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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歌作为一门古老的民间音乐艺术形式，以它独特的魅力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从美学视角，把民歌与人的精神需求作为考察对象，论述了民歌的三层次功能，即民歌的非倾向性功能、民歌的审美功能以及民歌的倾向性功能。传承和发展民歌是提高全民音乐素质、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键词：民歌 非倾向性功能 审美功能 倾向性功能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民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世代传唱，是我国几千年音乐长河中一朵灿烂的奇葩。民歌是中国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民歌是研究我国民族音乐的一项重要工作。王次 先生在其著作《音乐美学新论》中将音乐的功能划分为非倾向性功能、审美功能和倾向性功能。本文拟在音乐美学的视野下，以王先生音乐功能的划分为依据，将民歌功能进行系统的分析。
一 民歌的非倾向性功能——满足人们的天然需要
音乐中非倾向性功能的社会含义是：音乐以情绪的方式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天然需要。这种功能的产生是由于音乐结构中含有的情绪类型与人的天然生物需求之间被音乐感知第一阶段沟通的结果。通俗地讲，就是音乐在被人们最初感知时能使人获得一种生理上的快感，即一种感官的满足和愉悦。民歌作为一种音乐类型也是如此，当一段婉转悠扬的江南小调使我们感到宁静和愉悦，或是当一段慷慨激昂的信天游使我们感到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振奋起来的时候，民歌实际上就已经以某种情绪的方式满足了我们精神上的需要，使我们初步获得一种单纯感官上的愉悦。民歌自产生起，劳动人民就赋予了它这种非倾向性功能，非倾向性功能可以说是民歌最基本的一种功能。原始社会的劳动者们在从事重体力劳动时，最初只会发出“杭育杭育”的自然呼号声，随着实践的发展，他们逐渐用一种美化了的、歌腔化了的劳动号子代替了前者，他们发现这种带有旋律的号子更能够激发劳动激情。做生意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最初为了招揽生意，将各种销售商品的信息以吆喝的方式传递，后来逐步演变成一种带有朴素的艺术构思，有旋律、节奏和别样情感的特殊的歌声——叫卖调，因为他们在实践中发现这种叫卖的小调更能刺激人们的感官，从而更有效地吸引人们的注意。音乐的非倾向性功能，如19世纪奥地利音乐美学家汉斯力克所说，是由于音乐对人的精神刺激引起的心理现象。它是以“听觉印象影响神经的某一特定方式为基础的”，所以音乐能够“像一股没有形态的魔力向我们全身神经激烈地进攻”，并且对于民歌同样适合。我们在感受民歌音乐时，往往还没有来得及用美感经验去判断它的时候，内心就已经被打动了。就像你可能听不懂吴侬软语，但是光是江南小调优美流畅的旋律就足以使你感到心旷神怡，如沐春风。民歌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坚实豪迈的劳动号子，可以令人忘掉劳动的艰辛；收获季节里田野里爽朗的山歌，饱含着人们的欢欣和对未来的希望；城镇中茶馆里的小曲小调，给品茶的人们增加了别样的趣味。这些都反映了民歌具有非常明显的非倾向性功能。但这些感觉只是人们对于民歌音乐感受的初级阶段，它的非倾向性功能往往伴随着其他的功能因素，必然带有审美功能的印记。
二 民歌的审美功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
非倾向性功能可以说是音乐的最基本的一种功能，而审美功能正是在此功能上的提升，“是人在满足基本的生物性需要之后向更美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彭吉象先生认为：“艺术作品之所以特别受人欢迎，在于它能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通过欣赏文艺使人们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精神上产生一种愉悦、美感。”民歌也不例外。民歌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劳动，但是民歌产生后，人们不局限于仅仅满足感官的需要，还会站到审美的高度来看待它们。一首优秀的民歌，自产生起往往要经过很多代人有时候甚至是很多地区的人的加工修饰以至于千锤百炼，才得以日臻完美，最终成为一首经典的民间音乐作品流传至今。它记录了群体性的审美活动，直接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爱好，这说明了民歌能够满足老百姓的审美需求，具有审美功能。由于民歌是带有歌词的音乐，所以它的音乐内容具有确定性，这与纯音乐作品不同，所以在讨论民歌音乐审美功能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和构成民歌美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而不可能单纯地谈民歌的音乐审美特征，因为民歌必然是综合了多种审美要素。很多优秀的民歌作品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审美特征，如生动美、朴实美、韵律美、意境美、绘画美、节奏美、旋律美、唱腔美等。正是这些美的因素，使得民歌这朵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奇葩千百年来长盛不衰，成为老百姓最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
