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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30日,纳粹头子希特勒在地下室饮弹自尽后,绝大多数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预感到末日将临,趁着战局的混乱和大动荡四散逃跑了。
他们知道,自己将面临着被审判、处决的下场,他们还知道犹太复仇者也要对他们进行清算。因此,他们东藏西躲,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场纳粹大逃亡中,应运而生了一个“奥德萨”组织(ODESSA),即“前党卫军成员组织”。这是一些党卫队成员为帮助那些被通缉的纳粹战犯而成立的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组织联络网。他们在德国境内外设立了几个安全据点,伪造证件,疏通关系,负责食宿,策划方案和制定路线,并在境外设立庇护所。
“奥德萨”虽然只是一个临时组织逃跑的组织,但它的设立早就有预谋,而决非随意组合。
这里必须提及两个关键人物:马丁·鲍曼和瓦尔特·罗夫。马丁·鲍曼也许是希特勒亲信中唯一预料到局势发展并早作图谋的纳粹分子。1944年8月他就对他妻子格塔说:“即使红军和财阀们打进柏林,他们也休想抓到我。”因为他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他把事情托付给了一个他十分信任的神秘人物瓦尔特·罗夫。
瓦尔特·罗夫1906年生于德国科隆。30年代初期进入德国海军服役。1940年,罗夫就晋升为党卫军少校,任德国中央保安局一处G科科长,负责秘密警察的全部技术性问题,以及盖世太保头目们的出行安排和后勤服务。罗夫充分利用每一次机会来表现自己,并因此获得了头目们的赏识。
1943年秋,在鲍曼的授意下,保安局将罗夫派往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市。此时,西方盟军已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并不断向北挺进,意大利全国局势混乱,南方为盟军占领,其余部分被德军接管,但其中有许多地方实际为意大利游击队控制。罗夫在米兰市的雷吉娜饭店租了一套房子作为办事处,根据鲍曼的指令,在一片混乱中,开始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着手建立组织,开辟逃亡通道——“罗马之路”。
罗夫把天主教神职人员作为他笼络的主要对象,因为神职人员有着世俗之人难以企及的便利。他经常到罗马的阿罗伊斯·休达神父的寓所。休达是意大利半岛上德国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党的同情者。通过交往,罗夫与休达神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休达神父的引见,罗夫又与几个有权出入教皇领地梵蒂冈的高级教士拉上了关系。罗夫利用了基督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对犹太人的歧视态度来达到他的目的,几个月内,他便建立了以罗马为中心从日内瓦到巴里港的逃亡联络网。
到1945年下半年,精心构建的逃亡网络已经健全。这条线路的一端是意大利与瑞士边界,另一端是意大利与奥地利交界的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这两端一线正好是阿尔卑斯山的南麓,偏僻而人迹罕至,在当时为意大利游击队控制区。数以千计的纳粹逃亡分子各显神通,偷越德瑞边境,隐藏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北侧的驿站,在此等候时机,越境南下。意奥边境的布伦内罗山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隘,大量的纳粹刽子手通过这个山口潜入意大利境内。他们一批批地来到米兰,在此盘桓一段时间,有的甚至数月,然后又前往下一站罗马,等候出国机会。罗夫在安排这一切时,并不是对每一个纳粹逃亡者都平等对待的。纳粹党的显要人物被优先安排出国,而且大都是安排去远离欧陆是非之地的拉丁美洲,其他人则被安排出逃到中东或北非。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8年底才最终停止下来。圣诞节前夕,罗夫决定终止活动,只留下几个精干人员在米兰处理善后事宜,而他本人于1949年1月9日离开了意大利,乘船来到法属摩洛哥的丹吉尔港,在此与妻子团聚后也于10月跑到南美去了。
