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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1913.9.2—1989.6.14),广西东兰县人,壮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1929年12月参加著名的百色起义,1934年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中,为建立皖东北和巩固发展津浦路东地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淮海战役中参加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韦国清曾先后担任广西省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为广西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功不可没。我是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建厂早期负责拍摄新闻记录电影。由于职业的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我曾在韦国清及其他自治区领导身边工作过。我们以新闻记录电影的形式,真实记录了广西的变革和建设、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在这里,我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文字追忆韦国清同志与广西的几段往事。
“还广西一所大学”
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由著名教育家马君武先生于1928年创办的广西大学被撤销,合并到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等10所院校。广西艺术高等专科学校当时只有美术和音乐两个系,亦在被调整之列,分别并入武汉的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和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1956年,韦国清协助指挥越南“奠边府战役”并获大捷后,结束了越南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受中央委派返回家乡广西,任广西省省长。此时,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韦国清到任后,听到各界人士的反映,深深感到广西没有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难以培养出自己所需的建设人才。广西的经济、文化本来就比较落后,如此一来,将会比兄弟省市和自治区更加后进了。于是,他一直寻找合适的机会,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要求中央恢复重建广西大学。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期间,韦国清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广西工作,提出重建广西大学的请求,毛主席爽快地答应说:“好,还广西一所大学。”
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支持下,广西开始了恢复筹建广西大学的工作。
广西大学的师资问题,韦国清始终牵挂着,在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时候,他特地拜访了由东北大学回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广西大学工学院原任院长郑建宣教授,和他促膝谈心,诚邀他回到重建的广西大学执教,并让他争取那些原在广西大学任教的老师回来工作。
1958年6月,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覃应机为主任的“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重建的新校址定在南宁市西乡塘原越南“育才学校”旧址。8月招生,10月开学,韦国清亲自兼任重建后的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黄传林任党委书记,邓济、郑建宣任副校长。韦国清为广西大学提出了“团结友爱,互相尊重;认真读书,热爱劳动;民主讨论,服从真理;尊师爱生,教学相长;严肃活泼,艰苦朴素”的校训。
恢复重建“广西艺专”
同年,继广西大学之后,韦国清又极力争取中央批准,恢复重建广西艺术高等专科学校(1960年升格为广西艺术学院)。他指示自治区文化局和教育厅,抓紧时机落实重建筹备工作。从外地调来广西艺院任教的有:阳太阳、朱培钧(中南美专)、陆华柏(中南音专)、甄伯蔚(沈阳鲁艺)、李志曙(在京的壮族男低音歌唱家)、全如龙(李志曙夫人、钢琴家)、谢民(上海戏剧学院)、夏宗学、莫天琴、张丽玲(上海人艺)、徐竣泰(江西省话剧团),以及在广西音乐、美术工作室的满谦子、陈更新、雷时康、曾日文、陈素春、莫士光、陆之昭、莫敦鲁,还有印尼归侨画家黄独峰等。
广西艺专的院址,开始是借用广西民族学院部分教室,后迁至原广西教师进修学院旧址。1958年秋季,美术、音乐和戏剧3个系招收新生3个班。之后又增招1个舞蹈专业班,由北京调来的舞蹈家陈春绿女士(归侨)和朱明(时任自治区文化局人事科副科长)共同负责招生、考试事宜。我当时在文化局电影科、电影厂筹备办工作,亦被临时指派协助招生,缮写张贴招生广告,并参加设在共和路南二小考场的监考工作。
为了大力发展广西的文化事业,韦国清想方设法争取更多的文化人来广西工作。华应申、郭铭、侯枫、涂克、郑天健、陈良等一批文化行政领导,还有画家、导演、音乐家,都是经韦国清同意调来的。
要回一个北部湾
解放后,为了国防需要,原属广东省管辖的粤西钦廉地区(含北海)于1950年划给广西,1955年后又划回广东管辖。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的韦国清,从广西边防的军事战略和广西建设的全局出发,经过认真考虑,于1964年7月,以自治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写报告,要求把北部湾钦廉地区划回给广西。