《槐花几时开》是四川宜宾地区的一首山歌（当地称为“晨歌”），其生活气息浓郁，语言质朴，反映了民歌的生动美和朴实美。歌中唱到：“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啥子，我望槐花几时开。”寥寥四句歌词，就生动地把一幅女儿焦急地盼望情郎到来，却在母亲的盘问下故作镇静，巧妙搪塞过去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巧妙的音乐构思更为此曲的生动性增添了色彩，旋律的音高变化紧密地贴合人物的语气语调的变化。第三句“娘问女儿望啥子”，旋律从全曲的最低音“6”起，至句中出现全曲最高音“i”，用十度的音程跳进，模拟了母亲不动声色地叫唤女儿然后突然发问的语调，生动地表现出农村妇女爽朗的性格。第四句女儿回答“我望槐花几时开”，旋律保持在中低音区，并连续两次使用了下行的旋律进行，淋漓尽致地刻画出女儿掩饰内心的激动，故作镇静的心情。歌曲采用起承转合的的四句体结构，一、二、四句押韵，具有诗歌的韵律美。歌曲中绘画美和意境美也有体现，歌曲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描绘了“高高山上一树槐”的景象，向我们展示了我国西南山区山青水秀、草木丰茂的自然景观和一种山谷空旷幽静的意境。歌曲使用了西南民歌常用的羽调式，旋律营造出一种清纯明亮之风和婉转灵秀之美，体现了歌曲的旋律美。歌唱家在演唱这首民歌时，为了符合山歌的基本审美特征，通常采用比较慢速和自由的拍子，并用四川方言演唱，意在充分展示其唱腔美。
三 民歌的倾向性功能——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
音乐的倾向性功能，主要表现在音乐对于人的社会活动的影响上，它反映了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需要与音乐中的社会内容相统一的关系。由于民歌有歌词，因此非音乐因素的含量较高，这就决定了它所能发挥的倾向性社会功能程度比较高。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由于当时所咏唱的歌诗皆为入乐歌诗，其中很大部分是各诸侯国民歌，所以这句话也就包括了孔子对民歌社会功能的认识。“兴”，指歌诗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可以使人在诗歌鉴赏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这属于我们前面说的音乐的非倾向性功能和审美功能的范畴。后面的“观”、“群”、“怨”则都说的是歌诗的倾向性功能，即社会功能。“观”即“观风俗之盛衰”，意为通过歌诗可以了解、观察、体会社会情感甚至政治的得失，反过来也就是说歌诗有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群”指通过歌诗可以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怨”意为在歌诗中，可以表达个人的情感好恶，歌诗作品有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总的来说，民歌的非倾向性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民歌有反映社会现实、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功能
明代民俗文学家冯梦龙在其《山歌叙》中指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肯定了民歌能真实反应社会现实的特点。《诗经》中的《国风》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多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其中有很多揭露统治阶级剥削实质的作品，表达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和斗争精神。唐代杨玉环得宠时期，她的姊妹都被封为夫人，气焰之盛竟至“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地步，民间歌谣唱：“从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却为门上楣”。民歌除了真实地反映社会、批评丑恶现实外，还能够反作用于社会，干预社会现实。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历史的见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壮丽史诗，在民歌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北方农民这样唱道：“边区本是根据地，赶走了鬼子杀汉奸”、“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这些满载着抗日激情的民歌，随着口耳相传又进一步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地投入到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用质朴的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产生了《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译东》、《浏阳河》等一批新时代的民歌，而随着这些歌曲的广泛传唱，人们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更加热烈了。
2 民歌有加强社会群体之间情感交流的功能
