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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11日晚，北京民族饭店。时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陈光忠见到了刚刚飞抵北京的台湾艺人凌峰。
这是两岸隔绝近40年后，台湾电视人首次进入大陆，拍摄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陈光忠接到的任务，是以民间通讯社的名义，协助凌峰进行拍摄。为此，中新社专门成立了接待小组。
陈光忠跟海外人士打交道多年，但跟台湾人合作还是第一次，所以，感觉既陌生，又兴奋。
他眼前的凌峰，穿着一件彩色条纹T恤，外罩黑色宽松外套，头戴标志性的黑色礼帽，手中提着一台从日本淘来的二手摄像机。“不像搞艺术的人，但又很有艺术细胞。”年逾70的陈光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刚下飞机的凌峰看起来很累，眼中布满血丝，但刚放下行李，就准备开始工作。陈光忠劝他先休息一下，凌峰说不要啦，问服务员要中国地图。陈光忠开玩笑地说：“你是拼命三郎啊？”凌峰笑言：“这次来，就是要走大半个中国。”
服务员取来中国地图后，凌峰将它摊开，立刻发出一声惊叹：“好大的大陆啊！”
“我想知道自己是谁”
1970年代初，凌峰作为“漂流歌手”，时常往返于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地，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关于大陆的不一样的资讯。一次，凌峰与朋友一起听了被台湾禁播的《梁祝》，一曲终了，已热泪盈眶。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就“一个中国”的问题，达成了历史性突破。中美关系的变脸对台湾形成了巨大冲击，也让凌峰萌生了一些困惑。
“我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大陆到底是什么面貌？我想知道自己是谁。”2012年9月下旬，现年67岁的凌峰在浙江宁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凌峰十分健谈，他说，正在与大陆的中华文化促进会协商，准备续拍《八千里路云和月》。现在的凌峰，早已娶了大陆媳妇，亲眼见证着两岸关系朝更加开放、自由的方向发展，他的从台湾直飞大陆的梦想也终于实现了。
而1980年代前期的两岸关系，却远远不是这样。
1983年春，凌峰身患癌症的父亲辗转回到大陆探亲。不久，他接到台湾“行政司法部调查局”打来的电话，询问他的家人是不是去了大陆。凌峰不悦地说：“是的。老人家思乡心切，回去探亲有什么不可以吗？”对方温和地回答：“可以的，请不要误会，我们只是了解情况，例行公事而已。”这让凌峰隐约感觉到，台湾对大陆的政策正在逐漸松动。
1985年，凌峰获得台湾传媒年度奖项——金钟奖最佳男歌手的殊荣，这让他的星路更加畅达。与此同时，他也厌倦了台湾千篇一律、固步自封的演艺圈，“我要去大陆”的信念逐渐清晰起来，他已经能初见《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轮廓。
凌峰把这个有些疯狂的想法告诉时任台视总经理的石永贵，石永贵惊呼：“伟大的构想啊，将来一定要在台视播出！”这一句承诺，成为他与凌峰之间的密约。
1987年2月，凌峰约好友梁立基到台北“荆溪春水堂”茶艺馆喝茶，邀他担任导演，共同去大陆拍片。梁立基推荐了摄影师樊奇为、助理主持人谭雅文，再加上凌峰的助理方育真担任场记，就这样组建起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外景摄制组。
之后的半年里，以“荆溪春水堂”为根据地，大家密谋着纪录片的拍摄企划。能到大陆拍摄，动一动这个大禁忌，让所有参与者兴致高昂。虽然没人去过大陆，只能“纸上谈兵”，但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别开生面”。
凌峰身后的智囊团
如何把自己的意愿传递给大陆呢？凌峰请香港演艺界的好友、1984年曾在大陆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奚秀兰帮忙接洽，但由于担心此事被在香港的台湾情治人员探知，很快放弃了。