同时,韦国清多次与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前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长陈郁,以及后来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协商,并向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反映意见。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怀下,1965年6月,北部湾钦廉地区(包括钦州、北海、合浦、浦北、灵山、防城)又重新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当年10月,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乔晓光视察合浦、防城、北海。我随同前往拍摄电影记录片。
北部湾区域划归广西后,在中央的关怀下,广西高度重视并重点建设北部湾地区。1968年开始建设防城港,之后相继先后建设钦州港和北海港,为打开北部湾出海大通道做了许多先期工作。
2008年1月,国家批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国家经济开发区。现在,南宁市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广西的发展前景无量。北部湾区域划归广西,人们会永远记住韦国清的功绩。
建设广西民族印刷厂
1956年春季,南宁市各中小学校开学。一个偶然的机会,韦国清得知,南宁市甚至广西全省的中、小学所使用的课本(含考卷、辅助读物)均由外省的新华书店、印刷厂计划调拨供应,有时因为脱销,学生买不到课本,无法正常上课,他为此感到不安。
韦国清认为,为了更好地实施国民基础义务教育、开展扫盲运动以及推广壮文,广西很有必要建设一个有规模的、设备先进的印刷厂,统管全省的课本印刷,保证及时供应课本给学生们上学读书。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在南宁筹建一座像样的印刷厂。
韦国清亲自到北京面见国家轻工业部领导,并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周总理报告,请中央和上海帮助,迁移一个具有先进设备和规模的印刷厂到南宁落户。
周总理同意了韦国清的要求,与上海方面打了招呼,由上海支援广西一个印刷厂。上海方面表示鼎力支持,同意把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厂(印钞公司之一)迁至南宁落户。这是第一个由上海迁到广西的工厂。
1956年10月,印刷厂内迁领导小组成员芮新、周祖烈等先期抵达南宁,在省文化局内办公,做筹备工作。我被指派协同新闻出版科负责接待,并参与选址勘探。
印刷厂刚开始定名为“广西新华印刷厂”,后改为“广西民族印刷厂”,归省文化局直接领导,厂址定在南宁市明秀村一带兴建。
经过一年多的土建和设备安装试车,印刷厂于1957年3月正式投产。从此,广西民族印刷厂担负起全广西(同时兼负贵州、云南两个省)中小学课本的印刷,还有广西人民出版社及其后来分出来的广西教育出版社、科技出版社、美术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少儿)和漓江出版社(文学艺术)的书籍印刷,以及广西高校出版社的各类图书、杂志出版物、彩色画册、《毛泽东选集》等各种高级商标印刷,成为广西高水平的制版和印刷龙头企业。
建设柳钢和西津水电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韦国清运筹帷幄,把发展钢铁、电力工业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自治区党委研究,打算建立柳州钢铁基地,建设柳州钢铁厂;在西江上游的郁江段(横县)修筑西津水电站。这两项工程得到国家计委、冶金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的大力支持并同意立项,于1958年动工兴建。
自治区党委指派冶金工业厅负责人钟国松等领导筹建柳州钢铁厂,并在区直单位和柳州市抽调大批干部、工人参加会战。1959年1月至3月,小炼钢车间、小轧钢车间先后建成投产,从而结束了广西“手无寸钢”、不能轧钢的历史。1960年2月,一号炼铁高炉建成,我专程到柳钢拍摄电影记录片,记录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位于郁江段(西江上游)的西津水电站,是我国首座河床式低水头、慢速度运转的水电站(共4个机组,装机容量为23.44万千瓦),是前苏联援华工程项目之一。自治区党委派出水利电力厅负责人组织指挥施工。不久,我国遇到经济困难,1962年柳钢、西津水电站被迫暂缓停建。后经韦国清等广西领导人的努力,柳州钢铁厂、西津水电站得以续建。
西津水电站一号机组于1964年6月正式并网发电,之后二号、三号、四号机组相继建成投产,我们摄制了记录片《西津水电站建成发电》。
1966年7月,柳钢一号炼铁高炉在停建几年后终于重新出铁,接着炼钢、轧钢车间也相继建成投产。
柳州钢铁厂和西津水电站的建成,对发展广西的经济建设意义重大,人们不会忘记韦国清对两个广西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业项目所付出的心血。
让一批轻纺企业落户广西
建国之初,广西的轻化纺织工业几乎空白。为了满足广西各族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韦国清利用中央要求先进地区支援三线建设的机会,打算尽快建立一批轻纺工业企业。工厂和设备从哪里来?他带着建厂项目,向国家计委、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提出支援广西的请求,并报告了周总理。后来,周总理向有关部委以及上海市委打了招呼。
随后,韦国清到上海,拜会当年新四军苏北兵团的老战友陈丕显和曹狄秋(当时陈任政治委员,韦任司令员,曹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丕显幽默而直截了当地对韦国清说:“韦司令员,您要什么工厂,开个单吧!”经过协商,一批轻纺工厂落户广西,要求在1—2年内完成内迁,并同意为广西培训技术工人。
相继从上海到南宁落户的有:南宁绢棉纺织厂、南宁皮件厂、南宁橡胶厂、南宁钢精厂、南宁衬衫厂、南宁糖果食品厂、南宁罐头食品厂、南宁棉纺织印染厂和南宁麻纺厂等。到桂林落户的有:桂林橡胶轮胎厂、桂林制药厂、桂林棉纺织厂、桂林绢纺厂、桂林毛巾被单厂、桂林锁厂等。到柳州落户的有:柳州针织总厂、柳州搪瓷厂、柳州毛巾厂等。还有后来落户的梧州油漆厂、梧州塑料制品厂、百色田阳绢纺厂、河池东江棉纺织厂等。这些落户广西的上海企业,为广西轻化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开展枝柳铁路大会战
