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金的指引

　　包慧怡的猫叫“毛边本”（Pangur Bán），典出9世纪古爱尔兰语修院抒情诗《学者和他的白猫》。Pangur Bán是爱尔兰文学中第一只有名字的猫，“（撸猫）也是学习，吸收它的精华。”她告诉我。
　　在爱尔兰读博的四年间，包慧怡一直在研究一位14世纪用中古英语柴郡方言写作的匿名诗人，其全部作品是四首共六千多行的长诗。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发现他的一份被烧过的手抄本。他的一首长诗叫《珍珠》，所以他被学界称为“珍珠”诗人。手稿在大英图书馆被妥善保护了起来，和其他的中世纪手抄本一样，学者们需要提前预约、对方发邀请信，才能在特定时间观摩。
　　2008年，在复旦读研的包慧怡在牛津大学交流时接触到这位诗人的现代校勘本，顿时入了迷。七年后，她回复旦外语系任教，开了学校第一门关于英国中世纪文学的专业课程。现在每周上六节课，每次备课都让她感觉充满秩序，“尤其是当我们在讲那些无用又无限的东西时。”
　　“珍珠”詩人的所有作品中，她最爱的一段来自《坚忍》。诗人改编了约拿抗上帝之命、被困鲸腹的故事。海是“黑暗的子宫”，鲸鱼则是怪物利维坦，约拿进入鲸腹的一瞬间，正好位于五百多行诗最中间那一行。“约拿和鲸鱼的嘴相比，就如同‘大教堂门中的一粒尘埃’。”
　　这一情节在《圣经》中仅有寥寥数语，但诗人让约拿在鲸腹里做了一首头韵赞美歌献给神。“赞美歌非常非常感人。‘即使我被困在这深海之底，/满心忧惧，被迫与你清澈的目光分离，/不得见你，但我希望终有一日能够/再度踏入你的殿宇’。”包慧怡背诵道。“对约拿而言，信念的歌声可以穿破鲸腹，穿破海水，穿破云层，一直达到天穹。他用自己的力量重新划分了本来对于人类来说完全不可逾越的大海、陆地和天空的边界，重新书写了一种信仰的地理。”她触到了久远的脉搏，令她不安，又很动人。
　　包慧怡对于虚构和远方的情结或许部分来自托尔金。小时候性格内向，上学不开心，她读《魔戒》，中土世界的精灵、矮人安慰了她。“你看到一个缤纷的世界正在打开，虽然也有潜藏的阴影，但是你本身不用承受压迫。”
　　在外公那阴暗、并不宽绰的书房，包慧怡遇到了各类文学作品。她将这里比喻为生命中的第一个缮写室（缮写室是欧洲中世纪制作书籍的场所）。中学时，她经常在政治和数学课乱涂乱画，按诗、小说、连环画分类，写了很多本硬面抄。她很早就认同，诗歌不一定要写宇宙真相，而可以是爱尔兰哲学家埃里金纳所说“世界是一场盛大的神显”。高一，她写下第一部中篇小说，一个人穿越回玛雅文明时代的故事。读者只有班上的一个笔友，她们都是孤僻的人，交换存着小说的3.5英寸软盘。
　　初读托尔金为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翻案的博士论文，包慧怡激动到发抖。“它（后来以《怪兽与批评家》为标题成书）是一种诗性的评论文章。托尔金没有用无数的引注、脚注去破坏一篇血肉匀停、高度自洽的学术散文，亲身诠释了王尔德‘作为艺术家的评论家’一说。”
　　“托尔金是一种指引，一个诱人的可能性。”包慧怡想成为托尔金那样学术与创作互相滋养的学者，读大学后便有意识地进行学术随笔写作。“她有非常扎实的学术功底，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又刻意避开了那些学院派经常会使用的手法，没有学者的匠气。这种不自觉的跳脱是很宝贵的。”顾晓清评价。
　　顾晓清是《缮写室》的编辑，这本书集结了包慧怡20到31岁的学术评论文章，是关于她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作家刘易斯·卡罗尔、莎士比亚、王尔德等人的一部索引。“它更多的是展现一种惊喜和惊奇，面对文本和它肉搏的快乐。”包慧怡表示。

