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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梅魁是彭德怀的大弟弟、烈士彭金华的女儿。1940年，在彭德怀的老家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国民党特务半夜闯进彭家，彭德怀的二弟弟彭荣华当场被杀，大弟弟彭金华被捕，5天后也惨遭杀害。之后，彭梅魁的妈妈因此精神失常了。12岁的彭梅魁带着二三岁的弟弟彭康白，既当爹又当妈，同时还要应付国民党特务的搔扰，生活过得非常艰辛。
1945年，王震率南下支队到湖南，派人找到了他们，但由于当时彭梅魁的身体不好，怕她北上延安长途跋涉吃不消，最终，王震只带走了哥哥彭起超。
直到1950年1月，党组织才把彭梅魁姐弟接到北京，送他们进入华北小学读书。
第一次见面，彭德怀和6个侄儿侄女在地毯上睡了一宿
1950年6月，一个周六的下午，彭德怀派人把彭梅魁和弟妹6人接到了北京饭店，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彭梅魁第一次见到了想念已久的伯父彭德怀。
此前，她对未曾谋面的伯父的了解，是小时候从爸妈和乡亲们的口中得到的，她只知道伯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她的心目中，伯父高大、威严，她为有这样一位伯父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然而，当伯父实实在在地出现在面前时，彭梅魁却不知所措了。她不知道问什么，也不知道答什么，只是眼里噙着泪花，不时地盯着伯父看。
亲人的第一次相见，不仅6个孩子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彭德怀更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不停地跟孩子们问这问那，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糖果，分给孩子们吃。对这几个孩子来说，有很多个人生第一次是在这一天发生的。
第一次乘电梯，孩子们把电梯叫作“一间小屋”，说在楼下一间小屋里，有人“咔嚓”按了一下，就上来了。彭德怀笑着说“傻瓜，那是电梯”，逗得孩子们一通儿大笑。平常最不爱照相的彭德怀还向孩子们提议合个影，初听“合影”，彭梅魁不解其义，彭德怀笑着告诉她就是照张相。伯父彭德怀站在中间，6个孩子分立两边，留下了他们伯侄在一起的第一次合影。
那一天，无论对孩子们来说，还是对彭德怀来说，都是快乐的一天，伯侄间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直到晚上，大家依然舍不得分开。因为彭德怀所住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得知彭老总的侄儿侄女们来了，秘书早已安排了另外的房间。但那时国家经济还很紧张，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也是因为伯侄们在一起不愿意分开，于是彭德怀退掉了秘书订好的房间，提议大家一起睡在地毯上。那一夜，彭家两代人团聚在北京，孩子们很快进入了甜美的梦乡，而这位彭家的大家长辗转反侧，久久不能成眠。从此，彭德怀肩负起抚养、教育侄儿侄女的重担。
对于第一次与伯父彭德怀见面，彭梅魁多次和丈夫张春一提起过，她说那天伯父说过的话、自己当时难以言表的感情以及与伯父在一起的那一幕幕场景她终生都不会忘记。
彭德怀率部入朝作战之前和中间回国之际，彭梅魁被安排两次去见伯父
1950年，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的10月，中央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抗击美军入侵，彭德怀作为志愿军的最高将领率部入朝作战。
在彭德怀从大西北来北京商议入朝作战部署之际，他给正在华北小学上课的彭梅魁及弟妹们捎话儿，要他们到中南海见面。从这次与伯父见面交谈中，彭梅魁感觉到伯父对到北京学习才刚刚几个月的他们的牵挂和期望。彭德怀嘱咐彭梅魁，如果遇到特别的事情学校无法解决时，要他们去组织部找帅孟奇妈妈。但只要是自己能够克服的困难，就不要麻烦组织。并且要求他们听党的话，学会克服各种困难，要认真学习、好好学习，成为有用的人。
所有这些，对于对当时国际国内情况不了解的孩子们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日后回味在伯父来京繁忙的工作之中挤出时间见他们时，彭梅魁想一定是伯父作好了率部出征血洒疆场的准备。
这次见面4个多月后的一天，学校又通知彭梅魁去北京饭店见彭德怀。这一次，孩子们已经从国内的报道中知道了伯父在朝鲜前线率兵打仗的事情。伯父突然回到国内要见他们，彭梅魁高兴极了。