“罗马之路”就此告终。经过这条路线到底输送了多少逃亡的纳粹分子不得而知,但人们知道,大部分逃亡中东和拉美的纳粹分子都是经由这条路走的,按保守的估计,至少也有3万至4万人之多。
(摘自羊城晚报出版社《全球大追捕:纳粹战犯》 作者:肖宪 等)
他们知道,自己将面临着被审判、处决的下场,他们还知道犹太复仇者也要对他们进行清算。因此,他们东藏西躲,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场纳粹大逃亡中,应运而生了一个“奥德萨”组织(ODESSA),即“前党卫军成员组织”。这是一些党卫队成员为帮助那些被通缉的纳粹战犯而成立的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组织联络网。他们在德国境内外设立了几个安全据点,伪造证件,疏通关系,负责食宿,策划方案和制定路线,并在境外设立庇护所。
“奥德萨”虽然只是一个临时组织逃跑的组织,但它的设立早就有预谋,而决非随意组合。
这里必须提及两个关键人物:马丁·鲍曼和瓦尔特·罗夫。马丁·鲍曼也许是希特勒亲信中唯一预料到局势发展并早作图谋的纳粹分子。1944年8月他就对他妻子格塔说:“即使红军和财阀们打进柏林,他们也休想抓到我。”因为他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他把事情托付给了一个他十分信任的神秘人物瓦尔特·罗夫。
瓦尔特·罗夫1906年生于德国科隆。30年代初期进入德国海军服役。1940年,罗夫就晋升为党卫军少校,任德国中央保安局一处G科科长,负责秘密警察的全部技术性问题,以及盖世太保头目们的出行安排和后勤服务。罗夫充分利用每一次机会来表现自己,并因此获得了头目们的赏识。
1943年秋,在鲍曼的授意下,保安局将罗夫派往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市。此时,西方盟军已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并不断向北挺进,意大利全国局势混乱,南方为盟军占领,其余部分被德军接管,但其中有许多地方实际为意大利游击队控制。罗夫在米兰市的雷吉娜饭店租了一套房子作为办事处,根据鲍曼的指令,在一片混乱中,开始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着手建立组织,开辟逃亡通道——“罗马之路”。
罗夫把天主教神职人员作为他笼络的主要对象,因为神职人员有着世俗之人难以企及的便利。他经常到罗马的阿罗伊斯·休达神父的寓所。休达是意大利半岛上德国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党的同情者。通过交往,罗夫与休达神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休达神父的引见,罗夫又与几个有权出入教皇领地梵蒂冈的高级教士拉上了关系。罗夫利用了基督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对犹太人的歧视态度来达到他的目的,几个月内,他便建立了以罗马为中心从日内瓦到巴里港的逃亡联络网。
到1945年下半年,精心构建的逃亡网络已经健全。这条线路的一端是意大利与瑞士边界,另一端是意大利与奥地利交界的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这两端一线正好是阿尔卑斯山的南麓,偏僻而人迹罕至,在当时为意大利游击队控制区。数以千计的纳粹逃亡分子各显神通,偷越德瑞边境,隐藏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北侧的驿站,在此等候时机,越境南下。意奥边境的布伦内罗山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隘,大量的纳粹刽子手通过这个山口潜入意大利境内。他们一批批地来到米兰,在此盘桓一段时间,有的甚至数月,然后又前往下一站罗马,等候出国机会。罗夫在安排这一切时,并不是对每一个纳粹逃亡者都平等对待的。纳粹党的显要人物被优先安排出国,而且大都是安排去远离欧陆是非之地的拉丁美洲,其他人则被安排出逃到中东或北非。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8年底才最终停止下来。圣诞节前夕,罗夫决定终止活动,只留下几个精干人员在米兰处理善后事宜,而他本人于1949年1月9日离开了意大利,乘船来到法属摩洛哥的丹吉尔港,在此与妻子团聚后也于10月跑到南美去了。
“罗马之路”就此告终。经过这条路线到底输送了多少逃亡的纳粹分子不得而知,但人们知道,大部分逃亡中东和拉美的纳粹分子都是经由这条路走的,按保守的估计,至少也有3万至4万人之多。
(摘自羊城晚报出版社《全球大追捕:纳粹战犯》 作者:肖宪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