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下，北京、上海等城市经常举办戏剧节，如上海中国国际艺术节、中国京剧节、中国越剧节等等。在六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曾举行过一次盛大的戏剧节，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一次戏剧节，那就是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举办的地点是广西的桂林；负责筹办和主持的是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和田汉。
欧阳予倩最早来桂林是在20世纪初叶。1904年，他到日本读书，在东京参加了“春柳社”。1910年因他父亲在东京病逝，扶柩回国。当时他祖父欧阳中鹄在广西任桂林府知府，欧阳予倩就一直住在祖父的住所。他在桂林游览了名胜古迹，观看过名角麻拐仔、曾八、鸭旦的演出，自己还在书房里偷着化装演过戏。直到1911年祖父去世，他才回到湖南而辗转到上海。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欧阳予倩在上海编演了《渔夫恨》、《桃花扇》等戏，敌寇与汉奸开始注意他，并欲加迫害。当时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马君武正在桂林从事戏剧活动，他邀请欧阳予倩到广西去帮助他改进桂剧，欧阳予倩应邀来到桂林。他为桂剧团排了他自己创作的历史剧《梁红玉》，演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马君武就把桂剧团交给欧阳予倩管理。1939年欧阳予倩又把京剧《桃花扇》改编成桂剧演出。这个本子虽是根据孔尚任的传奇改编的，但抒发了此时此地作者的感慨，抨击了那些毫无抗敌之心的投降派，揭露了左右摇摆的两面派人物。桂剧本特别对知识分子的软弱动摇敲起警钟，对热衷于内争、暗中勾结敌人的反动派，给以辛辣的讽刺。这个戏在桂林轰动一时，最后被明令禁演。
在抗日战争初期，苏、浙、皖等地区的文化工作者纷纷来到桂林，桂林成了西南的文化名城。由于桂系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政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地方势力为了保守自己的统治地位，增加政治资本，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可以凭借的力量，因此广西地方当局对进步文化工作采取了亦打亦拉的办法，在不损害他们利益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些比较开明的姿态。成立广西戏剧改进协会和创办广西省立艺术馆就是这种姿态的具体表现。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于1940年3月，欧阳予倩任馆长。馆址设在榕荫路后面一条陋巷里的一所破旧民房里，开展工作很不方便。为造新馆，欧阳予倩向社会募捐，至1944年2月新建了包括剧场在内的艺术馆，艺术馆还附设话剧实验剧团。欧阳予倩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历史剧《忠王李秀成》和《越打越肥》等四五个短剧，这些剧作揭露了国民党官僚、军阀不顾民族危亡、人民疾苦，大发其国难财的丑恶行径。
这一时期，田汉也两次到桂林。田汉与欧阳予倩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交往，在共同的戏剧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田汉第一次到桂林时，没有遇到欧阳予倩，但他应马君武的邀请，观看了小金凤演的欧阳予倩的杰作《桃花扇》，看后当场赋诗一首“：无限缠绵断客肠，桂林春雨似潇湘。美歌长羡刘三妹，端合新声唱李香。”这里说的潇湘指湖南，田汉与欧阳予倩都是湖南人。这首诗既表达了田汉的感慨，同时也寄寓了他对欧阳予倩深挚的友情。