彷徨之时，台湾文艺界最具影响力的《民生报》驻东京记者张光斗给凌峰指引了一条路。
1987年6月，借参加东京影展之机，凌峰只身来到中国驻日大使馆，使馆一位姓马的一等秘书接待了他。他说明来意后，震惊了所有人。马秘书告诉他，需要请示上级，将尽快答复他。
约一周的不安等待后，凌峰接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的答复，表示愿意接待他去大陆拍摄纪录片，并将安排中国新闻社来协助他工作。
不料，还没来得及庆祝，他到中国驻日大使馆的行踪便被新加坡《联合晚报》作为头条新闻曝光了。他的好友、时任台湾文化工作会常务副主任朱宗轲打来电话，劝他快点回台湾，“继续留在日本对你不利”。
回到台湾后，因私自与大陆联系，凌峰被禁止出岛。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朱宗轲一直在幕后为凌峰出谋划策，劝他千万不要闹，只能通过斡旋来解决冲突。
台湾《自立晚报》团队也成为了凌峰的智囊团。该报记者李永德和徐璐赴大陆采访，刚刚于9月27日返台，这是台湾报界记者38年来第一次到大陆采访。该报受到了两年之内禁止出境的处分，因此与凌峰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凌峰还拜访了时任台湾“新闻局”局长邵玉铭，被告知：“希望你能给我们一点时间。”他又拜访了“出入境管理局”局长。对方迟迟不愿接待，凌峰就守在门口不走。
而在新加坡，由于联合报系重要负责人黄锦西和陈满贵的支持，联合报系的记者常给台湾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蒋孝武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凌峰被禁一事。
最终，凌峰获准出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八千里路云和月》摄制组兵分两路。11月初，梁立基等一行4人提前出发，从日本转赴大陆，凌峰则转道香港，于11月11日晚飞抵北京。
卢沟桥的睡狮
此刻，北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由于凌峰此举的破冰意义，大陆方面对此高度重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主任廖辉亲自主抓，侨办下属的中国新闻社主管影视的副社长陈光忠具体负责。
陈光忠从中新社声像部挑选3名精干成员，组建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接待小组”。周慧忠任组长，王楠负责技术保障，陈玮则负责通联工作。另外，谢华基带着四五个人组成摄制组，记录凌峰的拍摄活动。
南下前，凌峰先在北京拍子一部分素材。在拍摄卢沟桥时，他灵感大发，对着镜头说：“希望卢沟桥的狮子都睡个好觉。”这引起了接待方和凌峰的第一次碰撞， 陈光忠认为，两岸审美观不一样，台湾纪录片娱乐性强，多戏说、调侃，这没有问题，但调侃要有个度。“否则将来要被打屁股的人可是我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对凌峰提出了两条：第一，可以拍有缺点的大陆，但也要反映变化中、前进中的大陆；第二，要客观，友好。但他也认为，总的来说，凌峰是比较客观，对大陆比较尊重的，双方配合得不错。
为了这次拍摄，凌峰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以筹集资金。大陆方面则在各方面给予了他大力支持。由于国侨办向各地侨办发文，地方政府都是按照最高规格来接待摄制组，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
每到一地，第一件事情就是由周慧忠、地方政府陪同人员和凌峰三方共同商议，列出拍摄计划表。此前在台湾，摄制组已经制定了一个拍摄企划，但一些计划因为年代久远无法实现。因此，地方政府会提供一些新的建议，如地方民间艺人、著名艺术家等，供凌峰选择。
随后，陈玮将双方共同协商后的拍摄计划通过电传向陈光忠汇报。
与此同时，王楠则带领摄制组成员先拍摄一些市景、街景。“地毯式，见什么就拍什么，只要有代表性就都拍下来。”现任中新社影视部副主任王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录像带风波
拍摄从广东开始。由南向北推进。
