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北京 vs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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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在北,上海在南,相隔千里。如果说上海是以黄浦江两岸的万国建筑群与浦东光彩夺目的摩天大楼呈现国际风范的话,北京则在用正阳门南北的众多品牌旗舰店与故宫的红墙黄瓦尝试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游弋。过去数十年,伴随着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经济、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促进了女性意识的彰显。从这样的两座城市选择两名代表,来了解今天中国女性的所做所想,或许再恰当不过了。
  
  双轨人生
  
  早上8:30,中国银河证券朝阳门营业部总经理王晓晶把车驶入北京东四十条桥附近一座大厦的停车场,径直坐电梯到了六楼。这里是营业部的管理层办公区。从大门到办公室不远,她轻松地与下属们打着招呼。
  一进办公室,她就脱下略显夸张的几何造型大衣,里面是浅灰色职业套装。 “Chloé”的手提包被随意放到一边,她喜欢这个诞生于二战后新思潮冲击旧传统时代,浪漫并带有一点挑战精神的品牌。
  与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同龄人一样,王晓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大学选择财务专业,毕业分配到国企,但她的人生随后并没有按规划进行。工作不到半年,她就辞职离开,其原因在于国企的氛围和当时开放的社会环境已开始格格不入。在她看来,在计划经济时代,父辈们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工作,所有家庭和朋友之间的生活没有太大区别,是一个相对平衡的世界。到了1980年代,机会多了,把握机会能力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贫富差距也开始拉大。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进入金融行业也颇具戏剧性。当时,王晓晶的一个大学同学在期货公司任职,有着令人羡慕的收入和理财能力,在同学鼓动下,她进行了人生第一笔投资。
  “上午10点,同学打电话说已经下单,多头买进,等我吃完午饭回来就又接到电话说跌停。此前的国债期货一直是上升行情,我当时就傻了。”她回忆说。第二天,一夜没有睡好的王晓晶跟单位请了假直接赶到同学公司,第一次见识到了当时还显得很神秘的期货交易。这让她对这个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两个月后她就应聘到一家期货公司做了“红马甲(场内交易员)”。后来,她才知道,自己的第一次投资就赶上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载入中国金融史册的“3.27国债事件”。
  去年国庆期间,王晓晶和两个同学到国外旅游,其中一位就是当时在期货公司任职的那位同学。但这个同学早已放弃金融行业,到外企做财务工作。坐在巴黎的小酒馆里,同学问道:“你怎么能够在这个行业坚持十几年?”王晓晶的答案是:“在这个行业越久就越谨慎,努力把握原则和底线,是存在的根本。而且我始终热爱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风险特别大,很容易出问题,有时候出了问题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见过不少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行业里消失。这和人品无关,往往是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她对记者坦言,“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惑,不知道哪件事是对的,哪件事是错的,这个过程很可怕。我决定,只承担合规合法范围内的压力,绝不会去承担超过这个范围的压力。”
  这与华尔街正在发生的变化不谋而合。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华尔街不得不承认,女人在避免重大投资损失、避免低于目标回报率和避免信息不全就贸然从事等方面要比男人强得多。在王晓晶看来,金融服务行业对情商的要求超过智商。除了谨慎以外,女性比男性更为脚踏实地,在完成任务时也更具韧性。
  她的思绪再度回到十几年前。这时正处于中国股市的第一波热潮。为了申购新股,她经常需要带着很多申购材料和数额上亿的支票或汇票奔走于全国各地;即使到了目的地,还要通宵排在人群长龙中耐心等待,以争取申购到股票;几天之后结果出来,如果没有申购成功,还要争取在最短时间从银行拿到退款。“我每次去都能完成任务,即使派一个小伙子去也未必能完成得这么好。”她自豪地说:“我的很多客户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积累,他们认可我也和这些细节有关。”
  但这毕竟还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此前银河证券召开全国工作会议,200多家分支机构负责人全部出席,其中女老总不到五分之一。与男性惯于“指点江山”相比,女性走到最前台需要更多勇气。王晓晶承认:“你会发现,所有事情已经没有谁可以依靠,完全要靠自己。而且是你要去做决定,做还是不做,往哪个方向发展,可能一个失误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习惯了在公司的发号施令,有些思维方式不可避免会被带入到家庭生活中。但她也有温柔的一面。“每次家庭聚会,我都很少说话,让老公说的多一点,而且我很少会提到自己的工作。”王晓晶说,“这多少有点刻意,但我处理的还不错。当然,关键还是相互理解和支持。工作是为了生活,生活品质好了,就更有动力去工作。”
  每个周末或者节假日,她也会带着儿子去参加各种运动。“我希望在儿子心目中建立一个温婉、勤劳、有女人味的传统母亲形象。但现在儿子特别崇拜我,觉得妈妈很优秀。有时候别人问他长大了要做什么,他就会回答要做和妈一样的工作。实际上,他并不很清楚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她甚至有些抱怨到,“我想建立的形象和实际树立的母亲形象不一样。”
  透过王晓晶办公室的玻璃窗往下看,恰好是北京的“南新仓文化休闲街”。依然是庞大的仓库,灰色的砖墙,昔日的明清两代皇家粮仓现在被改造成了特色餐厅。近现代以来,北京这座城市一直陷于现代化建设与古都风貌保留的矛盾之中。这样的矛盾也被折射到每个生活于此的人身上。
  在王晓晶看来,生于1970年代的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与老一辈相比,他们赶上了好时机,有能力得以发挥,与“80后”、“90后”相比,他们又深受传统影响,不会像“80后”、“90后”那样无所顾忌。
  “家庭和工作,不能说谁的价值超过谁,工作也是一种感情,通过工作可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被社会认可。我希望两者兼而得之。”王晓晶说。
  