虽然刚刚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伯父却明显瘦了，精神疲惫。孩子们是懂事的，他们把学习和生活中一些好情况向伯父作了汇报。同时，他们也懂得劝伯父放心在前线打仗，不要总是挂念他们，还说，过去缺穿少吃、饥寒交迫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彭德怀自己没有子女，但他对待两个弟弟的孩子如同己出，他把他们接到北京，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即使在最紧张的战斗回国间隙，他也挤出时间安排与他们见面，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教导他们做事做人的道理，这足以告慰两位烈士弟弟的在天之灵。
中南海永福堂7年愉快的日子
1952年7月至1959年5月，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彭德怀搬到了中南海永福堂居住。同在一个城市，这些没有了父亲的孩子们把永福堂当成了自己的家。每个周末，放学回来的孩子们聚在这个宽大的院子里，给这个原本寂静的院落增添了欢声笑语和勃勃生机。
1953年，初中即将毕业的彭梅魁就是在永福堂向伯父讲述了自己去北京市医士学校参观后的感想，并决定响应党的号召，急国家之所急，需国家之所需，克服困难报考医士学校。彭德怀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好嘛，有上大学的打算，想多学点专业知识，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能从国家的急需来选择志向，能服从国家目前实际需要当然更好。”最后，他帮助彭梅魁定下了报考北京医士学校的志向。之后，在彭梅魁参加工作之前，伯父彭德怀和伯母浦安修还为她准备了手表。看到她没有箱子装衣服，伯父还将自己用过多年的旧皮箱送给了她。
彭梅魁从医士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汽车制造厂。接她进厂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这个厂的东北小伙子，名叫张春一。来到这个厂，彭梅魁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自己的伯父，大家眼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朴实、不爱说话的湖南妹子。
张春一是厂医务室的医生，比彭梅魁早进厂两年，自然而然地对她给予一些帮助，时间一长，两个人开始悄悄地谈起了恋爱。1958年春天，彭梅魁和张春一商量好准备结婚。知道消息后，伯父把她叫到跟前，拿出一张写着她名字的存单，说是为她准备的200元钱，要她买一些需要的东西。而且，伯父还告诉她，不仅是给她一个人，而是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这样一张存单。200元钱，在当时对两个年轻人来说，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彭梅魁怀孕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工作非常繁忙，很难再抽出时间去中南海看望伯父。时间一长见不到面，伯父还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她的住处，送去水果。得知彭梅魁生完小孩，又派人送去了孩子的小衣服和小绒垫等物品。孩子满月后，彭梅魁兴致勃勃地抱着孩子去中南海，让伯父看一看他的小孙女。
张春一说，那时的彭梅魁每次从中南海回来都是兴高采烈的，尽管他们不会过多地谈论关于中南海的事情，但他能看出来她内心的那种喜悦，那种刚从娘家回来的甜蜜。
从中南海到吴家花园，开国元帅的平民生活
1959年庐山会议，对于彭德怀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关于庐山会议，彭梅魁并不知情，只是当北京汽车制造厂党员干部传达党内文件时，才知道了自己崇敬的伯父居然犯了严重的错误。当时的会场气氛相当严肃，文件中那一句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刺耳头衔和一桩桩的“罪恶事实”，令彭梅魁震惊、惶恐。她一方面绝对相信党，另一方面更为伯父犯下的“罪状”感到痛惜。
在北京与伯父相处的近10年的时间里，彭德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与付出，对孩子们的谆谆教诲和身心关怀，彭梅魁历历在目。她理解不了，那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骁勇善战的伯父，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了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坏分子，做出了对不起党的事情来呢？她深深地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悄悄地找到厂党委书记，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是彭德怀侄女这一特殊身份，并用试探性的口吻提出，虽然伯父犯了错误，但伯父无儿无女以后是否还能去探望他？党委书记通情达理，对彭梅魁说，你可以去看，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嘛。
