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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典图书的诞生是作者、出版者、读者各方利益相关者在国家、市场、社会场景中互动协作的产物。《启蒙运动的生意》《最危险的书》这些图书的传记在对由经典图书所建构的社会网络进行研究时，横向维度的“国家—市场—社会”和纵向维度的“作者—出版者—读者”是出版史研究的两种书写框架。在这两种书写框架中有一個共同的参与者即出版者。出版者将国家与社会进行横向联结，将作者与读者进行纵向联结，它处于图书所建构的社会协作网络中的枢纽位置。在经典图书的出版史书写中凸显作为居间者的出版者的主体性以及来自出版者的辐射式书写，有助于以点带面勾连其他出版协作者，呈现出版史书写的全景式知识图景。
【关键词】经典图书 社会互动 书写维度 《百科全书》 《尤利西斯》
中国出版史的研究问题与方法受西方书籍史的影响，得到了学界的自觉反思与积极探索。李频指出出版史研究新范式的重心是出版行为与效果分析李频：《行为及效果分析：出版史研究范式转型的核心》，《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黄典林提出可借鉴“工具性关系也是文化关系”的媒介学逻辑去研究出版史黄典林：《出版史研究的媒介学维度——〈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出版史的研究应从“自上而下”的精英式书写转向“自下而上”的新文化史书写范式，研究方向可拓展到对于参与整个图书编辑出版链条和出版生态领域的人及一切细节之研究中去沈世婧：《从新文化史观看中国出版史研究变化的可能——评述〈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这些主张与反思使得出版史研究中聚焦于具体经典图书的深描取向越来越重要。这种通过图书的生产、流转以及接受的社会网络去勾连历史情境中的传播以及文化的研究取向，极大地扩展了出版史研究的深度。那么关于经典图书的出版史书写的具体维度是什么？这些书写维度间的关系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书写维度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为探究这些问题，社会网络是一个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社会网络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新取向，主要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各种社会及人际关系的形式与结构”蔡毓智：《社会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新取向》，台湾《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2008年第1期。。这种以关系为核心的取向与上述研究问题有着较好的契合度，尤其是社会网络分析中所关注的“局部中心度”和“整体中心度”〔美〕约翰·斯科特著，刘军译：《社会网络分析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73页。问题将有助于聚焦经典图书出版史书写框架中的核心维度。在研究对象上，关于经典图书出版史书写的经典文本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参照对象。例如，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和凯文·伯明罕的《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该译名为繁体字版，简体字版的译名为《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就笔者而言，无论是译名还是整体的译文内容质量，前者都更契合原著，为此本文分析的对象主要采用繁体字版。分别是关于《百科全书》和《尤利西斯》的传记。它们共同呈现了图书是如何搅动社会以及在成为经典过程中的作者、出版者、读者在国家、市场、社会中的互动细节。这对当下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尤其是经典图书出版史的书写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图书如何搅动社会：从《百科全书》到《尤利西斯》
在印刷时代，图书是思想传播的主要媒介载体之一，同时也是搅动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图书在搅动社会舆论的同时，也在社会互动中塑造着自身在图书市场中的经典地位。
（一）经典的诞生：图书的传播与接受
图书是社会文明传播的载体，在数量巨大的图书中仅有少部分能够被世人所铭记于心，并推动社会文明大步前进。而在这些对于社会文明有着重大推动作用的经典图书中，并非所有的图书都是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成为世人所认可的传世佳作。“智者受难”的永恒主题不仅适用于人，同样也适用于图书。在经典图书中有一部分图书是“智者受难”的化身，它们几经波折，以“禁书”的面貌在小范围的非正常社会网络中流通。随着读者群体的扩大和官方的逐步解禁，它们才逐渐被世人所接受，从而踏上世纪经典之路。《百科全书》和《尤利西斯》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此待遇，尤其是后者。以德尼·狄德罗为首脑编写的《百科全书》几乎囊括了当时各个主要学科的知识领域，是18世纪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因内容的反宗教蒙昧主义导向和科学启蒙导向导致高等法院、教会等机构视之为一部危险的书。而由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所创作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则从一开始就因其内容被冠以“淫秽”之名而受到来自各方的抵制。
《百科全书》的出版与传播是启蒙运动的象征，它使得旧制度下各社会阶层的人得以重新认识世界，并推动了科学、艺术以及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直接作用于物质世界的变革。因此，《百科全书》的出版，不但是近代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事，而且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丰碑韩承文：《狄德罗和〈百科全书〉》，《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尤利西斯》作为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为文学创作的革新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它还影响了普罗大众对于文学和淫秽的认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它们成为了传世经典。这种经典的直观体现是无数后世者对其的研究，如“短短几十年，《尤利西斯》从一场叛变转型成一个体系。学术的乔伊斯产业从一九六○年代起蓬勃发展，从此有增无减，共有大约三百本书以及三千篇以上的学术论文，专论或是部分致力于研究《尤利西斯》，而其中约有五十本是在最近十年写成的”〔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84页。。关于《百科全书》研究的著述同样汗牛充栋，其中法国学者威雅克·普鲁斯特关于它的编撰者群体的研究、罗伯特·达恩顿对其出版史的研究是较为厚重的成果。 （二）经典的背后：利益相关者视野下图书与社会的互动
