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青春的悲剧性常常来自于残酷的现实，而不是身体的冲动。
　　刚刚在南京结束的第四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当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出生的年轻电影人以剧情片的方式，回头反省自己的青春记忆时，他们发现的是现实的残酷而非“青葱”的浪漫、茫然和感伤。历时5天的影展几乎囊括了这一年多来中国所有优秀独立电影，其中的青春片竟多以“弑父、杀母或自杀”的面貌集体出现，绝非巧合。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出生的年轻电影人如今年长的30岁出头，年少的不过刚刚踏出大学校门。与上一代多有电影学院教育背景、一开始便以较成熟的面貌出现的“第六代”电影人相比，他们以学习的状态经历了10年“独立电影浪潮”和“校同DV运动”，最终，对社会的独立观察，盗版碟的影像熏陶以及DV的技术训练融为一体。
　　他们的童年时代与青春期目睹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社会巨大变革所引发的混乱。所以，当他们还无力对更宏大的社会话题发言时，很自然地，刚刚结束的青春岁月便成为最可靠的素材库。他们的作品最终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我们时代无处不在的社会伤痕和青春的悲剧性共同孕育了这一批残酷电影。
　　经学者崔卫平、《小武》男主角王宏伟、导演娄烨等5位评委投票，赵晔的《马乌甲》获得本次年度大奖，它也是“残酷青春”的典型范例：在隐约浮现的侯孝贤《童年往事》般的乡愁调子里，中学生马乌甲杀死了看起来含辛茹苦的母亲。故事的发生地是广西一个封闭的小镇，马乌甲的弟弟马乌丁患有肾病，需要不断输血，母亲便一次次安排阿甲给阿丁输血；调皮的阿丁被火车轧断手指，母亲又要求阿甲给阿丁移植一个手指，继而母亲又提出阿甲能否给弟弟捐肾；面对这一切，阿甲都没有拒绝。但是，当失血的阿甲一次次在运动场上昏倒，因阿丁的干扰而破坏他亲近一个喜欢的女同学，因母亲生病而需要辍学去打工挣钱时，畸形的家庭关系所带来的压抑终于爆发——在医院，阿甲最后一次看望过弟弟后，用母亲以往给他补养身体的牛奶捂死了母亲。
　　《马乌甲》以散文化的影像和非线形的剪辑结构避免了影片过于“现实主义”，这部也可称为家庭伦理片的电影中，父亲是缺位的。而应亮异常冷静和克制的影片《背鸭子的男孩》中，父亲同样是缺位的，它已经在多个国际电影节获得奖项。四川自贡乡村里的少年许云进城找到离开6年不曾回家、据说在城里当包工头的父亲，并用刻着父亲名字“许二”的刀干净利落地捅死了离弃他们娘俩的亲爹，结束了自己的青春最终成长为“男人’。在进城的路上，许云碰到两个帮助他寻找父亲的成年男人，一个是无家的街头混混，一个是离婚独居的警察，父亲形象的隐喻一目了然。事实上，这部影片中，母亲也仅以画外音的方式在片头和片尾出现。
　　这两部电影的导演，赵晔生于1979年，应亮生于1977年。对于弑父杀母情结，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曾作出过独特的解释，但此处显然并不适用。在中国，青春的悲剧性常常来自于真实且残酷的现实，而不是身体的性冲动，赵晔和应亮的观察焦点与其说是畸形的青春，不如说是潜藏于家庭的变迁与无助背后的残缺的社会。如果足够细心，类似的故事几乎都能在社会新闻报道中发现。
　　生于1982年的李斌的剧情短片《沸点》也值得一提。故事发生在山西晋城高平县，一个要参加朋友婚礼问父亲要礼钱而不得的年轻人，在经历了讨薪无门，辞职游荡，和有钱有车朋友们炫富般的刺激之后，愤怒地埋怨父亲没有本事，最终暴打父亲一顿。这是煤炭带来的黑色财富影响下成长的扭曲，不是社会新闻，而就是李斌某个邻居长辈的亲身经历——弑父的故事竟可如此轻易地唾手而得。还有大连导演高文东的短片《西海村》，他用了一个惊人的30分钟运动长镜头表现一个年轻人在因兴建开发区而搬迁的渔村里随意游荡，并最终走向大海沉海自杀的过程。无剪辑无对白，大气而有张力，衰败、几成废墟的村庄和人的自杀合二为一，同样是时代的隐喻。
　　这类影片在独立影像年度展上还有一些，或许因此将之命名为“中国青春片的残酷时代”还牵强，它们成熟的气质还只是在粗糙之中孕育并偶尔闪烁。但近两年，同一类型的青春片在相同年龄结构的电影人中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集体出现，必定是一种信号：一定是一个远离大城市的偏僻村镇县乡，一定是具有某种废墟感和逼迫感的场景，一定有一个畸形的家庭，一定存在一种茫然的游荡和无所事事，一定是渴望会有新鲜或者爱情，一定是这新鲜转瞬消失一切回复往常，而最终，一定是杀父、杀母，以及自杀。
　　而他们所有的相似点和价值，无一例外都基于这块土地上的社会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