为了加快西南三线建设,1970年10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下,枝柳铁路(湖北枝城至广西柳州)开始修建。枝柳铁路广西段从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水团村,经融安、融水、柳城、柳江(洛满)、柳州6个县市,全长256公里。
自治区领导认为,这是发展广西铁路事业,促进和加快侗、苗、瑶、壮、仫佬等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务必抓紧抓好,加快完成这一建设工程。
时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广西军区政委的韦国清亲自组织,委派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广西军区副政委魏佑铸担任会战指挥长,会同柳州铁路局组成自治区指挥部。在当时处于“非常时期”的情况下,自治区按照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战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在广西范围内组织了40多万民兵(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乡知青为主体),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以地区为单位,组织起柳州、桂林、南宁、百色、玉林、梧州、钦州等7个指挥分部,按部队建制下设团、营、连、排,以军事化的管理形式进行施工。沿线工地热火朝天,气壮山河。
这一年,正值我国政府无偿援助非洲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共和国修建一条达累斯—萨拉姆的铁路,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及大部分机械设备调至国外施工。因此在国内修建铁路时,几乎没有什么机械化设备,大多采用肩挑人扛的“人民战争”。
在施工中,广大铁路员工和民工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战天斗地,只争朝夕,开展技术革新,创造出“葫芦炮”、“连环炮”等施工方法,创造出数不胜数的奇迹。枝柳铁路大会战自力更生,艰苦卓绝,震撼桂西北大地。
广西电影制片厂编导曾学强、摄影师杨玉铭和我组成三人摄制组,跋山涉水,深入崇山峻岭中的大会战现场进行实地采访拍摄,历时4年,制作成大型电影记录片《战枝柳》,真实地记录了枝柳铁路建设这一伟大壮举。
1985年1月,枝柳铁路全线通车运营,为广西各族人民带来了福祉。枝柳铁路北接河南焦作市,与广西段联成一体后,成为除京沪、京广线外,第三条贯通大江南北的重要铁路干线,对改善我国南部腹地交通,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友好交流和经济发展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成立广西电影制片厂
1958年春,根据自治区党委的意见,经文化部同意,在“一五”规划中成立南宁电影制片厂,后改建为广西电影制片厂。建厂伊始,主要是拍摄新闻记录片。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广西电影制片厂改建工作被迫停止。1964年,韦国清亲自批准保留三人事业编制的“广西电影摄制组”(我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同时还批准用地方外汇进口必要的摄影机和录音器材设备,继续拍摄新闻记录电影。
韦国清说,阿尔巴尼亚只有200多万人口,就搞了3个电影制片厂(故事、军事、新闻),广西有3000万人口,为什么不能搞好一个电影制片厂?1973年,韦国清与乔晓光、安平生联名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续建广西电影制片厂。他对广西电影制片厂明确提出:“不仅要拍摄新闻记录片和科教片,还要拍摄故事片。”
拍故事片的内景需要摄影棚,他指示自治区建筑工程局,由自治区设计院设计、自治区一建公司承建,以大会战的形式,加快摄影棚、录音棚、洗印车间的土建。在建厂过程中,区直建筑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各剧团演职员都到电影厂工地义务劳动,挖地基、刨土方、平整土地,干得热火朝天。
韦国清得知当时在建的摄影棚因短缺36米大跨度钢梁而拖了工程后腿时,当即亲自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打电话,并写了便条,请求武钢现轧后运来南宁,解决了关键性难题。
仅用75天时间就建成了两座摄影棚和录音棚,这是国内摄影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
与此同时,自治区党委同意把我区创编的同名话剧《主课》,改编拍摄成电影故事片,并拨给40万元摄制经费,保证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独立拍摄出了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1973年,韦国清到横县视察油菜种植情况时,约见了编导曾学强、摄影师杨玉铭等人。当时,我们正在那里拍摄科教片《种植油菜好处多》(当时广西缺食用油)。他要我们汇报电影厂续建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得知制片厂因土地问题发生矛盾,围墙被推倒、基建受到影响的情况后,他回到南宁当即批示当地党委和政府认真做好工作,妥善解决。时任制片厂党委书记的邓凡平说,要是没有韦国清的支持,制片厂是搞不起来的。
至今,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记录片、科教片270多本,各类题材故事片126部,荣获国际、国内电影大奖84项(其中国际奖40项),摄制出《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血战台儿庄》、《周恩来》、《大阅兵》、《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百色起义》、《铁血昆仑关》、《长征》等一批在国内、外都深受好评,具有影响力的优秀影片,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中国16家故事片厂之一。
把“刘三姐”拍成电影