虽然《百科全书》和《尤利西斯》在出版之初都被视为是危险的并受到抵制，但在复杂性的社会网络中出版商、书商、审查官、法官以及读者等各种社会力量都会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到图书的流转与传播过程之中。罗伯特·达恩顿将其称为“传播循环”模式，在该模式中的主要構成主体是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Darnton 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1982， 111（3）：65-83.。图书是他们进行社会互动的重要媒介，这就导致了一个基于图书的复杂性社会网络的形成。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各社会阶层的群体成员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与诉求而相互纠缠：出版商和书商为了能够使图书能够顺利卖给文化精英与一般读者而想方设法地与政府、教会达成协议，或是直接绕开他们进行非法销售;官方政府或高等法院以及教会出于思想控制的需要，设置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法规与条例，尽可能地避免图书流转到读者手中;读者出于自身的娱乐消遣或知识更新需求，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购买、传阅那些获得许可或未得许可的图书。
因此当一部图书被当权者或教会界定为“危险的书”或“禁书”时，它并非就彻底地终结于知识界。反而当这些图书被贴上“危险”或“禁书”的标签后，它们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成为了一个社会抗争的工具，同时也是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的直接媒介。它们存在的意义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自身所处的文学、科学、艺术等具体范畴，通常被赋予了承担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在其社会网络的传播过程中它们终将会得到各方利益集团的妥协、平衡乃至于接受，这正是它们最终被赋予“经典”这一称谓背后的实质。
二、国家—市场—社会：经典图书出版史书写的横向维度
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体系中，国家、市场以及社会是人类协作的三个重要支点。作为媒介载体的图书在横向空间中进行社会互动时会同时受到国家、市场、社会因素的影响。
（一）国家维度下的出版政策及其社会控制
国家政权与出版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出版实践中许可或审查是普遍存在的环节。这是国家内生性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也是维护思想统一与稳定的重要途径。行政政策对出版物而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无论多么辛勤的艺术创作，只要政府机制下的匆匆一眼就能毁于一旦，写一本书是好几年的工，禁一本书午餐之前就能办完，查禁一本书很容易，只要把出版的风险提高到让出版社负担不起这赌注就好，而且出版书籍本来就已经是侠情异想”〔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86—387页。。出版政策对图书命运的这种影响可以从秦始皇焚书和“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在欧洲焚烧非德意志图书等事例中得到体现。
在《百科全书》出版的初始阶段，来自权力机构的压力一直存在着，“从1751年第一卷问世到1759年的危急时刻，《百科全书》一直遭到旧正统和旧制度辩护者的公开抨击，其中包括耶稣会士、詹森派教徒、最高宗教裁决会、巴黎高等法院、御前会议和教皇”〔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页。。其中来自政府的巴黎高等法院曾禁止《百科全书》的销售并组织了相应的调查，此外教皇也曾警告其门徒焚毁此书。所幸的是，《百科全书》有一位强有力的保护人，即当时负责助管图书交易的书报总监马尔泽尔布，使它最终得以保存下来。然而《尤利西斯》就没有如此幸运，因内容的“淫秽”决定了它很容易成为政府查禁的对象。在“伦敦恶行抑制协会”和“纽约恶行抑制协会”、“康史塔克法案”以及邮政系统的审查下，《尤利西斯》在英国和美国遭遇厄运，在1918—1920年《小评论》杂志连载时便遭受了来自邮局的抵制，甚至其杂志创办人安德森和希普还为此遭到来自纽约检察官的起诉。此后《尤利西斯》分别在1921年、1933年、1934年遭遇法律诉讼，因此“这本书从一名标准的前卫艺术运动分子，变成了全部艺术的代言人，变成创意者对抗当权者压制的象征符号”〔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2页。。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当美国邮政总局的法务官把《尤利西斯》界定为“彻底的淫秽”时，官方收集的近五百本《尤利西斯》遭到了焚毁的厄运。
（二）市场维度下的利润驱动及其经济博弈
高风险伴随着高回报是出版实践中尤其是畅销书经常出现的现象。出版市场中的利润驱动使得许多文化精英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矜持，从而进入文化市场竞争之中。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市场活动同时也是出版商们违背政府禁令，进行冒险出版“禁书”以及从事盗版活动的驱动力。《百科全书》在出版之初的对开版本的销售额就以数百万里佛为计量单位，此后更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在四开本、八开本以及夏尔·庞库克的《方法百科全书》中不断扩大，致使它成为18世纪最大的生意之一。其中不同的版本之间的经济博弈同样随处可见，尤其是四开本与八开本的出版商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尤利西斯》的出版在其所处的时代同样是一桩出版界中的“大生意”。它除了在文学界星光闪耀之外，“《尤利西斯》在这世界还留下了一项比较入世的成就：它改变了出版社做生意的方式。所有的文化抗争早晚都会变成生意，只有借着捍卫最离经叛道的书籍，才能赢得新文学的自由，叛逆的书不能没有叛逆的出版商”〔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6页。。为此，出版市场的经济博弈催生出一批能适应读者需求并愿意为新市场而冒险的出版商，例如20世纪早期的诺普、赛门&肖斯特、波尼&利福来、兰登书屋。尤其是兰登书屋主动为《尤利西斯》打官司，从而成为1934年美国第一个合法版本的拥有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文化声望。 除了出版商之间正常的经济博弈外，出版商与盗版商的竞争同样值得重视。无论是《百科全书》还是《尤利西斯》的出版史中，盗版商都有着一席之地，尤其是盗版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尤利西斯》的流转与传播。出版市场中的经济博弈除了来自出版商之间的竞争，还来自国家政府等外在组织机构的竞争。这与国家干涉主义经济思潮以及公职人员的私欲相关。在国家干涉主义经济政策下，国家行政权力极其容易地介入出版市场竞争中。其谋利方式通常是以官方出版机构为工具，以行政资源为杠杆进行与民争利的活动。在公职人员的私欲方面，这种外在的经济竞争力量在《百科全书》出版过程中的“特许权”得到了诠释。作为稀缺资源的出版“特许权”本来是国家思想控制的重要方式，但当缺口得以打开时，这种资源就极为容易地变成公职人员牟利的工具。
