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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条跨省河流危机四伏
“几乎是龙江镉污染处置时的原班人马。”在现场，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环境应急技术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虢清伟看到了一群熟悉的面孔。
这也是虢清伟熟悉的现场。2013年7月1日，一条发端于广西、在广东境内汇入西江的河流——贺江发生了镉、铊重金属污染。与其他水污染事故类似，鱼是最初的警示，大量死亡，漂浮在水面。
一年半前，一样是桂粤跨省水危机，一样是重金属超标，龙江在广西柳州上游发生镉污染。不同的是，当时柳州355万人口供水安全可能受影响。
如同朋友救急，7月6日，虢清伟就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厅长的“求援来电”。当天，广西启动突发环境事件Ⅱ级应急响应，广东媒体再度发出了“珠江告急”的微博快讯。
广东、广西、水利部珠江委员会、环保部华南督查中心等相关部门组成了一支联合应急专家组赶赴现场，虢清伟任副组长，也是本次应急处置的技术总负责人。
快速启动、有条不紊，这次跨省水危机，似乎没有其他地方的扯皮和摩擦。肇事地贺州市的市长也致电下游的广东肇庆市市长，对兄弟县市造成的损害“诚恳道歉”。
广东已熟悉此类事故。近几年，这个水系发达的经济大省遭遇到的跨省水危机已不胜枚举。“大概在15年前，就有人警示过，如果外省送给广东的水不好，我们就很危险了。”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环科所）副所长许振成说，他同时也是贺江应急专家组组长。
广东全境水系基本处于江河下游，从西至东，九洲江、贺江、西江源自广西，连江、武江等北江支流流经湖南，东江来自江西，韩江发端于福建……另外，还有不接壤的云南、贵州等地的跨省河流，共有44条。
“没有上游的良好保护，广东的供水安全肯定得不到保障。”在与湖南签署全国首例跨界河流水污染联防联控协作协议时，广东省环保厅副厅长陈光荣直言。
这句话的背后，是广东不堪重负的“危水围粤”困局。
“跨省界的几条河流上游都有极大的风险。”华南环科所水环境研究室主任曾凡棠描绘了一张三面危水的黑网：北江上游湖南，工矿企业的重金属残渣污染严重；东江上游江西，农田果园残留多种化学喷洒剂和环境激素；韩江上游福建，多个乡镇生活和养殖污水、工业废水直排韩江……
因为不敢相信污染的严重性，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罗汉金曾差点错怪学生。几年前，他带领学生调研珠江上游污染状况，发现北江附近的大宝山地区是硫矿污染，“pH2.2！”中性水酸碱值pH为7。“我当时还批评了学生”。实际上数值并没错，而是“污染太严重了”。
2011年广东省水资源公报也显示，跨省入境河流水质普遍较差。武江湘粤省界为Ⅳ类，韩江支流石窟河、松源河闽粤省界均为劣Ⅴ类，九洲江桂粤省界为Ⅳ类。而2012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透露，8.1%的省控断面水质劣于Ⅴ类，属重度污染。
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向运荣对比了1987年到2009年的监测数据，结论让他遗憾：“广东地区跨省污染呈现出次数增多、突发性、持续性等特征。这期间全省共发生89起突发性水污染事故。”
处置突发事件易
监控日常“暗流”难
久病成医。虢清伟感到这次事故处置“比上次主动”。据虢清伟介绍，环保部门负责控源及应急监测，水利部门负责调水稀释，住建部门确保水厂采取应急措施，而卫生部门负责井水安全。
事发两周后，2013年7月20日，贺江干流全线镉、铊浓度均达标，广西终止Ⅱ级应急响应，应急处置完成，专家们也松了口气。
过程并不轻松。“首先就是要查源。”虢清伟说。
7月7日下午，他带着30多人的队伍，背着检测器械顺河而上。沿河工矿企业繁多，当地人称这里是百年矿区，家家户户历来有选矿的传统。
天暗路险，他们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一路走，一路取水检测。最终，在一个溶洞出水口测出超标污水，锁定污染源——贺州市汇威选矿厂。
这是一家典型的“黑厂”，私自改变生产工艺，违法安装金属铟的生产线，并偷排含镉、铊废水。因雨水冲刷，危水经过一个长达两公里的天然溶洞流入新村河，至马尾河，终入贺江，酿成危机。