在广东的拍摄重点是前国民政府在广州的所在地、孙中山纪念堂、翠亨村等。为了能在台湾播出，拍摄中需要避开“中共”字样。比如，如果纪念碑开头有“中共广东省”字样，就只能把纪念碑拍一半。但这样从画面上看着就很不舒服。为此，导演梁立基当场与凌峰吵了起来，凌峰则认为梁立基太理想主义。但作为总导演，最终还是凌峰说了算。
摄制组内部的另一次冲突发生在离开广东前夕。回放时发现。在广东6天拍摄的几十盘录像带，一盘都放不出来。大家都慌神了。
负责技术保障的王楠首先将设备拿到索尼公司的维修站，对方鉴定后称，录像带上的信号无法修复。凌峰当时就炸了锅，跟樊奇为吵了起来（这部屡出事故的二手摄像机是樊奇为个人所有的），说要换摄像师，整个摄制组都非常沉闷，晚饭都没有吃。
王楠向樊奇为提议，不如让他试一试。别无他法的樊奇为只能同意。
当时才26岁的王楠，已有了10年的维修经验。深夜，他独自一人将机器拆开，找出了故障，用补码的方式将所有录像带还原了。
这次危机也成了转机。自此，本来互不多说一句话的两组人，在工作之余开始聊天。王楠才知道，台湾人来时，光手纸就带了一大箱，以为大陆没有手纸。
台湾人晚上收工后喜欢去歌厅放松，接待小组成员总是寸步不离地陪同，直到最后把他们送回房间。接待小组解释，这是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如果出了问题，地方警方介入，会给侨办带来协调的麻烦。台湾人对此表示理解，
摄制组釆访时，当地侨办工作人员会陪同在场，一些国民党老人对孙中山、蒋介石感情很深，说话“出格”时。会被当地侨办人员打断，说“这事儿不能说”，搞得气氛紧张，这时，接待小组就会劝阻，让凌峰先继续采访。晚饭后，周慧忠会到凌峰房间，一起看回放的录像带，跟他商量，这句话能不能不要用？凌峰就会在相应地方做标注：“因……原因，对方不同意。”后来看正式播出的带子，周慧忠他们发现，凌峰确实是做了妥协。
与此同时，谢华基所带的另一个摄制组也在同步工作着。他们会先于凌峰等人到达拍摄地点，架着机子等。
在谢华基眼里，这些台湾人做事情非常有计划，也非常敬业。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5个小时，且时间安排得很紧密，就像轮番轰炸一样，男的女的都马不停蹄。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青岛机场，飞机晚点，摄制组成员全部在机场座椅上睡着了，睡綳呼的，四肢摊开。
台湾同行的拍摄技巧也给他带来了冲击。大陆拍风景，都是把摄像机固定在三角架上，台湾人则是直接把摄像机扛在肩上，边走边拍。画面非常晃动，但很真实，很生动。“虽然摄像机很烂，但是人家就用那么一个设备。拍出的画面，让你至今难忘。风景剪出来后美轮美奂，让人都要掉眼泪了。”中新社声像部原主任记者谢华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智过海关
转眼间，摄制组已经在广东、广西、四川、江苏、黑龙江等多个省区拍摄了近三个月。
一日，正在哈尔滨拍摄外景的凌峰，惊闻蒋经国去世的消息，急忙拨通了时任台湾文化王作会常务副主任朱宗轲的电话，朱让他们马上回台湾。“下飞机后直接去祭拜，花圈已为你准备好，到时会有媒体记者在场。”
此时，凌峰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关。他是假借探亲名义来大陆的，拍片计划并未得到台湾“新闻局”的批准，被宣布为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把录像带带回台湾？
摄制组内部发生了激烈争吵。谁都不愿意帮凌峰做这件冒险的事，怕一旦被抓住，轻则被禁止出台湾，重则判刑，凌峰很生气，认为现在是最难的时候，“你们应该帮大哥”，
“我们当时就去劝。每当台湾摄制组内部发生矛盾时，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帮助他们解决矛盾。很有意思的现象。”王楠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经过周慧忠的协调，大家商议后决定，由王楠提供技术支持，王楠将录像带带回北京，在中新社声像部里，首先用淘汰的带子把200多盘录像带全部复制了一遍。之后，他跟导演梁立基一起看带子，梁挑出所需的素材，他将之复制成10盘左右的精华带，藏在摄像机、充电器和照明设备的“死角”中。
摄制组成员经过台湾海关时，手上提着用来转移视线的录像带，盒面上注明：“八千里路云和月”素材，凌峰。不出所料，海关人员没收了这些复制带，却无人对樊奇为携带的拍摄设备进行检查。