（三）社会维度下的文化变革及其社会运动
经典图书在传播过程中很容易调动起公众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相互讨论的热情。这些讨论使得其中的思想得以再次传播并推动公共舆论的形成，进而促进文化变革乃至于社会运动的产生。《百科全书》作为物理和观念的统一体，在内容上综合了上千种的艺术、科学以及手工艺知识，并在狄德罗的主持下形成了“百科全书主义”。《百科全书》的出版还与资本主义、雅各宾主义、专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等相关潮流密切相关。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百科全书主义”，“百科全书主义作为一种‘主义’是相当复杂并充满矛盾的。但是作为18世纪晚期理性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代表了一种趋势，即知识集中到专家手里，专家则被拉进了政府机构——这一趋势在路易十六时期初露端倪，在1793—1794年的救国委员会期间变得至关重要，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也没有从历史中销声匿迹”〔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07页。。正是基于这种“百科全书主义”的影响，人的解放在不断深化，并促进了启蒙运动的进程。
相较于《百科全书》，《尤利西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禁书”，它的文化变革作用同样强烈，正是有了这本书，“现代主义”才会成为一场革命。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法律，还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看法，也对文学的风格、流派等创作方式进行了革新。此外，它的出版与传播还改变了公众对“淫秽”的定义：
在《尤利西斯》之前的世界，一个肮脏的字眼，或是一个淫荡的场景，好像就是一个污染源——无论多小，都能毒害全身。乔伊斯的书改变了我们对淫秽的定义，一方面它探索着猥亵历久不衰的本质，也因为这本书同时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根据《尤利西斯》，我们并不是单纯被这个世界腐化的白纸，我们生活在累积了几千年的模式与故事当中，对于那些不再纯朴的人，淫秽的危害好像没那么大。在《尤利西斯》之后，书籍好像不再那么轻易就使我们“堕落腐化”，若有什么的话，就是让我们看清楚，最危险的小说，是我们的天真无邪。〔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82—383页。
三、作者—出版者—读者：经典图书出版史书写的纵向维度
作者、出版者、读者是图书在人类互动过程中的三个关键节点，是图书在历史长河中塑造经典荣誉的三个线性影响因素。
（一）作者维度下的图书生产
作为图书生产者的作者是出版的上游也是出版的起点，因此无论是达恩顿还是伯明罕都对经典图书的编撰者/作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达恩顿分析了两代《百科全书》编撰者的具体情况，指出狄德罗版的《百科全书》与庞库克版的《方法百科全书》的编撰者是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作为《百科全书》终极版的《方法百科全书》，其多元化的编撰者群体是18世纪80年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其具体的职业分布状况是“《方法百科全书》1789年的73位主要撰稿人中，15位属于科学院，7位属于法兰西学院，7位属于巴黎某一个其他的学院，18位属于王（皇）家医学会，8位属于王（皇）家农学会。在庞库克的撰稿人当中，学院院士的比例是狄德罗的撰稿人的两倍”〔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20页。。《尤利西斯》被查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保护女性的心灵，然而它产生的灵感、创作资助、连载以及出版却都与几位女性息息相关。在《最危险的书》中伯明罕将影响乔伊斯进行《尤利西斯》创作的关键性人物诺拉·巴纳寇单列一章，对她与乔伊斯之间的交往历程以及对乔伊斯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呈现。同时，作者所参与的编辑出版流程也值得浓墨重彩地描述。《尤利西斯》第一個版本的编辑出版几经波折，其中既有图书制作工艺方面的问题，也有作者乔伊斯校对修改的问题。在图书制作工艺方面，来自巴黎的打字稿存在着重复和超出页面等诸多细节问题，而乔伊斯在校对时进行了再次创作又加大了编辑出版的成本与成书难度，以至于最后“乔伊斯总共经历了《尤利西斯》每一页的四版校样跟五版印样，他几乎是在校样与印样上写出小说的三分之一本，包括接近一半的‘帕涅罗佩’，于是到了年底，光是修改的成本就要四千法郎”〔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48页。。
（二）出版者维度下的图书传播
图书的流转速度越快、传播范围越广意味着出版商的经济利润和文化信誉也就越好。出版商在图书的流转与传播中扮演的主要角色之一是护航者。为确保图书在复杂性社会中的有效传播，充分发挥其保驾护航的作用，出版商通常需要具备“文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出版商在经济社会中的立足之本，只有建立在营利的基础上，才能推出更好的图书为更多的读者服务，所以“在商言商”的出版经营活动本身就是出版行业中的基本准则。契约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主要体现范军：《略论出版业经营管理类领军人才的企业家精神》，《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11期。，而对于出版商来说，后两种尤为重要。在《百科全书》与《尤利西斯》被视为危险的一类图书时，出版商追逐利润的诉求会驱使他们进行一次次的商业冒险，去挑战政府禁令或者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当然在冒险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百科全书》的出版商杜普兰和庞库克的出版经营活动中就充满着行贿、造假账、窃取订购者目录等卑鄙的阴谋和投机手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手段也客观地促进了图书的有效流转与传播。《百科全书》出版商的“企业家精神”还体现在为扩大图书的销量而尽可能地降低价格、迎合读者阅读习惯，从而在版本、广告宣传、销售模式等方面不断进行优化。 “文人精神”与“企业家精神”中的冒险特质有一定的重合，它要求出版商们不能唯利是图，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通过出版活动推动先锋思想的社会传播。法国的西尔维亚·毕奇是《尤利西斯》出版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出版商。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人，却具有伟大出版家的卓越品质，她因《尤利西斯》而在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姜华：《“为乔伊斯工作，所有的乐趣都是我的”——从西尔维亚·毕奇看伟大出版人的品质》，《中国编辑》2014年第6期。。