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音乐界的一棵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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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简介
  王昆,著名歌唱家,河北唐县人,生于1925年,曾在歌剧《白毛女》的首场演出中扮演喜儿,代表作有《秋收》《夫妻识字》《农友歌》等。1962年任东方歌舞团艺术委员会主任,1982年担任团长。曾带领东方歌舞团创造辉煌。2014年11月21日去世,享年89岁。
  程琳,1967年生,中国内地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手,代表作有《小螺号》《妈妈的吻》《酒干倘卖无》《信天游》等。
  最初知道王昆老师去世的消息,是在微信群里。我们这些王昆老师的学生有一个微信群,近年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犯过脑出血,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这次的病情又比较严重,所以我们都在密切关注着老师的情况。大家都在祈祷能有奇迹出现,可是最后还是收到了噩耗。直到现在我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一直以来,她是那么坚强、那么乐观的一个人,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座山,是一棵大树,我从来没想过她会倒下。
  “你就大大方方地站在舞台上”
  1980年,我13岁,进海政歌舞团才1年。有一次,在去表演的列车上,初次与王昆老师结缘。当时我们团里有一位曹丽阿姨对我说:“王昆老师也在这辆列车上,我带你去见见她吧。”我记得见到王昆老师后,我给她唱了《弯弯的小河》《小螺号》。她是搞民族音乐的,而我唱的是流行歌曲,起初我还担心她会不喜欢。可她对我说:“唱得不错,很有感情。在你们那儿不能唱这种流行歌曲吧?想不想到我们这儿来?”
  我高兴坏了。那时候中国的流行音乐才刚刚开始起步,我因为唱了一曲《小螺号》,受到争议,“一个13岁的孩子,怎么可以唱这种歌?”《小螺号》被批成是“靡靡之音”,我也受到處分,在海政两年内不能唱歌。幸亏我还有二胡这个专业,得以继续留在舞台上。而王昆老师所在的东方歌舞团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艺术团体,是由周总理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一手抓起来的,经常代表中国在全世界演出,那可是文艺界的一支先锋部队啊。
  具体的调动过程却很艰难。王昆老师、李谷一老师还有画家李苦禅都曾帮我出了不少力。1983年,我去了东方歌舞团,但还是风波不断。因为参加一些演出触犯了规定,受到媒体的指责,还被人告到了上级主管部门。我又将面临停演,甚至更严重的处分。
  这时侯幸亏王昆老师站了出来为我说话:“对于一个16岁的孩子,为什么这样攻击?不能扼杀人才。我不同意她停演。”这些事情我也是后来才听说。她为我站到了前台,默默地把很多事情都替我挡掉了。她对我说:“你的唱法,你的作风,没有让任何人抓住把柄,你就不要怕。你就大大方方地站在舞台上,不要扭扭捏捏。”王昆老师就是我的一个保护伞。
  “差一星半点都不行”
  那时我经常吃住都在王昆老师家。她家在外交部的一个楼里。她的先生周巍峙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就是他写的。就在王昆老师病逝前两个多月,他刚刚去世。他们是文艺圈里的模范夫妻。在1964年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周伯伯担任指挥,王昆老师则是《农友歌》的演唱者,共同成就了一代人心目中的“东方红”记忆。
  他们两口子都是一心扑在音乐事业上。有人找上门,只要跟音乐有关系,不管你是不是熟人,他们都会坐下来耐心地听你讲,然后尽可能地去帮助你。所以家里经常是宾客不断。
  虽然夫妻俩都是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但王昆老师家中的陈设却很朴素。她家离东方歌舞团有点远,听完课,她总留我吃饭、住宿。多年以后,我去看她,向她请教一些问题,结束后还是很自然地在她家吃饭,在她家留宿。昨天我还去了,在小圆桌旁坐下来,可是身边已没有了老师。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部分已经离开了。
  在专业上,王昆老师对我是非常严格的。我跟她学声乐,她对我说:“你二胡也不能丢。”她认为练乐器就是练基本功,二胡的内涵,有助于我对歌曲的理解。她还经常督促我练声。可以说,多年来我音乐上的自信和底气都来自于她的教导。
  她自己更是勤奋。快90岁了还在练声,一开嗓,声音仍然能够轻松唱得很高。多年来,她一直在研究唱法,研究怎么运用气息。为此,她练气功、练太极,都是为了更好地唱歌。另外,她的真假声转换非常巧妙。我原来以为这种唱法只适合运用在歌剧或民歌上,但王昆老师告诉我,在唱流行歌曲时也完全可以用。
  后来我出国学音乐,才知道王昆老师在专业上如何了不起。她的教学方法跟一位美国老师差不多,甚至还要更棒。这位美国老师曾教过迈克尔·杰克逊、惠特尼·休斯顿和麦当娜等巨星。
  对待每一个节目,每一个音,她都一丝不苟。很多年后我才发现,原来老师的这种精神,也多多少少地留给了我。我经常为了一个音在那儿纠结半天,录音师和乐手被反复折腾,都抱怨我怎么这么烦。有一次我的乐手说:“差不多了吧?”我脱口而出:“差一星半点都不行!”然后意识到这正是当年王昆老师对我说的话。在她看来,艺术里面揉不进一粒沙子。