和过往缮写士的幽灵会心交流

　　2014年，包慧怡翻译美国桂冠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看到毕肖普致友人信中有一句“忘我而无用的专注”，觉得对极了。“除了极度专注中产生的对时间的克服，没有什么俗世幸福值得或者可能驻留。”包慧怡说。
　　在都柏林，包慧怡住在城郊的黑岩镇，出门走一刻钟就是爱尔兰海。但她大部分时光都掷在了都柏林大学那座以詹姆斯·乔伊斯命名的古老图书馆小小的格间里，握着放大镜判断摹真手稿的年份、产地、缺损之处，三面墙围着她，没有窗户。“在那里面，连走神都不愉快，只好干活。”
　　每一首长诗的研究写作历时半年，第一个月都在埋头啃文献中度过。《珍珠》手稿已有被广泛认可的精校本可以用作底本，“对其他尚无校勘的中世纪手稿，就需要提前一个月从图书馆手稿部的地下室申请调出原抄本，然后去现场手动做转写（transliteration）。 ”
　　先在仿羊皮的大开本纸张上用罗马字母抄写下一行行原文，“哥特体已经很好辨识了，还有岛屿体、私生子体等等。很多时候一串字母就是一排拱门，看起来是nnnnnn，但其实是minimum什么的，你要根据它的上下文语境大致猜出它可能是什么词，跟拼图一样。”在手抄本馆藏处坐一天，也就能转写巴掌大小的三五行诗。
　　第二步是翻译成现代英语。柴郡方言几乎是一门新语言，只有代词和冠词能看出现代英语的端倪。每天都有“假朋友”（faux amis）来迷惑她，和现代英语长得蛮像，但两者所指并不一致——“比如free在中古英语里写作fre，偶然也有自由的意思，但主要是指绅士的慷慨做派，也可以形容外表堂堂、光明正大”——分辨的过程缓慢而痛苦，但也充满“惊悦”。
　　继而译成中文，这是她“为了更好地吃透原文”给自己布置的额外练习。包慧怡开始试图用中文的声母去对应中古英语中的头韵，却发现译文有种打油诗的喜感，“完全跟头韵的浑厚庄严不是一回事。”最后还是以贴近原意为先。
　　接着才是文本细读。中世纪作品中几乎无一句不用典，她如一个中世纪的缮写士日日劳作，要辨明“二十多种三一论异端间的细微差别”，偶尔听到隔壁格间里的叹气声。 　　中世纪的人认为世界是上帝之手写成的一本大书，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包慧怡在机械艰难的训诂过程中体会到了类似的感觉：“你可以想象成有一只小精灵在弹奏你，而你只是一件乐器，灵感通过你发出声音，而你，只是宇宙灵感的工具。”

　　“當欧陆陷入蛮族混战的荒夷时代，位于欧洲极西的海波尼亚岛（塔西佗对爱尔兰的称呼，意为“冬境”）却耸立起座座高塔缮写室，在泥金装饰的手抄本彩页中守护着灵性的火花”