之后，彭梅魁去中南海看望伯父，两人四目相对，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欢声笑语。那一天，彭梅魁感觉到时间过得太慢了，屋子里静得出奇，不知什么时候，伯父轻轻地对她说： “梅魁，我名誉不好，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来看我，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并且告诉她，伯父很快就要搬家了，可能要到清华大学、颐和园一带。彭梅魁此时此刻心情太复杂了，嘴上更是不知说什么好，眼泪就要落下来。离开时伯父紧紧握着彭梅魁的手，一再叮嘱，不要再来看他。彭梅魁不知道该怎样向伯父道别，于是，那一天离开伯父时，她没有说出一句话。
这一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的日子，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也许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天安门广场站在检阅指挥车上的人由彭德怀换成了林彪。就连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中也少了彭德怀的身影。事实上，庆典之前，彭德怀收到了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的通知，但他早已清理了各种衣物，将元帅服和勋章等物品上交了党中央。此时的彭德怀已于9月30日离开了中南海，搬进了远离闹市的一片清静院落——吴家花园。
但彭梅魁对此并不知情。国庆节一大早，彭梅魁就来到了中南海。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顺利通过警备森严的大门口，而是被门卫拦下了，并告诉她彭德怀已搬出了中南海。她转身离开，坐车前往清华大学。因为不知道伯父确切的地址，彭梅魁费尽了一番周折，到了中午才终于打听到伯父住的地方。
再见面时，彭德怀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像往常一样握住侄女的手，问她是如何找到这个地方的，并带她看了院子的里里外外。此时的彭德怀仍然担心他的问题会影响到彭梅魁的进步，所以还是告诫彭梅魁不要来看他，以免影响她的工作。彭梅魁把厂里党委书记的话原原本本说给伯父听，彭德怀才似乎有些释然。但一开始，彭德怀一见到彭梅魁来看他，还总是会说： “梅魁，你不要来看我了，以免妨碍工作。我在这里没有事干，你多工作些，就是替我为人民、为党工作啊！”由此可见，彭德怀在赋闲的那段时间里，是多么渴望能够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在这里，彭德怀坚持在农田里劳动，挖淤泥、挑粪、种地，他和年轻人一样跑前跑后，常常干得满头大汗。
当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搬进吴家花园以后，一是因为远在郊区交通不便，另一个就是他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人们怕受到牵连，门庭冷落起来。只有彭梅魁仍然坚持每星期天的厂休日跑去看望伯父。为了能让蒙受不白之冤的半百老人生活有些生机，彭梅魁甚至把生养老二和老三的产假都在吴家花园度过，生完孩子从医院直接就搬到了这里。有了孩子，偏远、残破院落便不再冷清。
张春一记得，一次彭德怀给大女儿张安剪指甲，一不小心剪到了肉，疼得大哭起来，彭德怀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每次给孩子们照相，彭德怀都会躲起来，从不出现在孩子们的镜头里，他是怕他的“坏名誉”影响到孩子们的前程。就这样，在彭德怀危难之际，彭梅魁一家依然与他保持着亲人间的关爱。
“八万言书”手稿保存始末及彭德怀最后的日子
在吴家花园将近6年的时间，彭德怀给自己制订了一套严格的学习计划和劳动计划。他学习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部分篇章，认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毛泽东选集》等，还学习了一些有关农业科学、园艺、种田等书籍，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一直在为恢复工作做着准备。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等不到党中央的召唤，彭德怀向党中央写了申诉书，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八万言书”。