类似“黑厂”数量难以统计。“重金属冶炼厂越来越多，现在‘黑厂’冶炼的超标排放量超过了20年前正规厂的排放量。”许振成说出了令人不安的现状。
贺江只是冰山一角。除了当地众多的“黑厂”之外，近些年，广东周边省份承接了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陶瓷、水泥、电子、金属加工等高污染产业，发展与环保变成了矛盾。据广东行政学院教授王玉明提供的数据，近年来，每年排入西江的污水总量超过30亿吨，较20世纪90年代初激增了约两倍。与龙江、贺江等突发事件相比，专家们担忧的日常污染更像是跨省“暗流”。而对于“暗流”的监管，却不像突发事件处置那般顺畅。
在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系教授陈建耀看来，广东等地目前处理跨省河流污染的方法“简单粗犷”：对上游工厂较集中的河段入界水域，会进行一定治理，而对没有集中厂区分布的入界水域，则措施较少，更多依靠旱季拉闸蓄污，雨季临时开闸，靠水量稀释污染物。“目的就是尽量保证省内河流污染指数不超标”。
日常监管依赖监控。自2005年松花江污染、北江镉污染之后，全国环保部门加大了监测能力建设，但效果仍不彰。
水利、环保部门都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整个珠江流域，珠江委有56个省界监测点，而广东省环保厅有124个，一月检测一次甚至更少。常规重金属监测只有6种，并不含铊、锑等近年来突发事件中的超标元素。“有些激素对人体的风险非常大，但水质检测也测不出这些项目。”曾凡棠颇为无奈。一些污染物难以察觉，只有当大量死鱼浮现时，人们才能警觉，贺江水污染亦如此。
“就像是交警在抓违章。没有摄像头的话，就要看交警出警时能不能碰到了。”虢清伟比喻道，但一个自动监测站建成需耗资数百万元，造成贺江水污染的“元凶”之一铊，检测仪器一台至少要200万元。广西只有省级环境监测部门有。也正是囿于检测设备，此次贺州也未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污染物。 另外，两省一界之隔，数据也会打架。“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污染数据的统一，究竟该用哪个部门的数据？甚至哪个省的数据？”陈建耀说。
“不论是数据监测、污染控制，还是建设项目审批上都要被地方政府左右。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指挥棒下，地方政府往往以经济发展作为优先考虑，对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环境政策难以落实到位。”向运荣直言不讳。
珠江流域规划难产
跨省指挥机构缺位
肇事“黑厂”被锁定之后，企业厂房及生产设备已被查封，涉案责任人被刑事拘留，2013年7月7日，公安机关也开始立案侦查。
此事之前约一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详细界定了污染环境罪。虢清伟猜测，贺江水污染事件极有可能成为运用最新司法解释的首例判决。
如今，贺江危机已解除，许振成、虢清伟的团队仍在进行“后评估”工作。在他看来，这是需要更长时间、更细致考虑的过程。“龙江镉污染‘后评估’就做了两年。”而对于本次事件，“后评估”关键性的问题有：为什么会死鱼，污染是如何发生的，现有的损害多大，如何恢复受损区域生态，以及区域内还有哪些风险源等。
“应急是战略被动，满盘皆输，不得不为之的。”许振成感叹。
“要想真正解决，还得要从规划入手。”虢清伟说，为解决跨流域污染问题，华南环科所一直想推动珠江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但从“十一五”一直到“十二五”，规划都没有获批。虢清伟推测，“可能我们是丰水区，国家觉得不太突出。”
放之全国，许振成、虢清伟已经处置过太多的突发水污染事件。2002年，华南环科所开始处置此类事件，一晃十余年，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2008年的云南南盘江砷污染、2010年的北江铊污染、2012年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他们都在现场。
“非常忙，常年都有一半时间在外地，处置突发事件。”2013年7月22日，虢清伟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广州，第二天即接受了采访。他已习惯了这种奔波与日夜颠倒，“晚上都是一两点睡”。