  艺术最重要的是能够打动人心
  1987年,我去了广东。算起来,我在东方歌舞团一共也就待了4年,那却是我最受关注、最被大家认可的时期。我印象中的东方歌舞团,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王昆老师。
  在团里,做什么事情都是大家一起,我们经常坐在一起上大课,如果要排练一台节目,我们就被拉到郊外的某个地方去集训一两个月,之后的演出特别严谨。东方歌舞团应该是那个时代最严谨认真的文艺团体,所以也出了很多人,郑绪岚、远征、成方圆、朱明瑛、索宝丽、牟玄甫……但那时候不存在什么“大腕”,谁在台上当主唱,另外的人就当伴唱,团结互助,风气特别正。
  所有的优良传统,正是王昆老师这位从大时代走过来的艺术家传承给我们的。12岁时,她就跟着姑姑和堂姐参加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妇救会干部。14岁时,因为有一副好嗓子被吸收进西北战地服务团。那时,她经常坐着毛驴去给人唱戏,在乡间土台子上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动员人民参加抗战,唱完后两个红鸡蛋就是她的报酬。1945年,她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音乐系刚毕业,就担当主角,饰演民族新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   从延安到华北解放区,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又到新中国成立,王昆老师的一生,都在追求朴实的音乐风格,她经常说,音乐一定要和老百姓贴近,唱出他们内心的东西。1964年,演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农友歌》时,王昆老师在其中编入了湖南民歌的风味。毛泽东说她的表演“很有当年湖南妇女的革命气魄”,周总理也曾在多种场合赞叹地说:“王昆是20年前的‘白毛女’,20年后的‘农友歌’呀!”
  生活中的她崇尚朴素大方,一点都不做作。有一次,我送她一条毛领围巾,还被她说了一顿,她不喜欢毛绒绒的东西,也不喜欢戴项链,觉得这些东西很俗气。
  王昆老师是从革命老区、从抗战烽火中走过来的人,但她没有停留在那个时代。这一点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她不拘一格降人才,评价艺术的标准,从来不拘泥于形式,她认为艺术最重要的是能够打动人心。她总是站得比别人高,很早就知道不能保守,思想要开放。
  她鼓励我们去创新和突破,希望我们多发扬民族文化。在王昆老师任团长之前,东方歌舞团一直以舞蹈表演为主,“文革”后,她力推歌曲表演,把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通俗唱法相结合,推动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我唱流行歌曲比较多,但她也教我唱了《风筝》等民歌,还把传统戏曲改编成歌曲在舞台上表演。比如让我唱我们家乡的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索宝莉、牟玄甫的《夫妻双双把家还》,也是王昆老师对传统黄梅戏选段进行了现代艺术的改编;还有朱明瑛的《回娘家》《紫竹调》等,反响都很好。
  但有时,她也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人把她称为引进流行音乐这种“靡靡之音”的“罪魁祸首”。在东方歌舞团策划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王昆老师说服了持反对意见的人,为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放行。也正是由于王昆老师的坚持,中国本土摇滚才能发出第一声呐喊。
  她就是单纯地热爱音乐,没有私心。回想起来,那时我曾不止一次惹老师生气,可能在这些徒弟里,我是比較不省心的一个。那时候,她经常跟我说我还太小,不能涂指甲,不能抹口红,不能谈恋爱,多花些精力在专业上。可那时候我想法特多,个性又强,我行我素。多年以后,我去看她,她说留了一本东西给我。我拿过来一看,是我那时候的一本相册,她一直保留着。她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回来时我就告诉你最珍贵的是什么。”
  2009年,我在家乡洛阳开演唱会,她80多岁的人了,腿又不好,坐着轮椅千里迢迢飞过来。我写过一首歌《比金更重》,在歌曲MV里,有个镜头,就是那次她坐着轮椅上台来拥抱我。“你付出的一切,比金子更重。”歌词也表达了我对她的敬意。
  王昆老师成长于艰苦年代,从来没赚过什么演出费,但她一生都觉得骄傲,因为国家和人民给了她一种尊严。她不喜欢现在艺术和商业结合得那样紧密。对她来说,音乐最重要的是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是无法用物质和金钱来衡量的。她就是那样的人,对物质什么的不感兴趣,但一说到演出、唱歌,精神头就来了。所以我说,她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像一团火,由着自己的天性去燃烧,照亮周围的一片天,也照亮着我们许多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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