第二次是敌寇入侵长沙后，田汉由衡山偕同老母到衡阳再转到桂林。这次他与欧阳予倩晤面了。1941年，在田汉的支持和领导下，由一群青年戏剧工作者瞿白音、杜宣、石联星、严恭等在桂林组织了一个民间职业剧团——新中国剧社。剧社成立时，田汉还未到桂林，而住在南岳。后来田汉到桂林后，就住在杜宣寓所里。新中国剧社演出的第一个戏就是田汉导演的《大地回春》（陈白尘编剧）。他们经常在桂林演出，还到衡阳、湘潭、长沙等地旅行演出。演出的剧目还有《大雷雨》和田汉的《秋声赋》等。田汉曾经邀请洪深来导演，演出了田汉、洪深、夏衍三人合写的《再会吧香港》，该剧宣传了抗战，揭露了反动统治者，观众反应强烈，因此遭到禁演。这一时期，田汉与欧阳予倩过从甚密，两人经常在桂林一家三教咖啡厅楼上讨论艺术问题。为了《再会吧香港》遭禁演的事情，欧阳予倩多方奔走，还亲自去找伪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交涉。他们确是并肩作战的一对战友。
1944年在桂林举行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欧阳予倩与田汉是这次剧展的组织领导者。剧展筹备工作始于1943年11月。当时在桂林的戏剧工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检阅戏剧力量，促进团结战斗，正好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即将落成，新中国剧社又旅行演出归来，于是倡议在桂林举行一次戏剧展览会。这一倡议立即受到西南各地戏剧团体的热烈响应，也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为了使剧展公开化、合法化，决定由广西省立艺术馆发起，由欧阳予倩以艺术馆馆长的名义向各省戏剧团体发出邀请。经过各地戏剧团体协商，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推选欧阳予倩、田汉、丁西林、瞿白音等三十余人为委员，欧阳予倩为主任。
西南剧展于1944年2月15日在新落成的艺术馆馆址开幕，参加的有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云南等八个省的戏剧团体以及剧宣四队、剧宣七队、剧宣九队、七战区艺宣大队等，总计33个团体，人数近千人。这是党领导下戏剧界一次大规模的集会，是一次在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的空前大检阅。会上举行了演出、资料展览和会议等活动，历时90天。在这次剧展中，欧阳予倩与田汉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主持了筹备工作，领导了整个活动。开幕式上欧阳予倩作了筹备经过的报告，田汉发表了讲话。他们主持的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和新中国剧社是演出的骨干力量。艺术馆话剧团演出了欧阳予倩编剧的《旧家》、《同住的三家人》，桂剧团演出了欧阳予倩创作的《木兰从军》、《人面桃花》等，新中国剧社演出了田汉早期创作《湖上的悲剧》、夏衍等创作的《戏剧春秋》，桂林四维剧社串演了田汉的《名优之死》。田汉还参加和主持看戏十人团（成员有田汉、周钢鸣、孟超、秦牧等十人），对剧目进行研究和评论。在戏剧工作者会议上，欧阳予倩作了《话剧运动史》的专题讲演，田汉作了《当前的客观形势与戏剧工作者的新任务》的讲演。在国民党反动派向进步的戏剧界加紧迫害的情况下，举行这次剧展，检阅了力量，交流了经验，鼓舞了斗志，对团结戏剧工作者坚持进步戏剧活动，起了极为有力的作用。当时田汉曾赋诗以志其盛：“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耻随竖子论肥瘦，争与吾民共死生。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同日会古城。鸡啼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诗中所说“肝脑几人涂战野”指的是抗日战争中不少戏剧工作者贡献了宝贵的生命。在剧展中，欧阳予倩与田汉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日寇攻下衡阳后，田汉与欧阳予倩还参加了保卫大西南的募捐大游行。他们组织了桂林文化界抗敌协会和抗敌工作队，由兴安、全州到洪桥劳军，鼓动广大军民为保卫家乡而奋战。其时欧阳予倩与艺术馆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撤退到昭平，和陈劭先、胡仲持等一起办《广西日报》（昭平版）。欧阳予倩及其夫人刘韵秋在昭平、黄姚一带山区坚持斗争。到1945年日寇投降后，才回到桂林，这时艺术馆已成为一堆废墟，好不容易从瓦砾堆里又把艺术馆重建起来。但因为他反美，得罪了胡佛，又受到反动派的迫害，甚至要策动士兵流氓来殴打他。这样他不得不离开了桂林。
1962年田汉在祝贺欧阳予倩73岁寿辰时，赠诗中有一首就写这件事：“桂林一炬又千笳，兄向昭平我向巴。难得烽烟携老伴，惯挥箭鼓走天涯。楼台劫后重安柱，树木春来又发芽。再度功成挥手去，不除美蒋不归家”。