如今，很多流域水污染都形成了跨界危机。广东也早已意识到跨省合作的重要性。2013年，广东和湖南、广西两省区都签署了《跨界河流水污染合作协议》。“这种政府间的环境合作协议对参与者约束力不强，许多内容难以落实。”王玉明并不看好。
多位学者都提到，国际通行做法是建立一个权威的流域水污染防治指挥机构，从规划布局到法规、管理通盘考虑。“不能每次都是事故发生后，才组成一个临时指挥部。”曾凡棠说。
我国并非没有流域协调机构，但类似珠江水利委员会等流域管理机构更多发挥着水资源调配作用，对水污染治理，处于弱势。“这与德国和加拿大的跨流域组织无论在人员构成、组织结构和职能上都大相径庭。”陈建耀说。
“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协调机构。”珠江水利委员会教授级高工李学灵佐证道。
此外，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提到了生态补偿，这也是学界老生常谈的话题。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赵来军从2000年起便开始研究跨省水污染问题，在他看来，生态补偿的制度设计是跨省水污染解决的终极办法。我国已有8个省份出台了流域生态补偿相关规定，但进展缓慢。
“公平性问题成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和实施的关键。”他解释道，目前流域各地区都普遍认为自己“吃亏”了。补偿标准太低，上游地区没有动力；太高，下游地区没有购买环境容量的热情。“由政府主要出资的补偿模式补偿效率低，金额匮乏。”赵来军主张生态补偿要遵循市场规则。“技术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他补充道。
“也不能只怪上游。我们也影响着我们的下游，即河口海洋，但大海发不出声音来，这是极大的问题。”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适宇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些江河水危机带来的污染，终将渗入土壤，潜入水库，同样也流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
“几乎是龙江镉污染处置时的原班人马。”在现场，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环境应急技术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虢清伟看到了一群熟悉的面孔。
这也是虢清伟熟悉的现场。2013年7月1日，一条发端于广西、在广东境内汇入西江的河流——贺江发生了镉、铊重金属污染。与其他水污染事故类似，鱼是最初的警示，大量死亡，漂浮在水面。
一年半前，一样是桂粤跨省水危机，一样是重金属超标，龙江在广西柳州上游发生镉污染。不同的是，当时柳州355万人口供水安全可能受影响。
如同朋友救急，7月6日，虢清伟就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厅长的“求援来电”。当天，广西启动突发环境事件Ⅱ级应急响应，广东媒体再度发出了“珠江告急”的微博快讯。
广东、广西、水利部珠江委员会、环保部华南督查中心等相关部门组成了一支联合应急专家组赶赴现场，虢清伟任副组长，也是本次应急处置的技术总负责人。
快速启动、有条不紊，这次跨省水危机，似乎没有其他地方的扯皮和摩擦。肇事地贺州市的市长也致电下游的广东肇庆市市长，对兄弟县市造成的损害“诚恳道歉”。
广东已熟悉此类事故。近几年，这个水系发达的经济大省遭遇到的跨省水危机已不胜枚举。“大概在15年前，就有人警示过，如果外省送给广东的水不好，我们就很危险了。”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环科所）副所长许振成说，他同时也是贺江应急专家组组长。
广东全境水系基本处于江河下游，从西至东，九洲江、贺江、西江源自广西，连江、武江等北江支流流经湖南，东江来自江西，韩江发端于福建……另外，还有不接壤的云南、贵州等地的跨省河流，共有44条。
“没有上游的良好保护，广东的供水安全肯定得不到保障。”在与湖南签署全国首例跨界河流水污染联防联控协作协议时，广东省环保厅副厅长陈光荣直言。
这句话的背后，是广东不堪重负的“危水围粤”困局。