作为“莎士比亚书店”的创始人，毕奇对乔伊斯的作品情有独钟，基于职业勇气以及出版热情，开始承接《尤利西斯》的出版工作，并于1922年正式在法国出版发行。在她出版《尤利西斯》的过程中，“文人精神”远远超过“企业家精神”，毕竟她所出版的图书屈指可数，并且都是乔伊斯的作品。“文人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共存，并且一同影响着出版商。如1931年兰登书屋的出版商贝内特·约瑟夫主动为《尤利西斯》打官司，终于使这本书于1934年在美国合法出版。此外，在著名出版商艾伦·莱恩的身上，时代精神、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及经济驱动这三者并行不悖，也使《尤利西斯》第一次在英国得以公开出版〔英〕杰里米·刘易斯著，陈菊、张宏译：《特立独行的企鹅——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书城》2016年第2期。。这些出版商的努力促进了《尤利西斯》的传播，推动了该书在读者群体中的接受进程。
（三）读者维度下的图书接受
作为知识接受者的读者是图书阅读的主体，其社会阶层、地理位置、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水平等人类学属性的分布状况是出版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读者的阅读与接受状况是出版流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评估经典图书的一个重要维度。读者群体的质量与数量的动态变化有助于揭示经典图书在传播中的接受过程。这种接受过程又与作为消费者的读者维度相勾连起来，因为图书的价格与读者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直接相关。在读者群体方面，对于一部经典图书来说，通常只有一部分社会文化精英在阅读与接受。例如《百科全书》的前四版的价格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是负担不起的，因此它的读者群体局限于特权阶层。但“随着一版一版《百科全书》的出版，它的开本逐渐缩小，图版减少，纸张的质量降低，价格也逐渐下降。而且随着出版联合企业的相继出现，他们的网撒得越来越宽，每出版一个新的版本，读者范围就更加扩大。到了发行四开本的时候，他们宣称《百科全书》已不再是奢侈品，已经走进了普通读者当中”〔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12页。。
《尤利西斯》的读者群同样是从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文化精英开始，从而逐渐扩散到普罗大众。《尤利西斯》在先锋派杂志《小评论》连载之初被界定为“淫秽”作品的一大原因就是当时的普通读者并不能完全理解其相关情节的安排与呈现，从而遭到部分读者的抵制与官方的查禁。随着读者群体的文学素养的提升以及此书主题思想的传播，此后一般的读者也能够认同并接受。此外，读者的阅读体验亦需要给予重视。虽然关于读者是如何阅读图书的直接史料很少，但还是可以从出版商、书商的相关信件、读者来信、自传以及日记等史料中获得。例如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中，达恩顿呈现了著名文学家司汤达在《亨利·布吕内尔的一生》中关于《百科全书》的阅读体验。
四、居间者的扩散：来自出版者的辐射式书写
在对由图书所建构的社会网络进行研究时，“国家—市场—社会”的书写维度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分析框架，它对图书流传和传播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及其社会互动分析有着一定的解释力。“作者—出版者—读者”的书写维度是图书生产、传播、接受这一线性流程的主要分析框架，也是传统出版史研究核心路径。正如美国学者阿德里安·约翰斯所指出的，“一本书是一种共识或至少是共意性的物质体现，……它是连接各种各样文字工作的一个枢纽”Jonhs. A. The Nature of the Book：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3.。那么关于经典图书的出版史书写的枢纽又是什么？在整合横向的“国家—市场—社会”和纵向的“作者—出版者—读者”书写框架后，可发现在其出版史书写中的一个枢纽是出版者（市场中的主要经济博弈主体也是出版者）。作为经典图书诞生的直接行为主体之一，出版者/商在图书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发挥着勾连国家与社会、作者与读者两组关系的“联结”功能。这种“联结”功能使图书的媒介功能得以激发，从而促进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整合。由此可见，在经典图书的出版史研究中，出版者的研究主体地位应该得到确定并给予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去勾连四周的国家、社会、作者、读者等多个维度。
之所以要在经典图书出版史研究中强调出版者的主体性及重要性，其原因在于：
首先，作为居间者的出版者在传播循环系统中所建构的社会协作网络最大，所裹挟的出版资源最多。在文化史视野下以书籍为中心的出版史研究范式涉及出版产业鏈的各个方面，因此出版史的书写方式须真实反映图书在生产、传播、消费这一线性过程中所牵涉的各种社会博弈。在“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里出版者以居间者的身份切入，有助于勾连四周的出版网络协作者，进而揭示图书在出版与传播的社会互动网络中所存在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在出版史研究中这种复杂性与偶然性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它们打破了传统“精英式”出版史书写中所强调的各种必然论调。同时，来自出版者辐射式书写的方式能够以“蛛网”式逻辑将各种出版资源加以结构化，使出版史书写的核心主题更加紧凑，可有效避免新文化史微观书写的琐碎感。
其次，作为居间者的出版者，其研究史料保存得较丰富。在出版网络中的出版者可以分为出版人/商和出版社/机构两部分。在出版人方面所涉及的研究史料主要包括个人回忆录、日记、书信、口述史等信息载体，如《张元济日记》《一个人的出版史》《一个“出版官”的自述》等文献著作。在出版机构方面所涉及的研究史料则更多，这主要得益于出版机构对编辑出版各环节文献资料的归档与存档保存机制。例如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所使用的来自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STN）的档案资料。同时各出版机构自身所编辑的各类出版大事记、保存的董事会会议档案以及各类书稿档案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史料。这些原始的出版史料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近现代大型的出版机构都有着较好的保存。
此外，来自出版者辐射式的出版史书写逻辑与传播史研究有着紧密联系。传播史研究可以分为宏观传播史研究（关注媒介与人类进化的关系）、本体传播史研究（关注媒介与文化、政治、经济或社会历史间的关系）、组织传播史研究（从媒体组织角度关注媒介的发展史）三类〔美〕迈克尔·舒德森著，沈荟、邓建国译：《传播研究的历史取向——谈谈传播史的研究方法》，《新闻记者》2018年第4期。。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以居间者的出版者作为出版史书写中心的取向是从属于组织传播史研究的范畴。它将媒体组织（出版机构）作为立足点，对其主要媒介（图书）的传播过程展开历史性研究，从而揭示出媒介组织的社会功能及其自身存在的价值。