刘三姐是壮族传说中的歌仙,为了弘扬壮族民间传统文化、扩大广西的影响,韦国清建议把“刘三姐”拍成电影。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由南宁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前身)与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彩色电影故事片《刘三姐》。
经韦国清同意,邀请中央歌剧院编剧、作家乔羽出任编剧,长影厂导演苏里担任导演。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由区党委委托时任区党委常委、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去抓。韦国清请贺转达他的两点意见:一、要求《刘三姐》影片在广西拍外景,把美丽神奇的广西山水风光作背景去叙述故事;二、希望多用广西本土演员。对此,乔羽和苏里完全赞同。
由乔羽执笔编剧,定名为《刘三妹》的电影文学剧本只了12天就完成了初稿。为什么把“刘三姐”改为“刘三妹”呢?据我所知,乔、苏二人的考虑是:“姐”的年龄似乎偏大了一点,从“姐”拉回到“妹”显得更年轻丽质、聪明机灵。剧本送至南宁提请区党委审查,没几天,《刘三妹》电影文学剧本获区党委原则同意。但是,韦国清请贺亦然转达,明确地提出片名应改回原来的《刘三姐》为好。
关于刘三姐的造型,韦国清说:刘三姐不要包头巾,其实壮族包头巾是比较落后的东西,不要刻意去猎奇,不要以为是特色就加以宣扬,这不好。刘三姐是劳动人民,不宜穿裙子,衣服前可适当加一块小布兜围裙,脚上可穿用细麻编织成的草鞋,这样显得适当得体。
壮族和汉族相比,似乎除了语言以外没有太明显的特点。韦国清特别强调说:“别说壮族没有特点,依我看,这恰恰是壮族的特点,这正是壮族区别于广西其他少数民族的地方。”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服饰和生活习惯要向前看,已经前进的就不要把它拉回头。他鼓励《刘三姐》摄制组主创人员努力探索研究,力争把“刘三姐”这个人物塑造好。
当时,组织上决定让我参加摄制组工作,任副摄影师。我负责《刘三姐》的电影文学剧本和电影分镜头剧本的印刷校对,分发给各创作部门进行二度创作。
电影《刘三姐》公映后,风靡全球,久映不衰。据报载,新加坡当年公映时,连续放映120天,第二年复映时又创下连续放映120天的记录。演员姜文回忆小时候看《刘三组》的情景时说:“我小时候一直感受着电影带来的快乐,我连续看了17遍《刘三姐》。”广西电影制片厂导演张艺谋后来执导阳朔漓江大型实景舞台剧《印象刘三姐》时说:“电影《刘三姐》让我影响至深,我小时候对《刘三姐》的印象就是人漂亮、歌好听,《刘三姐》是我儿时最美丽的回忆。”
《刘三姐》的问世,为中国电影增加了一部旷世经典之作,成为当年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电影。
绿化、果化、香化首府南宁
1965年春夏,经中南局负责人陶铸批准,韦国清去上海治病。他在上海看到淮海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枝叶茂盛、绿树成荫,大大改善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非常赞赏。入夜,他陷入思考,辗转难眠。他想,南宁属于亚热带气候城市,常年温暖,雨量充沛,极其适合植物生长。城市里如果绿树成荫,就能改变城市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南宁应该向上海学习,把城市扮靓起来。于是,他给南宁市市委书记肖寒写信,建议南宁的街道多种植树木,并提倡“三化”——绿化、果化、香化。
韦国清一向重视首府的绿化,并且亲自抓落实,抓得很紧、很具体。在他的带动下,区直机关、南宁市各单位及广大市民开展义务植树活动蔚然成风,种下了许多绿树、果树、会开花的树。有庭院的单位纷纷种上了龙眼、荔枝、黄皮果、芭蕉及玉兰花树等等。
我连续好几年和大家一样,参加了柳沙园艺场、青秀山脚、西乡塘道路两旁的义务植树活动。一年四季,南宁都花开似锦,朝阳路的凤凰花鲜艳夺目,江南大道的木棉花红彤彤,朝阳广场的兰花香喷喷。夏天,南宁街头绿树成荫,凉风习习;秋天,龙眼、菠萝蜜挂满枝头,果实累累。这些树木都是上世纪60年代就种下来的。如今,南宁市成为一座“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中国绿城,获得“联合国人居奖”,这与当年韦国清提倡植树造林所打下的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
邀请名流学者来参观访问
韦国清经常说,广西地处祖国边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是老、少、边地区,比较闭塞落后。因此,他建议多邀请一些我国名流、专家、学者到广西走一走,看一看,请别人多提点意见,帮助我们改进工作,同时也能宣传广西。他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以自治区政府的名义邀请,由自治区文联组织接待。
1963年春夏,广西先后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学者郭沫若,还有华罗庚、翦伯赞、薛暮桥、千家驹、费孝通等著名人士到南宁和桂林等地参观访问。访问广西期间,郭老激情满怀,多次热情洋溢地挥笔赋诗,后来广西人民出版社为之出版了诗集《邕漓行》。在南宁,郭老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书写了馆名;在桂林,郭老为古南门城楼书写了“古南门”三个大字匾额。
1964年春夏,广西又邀请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的“全国文联参观团”,访问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参观团成员有:作家赵树理、诗人艾青、翻译家曹靖华、电影剧作家孙谦、音乐家马可、电影学院院长章泯、导演干学伟,以及《红旗谱》的改编胡苏、《水上春秋》的编剧岳野、《草原上的人们》的编剧海默等。参观团在广西作家秦兆阳、壮族电影剧作家周民震和毛正三等人陪同下,到龙胜各族自治县和三江侗族自治县访问、采风,我随参观团全程拍摄了电影记录片。
注重搞好民族团结
我多次亲耳聆听过韦国清在许多场合都勉励各级领导干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广西的同志要搞好五湖四海的团结,搞好民族团结,做好本职工作,为广西各族人民服务,贡献出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他说,不论你来自祖国哪里,无论你是什么民族,只要你在广西工作,拿广西的工资,就是我们广西的同志。