“跨省界的几条河流上游都有极大的风险。”华南环科所水环境研究室主任曾凡棠描绘了一张三面危水的黑网：北江上游湖南，工矿企业的重金属残渣污染严重；东江上游江西，农田果园残留多种化学喷洒剂和环境激素；韩江上游福建，多个乡镇生活和养殖污水、工业废水直排韩江……
因为不敢相信污染的严重性，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罗汉金曾差点错怪学生。几年前，他带领学生调研珠江上游污染状况，发现北江附近的大宝山地区是硫矿污染，“pH2.2！”中性水酸碱值pH为7。“我当时还批评了学生”。实际上数值并没错，而是“污染太严重了”。
2011年广东省水资源公报也显示，跨省入境河流水质普遍较差。武江湘粤省界为Ⅳ类，韩江支流石窟河、松源河闽粤省界均为劣Ⅴ类，九洲江桂粤省界为Ⅳ类。而2012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透露，8.1%的省控断面水质劣于Ⅴ类，属重度污染。
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向运荣对比了1987年到2009年的监测数据，结论让他遗憾：“广东地区跨省污染呈现出次数增多、突发性、持续性等特征。这期间全省共发生89起突发性水污染事故。”
处置突发事件易
监控日常“暗流”难
久病成医。虢清伟感到这次事故处置“比上次主动”。据虢清伟介绍，环保部门负责控源及应急监测，水利部门负责调水稀释，住建部门确保水厂采取应急措施，而卫生部门负责井水安全。
事发两周后，2013年7月20日，贺江干流全线镉、铊浓度均达标，广西终止Ⅱ级应急响应，应急处置完成，专家们也松了口气。
过程并不轻松。“首先就是要查源。”虢清伟说。
7月7日下午，他带着30多人的队伍，背着检测器械顺河而上。沿河工矿企业繁多，当地人称这里是百年矿区，家家户户历来有选矿的传统。
天暗路险，他们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一路走，一路取水检测。最终，在一个溶洞出水口测出超标污水，锁定污染源——贺州市汇威选矿厂。
这是一家典型的“黑厂”，私自改变生产工艺，违法安装金属铟的生产线，并偷排含镉、铊废水。因雨水冲刷，危水经过一个长达两公里的天然溶洞流入新村河，至马尾河，终入贺江，酿成危机。
类似“黑厂”数量难以统计。“重金属冶炼厂越来越多，现在‘黑厂’冶炼的超标排放量超过了20年前正规厂的排放量。”许振成说出了令人不安的现状。
贺江只是冰山一角。除了当地众多的“黑厂”之外，近些年，广东周边省份承接了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陶瓷、水泥、电子、金属加工等高污染产业，发展与环保变成了矛盾。据广东行政学院教授王玉明提供的数据，近年来，每年排入西江的污水总量超过30亿吨，较20世纪90年代初激增了约两倍。与龙江、贺江等突发事件相比，专家们担忧的日常污染更像是跨省“暗流”。而对于“暗流”的监管，却不像突发事件处置那般顺畅。
在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系教授陈建耀看来，广东等地目前处理跨省河流污染的方法“简单粗犷”：对上游工厂较集中的河段入界水域，会进行一定治理，而对没有集中厂区分布的入界水域，则措施较少，更多依靠旱季拉闸蓄污，雨季临时开闸，靠水量稀释污染物。“目的就是尽量保证省内河流污染指数不超标”。
日常监管依赖监控。自2005年松花江污染、北江镉污染之后，全国环保部门加大了监测能力建设，但效果仍不彰。
水利、环保部门都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整个珠江流域，珠江委有56个省界监测点，而广东省环保厅有124个，一月检测一次甚至更少。常规重金属监测只有6种，并不含铊、锑等近年来突发事件中的超标元素。“有些激素对人体的风险非常大，但水质检测也测不出这些项目。”曾凡棠颇为无奈。一些污染物难以察觉，只有当大量死鱼浮现时，人们才能警觉，贺江水污染亦如此。
“就像是交警在抓违章。没有摄像头的话，就要看交警出警时能不能碰到了。”虢清伟比喻道，但一个自动监测站建成需耗资数百万元，造成贺江水污染的“元凶”之一铊，检测仪器一台至少要200万元。广西只有省级环境监测部门有。也正是囿于检测设备，此次贺州也未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污染物。 另外，两省一界之隔，数据也会打架。“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污染数据的统一，究竟该用哪个部门的数据？甚至哪个省的数据？”陈建耀说。