〔作者杨石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经典图书 社会互动 书写维度 《百科全书》 《尤利西斯》
中国出版史的研究问题与方法受西方书籍史的影响，得到了学界的自觉反思与积极探索。李频指出出版史研究新范式的重心是出版行为与效果分析李频：《行为及效果分析：出版史研究范式转型的核心》，《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黄典林提出可借鉴“工具性关系也是文化关系”的媒介学逻辑去研究出版史黄典林：《出版史研究的媒介学维度——〈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出版史的研究应从“自上而下”的精英式书写转向“自下而上”的新文化史书写范式，研究方向可拓展到对于参与整个图书编辑出版链条和出版生态领域的人及一切细节之研究中去沈世婧：《从新文化史观看中国出版史研究变化的可能——评述〈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这些主张与反思使得出版史研究中聚焦于具体经典图书的深描取向越来越重要。这种通过图书的生产、流转以及接受的社会网络去勾连历史情境中的传播以及文化的研究取向，极大地扩展了出版史研究的深度。那么关于经典图书的出版史书写的具体维度是什么？这些书写维度间的关系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书写维度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为探究这些问题，社会网络是一个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社会网络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新取向，主要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各种社会及人际关系的形式与结构”蔡毓智：《社会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新取向》，台湾《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2008年第1期。。这种以关系为核心的取向与上述研究问题有着较好的契合度，尤其是社会网络分析中所关注的“局部中心度”和“整体中心度”〔美〕约翰·斯科特著，刘军译：《社会网络分析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73页。问题将有助于聚焦经典图书出版史书写框架中的核心维度。在研究对象上，关于经典图书出版史书写的经典文本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参照对象。例如，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和凯文·伯明罕的《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该译名为繁体字版，简体字版的译名为《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就笔者而言，无论是译名还是整体的译文内容质量，前者都更契合原著，为此本文分析的对象主要采用繁体字版。分别是关于《百科全书》和《尤利西斯》的传记。它们共同呈现了图书是如何搅动社会以及在成为经典过程中的作者、出版者、读者在国家、市场、社会中的互动细节。这对当下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尤其是经典图书出版史的书写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图书如何搅动社会：从《百科全书》到《尤利西斯》
在印刷时代，图书是思想传播的主要媒介载体之一，同时也是搅动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图书在搅动社会舆论的同时，也在社会互动中塑造着自身在图书市场中的经典地位。
（一）经典的诞生：图书的传播与接受
图书是社会文明传播的载体，在数量巨大的图书中仅有少部分能够被世人所铭记于心，并推动社会文明大步前进。而在这些对于社会文明有着重大推动作用的经典图书中，并非所有的图书都是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成为世人所认可的传世佳作。“智者受难”的永恒主题不仅适用于人，同样也适用于图书。在经典图书中有一部分图书是“智者受难”的化身，它们几经波折，以“禁书”的面貌在小范围的非正常社会网络中流通。随着读者群体的扩大和官方的逐步解禁，它们才逐渐被世人所接受，从而踏上世纪经典之路。《百科全书》和《尤利西斯》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此待遇，尤其是后者。以德尼·狄德罗为首脑编写的《百科全书》几乎囊括了当时各个主要学科的知识领域，是18世纪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因内容的反宗教蒙昧主义导向和科学启蒙导向导致高等法院、教会等机构视之为一部危险的书。而由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所创作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则从一开始就因其内容被冠以“淫秽”之名而受到来自各方的抵制。
《百科全书》的出版与传播是启蒙运动的象征，它使得旧制度下各社会阶层的人得以重新认识世界，并推动了科学、艺术以及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直接作用于物质世界的变革。因此，《百科全书》的出版，不但是近代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事，而且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丰碑韩承文：《狄德罗和〈百科全书〉》，《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尤利西斯》作为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为文学创作的革新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它还影响了普罗大众对于文学和淫秽的认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它们成为了传世经典。这种经典的直观体现是无数后世者对其的研究，如“短短几十年，《尤利西斯》从一场叛变转型成一个体系。学术的乔伊斯产业从一九六○年代起蓬勃发展，从此有增无减，共有大约三百本书以及三千篇以上的学术论文，专论或是部分致力于研究《尤利西斯》，而其中约有五十本是在最近十年写成的”〔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84页。。关于《百科全书》研究的著述同样汗牛充栋，其中法国学者威雅克·普鲁斯特关于它的编撰者群体的研究、罗伯特·达恩顿对其出版史的研究是较为厚重的成果。 （二）经典的背后：利益相关者视野下图书与社会的互动