1962年，当彭德怀写完了那封转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八万言”长信后，彭德怀感觉到对自己的问题一年半载也解决不了，而且处境仍在进一步恶化，他开始担心起他的手稿，不知该保存在哪里好。于是，当彭梅魁到吴家花园看望他时，提出由彭梅魁保管，并叮嘱她，那是他对自己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等将来用得着时再拿出来，为他争回清白。
于是彭梅魁把手稿包裹好带回自己家里，放在柜子的最底层。过了些日子，彭德怀觉得放在彭梅魁手里也不安全就要了回去。直到1964年，彭梅魁到吴家花园对伯父说起自己要回趟湖南老家，把两个孩子送回去照看，并顺便把手稿带回去。彭德怀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就将手稿又交给了彭梅魁。到了老家，为了安全起见，彭梅魁和妈妈一起将手稿用蜡封好，装在一个瓷坛子里埋进了灶脚下面，这让彭德怀很满意。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彭梅魁担心伯父的手稿会出问题，便和爱人请假专门跑回了湖南老家。从灶脚下挖出手稿交给了弟弟彭康智保管。1969年，彭梅魁再次回湖南，将已经磨损了的手稿带回了北京。1978年，彭德怀去世后，为了给伯父平反，也为了保存好彭德怀留在世上为数不多的手迹，彭梅魁几经周折，找到了已出来工作的黄克诚，并托他把这些手稿转交给了党中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接收了手稿。
在彭德怀身处困境的十几年时间里，彭梅魁始终保持着与伯父的联系，不论彭德怀赋闲在吴家花园，还是去大西南，甚至被羁押在看守所里，只要在允许的情况下，彭梅魁总是想尽办法给伯父送去书籍、衣服、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等。
张春一回忆说，1966年12月份，伯父从四川被带回北京，一开始是被羁押在什坊院监狱，后来又换了几个地方。一天，北京卫戍区警备处的一个副处长来到家里，说需要送一些布票、粮票和生活用品等，只能送到卫戍区门卫不能见人。为了让伯父多吃些水果，不管花多少钱，每次去都买一个他最爱吃的白兰瓜带去。直到1974年初，伯父病重住进301医院，才被允许一周送一次东西。后来病危了，才被通知可以随时到医院病房送东西。
这一年的11月29日下午，张春一回到家里一看，老伴不在家。后来他才知道，专案组来了通知，让彭梅魁赶紧去一趟。来不及说一声，彭梅魁就直接从工厂奔301医院了。等她到医院时，伯父已经去世。
彭德怀享年76岁。这位在疆场上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在彭梅魁等亲朋的奔走下和一些老战友的呼吁下，彭德怀的不白之冤在他去世4年之后得以昭雪。
（压题照片为彭德怀〈左〉与侄女彭梅魁〈右〉在吴家花园合影）
1945年，王震率南下支队到湖南，派人找到了他们，但由于当时彭梅魁的身体不好，怕她北上延安长途跋涉吃不消，最终，王震只带走了哥哥彭起超。
直到1950年1月，党组织才把彭梅魁姐弟接到北京，送他们进入华北小学读书。
第一次见面，彭德怀和6个侄儿侄女在地毯上睡了一宿
1950年6月，一个周六的下午，彭德怀派人把彭梅魁和弟妹6人接到了北京饭店，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彭梅魁第一次见到了想念已久的伯父彭德怀。
此前，她对未曾谋面的伯父的了解，是小时候从爸妈和乡亲们的口中得到的，她只知道伯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她的心目中，伯父高大、威严，她为有这样一位伯父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然而，当伯父实实在在地出现在面前时，彭梅魁却不知所措了。她不知道问什么，也不知道答什么，只是眼里噙着泪花，不时地盯着伯父看。
亲人的第一次相见，不仅6个孩子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彭德怀更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不停地跟孩子们问这问那，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糖果，分给孩子们吃。对这几个孩子来说，有很多个人生第一次是在这一天发生的。
第一次乘电梯，孩子们把电梯叫作“一间小屋”，说在楼下一间小屋里，有人“咔嚓”按了一下，就上来了。彭德怀笑着说“傻瓜，那是电梯”，逗得孩子们一通儿大笑。平常最不爱照相的彭德怀还向孩子们提议合个影，初听“合影”，彭梅魁不解其义，彭德怀笑着告诉她就是照张相。伯父彭德怀站在中间，6个孩子分立两边，留下了他们伯侄在一起的第一次合影。
