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士过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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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年底,创刊近三十年的《东方杂志》以“新年的梦想”为题,策划了一期专题。一时之间,当时名流如柳亚子、徐悲鸿、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等人纷纷响应撰文,这一于1933年元旦出版的专题也成为民国史上最著名的专题之一。
  然而,就像鲁迅在《祝福》开篇说到的那样: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民国那些名士,是如何度过旧历新年的呢?
  无可无不可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废除旧历改用阳历。但民间传统显然无法于一日间革除,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照例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有鉴于此,1913年7月,继任大总统的袁世凯采取了折中的方法,批准以每年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起开始实行。这也就是春节一词的来历。
  尽管坚守传统的人仍是多数,但新旧之风的犬牙交错,毕竟影响到了普通百姓,对于过节,人们有了不同的态度。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最有代表性的是1915年,几位名人选择的度岁方式,各不相同。
  这一年,梁实秋的清华同学吴宓,把除夕当做“充电”的好时机。1915年2月13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阴历除夕,校中放假。餐后,携仲侯游于琉璃厂各书肆。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
  而在鲁迅的日记中,又可见民国的另一副身段。1915年正月初一,时在北京的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旧历乙卯元旦。星期休息”,“午前往章师寓,君默、中季、逖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此时,章太炎由于大骂试图称帝的袁世凯是“独夫民贼”,已被软禁在北京一年有余。名为“软禁”,袁世凯却丝毫不敢怠慢,每月供给生活费500大洋。一切生活开销及损毁器物都由公家支付,说经讲学文字也不禁传抄,可见袁氏当国,敬畏之心犹存。由此,即便在教育部任公职的鲁迅前来拜会这个敏感人物,亦无不妥。
  民国肇始,虽然新旧杂陈,毕竟已经有了“无可无不可”的气量。
  同一天,胡适结束了在纽约的访问旅程,乘船离开,目睹“高屋灯火点缀空际”,他在日记中写道:“乃见众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皆遥指谓余曰:‘此‘自由’也!’”
  意味深长的一语,为初生民国画龙点睛。
  升腾时代
  1928年6月15日,蒋介石北伐成功后,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12月8日,国民党中执委提出《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废除旧历。按照意气风发的蒋介石的说法,“民国成立以来已经十八年了,在十八年中间社会一切旧习很难打破,年历就是个证明……希望我国社会上能把一切不好的习惯打破,遵照政府所定的方针做去。”做足了革故鼎新的姿态。
  孰料,命令出台后,不仅让国民党招致舆论“摒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指责。民间庆贺年节更是一切如故。不得已,国民政府在1934年初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要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步入壮年的民国,多元的声音及诉求已经无法用一纸强令统一。唯有人情,在这个被国民党称作“黄金十年”的升腾时代,越来越浓。
  1934年2月,向来以冷峻示人的鲁迅好好地过了一个春节。他在正月初二的《过年》一文中写道,“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他还在正月初一收到了母亲从北京寄来的一盒糟鸡,及给儿子海婴的九件玩具,并给三弟建人家送去了礼物。
  1934年除夕,正在福建浦城的蒋介石携宋美龄在郊外山中散步时,发现了一株怒放的白梅。蒋介石细心折了几枝,晚上点起红烛时,把梅花放在一个竹筐里送给宋美龄,作为新年礼物。宋美龄后来对旁人说:“你们或许明白我何以愿意和丈夫在前线共尝艰苦。他具有军人的胆略,又有诗人的温柔呢!”
  这种温情,贯穿于整个民国世界。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在享受节庆的欢愉。
  忧国之心
  民国名士中,梁漱溟的过年方式可谓特别,据说,他过年期间绝不看戏,甚至不许他的家人去看。这个长期在农村生活、体会过农民苦楚的鸿儒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选择的除岁方式,通常是奔波劳碌。
  1936年除夕,北平的戏楼热闹非凡时,梁漱溟正在赴广州作讲演的途中。国共合作后的1938年初,身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梁漱溟只身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就当前局势进行了两次长谈。回归途中,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除夕之夜,他一个人住进河南的旅馆,过了一个寡淡的春节。
  1939年2月初,梁漱溟在征得国共双方同意后,带了五六个朋友和学生,到豫、鲁、晋、皖、冀以及苏北等八大省市部分敌后游击区巡视,2月18日的农历除夕,他只在日记中简短记道:“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以后八个多月中,他走了50多个县市,食宿过的村、镇将近200个,于10月返回成都。其结论是:“总括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随后,他奔走于重庆、成都之间,联系一些知名人士,先后发起并参与创建“中国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忧国之心,人皆有之。除了名士梁漱溟,普通百姓亦复如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趣事是,1941年除夕夜,奉行“曲线救国”的汪精卫在南京颐和路汪公馆前张贴了一副春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标榜自己为“三民主义”信徒。当晚,就有人在对联上略作修改:“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意思顿时截然相反。据说,从此之后,汪精卫再也没有写春联的雅兴了。
  依旧是民国的风骨。
  变与不变
  1949年,1月28日,又是一个农历除夕。这一天的胡适日记一字未写,而贴上了一张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简报。蒋介石、李宗仁等民国政要赫然在列。对于视国民政府为合法政权的胡适而言,此举心境,可想而知。
  同一天,蒋介石在奉化溪口老家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春节。这次的春节,委员长过得十分用心。
  除夕夜,委员长“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犹有古风”。吃过年夜饭后,蒋介石还从溪口请了几个京剧名流来唱堂会。1月29日大年初一一早,蒋氏父子便去宁波城内蒋家宋朝祖基金紫庙祭祖,接着又回溪口宗祠及大、二、三、四房祖堂祭祖。大年初一下午,蒋介石独自“在慈庵读书散步”,晚上“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彻天,龙灯漫舞”。
  据蒋经国日记说,“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我们能于此良辰佳节,得庆团圆之乐,殊为难得”。《大公报》说得更加明白:“旧历新年祭祖一定不是好兆头,他似乎预感到,这一去,怕就是与祖宗的永别”。
  显然,蒋介石知道,民国气数尽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是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的凤凰山机场飞赴台湾,一去不返。
  江山易主,春节习俗依旧不变。
  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沿用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农历新年称为“春节”。
  民国风流尽去,走上春节舞台的,换成了共和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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