虽然《百科全书》和《尤利西斯》在出版之初都被视为是危险的并受到抵制，但在复杂性的社会网络中出版商、书商、审查官、法官以及读者等各种社会力量都会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到图书的流转与传播过程之中。罗伯特·达恩顿将其称为“传播循环”模式，在该模式中的主要構成主体是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Darnton 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1982， 111（3）：65-83.。图书是他们进行社会互动的重要媒介，这就导致了一个基于图书的复杂性社会网络的形成。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各社会阶层的群体成员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与诉求而相互纠缠：出版商和书商为了能够使图书能够顺利卖给文化精英与一般读者而想方设法地与政府、教会达成协议，或是直接绕开他们进行非法销售;官方政府或高等法院以及教会出于思想控制的需要，设置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法规与条例，尽可能地避免图书流转到读者手中;读者出于自身的娱乐消遣或知识更新需求，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购买、传阅那些获得许可或未得许可的图书。
因此当一部图书被当权者或教会界定为“危险的书”或“禁书”时，它并非就彻底地终结于知识界。反而当这些图书被贴上“危险”或“禁书”的标签后，它们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成为了一个社会抗争的工具，同时也是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的直接媒介。它们存在的意义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自身所处的文学、科学、艺术等具体范畴，通常被赋予了承担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在其社会网络的传播过程中它们终将会得到各方利益集团的妥协、平衡乃至于接受，这正是它们最终被赋予“经典”这一称谓背后的实质。
二、国家—市场—社会：经典图书出版史书写的横向维度
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体系中，国家、市场以及社会是人类协作的三个重要支点。作为媒介载体的图书在横向空间中进行社会互动时会同时受到国家、市场、社会因素的影响。
（一）国家维度下的出版政策及其社会控制
国家政权与出版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出版实践中许可或审查是普遍存在的环节。这是国家内生性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也是维护思想统一与稳定的重要途径。行政政策对出版物而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无论多么辛勤的艺术创作，只要政府机制下的匆匆一眼就能毁于一旦，写一本书是好几年的工，禁一本书午餐之前就能办完，查禁一本书很容易，只要把出版的风险提高到让出版社负担不起这赌注就好，而且出版书籍本来就已经是侠情异想”〔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86—387页。。出版政策对图书命运的这种影响可以从秦始皇焚书和“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在欧洲焚烧非德意志图书等事例中得到体现。
在《百科全书》出版的初始阶段，来自权力机构的压力一直存在着，“从1751年第一卷问世到1759年的危急时刻，《百科全书》一直遭到旧正统和旧制度辩护者的公开抨击，其中包括耶稣会士、詹森派教徒、最高宗教裁决会、巴黎高等法院、御前会议和教皇”〔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页。。其中来自政府的巴黎高等法院曾禁止《百科全书》的销售并组织了相应的调查，此外教皇也曾警告其门徒焚毁此书。所幸的是，《百科全书》有一位强有力的保护人，即当时负责助管图书交易的书报总监马尔泽尔布，使它最终得以保存下来。然而《尤利西斯》就没有如此幸运，因内容的“淫秽”决定了它很容易成为政府查禁的对象。在“伦敦恶行抑制协会”和“纽约恶行抑制协会”、“康史塔克法案”以及邮政系统的审查下，《尤利西斯》在英国和美国遭遇厄运，在1918—1920年《小评论》杂志连载时便遭受了来自邮局的抵制，甚至其杂志创办人安德森和希普还为此遭到来自纽约检察官的起诉。此后《尤利西斯》分别在1921年、1933年、1934年遭遇法律诉讼，因此“这本书从一名标准的前卫艺术运动分子，变成了全部艺术的代言人，变成创意者对抗当权者压制的象征符号”〔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2页。。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当美国邮政总局的法务官把《尤利西斯》界定为“彻底的淫秽”时，官方收集的近五百本《尤利西斯》遭到了焚毁的厄运。
（二）市场维度下的利润驱动及其经济博弈
高风险伴随着高回报是出版实践中尤其是畅销书经常出现的现象。出版市场中的利润驱动使得许多文化精英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矜持，从而进入文化市场竞争之中。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市场活动同时也是出版商们违背政府禁令，进行冒险出版“禁书”以及从事盗版活动的驱动力。《百科全书》在出版之初的对开版本的销售额就以数百万里佛为计量单位，此后更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在四开本、八开本以及夏尔·庞库克的《方法百科全书》中不断扩大，致使它成为18世纪最大的生意之一。其中不同的版本之间的经济博弈同样随处可见，尤其是四开本与八开本的出版商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尤利西斯》的出版在其所处的时代同样是一桩出版界中的“大生意”。它除了在文学界星光闪耀之外，“《尤利西斯》在这世界还留下了一项比较入世的成就：它改变了出版社做生意的方式。所有的文化抗争早晚都会变成生意，只有借着捍卫最离经叛道的书籍，才能赢得新文学的自由，叛逆的书不能没有叛逆的出版商”〔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6页。。为此，出版市场的经济博弈催生出一批能适应读者需求并愿意为新市场而冒险的出版商，例如20世纪早期的诺普、赛门&肖斯特、波尼&利福来、兰登书屋。尤其是兰登书屋主动为《尤利西斯》打官司，从而成为1934年美国第一个合法版本的拥有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文化声望。 除了出版商之间正常的经济博弈外，出版商与盗版商的竞争同样值得重视。无论是《百科全书》还是《尤利西斯》的出版史中，盗版商都有着一席之地，尤其是盗版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尤利西斯》的流转与传播。出版市场中的经济博弈除了来自出版商之间的竞争，还来自国家政府等外在组织机构的竞争。这与国家干涉主义经济思潮以及公职人员的私欲相关。在国家干涉主义经济政策下，国家行政权力极其容易地介入出版市场竞争中。其谋利方式通常是以官方出版机构为工具，以行政资源为杠杆进行与民争利的活动。在公职人员的私欲方面，这种外在的经济竞争力量在《百科全书》出版过程中的“特许权”得到了诠释。作为稀缺资源的出版“特许权”本来是国家思想控制的重要方式，但当缺口得以打开时，这种资源就极为容易地变成公职人员牟利的工具。
（三）社会维度下的文化变革及其社会运动
