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9日，三角航空的飞机降落在那平林漠漠，黄烟如织的非洲热土上。
　　经过一波三折的行前准备，在塞内加尔待了一个晚上，我终于再次站在了几内亚比绍的大地上。我们的队伍中已经有两个病倒，气温高达摄氏35度以上。把病人留在基地，我们马上出发了！
　　相见时难
　　当我们的汽车在蜿蜒起伏的小路上颠簸前行，走到熟悉的村头，看到一个病人坐在大树下，扶着他的助行器，他的左踝关节因为糖尿病坏疽被切除。我检查了他的创口，依旧有少许感染，但是已经得到控制。我记得他，去年是我儿子给他清理伤口，是我给他抗菌素和糖尿病药物。嘱咐他继续找医生看护。他抬起他浑浊的眼睛，泪眼昏花看着我，没有表现出一丝惊喜的表情。我想，他一定是视力受损，认不出我来。
　　一群群病人汹涌而至。
　　看了快100个病人，见到许多梦中都会很熟悉的脸庞，但只有两个病人爽快地承认去年见过我。对我致以微笑。许多病人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贫穷和愚昧依旧笼罩这个山村。
　　在我看完了第175个病人以后，尼尔森牧师一声命令：“突围！”我被拥上了汽车，脚底抹油，溜了。大家都不喜欢逃，可是这一次，我们心里痛快极了。
　　不单是医学问题
　　在非洲，疾病不单纯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环境和政治问题。例如非洲极度缺水，老百姓个人卫生极差，没人教他们饭前便后要洗手，也没人教他们吃饭要用勺子，分碗吃。他们用手从一个锅子里抓饭吃，由于食物缺乏，大家还得你争我夺，只要一个人有腹泻，往往就一家人都拉肚子。缺水不是老百姓的错，政府应该想办法找地下水；政府也应该教育老百姓并改善他们的卫生条件等等。但是非洲国家政局非常不稳定，政客们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比如说几内亚比绍，一个总统往往一两年就被推翻。我去年来之前6个月，总统就被几个将军不经审问，直接从办公室拉到河边枪毙了，然后重新举行大选。
　　我看到身体壮硕，荷枪实弹的士兵，乘坐装甲运兵车在市区巡逻，他们手扣扳机，随时准备击发，在那种情况下，任我胆大包天，也不敢给他们拍照。有鉴于此，任何一任总统当选，当务之急是巩固政权和全面捞钱，老百姓的福利是没有人关心的， 所以几内亚比绍名列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人平均年收入300美元。作为医生，我们可以做的极为有限，但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
　　在非洲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病人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一天我看到我的翻译拿了我开的药物，只有原装的药盒，没有药袋。我非常生气，对着发药的工人咆哮：“你知道吗，这样会死人的。你们必须用药袋装好，写上服用剂量。”这时牧师过来说：“他们不认识字，你写上有什么用？”这下我傻了眼，那怎么办？原来在比绍，他们有自己的特殊配药符号。比如说，Cipro 500毫克，一天两次。药剂师就在原装的药盒上用颜色笔在一片药物上画上一种颜色，表示服用一片药物，如果是一天两片，则又有不同标示。尼尔森牧师知道这个困难，请来当地药剂师发药，再通过翻译认真解释，我真心希望不要出错。
　　我无私的同事们
　　去年在麻疯村，我见到了卡洛斯牧师、一个美国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凭着他的专业和体育专长，大学毕业后，他拿到了美国绿卡。但是他却和他妻子带着女儿，甘心情愿来到非洲。当他和我谈起美国绿卡时，他清澈真诚的眼神没有一丝一毫的惋惜。
　　尼尔森牧师13年前第一次来到非洲。他的灵魂便被非洲赤艳的阳光吸引，今年是他第13次来到非洲。今天在我给病人看病时，他和其他弟兄姐妹们给村民们送去了4吨食品，他带来了他的儿子，他说有一天他跑不动了，还有儿子接班。我和尼尔森牧师商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尼尔森牧师的教会有的是泥木水电工的人材，我们何不建一个技术学校，孩子们学会了这些谋生技艺，懂得基本学校的知识和道理，既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回馈学校。
　　安鲁牧师原来是巴西军队的少校，退伍后在巴西圣保罗开一家电脑公司，伴随巴西经济起飞，赚得满盆满钵的。9年前他和妻子来到比绍，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神的家园。他的女儿在非洲出生，现在比绍上私立学校。他妻子玛利莎是3所学校共450个学生的总管兼妈妈，她每天早晚为我们做饭，丝毫看不出曾经是一个巨贾的妻子。他们住在基地，窗外就是一条满布深坑的公路。雨季时，公路便成了一条河流，必须驾驶高底盘四轮驱动的客货两用卡车才可以进出。比绍没有垃圾和污水处理系统，上游的生活垃圾都会冲到这条小路上，太阳一晒，臭气熏天，门窗无法打开，蚊子苍蝇可以生生地把人吞噬掉。他们一家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住就是8年。
　　每年奥利弗牧师都要收到10万以上美元的捐款，1美元兑换大约500非洲币，因此，这笔钱在非洲是一笔天文数字。可是奥利弗牧师没有将这笔钱给自己留下一分一毫。他每年资助几十个牧师、15所教会、3所小学和450个学生的学费、午饭和校服等等。他资助的牧师都有家，他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