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岁末，郑州90后“房妹”事件曝光后，举国震惊，舆论哗然。
　　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房妹”背后肯定有“房叔”，否则一个小姑娘哪来如此能耐？我的直觉是，愈演愈烈的腐败正加速从位高权重的大官蔓延至盘根错节的地方小吏。原以为一些基层官员位低权轻，即便手伸得再长，搜刮民脂民膏也有限，孰料他们敛财贪婪之疯狂，绝不比大贪们逊色。
　　那个名叫翟振锋的“房叔”，是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行政级别充其量是个科（处）级干部。可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芝麻官，给全家4口人弄了8个户口29套房，据知情人举报，翟还曾倒卖308套经适房，获利6000余万元。此前报道的广东另一个级别相仿的“房叔”蔡彬，也不过是广州城管番禺分局的一个政委，其妻、子名下登记的房产同样竟多达22套合计7000多平方米，还被查出涉嫌收受他人巨额贿赂等经济犯罪行为。
　　南北两个“房叔”，从贪腐规模到贪腐手法如出一辙绝非偶然，表明异曲同工的腐败有着共同的制度根源。贪官敛财无非变着法子捞钱，自从房价飞涨之后，房产又成为贪腐的重要标的物。大小腐败分子除了不断刷新巨额贪污现金纪录，无一例外都攫取一套又一套的房产。仅以近些年报道为例，随便一翻，即可开出一批非法拥有大量房产的贪官名单：
　　茂名副市长杨光亮14套；楚雄州长杨红卫23套；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25套；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27套（仅限北京）；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长陶校兴30套；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35套；安徽黄山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38套？？
　　这些巨贪的饕餮之举既非空前，更不绝后，只要产生腐败的制度土壤不彻底铲除，大大小小的贪官便依然会前“腐”后继，祸国殃民。
　　问题在于，查处此类贪腐案件每每困难重重。普遍现象是，几乎所有“房叔”都以“房妹”遮人耳目，粗粗一查，翟振锋和蔡彬自己名下均无房产，即便真的公布官员财产，他们也早有障眼法在先，此其一。待等百姓一再举报，媒体屡屡曝光，有关方面又始而态度暧昧、王顾左右，继而被动应付、敷衍了事，叫人看不清楚究竟是监管不力的懒政行为，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官官相护，此其二。
　　这还属表象，更深层的原因是，“房叔”背后往往另有保护伞。仍以“房妹”事件为例，2011年9月翟振锋就因“违纪行为”被纪检部门“开除党籍、行政撤职”，但官方没有披露其违纪细节。去年10月，翟振锋再次被人举报倒卖大量经适房，官方却回应称，被举报的并非经适房项目。直至后来曝出更大案情，又有媒体紧盯不放，当地政府才被迫对翟振锋采取措施。同样合肥的“房叔”方广云，早在2005年因违规卖地被撤职，但该决定在此后6年从未被执行，其人一直仍在任上，最近被群众再举报后，又查实套取安置房11套。
　　两个被撤职处分的官员还能履行职务，还敢胆大妄为继续作案，可见反腐体系完全形同虚设，其中不排除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合谋利益的可能。其中隐含的逻辑一目了然：别墅豪宅人见人爱，又升值潜力无限，哪个贪官不想捞几套？可要是官位太高了，本人操作起来就会有难度，于是便须在基层物色知根知底可靠放心的“操盘手”，这就是权力腐败层级渐次下移，一些芝麻官非法牟取房产胆子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凡查处当事人过程中三翻四覆、历经曲折的，大都暗中有高人罩着之故。看来，要真正弄清“房叔”的问题，还得查一查“房叔”背后有谁。
　　中国当下的腐败已到了不根治将亡党亡国的地步。作为一个反证，不能不提及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双规后的一段著名告白。这个贪污受贿16亿人民币供养100多名情妇的巨贪，在接受调查时如此慷慨陈词：
　　“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中国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查办我的人，难道你们就清白吗？”
　　据说面对这一系列问号，办案人员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实在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