“文化的握手”
凌峰回到台湾后，《联合晚报》率先报道了“凌峰停止拍摄八千里路，回台祭拜”的消息，不料，这竟为凌峰日后成功争取《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播出，创造了协调空间。
回台后，梁立基首先剪辑出时长18分钟的样片。当时台湾的“广播电视法”规定，台湾电视台不能播放有大陆资金的节目。为了打破这一禁令，凌峰带着样片走向街头，进行巡回演说。“台南是两岸关系中反对势力最强的地区，就先从这里开始斗争。”凌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久后，由《台湾时报》出面，在高雄的中正文化中心举行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说明会。时任台湾“立法委员”朱高正、著名影星胡茵梦为这场说明会“跨刀”。播映当天，会场爆满。当浙江奉化溪口的画面出现时，《叫我如何不想他》的背景音乐缓缓响起，老兵们已泣不成声。
在全省各地进行的小众传播历经一年，前后50余场，时任台湾军情局局长宋心濂曾指责凌峰：“为匪做宣传，完全没有敌情意识。”
1989年2月，台湾“立法院”针对《八千里路云和月》举行了题为“不要让历史嘲笑我们”的听证会，凌峰在会上据理力争。
4月19日，在“行政院”大陆工作汇报中，通过了“现阶段大众传播事业赴大陆地区釆访、拍片制作节目报备作业规定”，正式确定《八千里路云和月》可以播出。随后，台湾“新闻局”也宣布，取消赴大陆制作电视节目的禁令。
6月2日起，每周五晚间9点30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台视播出，每集1小时，轰动一时。
凌峰正式成立了京华文化公司，将原班人马扩充，继续到大陆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该纪录片一直播放了4年多，共280多集。
1992年2月，凌峰应邀出席大陆的春节联欢晚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都跟他握了手。台湾媒体报道后，引发“握手风波”。“凌峰很机智，他说我的握手是文化的握手，不是政治的。所以说，他这个人很聪明。”陈光忠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是两岸隔绝近40年后，台湾电视人首次进入大陆，拍摄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陈光忠接到的任务，是以民间通讯社的名义，协助凌峰进行拍摄。为此，中新社专门成立了接待小组。
陈光忠跟海外人士打交道多年，但跟台湾人合作还是第一次，所以，感觉既陌生，又兴奋。
他眼前的凌峰，穿着一件彩色条纹T恤，外罩黑色宽松外套，头戴标志性的黑色礼帽，手中提着一台从日本淘来的二手摄像机。“不像搞艺术的人，但又很有艺术细胞。”年逾70的陈光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刚下飞机的凌峰看起来很累，眼中布满血丝，但刚放下行李，就准备开始工作。陈光忠劝他先休息一下，凌峰说不要啦，问服务员要中国地图。陈光忠开玩笑地说：“你是拼命三郎啊？”凌峰笑言：“这次来，就是要走大半个中国。”
服务员取来中国地图后，凌峰将它摊开，立刻发出一声惊叹：“好大的大陆啊！”
“我想知道自己是谁”
1970年代初，凌峰作为“漂流歌手”，时常往返于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地，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关于大陆的不一样的资讯。一次，凌峰与朋友一起听了被台湾禁播的《梁祝》，一曲终了，已热泪盈眶。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就“一个中国”的问题，达成了历史性突破。中美关系的变脸对台湾形成了巨大冲击，也让凌峰萌生了一些困惑。
“我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大陆到底是什么面貌？我想知道自己是谁。”2012年9月下旬，现年67岁的凌峰在浙江宁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凌峰十分健谈，他说，正在与大陆的中华文化促进会协商，准备续拍《八千里路云和月》。现在的凌峰，早已娶了大陆媳妇，亲眼见证着两岸关系朝更加开放、自由的方向发展，他的从台湾直飞大陆的梦想也终于实现了。