  海上故事
  
  晚上7:20,从台北到上海的飞机稳稳地降落在浦东机场。作为贝尔尼尼集团的首席设计师,洪英妮已经习惯这种“空中飞人”的生活。贝尔尼尼是一家创立于1976年的服装公司。“我很喜欢不同文化融合所带来的趣味性。”洪英妮说。
  洪英妮毕业于英国伦敦著名的服装学院London University of Fashion,目前的Christian Dior首席设计师John Galliano以及伦敦夫妻档设计品牌Clements Robeiro等都出自于该学院。在她看来,伦敦是个很有冲突感的城市,城市面积不大,人种很多,不同文化带出来的结合效果表现在服装、城市建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让生活变得很有乐趣。而如同千米外滩上展示的数十栋风格各异的万国建筑群一样,上海也是中国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核心城市之一。谈及各地女性的差异,她半开玩笑的回答道:“北京的女性性格更干脆、爽朗。与国外相比,上海的女性好像还更厉害一些。”
  从机场到位于上海的公司国际事业总部所在地,洪英妮已经轻车熟路。这是一座独立的五层小楼,洪英妮的工作室位于其中一层,这里有如精品Fashion Mall一般的各品牌展间,有提供各种茶点的吧台服务,更有色调明亮温馨的接待区。在这里,她把不同的异国风情融入到服装设计中,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更为大胆而有趣的混搭,比如邀请住在印度的英国设计师设计项链,或者让住在摩洛哥的法国设计师设计彩盘。
  早在25岁时就拥有以自己英文名字“Robyn”命名的服装品牌,洪英妮确实比其他设计师幸运得多。她承认其中很大因素来自她就职于自己母亲创立的家族企业。但家庭背景带来的并非只是荣耀。“我非常喜欢室内设计,所以在20多岁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不是家庭的关系,我可以做室内设计师。我会很极端地跟母亲说,如果这辈子没有成为室内设计师我会死掉。”她回忆到。在进入家族企业工作后,急于证明自己能力的她也曾经历过急躁和艰辛,有时候压力大到睡不着觉。
  刚开始成立“Robyn”品牌时,母亲为了能让设计团队发挥更大的能量,要求洪英妮不发表任何意见,这对于踌躇满志,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洪英妮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整整一个星期,她没有到公司,而是认真考虑如何才能实现与伙伴之间的配合与互动。现在的她已经可以用女性独有的柔软方式与不同的设计伙伴进行沟通。“我的个性不喜欢冲突,所以遇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会先让大家冷静下来,再找时间私下沟通。我会花很多时间了解大家的需求,尽量达到‘双赢’的效果。”她说。
  “Robyn”品牌成立的前两年也是在挫折中成长的过程,洪英妮学会了实现自己理想与市场需求的平衡。“好在服装行业是一个可以很快重新来过的过程,每一季都有新的开始。”她说,“在决定建立品牌之初,我还有一点挣扎,觉得没有心理准备。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事情做了以后要修正才是最实际的。”
  这种柔性特质还被洪英妮运用到了与丈夫的工作沟通中,因为她的丈夫也在公司担任总裁。“我们在不同部门,会相互提供建议,以往会觉得很刺耳,进而产生争执。学会柔软之后,我会告诉他,这是个很好的建议,但我暂时没办法去做,会慢慢往这个方向努力。”
  在洪英妮看来,女性在社会扮演的最重要角色就是让事情变得有弹性和情感。“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女性的部分,就会变成纯粹的运作机器。接下来,随着女性工作话语权的增强,会有更多领域变得人性化,变得以爱为主。”
  也正因如此,冒险精神、幽默感和愉悦被她定位为品牌设计理念的关键词。她进一步解释道:“冒险精神并不一定是探险,而是怎样让自己每天都有所突破的特质,比如尝试与同事用不同的方式沟通,或者每天在处理事情时换个方式,就会让每个人每天都过得开心。而很多困难如果有幽默感就会变得轻松很多,我常常会提醒自己,比如跟工作伙伴讲话,如果说得很困难大家都不想去做,如果用幽默感的方式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幽默感可以让生活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愉悦是最后的达到。只要对生活拥有冒险精神和幽默感,一天下来会很开心。”
  作为家中长女,现在的洪英妮已经把成为服装设计师当作与生俱来的使命。她还在尝试生活概念店,不仅在店内呈现特别挑选出的精品服饰,更囊括了不同语言版本的设计书籍、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致茶具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家具类品。“现在看来,以前的抱怨和压力都来自于当时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挫折感,在慢慢理解自己、理解身边的人之后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我觉得,应该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压力,承担不了的部分就必须找人协助。对别的事情很有兴趣,就可以把感兴趣的东西带进工作来,也会让自己开心。”她说。
  与大部分女性不同的是,在洪英妮的身边已经有了更为具体的女性标杆。母亲的成功给她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于,任何事情只要去做就一定能做到,她不会给自己的人生设限。除了母亲之外,她的妹妹也在公司担任设计师。她表示:“我最佩服母亲的是她可以让每一个接触到她的人感受到热情,而妹妹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只要有事情发生需要协助,她绝对会扛起来,而不会花时间去考虑要不要做,这是一个很棒的特质。”
  每到周末,洪英妮都会尽量争取和家人相聚。“我觉得跟一家人在一起工作是很幸福的事情,我需要支持时随时都可以找他们。我也常常建议,夫妻可以一起工作,没什么不好。”她说,“对我来说最重要是家庭,只要家庭需要,我可以牺牲其他任何事情。”
其他文献
1990年代末,冯兴元作为访问学者在德国母校维藤大学经济系做学术交流。在德国导师何梦笔(Carsten Herrmann—Pillath)教授的指导下,他初涉布雷顿(Breton)教授的地方政府竞争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