韦国清特别强调,广西有壮族人口1500万,是祖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广西是一个共有12个民族共同聚居在一起的自治区,无论何时何地,兄弟民族之间要平等以待,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韦国清时常告诫并嘱咐广西的壮族同志,特别是各级壮族领导干部,千万不要搞“大壮族主义”,要与全广西的各族同志一道共事合作,取长补短,奋发工作。这样,我们广西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胜利。
韦国清曾先后担任广西省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为广西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功不可没。我是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建厂早期负责拍摄新闻记录电影。由于职业的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我曾在韦国清及其他自治区领导身边工作过。我们以新闻记录电影的形式,真实记录了广西的变革和建设、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在这里,我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文字追忆韦国清同志与广西的几段往事。
“还广西一所大学”
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由著名教育家马君武先生于1928年创办的广西大学被撤销,合并到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等10所院校。广西艺术高等专科学校当时只有美术和音乐两个系,亦在被调整之列,分别并入武汉的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和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1956年,韦国清协助指挥越南“奠边府战役”并获大捷后,结束了越南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受中央委派返回家乡广西,任广西省省长。此时,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韦国清到任后,听到各界人士的反映,深深感到广西没有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难以培养出自己所需的建设人才。广西的经济、文化本来就比较落后,如此一来,将会比兄弟省市和自治区更加后进了。于是,他一直寻找合适的机会,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要求中央恢复重建广西大学。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期间,韦国清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广西工作,提出重建广西大学的请求,毛主席爽快地答应说:“好,还广西一所大学。”
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支持下,广西开始了恢复筹建广西大学的工作。
广西大学的师资问题,韦国清始终牵挂着,在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时候,他特地拜访了由东北大学回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广西大学工学院原任院长郑建宣教授,和他促膝谈心,诚邀他回到重建的广西大学执教,并让他争取那些原在广西大学任教的老师回来工作。
1958年6月,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覃应机为主任的“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重建的新校址定在南宁市西乡塘原越南“育才学校”旧址。8月招生,10月开学,韦国清亲自兼任重建后的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黄传林任党委书记,邓济、郑建宣任副校长。韦国清为广西大学提出了“团结友爱,互相尊重;认真读书,热爱劳动;民主讨论,服从真理;尊师爱生,教学相长;严肃活泼,艰苦朴素”的校训。
恢复重建“广西艺专”
同年,继广西大学之后,韦国清又极力争取中央批准,恢复重建广西艺术高等专科学校(1960年升格为广西艺术学院)。他指示自治区文化局和教育厅,抓紧时机落实重建筹备工作。从外地调来广西艺院任教的有:阳太阳、朱培钧(中南美专)、陆华柏(中南音专)、甄伯蔚(沈阳鲁艺)、李志曙(在京的壮族男低音歌唱家)、全如龙(李志曙夫人、钢琴家)、谢民(上海戏剧学院)、夏宗学、莫天琴、张丽玲(上海人艺)、徐竣泰(江西省话剧团),以及在广西音乐、美术工作室的满谦子、陈更新、雷时康、曾日文、陈素春、莫士光、陆之昭、莫敦鲁,还有印尼归侨画家黄独峰等。
广西艺专的院址,开始是借用广西民族学院部分教室,后迁至原广西教师进修学院旧址。1958年秋季,美术、音乐和戏剧3个系招收新生3个班。之后又增招1个舞蹈专业班,由北京调来的舞蹈家陈春绿女士(归侨)和朱明(时任自治区文化局人事科副科长)共同负责招生、考试事宜。我当时在文化局电影科、电影厂筹备办工作,亦被临时指派协助招生,缮写张贴招生广告,并参加设在共和路南二小考场的监考工作。
为了大力发展广西的文化事业,韦国清想方设法争取更多的文化人来广西工作。华应申、郭铭、侯枫、涂克、郑天健、陈良等一批文化行政领导,还有画家、导演、音乐家,都是经韦国清同意调来的。
要回一个北部湾
解放后,为了国防需要,原属广东省管辖的粤西钦廉地区(含北海)于1950年划给广西,1955年后又划回广东管辖。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的韦国清,从广西边防的军事战略和广西建设的全局出发,经过认真考虑,于1964年7月,以自治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写报告,要求把北部湾钦廉地区划回给广西。
同时,韦国清多次与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前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长陈郁,以及后来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协商,并向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反映意见。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怀下,1965年6月,北部湾钦廉地区(包括钦州、北海、合浦、浦北、灵山、防城)又重新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当年10月,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乔晓光视察合浦、防城、北海。我随同前往拍摄电影记录片。