民歌作为一种群体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我国民族民歌的一项重要的功用。情歌、迎宾歌、宴席曲、对歌等，在人际关系中起着语言达不到的作用，特别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歌词随时都在创新，适应性很强。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以及居住地不集中等原因，人们平时很难聚在一起，但每逢民族传统节日，人们总要从四面八方汇到一起唱歌对歌，新老朋友欢聚一堂，以歌表情，以歌达意，互诉衷肠，其乐融融。例如壮族的“歌墟”，苗族的“游方”，仡佬族的“走坡”，西北地区土、回、撒拉、东乡、保安及汉族的“花儿会”，等等。人们齐唱本民族流传下来的经典民歌，心中洋溢着民族自豪感，一种民族情谊无形中在人们之间通过歌声传递。男女青年通过对歌，能够完成从相识、相恋到定情的过程。在双方感情的进展和曲折中，又有相恋歌、婚誓歌、逃婚歌、断情歌、分心歌、抗婚歌、诅咒歌，等等。在传统的民族歌唱节日和走村串寨的对歌活动中，对歌除了具有择偶的功用外，还有比赛智慧和口才的作用，电影《刘三姐》中就有很好的体现。可见，民歌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的确起着重要的促进和加强人们之间情感交流的作用。
综上所述，从美学视野看，民歌作为音乐艺术的一种形式，跟其他音乐艺术形式一样，具有非倾向性功能、审美功能以及倾向性功能，这三种功能分别满足了人们的天然生物需求、审美需求和社会需求。民歌作为音乐语言中的母语、国语，是传统民间音乐的基础，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实践中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她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也是符合老百姓审美爱好且最容易被百姓普遍接受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在当前我国人民群众音乐素质普遍还不高的情况下，盲目地大谈特谈西洋音乐的普及不具备现实意义，民歌在基层老百姓中的传承、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相比其他音乐艺术形式，民歌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符合他们的审美习惯，从而成为老百姓的一种精神食粮，更容易满足老百姓多方面的精神需求。所以，要提高我国全民音乐素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民歌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而促进民歌的传承和发展则是广大音乐工作者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王次 ：《音乐美学新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 汉斯力克，杨业治译：《论音乐的美》，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
[3]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
蒋笛，女，1979—，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音乐教育，工作单位：长沙学院。
谢萍，女，1969—，湖南常德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学校音乐教育、钢琴教学，工作单位：长沙学院。
关键词：民歌 非倾向性功能 审美功能 倾向性功能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民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世代传唱，是我国几千年音乐长河中一朵灿烂的奇葩。民歌是中国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民歌是研究我国民族音乐的一项重要工作。王次 先生在其著作《音乐美学新论》中将音乐的功能划分为非倾向性功能、审美功能和倾向性功能。本文拟在音乐美学的视野下，以王先生音乐功能的划分为依据，将民歌功能进行系统的分析。
一 民歌的非倾向性功能——满足人们的天然需要
音乐中非倾向性功能的社会含义是：音乐以情绪的方式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天然需要。这种功能的产生是由于音乐结构中含有的情绪类型与人的天然生物需求之间被音乐感知第一阶段沟通的结果。通俗地讲，就是音乐在被人们最初感知时能使人获得一种生理上的快感，即一种感官的满足和愉悦。民歌作为一种音乐类型也是如此，当一段婉转悠扬的江南小调使我们感到宁静和愉悦，或是当一段慷慨激昂的信天游使我们感到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振奋起来的时候，民歌实际上就已经以某种情绪的方式满足了我们精神上的需要，使我们初步获得一种单纯感官上的愉悦。民歌自产生起，劳动人民就赋予了它这种非倾向性功能，非倾向性功能可以说是民歌最基本的一种功能。原始社会的劳动者们在从事重体力劳动时，最初只会发出“杭育杭育”的自然呼号声，随着实践的发展，他们逐渐用一种美化了的、歌腔化了的劳动号子代替了前者，他们发现这种带有旋律的号子更能够激发劳动激情。做生意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最初为了招揽生意，将各种销售商品的信息以吆喝的方式传递，后来逐步演变成一种带有朴素的艺术构思，有旋律、节奏和别样情感的特殊的歌声——叫卖调，因为他们在实践中发现这种叫卖的小调更能刺激人们的感官，从而更有效地吸引人们的注意。音乐的非倾向性功能，如19世纪奥地利音乐美学家汉斯力克所说，是由于音乐对人的精神刺激引起的心理现象。它是以“听觉印象影响神经的某一特定方式为基础的”，所以音乐能够“像一股没有形态的魔力向我们全身神经激烈地进攻”，并且对于民歌同样适合。我们在感受民歌音乐时，往往还没有来得及用美感经验去判断它的时候，内心就已经被打动了。就像你可能听不懂吴侬软语，但是光是江南小调优美流畅的旋律就足以使你感到心旷神怡，如沐春风。民歌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坚实豪迈的劳动号子，可以令人忘掉劳动的艰辛；收获季节里田野里爽朗的山歌，饱含着人们的欢欣和对未来的希望；城镇中茶馆里的小曲小调，给品茶的人们增加了别样的趣味。这些都反映了民歌具有非常明显的非倾向性功能。但这些感觉只是人们对于民歌音乐感受的初级阶段，它的非倾向性功能往往伴随着其他的功能因素，必然带有审美功能的印记。