经典图书在传播过程中很容易调动起公众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相互讨论的热情。这些讨论使得其中的思想得以再次传播并推动公共舆论的形成，进而促进文化变革乃至于社会运动的产生。《百科全书》作为物理和观念的统一体，在内容上综合了上千种的艺术、科学以及手工艺知识，并在狄德罗的主持下形成了“百科全书主义”。《百科全书》的出版还与资本主义、雅各宾主义、专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等相关潮流密切相关。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百科全书主义”，“百科全书主义作为一种‘主义’是相当复杂并充满矛盾的。但是作为18世纪晚期理性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代表了一种趋势，即知识集中到专家手里，专家则被拉进了政府机构——这一趋势在路易十六时期初露端倪，在1793—1794年的救国委员会期间变得至关重要，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也没有从历史中销声匿迹”〔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07页。。正是基于这种“百科全书主义”的影响，人的解放在不断深化，并促进了启蒙运动的进程。
相较于《百科全书》，《尤利西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禁书”，它的文化变革作用同样强烈，正是有了这本书，“现代主义”才会成为一场革命。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法律，还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看法，也对文学的风格、流派等创作方式进行了革新。此外，它的出版与传播还改变了公众对“淫秽”的定义：
在《尤利西斯》之前的世界，一个肮脏的字眼，或是一个淫荡的场景，好像就是一个污染源——无论多小，都能毒害全身。乔伊斯的书改变了我们对淫秽的定义，一方面它探索着猥亵历久不衰的本质，也因为这本书同时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根据《尤利西斯》，我们并不是单纯被这个世界腐化的白纸，我们生活在累积了几千年的模式与故事当中，对于那些不再纯朴的人，淫秽的危害好像没那么大。在《尤利西斯》之后，书籍好像不再那么轻易就使我们“堕落腐化”，若有什么的话，就是让我们看清楚，最危险的小说，是我们的天真无邪。〔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82—383页。
三、作者—出版者—读者：经典图书出版史书写的纵向维度
作者、出版者、读者是图书在人类互动过程中的三个关键节点，是图书在历史长河中塑造经典荣誉的三个线性影响因素。
（一）作者维度下的图书生产
作为图书生产者的作者是出版的上游也是出版的起点，因此无论是达恩顿还是伯明罕都对经典图书的编撰者/作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达恩顿分析了两代《百科全书》编撰者的具体情况，指出狄德罗版的《百科全书》与庞库克版的《方法百科全书》的编撰者是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作为《百科全书》终极版的《方法百科全书》，其多元化的编撰者群体是18世纪80年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其具体的职业分布状况是“《方法百科全书》1789年的73位主要撰稿人中，15位属于科学院，7位属于法兰西学院，7位属于巴黎某一个其他的学院，18位属于王（皇）家医学会，8位属于王（皇）家农学会。在庞库克的撰稿人当中，学院院士的比例是狄德罗的撰稿人的两倍”〔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20页。。《尤利西斯》被查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保护女性的心灵，然而它产生的灵感、创作资助、连载以及出版却都与几位女性息息相关。在《最危险的书》中伯明罕将影响乔伊斯进行《尤利西斯》创作的关键性人物诺拉·巴纳寇单列一章，对她与乔伊斯之间的交往历程以及对乔伊斯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呈现。同时，作者所参与的编辑出版流程也值得浓墨重彩地描述。《尤利西斯》第一個版本的编辑出版几经波折，其中既有图书制作工艺方面的问题，也有作者乔伊斯校对修改的问题。在图书制作工艺方面，来自巴黎的打字稿存在着重复和超出页面等诸多细节问题，而乔伊斯在校对时进行了再次创作又加大了编辑出版的成本与成书难度，以至于最后“乔伊斯总共经历了《尤利西斯》每一页的四版校样跟五版印样，他几乎是在校样与印样上写出小说的三分之一本，包括接近一半的‘帕涅罗佩’，于是到了年底，光是修改的成本就要四千法郎”〔美〕凯文·伯明罕著，何曼庄译：《最危险的书：〈尤利西斯〉从禁书到世纪经典之路》，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48页。。
（二）出版者维度下的图书传播
图书的流转速度越快、传播范围越广意味着出版商的经济利润和文化信誉也就越好。出版商在图书的流转与传播中扮演的主要角色之一是护航者。为确保图书在复杂性社会中的有效传播，充分发挥其保驾护航的作用，出版商通常需要具备“文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出版商在经济社会中的立足之本，只有建立在营利的基础上，才能推出更好的图书为更多的读者服务，所以“在商言商”的出版经营活动本身就是出版行业中的基本准则。契约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主要体现范军：《略论出版业经营管理类领军人才的企业家精神》，《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11期。，而对于出版商来说，后两种尤为重要。在《百科全书》与《尤利西斯》被视为危险的一类图书时，出版商追逐利润的诉求会驱使他们进行一次次的商业冒险，去挑战政府禁令或者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当然在冒险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百科全书》的出版商杜普兰和庞库克的出版经营活动中就充满着行贿、造假账、窃取订购者目录等卑鄙的阴谋和投机手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手段也客观地促进了图书的有效流转与传播。《百科全书》出版商的“企业家精神”还体现在为扩大图书的销量而尽可能地降低价格、迎合读者阅读习惯，从而在版本、广告宣传、销售模式等方面不断进行优化。 “文人精神”与“企业家精神”中的冒险特质有一定的重合，它要求出版商们不能唯利是图，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通过出版活动推动先锋思想的社会传播。法国的西尔维亚·毕奇是《尤利西斯》出版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出版商。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人，却具有伟大出版家的卓越品质，她因《尤利西斯》而在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姜华：《“为乔伊斯工作，所有的乐趣都是我的”——从西尔维亚·毕奇看伟大出版人的品质》，《中国编辑》2014年第6期。。作为“莎士比亚书店”的创始人，毕奇对乔伊斯的作品情有独钟，基于职业勇气以及出版热情，开始承接《尤利西斯》的出版工作，并于1922年正式在法国出版发行。在她出版《尤利西斯》的过程中，“文人精神”远远超过“企业家精神”，毕竟她所出版的图书屈指可数，并且都是乔伊斯的作品。“文人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共存，并且一同影响着出版商。如1931年兰登书屋的出版商贝内特·约瑟夫主动为《尤利西斯》打官司，终于使这本书于1934年在美国合法出版。此外，在著名出版商艾伦·莱恩的身上，时代精神、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及经济驱动这三者并行不悖，也使《尤利西斯》第一次在英国得以公开出版〔英〕杰里米·刘易斯著，陈菊、张宏译：《特立独行的企鹅——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书城》2016年第2期。。这些出版商的努力促进了《尤利西斯》的传播，推动了该书在读者群体中的接受进程。