　　她时常被边角的涂鸦逗乐。有的缮写士会在角落抱怨漫长的抄写工作为何还没结束;有的绘经师会在奥古斯丁的一句话旁画一个很丑的奥古斯丁，手指着那句话说：我没说过这句话。“这些瞬间让你觉得，自己身处一个漫长的、从未中断的文本发生学的传统中，能和过往缮写士的幽灵进行一些会心的交流。”
　　2014年，快要博士毕业的包慧怡到土耳其旅行，奥斯曼帝国的细密画和建筑令她离开后念念不忘。于是她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近东中世纪手抄本文本与图像的互动，及其与同时期类似主题的欧洲手抄本的对参。她感觉自己有源源不断的好奇心。她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二三外是法语和德语，本科时学过拉丁语、梵语、埃及象形文字。有一阵自学了波斯语，2016年又和丈夫一起到上外进修阿拉伯语。“过分的好奇也许是贪婪。在中世纪，‘贪婪’这个词可以指口腹和钱财的贪婪，也可以是求知的贪婪。我一度觉得要做减法啊，但是我发现我真的不能，看到有那么多好东西，我还是想学，我一辈子都想学。”
　　这几年，包慧怡去了伊朗、缅甸、柬埔寨等国家，在学术积淀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开始撰写图形小说（graphic novel）《天窗夜谭》。这是121个讲述“神把自己身体的六个部分抛到六个世界里面，人要怎么去整全它”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对应的中世纪细密画风格插图，由丈夫、漫画家拾穗人作画，文字与图像互相补充、启发，隐藏着通往迷宫更深处的线索。他们甚至买来磁力积木，搭建了一个大到足以困住“毛边本”的实体叙事迷宫。这是一次对手抄本的致敬：在欧洲中世纪，写作者首先是一名书籍制作者，图像与文本相互支持、解构，是理解世界的不同进路。
　　包慧怡最近要动笔的学术著作主题是英国中世纪地图和文学中的世界主义与异域想象。这是她从读博时开始断续进行的研究。细读《珍珠》的过程中，她发现那位寻找女儿的父亲入梦后的行进路线和中世纪著名的赫里福德地图的路线一致：向下—向前—向上，最终通往新耶路撒冷。
　　后来，她又在手抄本里遇见了许多奇怪的地图：一张世界地图清楚地表现了“条条大路通罗马”，温泉和斗兽场比其他欧洲国家占的面积都大;有的羊皮上画着五官长在前胸或后背的“西方版刑天”，他们生活在不列颠以南诸岛;还有生活在非洲的伞足人（Sciapod），他们的大脚可以用来遮阳。这是中世纪欧洲对“东方”的想象。
　　中世纪地图在拉丁文里的名字叫“世界之布”（mappa mundi）。“这个名字非常贴切，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地图特别像是一块由色彩、事件、物种和概念织就的一块百衲被。它同时是地理又是历史，它既是知识又是信仰的产物……它既是一种宇宙蓝图，又是个人的心灵图景。”
　　12世纪有一张地图叫《渴望漫游世界者的娱乐》，是一位学者花了15年时间结合古希腊—罗马—阿拉伯地图学传统、用70块地图做成的区域地图集。包慧怡非常喜欢这幅地图。“我就是一个渴望漫游世界者。当你的双腿不足以去丈量整个世界，研究地图可以让你在身体困于书斋时，心却去往无穷远的地方。”包慧怡表示。对她来说，地图在空间和时间的坐标之外，意味着哲学、宗教、诗学、思想史、艺术史等各领域的入口。
　　高考前，包慧怡所有第一志愿填的都是外语专业，这也意味着某种远方。在复旦，她曾短暂地在BBS上以诗会友。一些当年写得很好的人后来成了植物学家、数学家，她很羡慕。她的理想是成为圣-琼·佩斯，一个和她同一天生日的航海家、昆虫学家、外交官。他在北京西郊的道观内写下一首关于中国的长诗《远征》，“你似乎能听到这首诗的经脉里有蒙古马在奔跑。”
　　一次采访中包慧怡曾表示，现代学术体制没有了中世纪的“博而后专”，学者困囿于自己熟悉的话语体系。“对于视野的缩小，到底应该去做什么？我觉得我在以很微弱的努力，至少在我自己的研究里去尝试做到融会贯通。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你可以有更广的视野，可以试图打破图像与文本的传统界限，像中世纪人一样。”
　　她想起自己翻译过毕肖普一首《旅行的问题》，“是怎样的幼稚：只要体内一息尚存/我们便决心奔赴他乡/从地球另一头观看太阳？/去看世上最小的绿色蜂鸟？/去凝视某块扑朔迷离的古老石雕……哦，难道我们不仅得做着梦/还必须拥有这些梦？”
　　“毕肖普在自嘲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地理或心灵的漫游癖患者，我也是病友。在这点上，我大概就是挺幼稚的。”包慧怡说。

“在肌肉性记忆和灵光乍现的瞬间两极之间做仓鼠运动”

