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科是看什么的？新冠肺炎发生之前，恐怕很少人知道感染科看什么病，就算是医护人员，如果没有接受相关培训，对感染病学也感到陌生。
　　而在新冠肺炎患者疫情中大家猛然发现，各个省市成立的新冠肺炎医疗专家组，都有感染科专家的参与。感染科专家在制定诊断方法、选择救治措施、判断疾病进程等等新冠肺炎診治的关键点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感染病学突然站在聚光灯下，有了“存在感”。
　　感染，简单说是指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病原体侵入人体所引起的局部组织和全身性炎症反应。感染性疾病就是由各种病原体侵入人体引起的疾病。感染病学是研究感染性疾病病原体、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的一门医学学科。
　　感染病学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过去，我们更多地讲“传染病”。传染病其实是感染疾病中特定的一类，因为它容易在人群中传播，所以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重视，也容易带来社会的恐慌。
　　新冠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这相当于一场战争发生，而我们却不知道敌人手中有什么武器、这个武器有怎样的威力、什么样的防御有效、什么样的武器可以反击这个敌人。感染病学要做的就是一边研究敌人，一边寻找抵御和反攻的方法。
　　近二十年来，从SARS、埃博拉、禽流感、MERS到现在的新冠肺炎，传染病疫情频繁出现;日常医院里，难治的细菌性感染也挑战着感染病学专业的医生们。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感染病学需要受到更多的重视，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以应对感染疾病的威胁。

没有特效药，感染科医生怎么迎战？

　　去是寒冬，归来已是春暖大地。
　　4月27日中午，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刘正印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高铁站照片，配三个字：“回家了！”要知道，刘正印教授率队离家去武汉，是正月初二。
　　北京协和医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共21名医护人员，包括感染专业、重症医学专业、呼吸科的专家，队长刘正印是参与过非典病人救治的“老兵”。
　　作为最早到武汉的感染病学专家之一，刘正印教授在武汉和新冠肺炎正面交手，最知道早期重型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有多难、难在哪里。
　　刘正印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新冠肺炎是个新的疾病，医学对它的认识还处于一个初步的阶段，很多机制认识还不清楚。不过，刘正印教授和其他感染科专家很早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我认为不要把新冠肺炎看做一个肺炎，它是一个病，病毒不但侵犯肺，它还侵犯血管的内皮细胞，导致凝血功能的一些改变。它侵犯肾脏，肾功能出现异常的特别多，同时它还可能侵犯心脏。”
　　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根据这些基本的认识，感染科医生必须对症施策。

　　新冠肺炎本身是一种病毒感染，但在救治过程中，重型病人最怕的是多重感染。疫情期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俞云松教授多次连线邵逸夫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会诊疑难患者的过程中，俞云松教授最关注的就是病人的继发感染问题。
　　俞云松教授告诉《新民周刊》，他参与会诊的病人中，主要是基础疾病比较多的病人，其中甚至有肾移植后得新冠肺炎的病人，因为患者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并发症比较多，治疗就会比较复杂。
　　在危重病人身上，特别需要关注继发感染。“新冠肺炎病人早期是病毒感染，病情达到重型或危重型，就非常容易继发细菌和真菌感染。另外，这些病人可能需要短期使用激素，使用激素后，细菌、真菌的感染机会也会增加。”
　　ECMO技术在新冠肺炎危重病人的救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俞云松教授说，无论是机械通气的病人，还是ECMO治疗的病人，他都非常关注感染怎么监测，如果出现感染怎么来处理。“我作为感染科医生会给他们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尽量不要让病人继发感染，万一出现继发感染要及时处理，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ECMO支持的病人出现继发血流感染等，是非常危险的，医生处理起来会更加难。”
　　从感染病学的角度，俞云松教授提出对重型新冠肺炎患者使用抗生素要尽量“简单”的原则。“为了预防继发细菌感染，有的病人会预防性地使用抗菌素，但这个时候预防使用的抗菌素尽量‘简单’。一般我们能口服的尽量口服抗菌素，往往都是单品种，而且是抗菌谱相对比较窄的抗菌素。如果我们把预防性的抗菌素用得比较恰当，那么继发感染就会很少发生。”
　　疫情中邵逸夫医院感染病科派出4人支援湖北，2位医生支援浙江省内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整个科室一共6人在新冠肺炎的救治第一线，剩下的医护人员承担着医院发热门诊管理和会诊工作，病房里还有其他的感染病人，团队在高压力、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连续工作了近三个月。
　　现在，中国感染病学专家们在疫情中得到的宝贵经验，已经分享给世界各国。

感染人才培养刻不容缓

　　全国医护力量驰援湖北时，一些城市的市民曾经担心，自己所在的城市里好医生是不是都被抽调走了？特别是在感染病学领域，就算是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一个感染病科里医生可能总共只有十来名，基层医院专科医生人数就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