而1980年代前期的两岸关系，却远远不是这样。
1983年春，凌峰身患癌症的父亲辗转回到大陆探亲。不久，他接到台湾“行政司法部调查局”打来的电话，询问他的家人是不是去了大陆。凌峰不悦地说：“是的。老人家思乡心切，回去探亲有什么不可以吗？”对方温和地回答：“可以的，请不要误会，我们只是了解情况，例行公事而已。”这让凌峰隐约感觉到，台湾对大陆的政策正在逐漸松动。
1985年，凌峰获得台湾传媒年度奖项——金钟奖最佳男歌手的殊荣，这让他的星路更加畅达。与此同时，他也厌倦了台湾千篇一律、固步自封的演艺圈，“我要去大陆”的信念逐渐清晰起来，他已经能初见《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轮廓。
凌峰把这个有些疯狂的想法告诉时任台视总经理的石永贵，石永贵惊呼：“伟大的构想啊，将来一定要在台视播出！”这一句承诺，成为他与凌峰之间的密约。
1987年2月，凌峰约好友梁立基到台北“荆溪春水堂”茶艺馆喝茶，邀他担任导演，共同去大陆拍片。梁立基推荐了摄影师樊奇为、助理主持人谭雅文，再加上凌峰的助理方育真担任场记，就这样组建起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外景摄制组。
之后的半年里，以“荆溪春水堂”为根据地，大家密谋着纪录片的拍摄企划。能到大陆拍摄，动一动这个大禁忌，让所有参与者兴致高昂。虽然没人去过大陆，只能“纸上谈兵”，但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别开生面”。
凌峰身后的智囊团
如何把自己的意愿传递给大陆呢？凌峰请香港演艺界的好友、1984年曾在大陆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奚秀兰帮忙接洽，但由于担心此事被在香港的台湾情治人员探知，很快放弃了。
彷徨之时，台湾文艺界最具影响力的《民生报》驻东京记者张光斗给凌峰指引了一条路。
1987年6月，借参加东京影展之机，凌峰只身来到中国驻日大使馆，使馆一位姓马的一等秘书接待了他。他说明来意后，震惊了所有人。马秘书告诉他，需要请示上级，将尽快答复他。
约一周的不安等待后，凌峰接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的答复，表示愿意接待他去大陆拍摄纪录片，并将安排中国新闻社来协助他工作。
不料，还没来得及庆祝，他到中国驻日大使馆的行踪便被新加坡《联合晚报》作为头条新闻曝光了。他的好友、时任台湾文化工作会常务副主任朱宗轲打来电话，劝他快点回台湾，“继续留在日本对你不利”。
回到台湾后，因私自与大陆联系，凌峰被禁止出岛。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朱宗轲一直在幕后为凌峰出谋划策，劝他千万不要闹，只能通过斡旋来解决冲突。
台湾《自立晚报》团队也成为了凌峰的智囊团。该报记者李永德和徐璐赴大陆采访，刚刚于9月27日返台，这是台湾报界记者38年来第一次到大陆采访。该报受到了两年之内禁止出境的处分，因此与凌峰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凌峰还拜访了时任台湾“新闻局”局长邵玉铭，被告知：“希望你能给我们一点时间。”他又拜访了“出入境管理局”局长。对方迟迟不愿接待，凌峰就守在门口不走。
而在新加坡，由于联合报系重要负责人黄锦西和陈满贵的支持，联合报系的记者常给台湾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蒋孝武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凌峰被禁一事。
最终，凌峰获准出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八千里路云和月》摄制组兵分两路。11月初，梁立基等一行4人提前出发，从日本转赴大陆，凌峰则转道香港，于11月11日晚飞抵北京。
卢沟桥的睡狮
此刻，北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由于凌峰此举的破冰意义，大陆方面对此高度重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主任廖辉亲自主抓，侨办下属的中国新闻社主管影视的副社长陈光忠具体负责。