田汉与欧阳予倩这两位我国戏剧运动的先驱，在桂林主办西南剧展及其他戏剧活动的卓著业绩，在我国文化史、戏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追怀和纪念。
欧阳予倩最早来桂林是在20世纪初叶。1904年，他到日本读书，在东京参加了“春柳社”。1910年因他父亲在东京病逝，扶柩回国。当时他祖父欧阳中鹄在广西任桂林府知府，欧阳予倩就一直住在祖父的住所。他在桂林游览了名胜古迹，观看过名角麻拐仔、曾八、鸭旦的演出，自己还在书房里偷着化装演过戏。直到1911年祖父去世，他才回到湖南而辗转到上海。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欧阳予倩在上海编演了《渔夫恨》、《桃花扇》等戏，敌寇与汉奸开始注意他，并欲加迫害。当时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马君武正在桂林从事戏剧活动，他邀请欧阳予倩到广西去帮助他改进桂剧，欧阳予倩应邀来到桂林。他为桂剧团排了他自己创作的历史剧《梁红玉》，演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马君武就把桂剧团交给欧阳予倩管理。1939年欧阳予倩又把京剧《桃花扇》改编成桂剧演出。这个本子虽是根据孔尚任的传奇改编的，但抒发了此时此地作者的感慨，抨击了那些毫无抗敌之心的投降派，揭露了左右摇摆的两面派人物。桂剧本特别对知识分子的软弱动摇敲起警钟，对热衷于内争、暗中勾结敌人的反动派，给以辛辣的讽刺。这个戏在桂林轰动一时，最后被明令禁演。
在抗日战争初期，苏、浙、皖等地区的文化工作者纷纷来到桂林，桂林成了西南的文化名城。由于桂系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政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地方势力为了保守自己的统治地位，增加政治资本，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可以凭借的力量，因此广西地方当局对进步文化工作采取了亦打亦拉的办法，在不损害他们利益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些比较开明的姿态。成立广西戏剧改进协会和创办广西省立艺术馆就是这种姿态的具体表现。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于1940年3月，欧阳予倩任馆长。馆址设在榕荫路后面一条陋巷里的一所破旧民房里，开展工作很不方便。为造新馆，欧阳予倩向社会募捐，至1944年2月新建了包括剧场在内的艺术馆，艺术馆还附设话剧实验剧团。欧阳予倩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历史剧《忠王李秀成》和《越打越肥》等四五个短剧，这些剧作揭露了国民党官僚、军阀不顾民族危亡、人民疾苦，大发其国难财的丑恶行径。
这一时期，田汉也两次到桂林。田汉与欧阳予倩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交往，在共同的戏剧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田汉第一次到桂林时，没有遇到欧阳予倩，但他应马君武的邀请，观看了小金凤演的欧阳予倩的杰作《桃花扇》，看后当场赋诗一首“：无限缠绵断客肠，桂林春雨似潇湘。美歌长羡刘三妹，端合新声唱李香。”这里说的潇湘指湖南，田汉与欧阳予倩都是湖南人。这首诗既表达了田汉的感慨，同时也寄寓了他对欧阳予倩深挚的友情。
第二次是敌寇入侵长沙后，田汉由衡山偕同老母到衡阳再转到桂林。这次他与欧阳予倩晤面了。1941年，在田汉的支持和领导下，由一群青年戏剧工作者瞿白音、杜宣、石联星、严恭等在桂林组织了一个民间职业剧团——新中国剧社。剧社成立时，田汉还未到桂林，而住在南岳。后来田汉到桂林后，就住在杜宣寓所里。新中国剧社演出的第一个戏就是田汉导演的《大地回春》（陈白尘编剧）。他们经常在桂林演出，还到衡阳、湘潭、长沙等地旅行演出。演出的剧目还有《大雷雨》和田汉的《秋声赋》等。田汉曾经邀请洪深来导演，演出了田汉、洪深、夏衍三人合写的《再会吧香港》，该剧宣传了抗战，揭露了反动统治者，观众反应强烈，因此遭到禁演。这一时期，田汉与欧阳予倩过从甚密，两人经常在桂林一家三教咖啡厅楼上讨论艺术问题。为了《再会吧香港》遭禁演的事情，欧阳予倩多方奔走，还亲自去找伪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交涉。他们确是并肩作战的一对战友。