二 民歌的审美功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
非倾向性功能可以说是音乐的最基本的一种功能，而审美功能正是在此功能上的提升，“是人在满足基本的生物性需要之后向更美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彭吉象先生认为：“艺术作品之所以特别受人欢迎，在于它能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通过欣赏文艺使人们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精神上产生一种愉悦、美感。”民歌也不例外。民歌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劳动，但是民歌产生后，人们不局限于仅仅满足感官的需要，还会站到审美的高度来看待它们。一首优秀的民歌，自产生起往往要经过很多代人有时候甚至是很多地区的人的加工修饰以至于千锤百炼，才得以日臻完美，最终成为一首经典的民间音乐作品流传至今。它记录了群体性的审美活动，直接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爱好，这说明了民歌能够满足老百姓的审美需求，具有审美功能。由于民歌是带有歌词的音乐，所以它的音乐内容具有确定性，这与纯音乐作品不同，所以在讨论民歌音乐审美功能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和构成民歌美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而不可能单纯地谈民歌的音乐审美特征，因为民歌必然是综合了多种审美要素。很多优秀的民歌作品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审美特征，如生动美、朴实美、韵律美、意境美、绘画美、节奏美、旋律美、唱腔美等。正是这些美的因素，使得民歌这朵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奇葩千百年来长盛不衰，成为老百姓最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
《槐花几时开》是四川宜宾地区的一首山歌（当地称为“晨歌”），其生活气息浓郁，语言质朴，反映了民歌的生动美和朴实美。歌中唱到：“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啥子，我望槐花几时开。”寥寥四句歌词，就生动地把一幅女儿焦急地盼望情郎到来，却在母亲的盘问下故作镇静，巧妙搪塞过去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巧妙的音乐构思更为此曲的生动性增添了色彩，旋律的音高变化紧密地贴合人物的语气语调的变化。第三句“娘问女儿望啥子”，旋律从全曲的最低音“6”起，至句中出现全曲最高音“i”，用十度的音程跳进，模拟了母亲不动声色地叫唤女儿然后突然发问的语调，生动地表现出农村妇女爽朗的性格。第四句女儿回答“我望槐花几时开”，旋律保持在中低音区，并连续两次使用了下行的旋律进行，淋漓尽致地刻画出女儿掩饰内心的激动，故作镇静的心情。歌曲采用起承转合的的四句体结构，一、二、四句押韵，具有诗歌的韵律美。歌曲中绘画美和意境美也有体现，歌曲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描绘了“高高山上一树槐”的景象，向我们展示了我国西南山区山青水秀、草木丰茂的自然景观和一种山谷空旷幽静的意境。歌曲使用了西南民歌常用的羽调式，旋律营造出一种清纯明亮之风和婉转灵秀之美，体现了歌曲的旋律美。歌唱家在演唱这首民歌时，为了符合山歌的基本审美特征，通常采用比较慢速和自由的拍子，并用四川方言演唱，意在充分展示其唱腔美。
三 民歌的倾向性功能——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
音乐的倾向性功能，主要表现在音乐对于人的社会活动的影响上，它反映了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需要与音乐中的社会内容相统一的关系。由于民歌有歌词，因此非音乐因素的含量较高，这就决定了它所能发挥的倾向性社会功能程度比较高。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由于当时所咏唱的歌诗皆为入乐歌诗，其中很大部分是各诸侯国民歌，所以这句话也就包括了孔子对民歌社会功能的认识。“兴”，指歌诗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可以使人在诗歌鉴赏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这属于我们前面说的音乐的非倾向性功能和审美功能的范畴。后面的“观”、“群”、“怨”则都说的是歌诗的倾向性功能，即社会功能。“观”即“观风俗之盛衰”，意为通过歌诗可以了解、观察、体会社会情感甚至政治的得失，反过来也就是说歌诗有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群”指通过歌诗可以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怨”意为在歌诗中，可以表达个人的情感好恶，歌诗作品有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总的来说，民歌的非倾向性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民歌有反映社会现实、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功能