陈光忠从中新社声像部挑选3名精干成员，组建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接待小组”。周慧忠任组长，王楠负责技术保障，陈玮则负责通联工作。另外，谢华基带着四五个人组成摄制组，记录凌峰的拍摄活动。
南下前，凌峰先在北京拍子一部分素材。在拍摄卢沟桥时，他灵感大发，对着镜头说：“希望卢沟桥的狮子都睡个好觉。”这引起了接待方和凌峰的第一次碰撞， 陈光忠认为，两岸审美观不一样，台湾纪录片娱乐性强，多戏说、调侃，这没有问题，但调侃要有个度。“否则将来要被打屁股的人可是我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对凌峰提出了两条：第一，可以拍有缺点的大陆，但也要反映变化中、前进中的大陆；第二，要客观，友好。但他也认为，总的来说，凌峰是比较客观，对大陆比较尊重的，双方配合得不错。
为了这次拍摄，凌峰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以筹集资金。大陆方面则在各方面给予了他大力支持。由于国侨办向各地侨办发文，地方政府都是按照最高规格来接待摄制组，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
每到一地，第一件事情就是由周慧忠、地方政府陪同人员和凌峰三方共同商议，列出拍摄计划表。此前在台湾，摄制组已经制定了一个拍摄企划，但一些计划因为年代久远无法实现。因此，地方政府会提供一些新的建议，如地方民间艺人、著名艺术家等，供凌峰选择。
随后，陈玮将双方共同协商后的拍摄计划通过电传向陈光忠汇报。
与此同时，王楠则带领摄制组成员先拍摄一些市景、街景。“地毯式，见什么就拍什么，只要有代表性就都拍下来。”现任中新社影视部副主任王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录像带风波
拍摄从广东开始。由南向北推进。
在广东的拍摄重点是前国民政府在广州的所在地、孙中山纪念堂、翠亨村等。为了能在台湾播出，拍摄中需要避开“中共”字样。比如，如果纪念碑开头有“中共广东省”字样，就只能把纪念碑拍一半。但这样从画面上看着就很不舒服。为此，导演梁立基当场与凌峰吵了起来，凌峰则认为梁立基太理想主义。但作为总导演，最终还是凌峰说了算。
摄制组内部的另一次冲突发生在离开广东前夕。回放时发现。在广东6天拍摄的几十盘录像带，一盘都放不出来。大家都慌神了。
负责技术保障的王楠首先将设备拿到索尼公司的维修站，对方鉴定后称，录像带上的信号无法修复。凌峰当时就炸了锅，跟樊奇为吵了起来（这部屡出事故的二手摄像机是樊奇为个人所有的），说要换摄像师，整个摄制组都非常沉闷，晚饭都没有吃。
王楠向樊奇为提议，不如让他试一试。别无他法的樊奇为只能同意。
当时才26岁的王楠，已有了10年的维修经验。深夜，他独自一人将机器拆开，找出了故障，用补码的方式将所有录像带还原了。
这次危机也成了转机。自此，本来互不多说一句话的两组人，在工作之余开始聊天。王楠才知道，台湾人来时，光手纸就带了一大箱，以为大陆没有手纸。
台湾人晚上收工后喜欢去歌厅放松，接待小组成员总是寸步不离地陪同，直到最后把他们送回房间。接待小组解释，这是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如果出了问题，地方警方介入，会给侨办带来协调的麻烦。台湾人对此表示理解，
摄制组釆访时，当地侨办工作人员会陪同在场，一些国民党老人对孙中山、蒋介石感情很深，说话“出格”时。会被当地侨办人员打断，说“这事儿不能说”，搞得气氛紧张，这时，接待小组就会劝阻，让凌峰先继续采访。晚饭后，周慧忠会到凌峰房间，一起看回放的录像带，跟他商量，这句话能不能不要用？凌峰就会在相应地方做标注：“因……原因，对方不同意。”后来看正式播出的带子，周慧忠他们发现，凌峰确实是做了妥协。
与此同时，谢华基所带的另一个摄制组也在同步工作着。他们会先于凌峰等人到达拍摄地点，架着机子等。
在谢华基眼里，这些台湾人做事情非常有计划，也非常敬业。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5个小时，且时间安排得很紧密，就像轮番轰炸一样，男的女的都马不停蹄。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青岛机场，飞机晚点，摄制组成员全部在机场座椅上睡着了，睡綳呼的，四肢摊开。