“不论是数据监测、污染控制，还是建设项目审批上都要被地方政府左右。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指挥棒下，地方政府往往以经济发展作为优先考虑，对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环境政策难以落实到位。”向运荣直言不讳。
珠江流域规划难产
跨省指挥机构缺位
肇事“黑厂”被锁定之后，企业厂房及生产设备已被查封，涉案责任人被刑事拘留，2013年7月7日，公安机关也开始立案侦查。
此事之前约一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详细界定了污染环境罪。虢清伟猜测，贺江水污染事件极有可能成为运用最新司法解释的首例判决。
如今，贺江危机已解除，许振成、虢清伟的团队仍在进行“后评估”工作。在他看来，这是需要更长时间、更细致考虑的过程。“龙江镉污染‘后评估’就做了两年。”而对于本次事件，“后评估”关键性的问题有：为什么会死鱼，污染是如何发生的，现有的损害多大，如何恢复受损区域生态，以及区域内还有哪些风险源等。
“应急是战略被动，满盘皆输，不得不为之的。”许振成感叹。
“要想真正解决，还得要从规划入手。”虢清伟说，为解决跨流域污染问题，华南环科所一直想推动珠江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但从“十一五”一直到“十二五”，规划都没有获批。虢清伟推测，“可能我们是丰水区，国家觉得不太突出。”
放之全国，许振成、虢清伟已经处置过太多的突发水污染事件。2002年，华南环科所开始处置此类事件，一晃十余年，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2008年的云南南盘江砷污染、2010年的北江铊污染、2012年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他们都在现场。
“非常忙，常年都有一半时间在外地，处置突发事件。”2013年7月22日，虢清伟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广州，第二天即接受了采访。他已习惯了这种奔波与日夜颠倒，“晚上都是一两点睡”。
如今，很多流域水污染都形成了跨界危机。广东也早已意识到跨省合作的重要性。2013年，广东和湖南、广西两省区都签署了《跨界河流水污染合作协议》。“这种政府间的环境合作协议对参与者约束力不强，许多内容难以落实。”王玉明并不看好。
多位学者都提到，国际通行做法是建立一个权威的流域水污染防治指挥机构，从规划布局到法规、管理通盘考虑。“不能每次都是事故发生后，才组成一个临时指挥部。”曾凡棠说。
我国并非没有流域协调机构，但类似珠江水利委员会等流域管理机构更多发挥着水资源调配作用，对水污染治理，处于弱势。“这与德国和加拿大的跨流域组织无论在人员构成、组织结构和职能上都大相径庭。”陈建耀说。
“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协调机构。”珠江水利委员会教授级高工李学灵佐证道。
此外，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提到了生态补偿，这也是学界老生常谈的话题。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赵来军从2000年起便开始研究跨省水污染问题，在他看来，生态补偿的制度设计是跨省水污染解决的终极办法。我国已有8个省份出台了流域生态补偿相关规定，但进展缓慢。
“公平性问题成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和实施的关键。”他解释道，目前流域各地区都普遍认为自己“吃亏”了。补偿标准太低，上游地区没有动力；太高，下游地区没有购买环境容量的热情。“由政府主要出资的补偿模式补偿效率低，金额匮乏。”赵来军主张生态补偿要遵循市场规则。“技术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他补充道。
“也不能只怪上游。我们也影响着我们的下游，即河口海洋，但大海发不出声音来，这是极大的问题。”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适宇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些江河水危机带来的污染，终将渗入土壤，潜入水库，同样也流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