（三）读者维度下的图书接受
作为知识接受者的读者是图书阅读的主体，其社会阶层、地理位置、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水平等人类学属性的分布状况是出版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读者的阅读与接受状况是出版流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评估经典图书的一个重要维度。读者群体的质量与数量的动态变化有助于揭示经典图书在传播中的接受过程。这种接受过程又与作为消费者的读者维度相勾连起来，因为图书的价格与读者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直接相关。在读者群体方面，对于一部经典图书来说，通常只有一部分社会文化精英在阅读与接受。例如《百科全书》的前四版的价格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是负担不起的，因此它的读者群体局限于特权阶层。但“随着一版一版《百科全书》的出版，它的开本逐渐缩小，图版减少，纸张的质量降低，价格也逐渐下降。而且随着出版联合企业的相继出现，他们的网撒得越来越宽，每出版一个新的版本，读者范围就更加扩大。到了发行四开本的时候，他们宣称《百科全书》已不再是奢侈品，已经走进了普通读者当中”〔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12页。。
《尤利西斯》的读者群同样是从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文化精英开始，从而逐渐扩散到普罗大众。《尤利西斯》在先锋派杂志《小评论》连载之初被界定为“淫秽”作品的一大原因就是当时的普通读者并不能完全理解其相关情节的安排与呈现，从而遭到部分读者的抵制与官方的查禁。随着读者群体的文学素养的提升以及此书主题思想的传播，此后一般的读者也能够认同并接受。此外，读者的阅读体验亦需要给予重视。虽然关于读者是如何阅读图书的直接史料很少，但还是可以从出版商、书商的相关信件、读者来信、自传以及日记等史料中获得。例如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中，达恩顿呈现了著名文学家司汤达在《亨利·布吕内尔的一生》中关于《百科全书》的阅读体验。
四、居间者的扩散：来自出版者的辐射式书写
在对由图书所建构的社会网络进行研究时，“国家—市场—社会”的书写维度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分析框架，它对图书流传和传播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及其社会互动分析有着一定的解释力。“作者—出版者—读者”的书写维度是图书生产、传播、接受这一线性流程的主要分析框架，也是传统出版史研究核心路径。正如美国学者阿德里安·约翰斯所指出的，“一本书是一种共识或至少是共意性的物质体现，……它是连接各种各样文字工作的一个枢纽”Jonhs. A. The Nature of the Book：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3.。那么关于经典图书的出版史书写的枢纽又是什么？在整合横向的“国家—市场—社会”和纵向的“作者—出版者—读者”书写框架后，可发现在其出版史书写中的一个枢纽是出版者（市场中的主要经济博弈主体也是出版者）。作为经典图书诞生的直接行为主体之一，出版者/商在图书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发挥着勾连国家与社会、作者与读者两组关系的“联结”功能。这种“联结”功能使图书的媒介功能得以激发，从而促进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整合。由此可见，在经典图书的出版史研究中，出版者的研究主体地位应该得到确定并给予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去勾连四周的国家、社会、作者、读者等多个维度。
之所以要在经典图书出版史研究中强调出版者的主体性及重要性，其原因在于：
首先，作为居间者的出版者在传播循环系统中所建构的社会协作网络最大，所裹挟的出版资源最多。在文化史视野下以书籍为中心的出版史研究范式涉及出版产业鏈的各个方面，因此出版史的书写方式须真实反映图书在生产、传播、消费这一线性过程中所牵涉的各种社会博弈。在“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里出版者以居间者的身份切入，有助于勾连四周的出版网络协作者，进而揭示图书在出版与传播的社会互动网络中所存在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在出版史研究中这种复杂性与偶然性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它们打破了传统“精英式”出版史书写中所强调的各种必然论调。同时，来自出版者辐射式书写的方式能够以“蛛网”式逻辑将各种出版资源加以结构化，使出版史书写的核心主题更加紧凑，可有效避免新文化史微观书写的琐碎感。
其次，作为居间者的出版者，其研究史料保存得较丰富。在出版网络中的出版者可以分为出版人/商和出版社/机构两部分。在出版人方面所涉及的研究史料主要包括个人回忆录、日记、书信、口述史等信息载体，如《张元济日记》《一个人的出版史》《一个“出版官”的自述》等文献著作。在出版机构方面所涉及的研究史料则更多，这主要得益于出版机构对编辑出版各环节文献资料的归档与存档保存机制。例如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所使用的来自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STN）的档案资料。同时各出版机构自身所编辑的各类出版大事记、保存的董事会会议档案以及各类书稿档案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史料。这些原始的出版史料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近现代大型的出版机构都有着较好的保存。
此外，来自出版者辐射式的出版史书写逻辑与传播史研究有着紧密联系。传播史研究可以分为宏观传播史研究（关注媒介与人类进化的关系）、本体传播史研究（关注媒介与文化、政治、经济或社会历史间的关系）、组织传播史研究（从媒体组织角度关注媒介的发展史）三类〔美〕迈克尔·舒德森著，沈荟、邓建国译：《传播研究的历史取向——谈谈传播史的研究方法》，《新闻记者》2018年第4期。。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以居间者的出版者作为出版史书写中心的取向是从属于组织传播史研究的范畴。它将媒体组织（出版机构）作为立足点，对其主要媒介（图书）的传播过程展开历史性研究，从而揭示出媒介组织的社会功能及其自身存在的价值。
〔作者杨石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