台湾同行的拍摄技巧也给他带来了冲击。大陆拍风景，都是把摄像机固定在三角架上，台湾人则是直接把摄像机扛在肩上，边走边拍。画面非常晃动，但很真实，很生动。“虽然摄像机很烂，但是人家就用那么一个设备。拍出的画面，让你至今难忘。风景剪出来后美轮美奂，让人都要掉眼泪了。”中新社声像部原主任记者谢华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智过海关
转眼间，摄制组已经在广东、广西、四川、江苏、黑龙江等多个省区拍摄了近三个月。
一日，正在哈尔滨拍摄外景的凌峰，惊闻蒋经国去世的消息，急忙拨通了时任台湾文化王作会常务副主任朱宗轲的电话，朱让他们马上回台湾。“下飞机后直接去祭拜，花圈已为你准备好，到时会有媒体记者在场。”
此时，凌峰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关。他是假借探亲名义来大陆的，拍片计划并未得到台湾“新闻局”的批准，被宣布为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把录像带带回台湾？
摄制组内部发生了激烈争吵。谁都不愿意帮凌峰做这件冒险的事，怕一旦被抓住，轻则被禁止出台湾，重则判刑，凌峰很生气，认为现在是最难的时候，“你们应该帮大哥”，
“我们当时就去劝。每当台湾摄制组内部发生矛盾时，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帮助他们解决矛盾。很有意思的现象。”王楠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经过周慧忠的协调，大家商议后决定，由王楠提供技术支持，王楠将录像带带回北京，在中新社声像部里，首先用淘汰的带子把200多盘录像带全部复制了一遍。之后，他跟导演梁立基一起看带子，梁挑出所需的素材，他将之复制成10盘左右的精华带，藏在摄像机、充电器和照明设备的“死角”中。
摄制组成员经过台湾海关时，手上提着用来转移视线的录像带，盒面上注明：“八千里路云和月”素材，凌峰。不出所料，海关人员没收了这些复制带，却无人对樊奇为携带的拍摄设备进行检查。
“文化的握手”
凌峰回到台湾后，《联合晚报》率先报道了“凌峰停止拍摄八千里路，回台祭拜”的消息，不料，这竟为凌峰日后成功争取《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播出，创造了协调空间。
回台后，梁立基首先剪辑出时长18分钟的样片。当时台湾的“广播电视法”规定，台湾电视台不能播放有大陆资金的节目。为了打破这一禁令，凌峰带着样片走向街头，进行巡回演说。“台南是两岸关系中反对势力最强的地区，就先从这里开始斗争。”凌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久后，由《台湾时报》出面，在高雄的中正文化中心举行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说明会。时任台湾“立法委员”朱高正、著名影星胡茵梦为这场说明会“跨刀”。播映当天，会场爆满。当浙江奉化溪口的画面出现时，《叫我如何不想他》的背景音乐缓缓响起，老兵们已泣不成声。
在全省各地进行的小众传播历经一年，前后50余场，时任台湾军情局局长宋心濂曾指责凌峰：“为匪做宣传，完全没有敌情意识。”
1989年2月，台湾“立法院”针对《八千里路云和月》举行了题为“不要让历史嘲笑我们”的听证会，凌峰在会上据理力争。
4月19日，在“行政院”大陆工作汇报中，通过了“现阶段大众传播事业赴大陆地区釆访、拍片制作节目报备作业规定”，正式确定《八千里路云和月》可以播出。随后，台湾“新闻局”也宣布，取消赴大陆制作电视节目的禁令。
6月2日起，每周五晚间9点30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台视播出，每集1小时，轰动一时。
凌峰正式成立了京华文化公司，将原班人马扩充，继续到大陆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该纪录片一直播放了4年多，共280多集。
1992年2月，凌峰应邀出席大陆的春节联欢晚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都跟他握了手。台湾媒体报道后，引发“握手风波”。“凌峰很机智，他说我的握手是文化的握手，不是政治的。所以说，他这个人很聪明。”陈光忠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