　　人物周刊：你的博士论文研究“珍珠”诗人，你如何想到从感官史视角切入做研究的？是否有研究范式可循？
　　包慧怡：14世纪英国诗歌中充满细致的感官描绘，生动地反映出人物的情感模式、社会礼仪、文化禁忌和宗教观念，而这一切都是用一门刚作为文学语言登上历史舞台不久的年轻语言（中古英语，对于“珍珠”诗人而言则是更晦涩的中古英语西北方言）写就的，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盛行于古典哲学和早期基督教传统中的“抑肉扬灵”的灵肉二元论，其影响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在中世纪盛期和晚期的宗教和文学作品中表现为一种对身体感官的普遍不信任。中世纪作家甚至需要发明一整套“心之感官”或者“内感官”的词汇， 作为“肉之感官”或者“外感官”的对立， 才能以看似中立或褒扬的口吻谈论感官体验。这一切和我们今天的经验都是非常不同的。我希望借助对“珍珠”诗人作品原文（而非现代英语译文）的逐行细读，试图厘清这些差异并给出部分解释，即试图通过语文学的进路来处理一个思想史的问题。 　　研究就是每天海量到残忍的阅读、分析思考和写作，无限循环往复，在肌肉性记忆和灵光乍现的瞬间两极之间做仓鼠运动，祈求后者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对于像我这样养成中的年轻学者而言，在实践中发展出自己的研究范式及与之匹配的写作方式是很重要的。
　　人物周刊：“珍珠”诗人的作品中，《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糅合了大量凯尔特元素和基督教价值观，《珍珠》大量化用了《圣经·启示录》，神学对话超过全诗一半篇幅，算是种宗教、多语言背景的研究。这是否对研究造成了很大障碍？
　　包慧怡：一个就是语言本身。在今天的资源环境下，学习几门死语言不算太难，难的是学深学精。语言永远是文化的灵魂，要想与一个逝去的时代神交，语言程度上不进入化境是不行的，写博论时我的工作语言是（现代）英语、古英语、中古英语、拉丁文和少量的古凯尔特语、古法语，虽然最终血肉模糊地完成了，但语言上距离我希望的程度还差得很远。
　　另一个是神学背景。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核心之一是基督教，而中古英语作品中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有一千年的解经传统横在前面作为参照。中世纪文学是一个建立在古书基础上的抄本传统，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前，由于手抄本制作耗时、来之不易，作者不会忘记提醒读者自己“读过某本书”这个高大上的事实。当每个作者都在暗示或明示自己言必有据，那么找到所有的出處并辨明这个作者对它们做了什么微妙修正，就成了展开任何严肃讨论的基础。而这个出处的蛛网往往错综复杂，没有留下太多可供今人天马行空阐释的基础。但这同时也是它的迷人之处。
　　人物周刊：中世纪的手抄本文化对后世的爱尔兰文学及欧洲大陆文学是否产生过影响？
　　包慧怡：这是一定的。整个中世纪，欧洲数量最浩淼的俗语文学（vernacular， 相对于教会拉丁文）不是以英语法语德语，而是以古爱尔兰语和中古爱尔兰语写就。当欧陆陷入蛮族混战的荒夷时代，位于欧洲极西的海波尼亚岛（塔西佗对爱尔兰的称呼，意为“冬境”）却耸立起座座高塔缮写室，在泥金装饰的手抄本彩页中守护着灵性的火花。中世纪爱尔兰语四大神话系列（“厄斯特圈”、“费尼安圈”、“神话圈”、“历史圈”）脍炙人口的史诗与传奇故事在18、19世纪被语文学家集中译成英语，又在20世纪的“凯尔特文艺复兴”中被叶芝、格列高利夫人、沁孤等改编成泛浪漫主义的故事集和剧本，库乎林夺牛、布利克琉盛宴、凯尔特高王的传说迄今滋养着一代一代的爱尔兰、英国和欧陆诗人。
　　人物周刊：当代爱尔兰诗人哈利·克里夫顿笔下所谓爱尔兰诗歌“凯尔特薄暮式”的喷薄的抒情传统，在21世纪的爱尔兰是否仍有留存？在当代爱尔兰诗歌中，抒情与智性哪种风格占据上风？
　　包慧怡：这种抒情传统依然是当代爱尔兰诗歌中很迫切的在场，即使很多时候只是作为文化后景和一个需要去回应的文学传统。另外，中古以降的口述诗歌和它具有高度感染力的音乐性早已渗透爱尔兰人的血液，成为他们创作和日常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一部分。在当代爱尔兰诗歌的写作竞技场上，一定要说的话，智性的部分是多于抒情的。但在最强力的诗人那里，往往可以看到两者精彩的拔河角力，希尼是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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