北部湾区域划归广西后,在中央的关怀下,广西高度重视并重点建设北部湾地区。1968年开始建设防城港,之后相继先后建设钦州港和北海港,为打开北部湾出海大通道做了许多先期工作。
2008年1月,国家批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国家经济开发区。现在,南宁市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广西的发展前景无量。北部湾区域划归广西,人们会永远记住韦国清的功绩。
建设广西民族印刷厂
1956年春季,南宁市各中小学校开学。一个偶然的机会,韦国清得知,南宁市甚至广西全省的中、小学所使用的课本(含考卷、辅助读物)均由外省的新华书店、印刷厂计划调拨供应,有时因为脱销,学生买不到课本,无法正常上课,他为此感到不安。
韦国清认为,为了更好地实施国民基础义务教育、开展扫盲运动以及推广壮文,广西很有必要建设一个有规模的、设备先进的印刷厂,统管全省的课本印刷,保证及时供应课本给学生们上学读书。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在南宁筹建一座像样的印刷厂。
韦国清亲自到北京面见国家轻工业部领导,并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周总理报告,请中央和上海帮助,迁移一个具有先进设备和规模的印刷厂到南宁落户。
周总理同意了韦国清的要求,与上海方面打了招呼,由上海支援广西一个印刷厂。上海方面表示鼎力支持,同意把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厂(印钞公司之一)迁至南宁落户。这是第一个由上海迁到广西的工厂。
1956年10月,印刷厂内迁领导小组成员芮新、周祖烈等先期抵达南宁,在省文化局内办公,做筹备工作。我被指派协同新闻出版科负责接待,并参与选址勘探。
印刷厂刚开始定名为“广西新华印刷厂”,后改为“广西民族印刷厂”,归省文化局直接领导,厂址定在南宁市明秀村一带兴建。
经过一年多的土建和设备安装试车,印刷厂于1957年3月正式投产。从此,广西民族印刷厂担负起全广西(同时兼负贵州、云南两个省)中小学课本的印刷,还有广西人民出版社及其后来分出来的广西教育出版社、科技出版社、美术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少儿)和漓江出版社(文学艺术)的书籍印刷,以及广西高校出版社的各类图书、杂志出版物、彩色画册、《毛泽东选集》等各种高级商标印刷,成为广西高水平的制版和印刷龙头企业。
建设柳钢和西津水电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韦国清运筹帷幄,把发展钢铁、电力工业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自治区党委研究,打算建立柳州钢铁基地,建设柳州钢铁厂;在西江上游的郁江段(横县)修筑西津水电站。这两项工程得到国家计委、冶金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的大力支持并同意立项,于1958年动工兴建。
自治区党委指派冶金工业厅负责人钟国松等领导筹建柳州钢铁厂,并在区直单位和柳州市抽调大批干部、工人参加会战。1959年1月至3月,小炼钢车间、小轧钢车间先后建成投产,从而结束了广西“手无寸钢”、不能轧钢的历史。1960年2月,一号炼铁高炉建成,我专程到柳钢拍摄电影记录片,记录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位于郁江段(西江上游)的西津水电站,是我国首座河床式低水头、慢速度运转的水电站(共4个机组,装机容量为23.44万千瓦),是前苏联援华工程项目之一。自治区党委派出水利电力厅负责人组织指挥施工。不久,我国遇到经济困难,1962年柳钢、西津水电站被迫暂缓停建。后经韦国清等广西领导人的努力,柳州钢铁厂、西津水电站得以续建。
西津水电站一号机组于1964年6月正式并网发电,之后二号、三号、四号机组相继建成投产,我们摄制了记录片《西津水电站建成发电》。
1966年7月,柳钢一号炼铁高炉在停建几年后终于重新出铁,接着炼钢、轧钢车间也相继建成投产。
柳州钢铁厂和西津水电站的建成,对发展广西的经济建设意义重大,人们不会忘记韦国清对两个广西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业项目所付出的心血。
让一批轻纺企业落户广西
建国之初,广西的轻化纺织工业几乎空白。为了满足广西各族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韦国清利用中央要求先进地区支援三线建设的机会,打算尽快建立一批轻纺工业企业。工厂和设备从哪里来?他带着建厂项目,向国家计委、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提出支援广西的请求,并报告了周总理。后来,周总理向有关部委以及上海市委打了招呼。
随后,韦国清到上海,拜会当年新四军苏北兵团的老战友陈丕显和曹狄秋(当时陈任政治委员,韦任司令员,曹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丕显幽默而直截了当地对韦国清说:“韦司令员,您要什么工厂,开个单吧!”经过协商,一批轻纺工厂落户广西,要求在1—2年内完成内迁,并同意为广西培训技术工人。
相继从上海到南宁落户的有:南宁绢棉纺织厂、南宁皮件厂、南宁橡胶厂、南宁钢精厂、南宁衬衫厂、南宁糖果食品厂、南宁罐头食品厂、南宁棉纺织印染厂和南宁麻纺厂等。到桂林落户的有:桂林橡胶轮胎厂、桂林制药厂、桂林棉纺织厂、桂林绢纺厂、桂林毛巾被单厂、桂林锁厂等。到柳州落户的有:柳州针织总厂、柳州搪瓷厂、柳州毛巾厂等。还有后来落户的梧州油漆厂、梧州塑料制品厂、百色田阳绢纺厂、河池东江棉纺织厂等。这些落户广西的上海企业,为广西轻化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开展枝柳铁路大会战
为了加快西南三线建设,1970年10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下,枝柳铁路(湖北枝城至广西柳州)开始修建。枝柳铁路广西段从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水团村,经融安、融水、柳城、柳江(洛满)、柳州6个县市,全长256公里。
