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强调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建设经济圈需准确把握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等特点，以及受自然因素及体制机制等影响的矛盾与难点，找准协调发展着力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硬联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能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生活，需优先发展。成渝地区基础设施仍有欠账，如交通密度仍低于其他主要经济区，外出通道不够畅通。一方面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规划实施网络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进干线、城际、市郊铁路和城市轨道“四轨融合”发展，打造成渝间、成渝至周边城市间、成渝地区相邻城市间及成渝主城都市区“1小时通达通勤圈”，提升通达便利性，增强经济活力;完善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多层次交通网络，缩短成渝地区与毗邻省会、主要经济区的通达时间，改善区位条件，带动经济圈内城市协同发展。同时，加强水利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建设，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另一方面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G网络、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推动各政府部门间打破信息孤岛、建立互联互通的大数据，激发数据的应用价值，推动形成智慧城市，助力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等各类要素流动和高效集聚，即时对接生产消费信息，聚合支付物流配套服务，突破时空约束，降低交易成本，加快圈内经济联系，发挥协调发展的倍增效应。强化经济圈能源合作，优化能源供应与就近消纳，一体化布局充电设施，建设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示范区。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软联通”促进经济圈协调发展
　　以行政区划发展经济有利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但竞争也形成“隧道视野”造成“各自为战”，生产要素流动受阻、产品市场分割，需以体制机制创新打破“盆地意识”与“行政区经济”对协调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制定区域协调发展规划、提升公共产品服务等，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发挥市场驱动作用，鼓励市场主体开展跨地区兼并和混合所有制方式整合，把外部经济内部化，实现规模经济与产业积聚成群互补发展，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健全经济圈协同发展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处理好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构建经济圈内激励约束相结合的利益调整机制，对研产分离、跨地区经济及产业转移项目等，实施财税、GDP及能耗指标等的利益共享、成本共担，形成内在激励相容与互惠动力机制，实现统一市场、协同发展。同时将经济圈协同发展纳入地方与干部工作考核，调动地方协同发展积极性。探索“飞地经济”等模式，推动毗邻地区共建产业园区，试行一体化政策，消除要素流动障碍。此外，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改善民生放到经济圈建设重要位置，提升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及均等化水平，健全突发公共卫生联防联控机制，探索生态环保市场化补偿机制，让更多优质公共服务惠及人民群众，增加民众获得感与认同感，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优化产业城市布局“内循环”打造西部重要增长极
　　成渝地区作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点，具有承接东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并有较好产业发展基础，但经济圈内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不够、外围城镇被边缘化，“凹”形失衡结构突出，区域功能重叠与重复建设，产业合作滞后。一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产业布局。立足现有资源禀赋与规模经济等比较优势，完善產业政策发展壮大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一盘棋”推动军民融合，推进生产要素互补和高效利用，推动优势产业形成协同体系。瞄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利用成渝地区教育科研和金融方面优势，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大力吸收民间资本，投资培育现代服务、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利用后发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新动力源，推动经济圈内优势产业补链成群、协同发展。另一方面抓两头带动中间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强化成都与重庆的用地、能源等要素保障，为中心城市增加发展动能和扩展发展空间，提升人口与经济承载力，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增强增长极效应和带动力，打造重要经济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建立协调机制，增强两个中心城市优势互补、融合发展，提升经济圈应对灾害能力，提升经济圈综合竞争力。同时推动外围城镇构建网络城市群，配合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与研发设计等产业链，发挥空间、资源与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承接中心城市产业梯度转移和配套服务，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人地钱挂钩政策激励，发展制造产业以及特色农业旅游业等，形成产业分工错位发展体系，有效增强经济圈内经济联系与乡村振兴，将“虹吸效应”转化为“辐射功能”，助力以点串线、以线带面，推动经济圈协调发展。
　　完善发展平台建设“外循环”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
　　成渝地区位于“一带一路”连接点及“陆海新通道”前端，是内陆开放桥头堡，但两地发展开放平台共建共享不够、互动互补性不足、作用发挥不充分、增长溢出效应不明显，更多限于辐射本行政区域，需进一步完善改革发展平台，扩大对外开放。一方面加强多层次平台建设与联动，深化国家级新区、高新区、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等改革开放平台体系，发挥平台在特定领域先行先试权限，引领发展方向与市场预期，同时在经济圈内各城市建设功能多样、不同层面的合作平台，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积极营造开放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构建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联动机场口岸、综合保税区及各类开发区（园区），发展面向中亚、欧洲、东南亚等地的多式联运和国际运输班列，增强陆向开放功能，提升经济圈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同时推进金融等服务业重点领域市场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圈海关通关一体化，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