那一天，无论对孩子们来说，还是对彭德怀来说，都是快乐的一天，伯侄间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直到晚上，大家依然舍不得分开。因为彭德怀所住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得知彭老总的侄儿侄女们来了，秘书早已安排了另外的房间。但那时国家经济还很紧张，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也是因为伯侄们在一起不愿意分开，于是彭德怀退掉了秘书订好的房间，提议大家一起睡在地毯上。那一夜，彭家两代人团聚在北京，孩子们很快进入了甜美的梦乡，而这位彭家的大家长辗转反侧，久久不能成眠。从此，彭德怀肩负起抚养、教育侄儿侄女的重担。
对于第一次与伯父彭德怀见面，彭梅魁多次和丈夫张春一提起过，她说那天伯父说过的话、自己当时难以言表的感情以及与伯父在一起的那一幕幕场景她终生都不会忘记。
彭德怀率部入朝作战之前和中间回国之际，彭梅魁被安排两次去见伯父
1950年，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的10月，中央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抗击美军入侵，彭德怀作为志愿军的最高将领率部入朝作战。
在彭德怀从大西北来北京商议入朝作战部署之际，他给正在华北小学上课的彭梅魁及弟妹们捎话儿，要他们到中南海见面。从这次与伯父见面交谈中，彭梅魁感觉到伯父对到北京学习才刚刚几个月的他们的牵挂和期望。彭德怀嘱咐彭梅魁，如果遇到特别的事情学校无法解决时，要他们去组织部找帅孟奇妈妈。但只要是自己能够克服的困难，就不要麻烦组织。并且要求他们听党的话，学会克服各种困难，要认真学习、好好学习，成为有用的人。
所有这些，对于对当时国际国内情况不了解的孩子们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日后回味在伯父来京繁忙的工作之中挤出时间见他们时，彭梅魁想一定是伯父作好了率部出征血洒疆场的准备。
这次见面4个多月后的一天，学校又通知彭梅魁去北京饭店见彭德怀。这一次，孩子们已经从国内的报道中知道了伯父在朝鲜前线率兵打仗的事情。伯父突然回到国内要见他们，彭梅魁高兴极了。
虽然刚刚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伯父却明显瘦了，精神疲惫。孩子们是懂事的，他们把学习和生活中一些好情况向伯父作了汇报。同时，他们也懂得劝伯父放心在前线打仗，不要总是挂念他们，还说，过去缺穿少吃、饥寒交迫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彭德怀自己没有子女，但他对待两个弟弟的孩子如同己出，他把他们接到北京，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即使在最紧张的战斗回国间隙，他也挤出时间安排与他们见面，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教导他们做事做人的道理，这足以告慰两位烈士弟弟的在天之灵。
中南海永福堂7年愉快的日子
1952年7月至1959年5月，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彭德怀搬到了中南海永福堂居住。同在一个城市，这些没有了父亲的孩子们把永福堂当成了自己的家。每个周末，放学回来的孩子们聚在这个宽大的院子里，给这个原本寂静的院落增添了欢声笑语和勃勃生机。
1953年，初中即将毕业的彭梅魁就是在永福堂向伯父讲述了自己去北京市医士学校参观后的感想，并决定响应党的号召，急国家之所急，需国家之所需，克服困难报考医士学校。彭德怀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好嘛，有上大学的打算，想多学点专业知识，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能从国家的急需来选择志向，能服从国家目前实际需要当然更好。”最后，他帮助彭梅魁定下了报考北京医士学校的志向。之后，在彭梅魁参加工作之前，伯父彭德怀和伯母浦安修还为她准备了手表。看到她没有箱子装衣服，伯父还将自己用过多年的旧皮箱送给了她。
彭梅魁从医士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汽车制造厂。接她进厂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这个厂的东北小伙子，名叫张春一。来到这个厂，彭梅魁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自己的伯父，大家眼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朴实、不爱说话的湖南妹子。
张春一是厂医务室的医生，比彭梅魁早进厂两年，自然而然地对她给予一些帮助，时间一长，两个人开始悄悄地谈起了恋爱。1958年春天，彭梅魁和张春一商量好准备结婚。知道消息后，伯父把她叫到跟前，拿出一张写着她名字的存单，说是为她准备的200元钱，要她买一些需要的东西。而且，伯父还告诉她，不仅是给她一个人，而是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这样一张存单。200元钱，在当时对两个年轻人来说，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彭梅魁怀孕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工作非常繁忙，很难再抽出时间去中南海看望伯父。时间一长见不到面，伯父还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她的住处，送去水果。得知彭梅魁生完小孩，又派人送去了孩子的小衣服和小绒垫等物品。孩子满月后，彭梅魁兴致勃勃地抱着孩子去中南海，让伯父看一看他的小孙女。