自治区领导认为,这是发展广西铁路事业,促进和加快侗、苗、瑶、壮、仫佬等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务必抓紧抓好,加快完成这一建设工程。
时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广西军区政委的韦国清亲自组织,委派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广西军区副政委魏佑铸担任会战指挥长,会同柳州铁路局组成自治区指挥部。在当时处于“非常时期”的情况下,自治区按照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战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在广西范围内组织了40多万民兵(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乡知青为主体),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以地区为单位,组织起柳州、桂林、南宁、百色、玉林、梧州、钦州等7个指挥分部,按部队建制下设团、营、连、排,以军事化的管理形式进行施工。沿线工地热火朝天,气壮山河。
这一年,正值我国政府无偿援助非洲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共和国修建一条达累斯—萨拉姆的铁路,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及大部分机械设备调至国外施工。因此在国内修建铁路时,几乎没有什么机械化设备,大多采用肩挑人扛的“人民战争”。
在施工中,广大铁路员工和民工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战天斗地,只争朝夕,开展技术革新,创造出“葫芦炮”、“连环炮”等施工方法,创造出数不胜数的奇迹。枝柳铁路大会战自力更生,艰苦卓绝,震撼桂西北大地。
广西电影制片厂编导曾学强、摄影师杨玉铭和我组成三人摄制组,跋山涉水,深入崇山峻岭中的大会战现场进行实地采访拍摄,历时4年,制作成大型电影记录片《战枝柳》,真实地记录了枝柳铁路建设这一伟大壮举。
1985年1月,枝柳铁路全线通车运营,为广西各族人民带来了福祉。枝柳铁路北接河南焦作市,与广西段联成一体后,成为除京沪、京广线外,第三条贯通大江南北的重要铁路干线,对改善我国南部腹地交通,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友好交流和经济发展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成立广西电影制片厂
1958年春,根据自治区党委的意见,经文化部同意,在“一五”规划中成立南宁电影制片厂,后改建为广西电影制片厂。建厂伊始,主要是拍摄新闻记录片。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广西电影制片厂改建工作被迫停止。1964年,韦国清亲自批准保留三人事业编制的“广西电影摄制组”(我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同时还批准用地方外汇进口必要的摄影机和录音器材设备,继续拍摄新闻记录电影。
韦国清说,阿尔巴尼亚只有200多万人口,就搞了3个电影制片厂(故事、军事、新闻),广西有3000万人口,为什么不能搞好一个电影制片厂?1973年,韦国清与乔晓光、安平生联名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续建广西电影制片厂。他对广西电影制片厂明确提出:“不仅要拍摄新闻记录片和科教片,还要拍摄故事片。”
拍故事片的内景需要摄影棚,他指示自治区建筑工程局,由自治区设计院设计、自治区一建公司承建,以大会战的形式,加快摄影棚、录音棚、洗印车间的土建。在建厂过程中,区直建筑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各剧团演职员都到电影厂工地义务劳动,挖地基、刨土方、平整土地,干得热火朝天。
韦国清得知当时在建的摄影棚因短缺36米大跨度钢梁而拖了工程后腿时,当即亲自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打电话,并写了便条,请求武钢现轧后运来南宁,解决了关键性难题。
仅用75天时间就建成了两座摄影棚和录音棚,这是国内摄影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
与此同时,自治区党委同意把我区创编的同名话剧《主课》,改编拍摄成电影故事片,并拨给40万元摄制经费,保证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独立拍摄出了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1973年,韦国清到横县视察油菜种植情况时,约见了编导曾学强、摄影师杨玉铭等人。当时,我们正在那里拍摄科教片《种植油菜好处多》(当时广西缺食用油)。他要我们汇报电影厂续建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得知制片厂因土地问题发生矛盾,围墙被推倒、基建受到影响的情况后,他回到南宁当即批示当地党委和政府认真做好工作,妥善解决。时任制片厂党委书记的邓凡平说,要是没有韦国清的支持,制片厂是搞不起来的。
至今,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记录片、科教片270多本,各类题材故事片126部,荣获国际、国内电影大奖84项(其中国际奖40项),摄制出《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血战台儿庄》、《周恩来》、《大阅兵》、《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百色起义》、《铁血昆仑关》、《长征》等一批在国内、外都深受好评,具有影响力的优秀影片,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中国16家故事片厂之一。
把“刘三姐”拍成电影
刘三姐是壮族传说中的歌仙,为了弘扬壮族民间传统文化、扩大广西的影响,韦国清建议把“刘三姐”拍成电影。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由南宁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前身)与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彩色电影故事片《刘三姐》。