1944年在桂林举行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欧阳予倩与田汉是这次剧展的组织领导者。剧展筹备工作始于1943年11月。当时在桂林的戏剧工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检阅戏剧力量，促进团结战斗，正好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即将落成，新中国剧社又旅行演出归来，于是倡议在桂林举行一次戏剧展览会。这一倡议立即受到西南各地戏剧团体的热烈响应，也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为了使剧展公开化、合法化，决定由广西省立艺术馆发起，由欧阳予倩以艺术馆馆长的名义向各省戏剧团体发出邀请。经过各地戏剧团体协商，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推选欧阳予倩、田汉、丁西林、瞿白音等三十余人为委员，欧阳予倩为主任。
西南剧展于1944年2月15日在新落成的艺术馆馆址开幕，参加的有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云南等八个省的戏剧团体以及剧宣四队、剧宣七队、剧宣九队、七战区艺宣大队等，总计33个团体，人数近千人。这是党领导下戏剧界一次大规模的集会，是一次在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的空前大检阅。会上举行了演出、资料展览和会议等活动，历时90天。在这次剧展中，欧阳予倩与田汉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主持了筹备工作，领导了整个活动。开幕式上欧阳予倩作了筹备经过的报告，田汉发表了讲话。他们主持的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和新中国剧社是演出的骨干力量。艺术馆话剧团演出了欧阳予倩编剧的《旧家》、《同住的三家人》，桂剧团演出了欧阳予倩创作的《木兰从军》、《人面桃花》等，新中国剧社演出了田汉早期创作《湖上的悲剧》、夏衍等创作的《戏剧春秋》，桂林四维剧社串演了田汉的《名优之死》。田汉还参加和主持看戏十人团（成员有田汉、周钢鸣、孟超、秦牧等十人），对剧目进行研究和评论。在戏剧工作者会议上，欧阳予倩作了《话剧运动史》的专题讲演，田汉作了《当前的客观形势与戏剧工作者的新任务》的讲演。在国民党反动派向进步的戏剧界加紧迫害的情况下，举行这次剧展，检阅了力量，交流了经验，鼓舞了斗志，对团结戏剧工作者坚持进步戏剧活动，起了极为有力的作用。当时田汉曾赋诗以志其盛：“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耻随竖子论肥瘦，争与吾民共死生。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同日会古城。鸡啼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诗中所说“肝脑几人涂战野”指的是抗日战争中不少戏剧工作者贡献了宝贵的生命。在剧展中，欧阳予倩与田汉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日寇攻下衡阳后，田汉与欧阳予倩还参加了保卫大西南的募捐大游行。他们组织了桂林文化界抗敌协会和抗敌工作队，由兴安、全州到洪桥劳军，鼓动广大军民为保卫家乡而奋战。其时欧阳予倩与艺术馆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撤退到昭平，和陈劭先、胡仲持等一起办《广西日报》（昭平版）。欧阳予倩及其夫人刘韵秋在昭平、黄姚一带山区坚持斗争。到1945年日寇投降后，才回到桂林，这时艺术馆已成为一堆废墟，好不容易从瓦砾堆里又把艺术馆重建起来。但因为他反美，得罪了胡佛，又受到反动派的迫害，甚至要策动士兵流氓来殴打他。这样他不得不离开了桂林。
1962年田汉在祝贺欧阳予倩73岁寿辰时，赠诗中有一首就写这件事：“桂林一炬又千笳，兄向昭平我向巴。难得烽烟携老伴，惯挥箭鼓走天涯。楼台劫后重安柱，树木春来又发芽。再度功成挥手去，不除美蒋不归家”。
田汉与欧阳予倩这两位我国戏剧运动的先驱，在桂林主办西南剧展及其他戏剧活动的卓著业绩，在我国文化史、戏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追怀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