张春一说，那时的彭梅魁每次从中南海回来都是兴高采烈的，尽管他们不会过多地谈论关于中南海的事情，但他能看出来她内心的那种喜悦，那种刚从娘家回来的甜蜜。
从中南海到吴家花园，开国元帅的平民生活
1959年庐山会议，对于彭德怀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关于庐山会议，彭梅魁并不知情，只是当北京汽车制造厂党员干部传达党内文件时，才知道了自己崇敬的伯父居然犯了严重的错误。当时的会场气氛相当严肃，文件中那一句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刺耳头衔和一桩桩的“罪恶事实”，令彭梅魁震惊、惶恐。她一方面绝对相信党，另一方面更为伯父犯下的“罪状”感到痛惜。
在北京与伯父相处的近10年的时间里，彭德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与付出，对孩子们的谆谆教诲和身心关怀，彭梅魁历历在目。她理解不了，那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骁勇善战的伯父，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了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坏分子，做出了对不起党的事情来呢？她深深地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悄悄地找到厂党委书记，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是彭德怀侄女这一特殊身份，并用试探性的口吻提出，虽然伯父犯了错误，但伯父无儿无女以后是否还能去探望他？党委书记通情达理，对彭梅魁说，你可以去看，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嘛。
之后，彭梅魁去中南海看望伯父，两人四目相对，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欢声笑语。那一天，彭梅魁感觉到时间过得太慢了，屋子里静得出奇，不知什么时候，伯父轻轻地对她说： “梅魁，我名誉不好，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来看我，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并且告诉她，伯父很快就要搬家了，可能要到清华大学、颐和园一带。彭梅魁此时此刻心情太复杂了，嘴上更是不知说什么好，眼泪就要落下来。离开时伯父紧紧握着彭梅魁的手，一再叮嘱，不要再来看他。彭梅魁不知道该怎样向伯父道别，于是，那一天离开伯父时，她没有说出一句话。
这一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的日子，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也许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天安门广场站在检阅指挥车上的人由彭德怀换成了林彪。就连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中也少了彭德怀的身影。事实上，庆典之前，彭德怀收到了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的通知，但他早已清理了各种衣物，将元帅服和勋章等物品上交了党中央。此时的彭德怀已于9月30日离开了中南海，搬进了远离闹市的一片清静院落——吴家花园。
但彭梅魁对此并不知情。国庆节一大早，彭梅魁就来到了中南海。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顺利通过警备森严的大门口，而是被门卫拦下了，并告诉她彭德怀已搬出了中南海。她转身离开，坐车前往清华大学。因为不知道伯父确切的地址，彭梅魁费尽了一番周折，到了中午才终于打听到伯父住的地方。
再见面时，彭德怀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像往常一样握住侄女的手，问她是如何找到这个地方的，并带她看了院子的里里外外。此时的彭德怀仍然担心他的问题会影响到彭梅魁的进步，所以还是告诫彭梅魁不要来看他，以免影响她的工作。彭梅魁把厂里党委书记的话原原本本说给伯父听，彭德怀才似乎有些释然。但一开始，彭德怀一见到彭梅魁来看他，还总是会说： “梅魁，你不要来看我了，以免妨碍工作。我在这里没有事干，你多工作些，就是替我为人民、为党工作啊！”由此可见，彭德怀在赋闲的那段时间里，是多么渴望能够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在这里，彭德怀坚持在农田里劳动，挖淤泥、挑粪、种地，他和年轻人一样跑前跑后，常常干得满头大汗。