明代民俗文学家冯梦龙在其《山歌叙》中指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肯定了民歌能真实反应社会现实的特点。《诗经》中的《国风》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多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其中有很多揭露统治阶级剥削实质的作品，表达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和斗争精神。唐代杨玉环得宠时期，她的姊妹都被封为夫人，气焰之盛竟至“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地步，民间歌谣唱：“从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却为门上楣”。民歌除了真实地反映社会、批评丑恶现实外，还能够反作用于社会，干预社会现实。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历史的见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壮丽史诗，在民歌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北方农民这样唱道：“边区本是根据地，赶走了鬼子杀汉奸”、“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这些满载着抗日激情的民歌，随着口耳相传又进一步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地投入到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用质朴的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产生了《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译东》、《浏阳河》等一批新时代的民歌，而随着这些歌曲的广泛传唱，人们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更加热烈了。
2 民歌有加强社会群体之间情感交流的功能
民歌作为一种群体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我国民族民歌的一项重要的功用。情歌、迎宾歌、宴席曲、对歌等，在人际关系中起着语言达不到的作用，特别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歌词随时都在创新，适应性很强。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以及居住地不集中等原因，人们平时很难聚在一起，但每逢民族传统节日，人们总要从四面八方汇到一起唱歌对歌，新老朋友欢聚一堂，以歌表情，以歌达意，互诉衷肠，其乐融融。例如壮族的“歌墟”，苗族的“游方”，仡佬族的“走坡”，西北地区土、回、撒拉、东乡、保安及汉族的“花儿会”，等等。人们齐唱本民族流传下来的经典民歌，心中洋溢着民族自豪感，一种民族情谊无形中在人们之间通过歌声传递。男女青年通过对歌，能够完成从相识、相恋到定情的过程。在双方感情的进展和曲折中，又有相恋歌、婚誓歌、逃婚歌、断情歌、分心歌、抗婚歌、诅咒歌，等等。在传统的民族歌唱节日和走村串寨的对歌活动中，对歌除了具有择偶的功用外，还有比赛智慧和口才的作用，电影《刘三姐》中就有很好的体现。可见，民歌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的确起着重要的促进和加强人们之间情感交流的作用。
综上所述，从美学视野看，民歌作为音乐艺术的一种形式，跟其他音乐艺术形式一样，具有非倾向性功能、审美功能以及倾向性功能，这三种功能分别满足了人们的天然生物需求、审美需求和社会需求。民歌作为音乐语言中的母语、国语，是传统民间音乐的基础，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实践中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她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也是符合老百姓审美爱好且最容易被百姓普遍接受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在当前我国人民群众音乐素质普遍还不高的情况下，盲目地大谈特谈西洋音乐的普及不具备现实意义，民歌在基层老百姓中的传承、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相比其他音乐艺术形式，民歌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符合他们的审美习惯，从而成为老百姓的一种精神食粮，更容易满足老百姓多方面的精神需求。所以，要提高我国全民音乐素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民歌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而促进民歌的传承和发展则是广大音乐工作者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王次 ：《音乐美学新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 汉斯力克，杨业治译：《论音乐的美》，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
[3]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
蒋笛，女，1979—，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音乐教育，工作单位：长沙学院。
谢萍，女，1969—，湖南常德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学校音乐教育、钢琴教学，工作单位：长沙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