经韦国清同意,邀请中央歌剧院编剧、作家乔羽出任编剧,长影厂导演苏里担任导演。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由区党委委托时任区党委常委、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去抓。韦国清请贺转达他的两点意见:一、要求《刘三姐》影片在广西拍外景,把美丽神奇的广西山水风光作背景去叙述故事;二、希望多用广西本土演员。对此,乔羽和苏里完全赞同。
由乔羽执笔编剧,定名为《刘三妹》的电影文学剧本只了12天就完成了初稿。为什么把“刘三姐”改为“刘三妹”呢?据我所知,乔、苏二人的考虑是:“姐”的年龄似乎偏大了一点,从“姐”拉回到“妹”显得更年轻丽质、聪明机灵。剧本送至南宁提请区党委审查,没几天,《刘三妹》电影文学剧本获区党委原则同意。但是,韦国清请贺亦然转达,明确地提出片名应改回原来的《刘三姐》为好。
关于刘三姐的造型,韦国清说:刘三姐不要包头巾,其实壮族包头巾是比较落后的东西,不要刻意去猎奇,不要以为是特色就加以宣扬,这不好。刘三姐是劳动人民,不宜穿裙子,衣服前可适当加一块小布兜围裙,脚上可穿用细麻编织成的草鞋,这样显得适当得体。
壮族和汉族相比,似乎除了语言以外没有太明显的特点。韦国清特别强调说:“别说壮族没有特点,依我看,这恰恰是壮族的特点,这正是壮族区别于广西其他少数民族的地方。”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服饰和生活习惯要向前看,已经前进的就不要把它拉回头。他鼓励《刘三姐》摄制组主创人员努力探索研究,力争把“刘三姐”这个人物塑造好。
当时,组织上决定让我参加摄制组工作,任副摄影师。我负责《刘三姐》的电影文学剧本和电影分镜头剧本的印刷校对,分发给各创作部门进行二度创作。
电影《刘三姐》公映后,风靡全球,久映不衰。据报载,新加坡当年公映时,连续放映120天,第二年复映时又创下连续放映120天的记录。演员姜文回忆小时候看《刘三组》的情景时说:“我小时候一直感受着电影带来的快乐,我连续看了17遍《刘三姐》。”广西电影制片厂导演张艺谋后来执导阳朔漓江大型实景舞台剧《印象刘三姐》时说:“电影《刘三姐》让我影响至深,我小时候对《刘三姐》的印象就是人漂亮、歌好听,《刘三姐》是我儿时最美丽的回忆。”
《刘三姐》的问世,为中国电影增加了一部旷世经典之作,成为当年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电影。
绿化、果化、香化首府南宁
1965年春夏,经中南局负责人陶铸批准,韦国清去上海治病。他在上海看到淮海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枝叶茂盛、绿树成荫,大大改善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非常赞赏。入夜,他陷入思考,辗转难眠。他想,南宁属于亚热带气候城市,常年温暖,雨量充沛,极其适合植物生长。城市里如果绿树成荫,就能改变城市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南宁应该向上海学习,把城市扮靓起来。于是,他给南宁市市委书记肖寒写信,建议南宁的街道多种植树木,并提倡“三化”——绿化、果化、香化。
韦国清一向重视首府的绿化,并且亲自抓落实,抓得很紧、很具体。在他的带动下,区直机关、南宁市各单位及广大市民开展义务植树活动蔚然成风,种下了许多绿树、果树、会开花的树。有庭院的单位纷纷种上了龙眼、荔枝、黄皮果、芭蕉及玉兰花树等等。
我连续好几年和大家一样,参加了柳沙园艺场、青秀山脚、西乡塘道路两旁的义务植树活动。一年四季,南宁都花开似锦,朝阳路的凤凰花鲜艳夺目,江南大道的木棉花红彤彤,朝阳广场的兰花香喷喷。夏天,南宁街头绿树成荫,凉风习习;秋天,龙眼、菠萝蜜挂满枝头,果实累累。这些树木都是上世纪60年代就种下来的。如今,南宁市成为一座“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中国绿城,获得“联合国人居奖”,这与当年韦国清提倡植树造林所打下的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
邀请名流学者来参观访问
韦国清经常说,广西地处祖国边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是老、少、边地区,比较闭塞落后。因此,他建议多邀请一些我国名流、专家、学者到广西走一走,看一看,请别人多提点意见,帮助我们改进工作,同时也能宣传广西。他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以自治区政府的名义邀请,由自治区文联组织接待。
1963年春夏,广西先后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学者郭沫若,还有华罗庚、翦伯赞、薛暮桥、千家驹、费孝通等著名人士到南宁和桂林等地参观访问。访问广西期间,郭老激情满怀,多次热情洋溢地挥笔赋诗,后来广西人民出版社为之出版了诗集《邕漓行》。在南宁,郭老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书写了馆名;在桂林,郭老为古南门城楼书写了“古南门”三个大字匾额。
1964年春夏,广西又邀请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的“全国文联参观团”,访问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参观团成员有:作家赵树理、诗人艾青、翻译家曹靖华、电影剧作家孙谦、音乐家马可、电影学院院长章泯、导演干学伟,以及《红旗谱》的改编胡苏、《水上春秋》的编剧岳野、《草原上的人们》的编剧海默等。参观团在广西作家秦兆阳、壮族电影剧作家周民震和毛正三等人陪同下,到龙胜各族自治县和三江侗族自治县访问、采风,我随参观团全程拍摄了电影记录片。
注重搞好民族团结
我多次亲耳聆听过韦国清在许多场合都勉励各级领导干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广西的同志要搞好五湖四海的团结,搞好民族团结,做好本职工作,为广西各族人民服务,贡献出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他说,不论你来自祖国哪里,无论你是什么民族,只要你在广西工作,拿广西的工资,就是我们广西的同志。
韦国清特别强调,广西有壮族人口1500万,是祖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广西是一个共有12个民族共同聚居在一起的自治区,无论何时何地,兄弟民族之间要平等以待,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韦国清时常告诫并嘱咐广西的壮族同志,特别是各级壮族领导干部,千万不要搞“大壮族主义”,要与全广西的各族同志一道共事合作,取长补短,奋发工作。这样,我们广西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