当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搬进吴家花园以后，一是因为远在郊区交通不便，另一个就是他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人们怕受到牵连，门庭冷落起来。只有彭梅魁仍然坚持每星期天的厂休日跑去看望伯父。为了能让蒙受不白之冤的半百老人生活有些生机，彭梅魁甚至把生养老二和老三的产假都在吴家花园度过，生完孩子从医院直接就搬到了这里。有了孩子，偏远、残破院落便不再冷清。
张春一记得，一次彭德怀给大女儿张安剪指甲，一不小心剪到了肉，疼得大哭起来，彭德怀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每次给孩子们照相，彭德怀都会躲起来，从不出现在孩子们的镜头里，他是怕他的“坏名誉”影响到孩子们的前程。就这样，在彭德怀危难之际，彭梅魁一家依然与他保持着亲人间的关爱。
“八万言书”手稿保存始末及彭德怀最后的日子
在吴家花园将近6年的时间，彭德怀给自己制订了一套严格的学习计划和劳动计划。他学习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部分篇章，认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毛泽东选集》等，还学习了一些有关农业科学、园艺、种田等书籍，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一直在为恢复工作做着准备。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等不到党中央的召唤，彭德怀向党中央写了申诉书，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八万言书”。
1962年，当彭德怀写完了那封转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八万言”长信后，彭德怀感觉到对自己的问题一年半载也解决不了，而且处境仍在进一步恶化，他开始担心起他的手稿，不知该保存在哪里好。于是，当彭梅魁到吴家花园看望他时，提出由彭梅魁保管，并叮嘱她，那是他对自己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等将来用得着时再拿出来，为他争回清白。
于是彭梅魁把手稿包裹好带回自己家里，放在柜子的最底层。过了些日子，彭德怀觉得放在彭梅魁手里也不安全就要了回去。直到1964年，彭梅魁到吴家花园对伯父说起自己要回趟湖南老家，把两个孩子送回去照看，并顺便把手稿带回去。彭德怀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就将手稿又交给了彭梅魁。到了老家，为了安全起见，彭梅魁和妈妈一起将手稿用蜡封好，装在一个瓷坛子里埋进了灶脚下面，这让彭德怀很满意。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彭梅魁担心伯父的手稿会出问题，便和爱人请假专门跑回了湖南老家。从灶脚下挖出手稿交给了弟弟彭康智保管。1969年，彭梅魁再次回湖南，将已经磨损了的手稿带回了北京。1978年，彭德怀去世后，为了给伯父平反，也为了保存好彭德怀留在世上为数不多的手迹，彭梅魁几经周折，找到了已出来工作的黄克诚，并托他把这些手稿转交给了党中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接收了手稿。
在彭德怀身处困境的十几年时间里，彭梅魁始终保持着与伯父的联系，不论彭德怀赋闲在吴家花园，还是去大西南，甚至被羁押在看守所里，只要在允许的情况下，彭梅魁总是想尽办法给伯父送去书籍、衣服、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等。
张春一回忆说，1966年12月份，伯父从四川被带回北京，一开始是被羁押在什坊院监狱，后来又换了几个地方。一天，北京卫戍区警备处的一个副处长来到家里，说需要送一些布票、粮票和生活用品等，只能送到卫戍区门卫不能见人。为了让伯父多吃些水果，不管花多少钱，每次去都买一个他最爱吃的白兰瓜带去。直到1974年初，伯父病重住进301医院，才被允许一周送一次东西。后来病危了，才被通知可以随时到医院病房送东西。
这一年的11月29日下午，张春一回到家里一看，老伴不在家。后来他才知道，专案组来了通知，让彭梅魁赶紧去一趟。来不及说一声，彭梅魁就直接从工厂奔301医院了。等她到医院时，伯父已经去世。
彭德怀享年76岁。这位在疆场上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在彭梅魁等亲朋的奔走下和一些老战友的呼吁下，彭德怀的不白之冤在他去世4年之后得以昭雪。
（压题照片为彭德怀〈左〉与侄女彭梅魁〈右〉在吴家花园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