”带来丰厚票房的同时，拯救了被称为“票房毒药”的导演吴宇森、演员周润发，还有已经过气的狄龙。
此后，吴宇森又与徐克合作了《英雄本色2》《喋血双雄》等卖座电影，此间逐步奠定了吴宇森的个人风格，也引起了国际影坛的瞩目。但因合作过程中两人的理念不合，随后两人分道扬镳，合作甚少。但均各成一派，一个闯入好莱坞，一个成为新一代武侠大导。
直到《太平轮：彼岸》，由于《太平轮》上部票房和口碑失利，吴宇森邀请徐克为下部进行剪辑，重新结构故事并梳理镜头语言。“当时片子预算不够，又要做大量特效镜头，徐克在节省成本的情况下又帮我实现了很好的特效镜头，我很感谢他。”谈到与徐克多年之后的合作，吴宇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西进与归来
如果没有制作人张家振的协作，吴宇森不能想象自己的好莱坞岁月将如何度过。1992年，吴宇森与张家振坐在贝弗利山酒店的咖啡座上，开始迎接自己的好莱坞征途。
《喋血双雄》在香港放映后，张家振就把它带到欧美，并把吴宇森带到了好莱坞大片商环球影业的公司。
影片《终极标靶》刚杀青时，在吴宇森手上还是“限制级”的影片，后来到发行商手上却被剪成了“适合美国人可以观赏”的标准而让吴宇森始料未及。
好莱坞的规矩比起过去在香港实在是限制又多又杂。在香港，吴宇森自有一套弹性的拍片方法，很多经典的场面及情节甚至是灵机一动所迸发出来的。但在好莱坞，大大小小的事必须事先都要先有计划，然后才得以执行。最初，这让吴宇森难以适应。
吸取了《终极标靶》的经验，吴宇森在美国花了两年时间没有拍戏，而是去研究美国人如何生活。三年过后，随着《断箭》的卖座，吴宇森迎来了不止在好莱坞，甚至在全球的辉煌岁月。《变脸》令他口碑、票房双收，《碟中谍2》的骄人成绩又使他位列美国选出的全球八百名最具票房影响力导演第七位。
“在好莱坞拍电影，说穿了就是一件简单不过的事：你的电影卖座，你就会被肯定。而且，你的权力也会随之而来。你的经理人和律师，自然会为你争取到最后剪接权之类的很多权利。”吴宇森曾对媒体如此说道。
作为中国导演进军好莱坞第一人，盛名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口碑与票房相继失守的《风语者》《记忆裂痕》。尽管此时吴宇森已经拿到了象征导演地位的最终剪辑权，并成为华语电影中少有的能指导好莱坞A级制作的国际大导演，他依然决定离开好莱坞，进军下一站——中国大陆。
从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间，观众在院线只看到了吴宇森的两部电影《赤壁》《太平轮》。因为成本高昂，加上经历了预算超支、临阵换主演、导演中途患病等原因，两部电影都分为上下集上映。
离开了标志性的“暴力美学”的英雄片，转拍历史和爱情题材的史诗大片似乎并没有给吴宇森带来好运。口碑和票房的双重压力下，念旧的观众开始质疑，“我们熟悉的吴宇森哪去了？”
“其实我当时回决定大陆拍片，一是我想拍三国的题材很久，另外看到当时国内影视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我也想把好莱坞先进的工业流程带到大陆来，给中国团队多一些工业流程的经验。”吴宇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吴宇森和他的“暴力美学”
对表现暴力的偏爱，其实和吴宇森的现实经历不无关系。以暴制暴，是年少的吴宇森反抗压迫的方式。但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改变了吴宇森看待世界的方式。
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穷孩子吴宇森要吃一顿饱饭，并不容易。中学时代，每天早上“教会的救济奶粉混着薯粉煮成的奶水”是吴宇森忘不了的味道。教会还常常请他做一些杂事，并付给报酬，让他可以有零花钱去看电影。
多年以后，《太平轮》上映期间，吴宇森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出自《圣经》里的“爱人如己”。虽然他坦承自己并不经常翻阅《圣经》，也并不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但并不妨礙他在电影里一遍遍重复教堂枪战、耶稣圣像、《弥撒曲》的宗教情结。
生活中的吴宇森彬彬有礼，从未开过枪，甚至不会开车。即便在片场见惯了“血流如注”的场面，遇到妻子生产之后的大出血还是吓坏了，“真想象不到吴宇森见到我流血会吓得六神无主，不可思议。”在妻子牛春龙写的《今生缘》一书中，她这样描绘以暴力美学见长的导演丈夫。
不久前，导演贾樟柯发起的平遥电影节上，吴宇森获得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贡献大奖。“作为第一位走进好莱坞主流电影市场的华人导演，吴宇森将中国式的爱与侠义带向了国际影坛，为好莱坞动作电影注入了东方魅力。同时，他也一直在努力将好莱坞的先进工业经验带回国内，此次获得这个大奖，可谓实至名归。”贾樟柯在后台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
吴宇森是个怀旧的人，他知道，中国电影市场高速发展的20年中，电影观众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低龄化，“但任何时候，观众都需要浪漫的、诗意的电影。”吴宇森说。
这一次，吴宇森重新在《追捕》中演绎了自己熟稔的暴力美学。“《追捕》这次的成本和《太平轮》差不多，2亿多人民币，但这一次我没有贴钱，预算控制得很好。”吴宇森笑着说。
他的下一部作品，将是与好莱坞合作的一部中等制作，一个杀手的故事。接下来还会有国内的一部大制作战争片。”吴宇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