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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经历了一段黄金发展时期，存贷款规模高速增长，盈利能力大幅跃升，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但是目前已经步入拐点，未来三年则将进入稳步发展期，存贷款整体高速发展将成往事，过高的资本消耗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银行将开始体现其竞争优势。
负债难度加大，信贷投放进入收缩期
存款负债难度加大
2004～2010年银行业存款增速和波动幅度都较大，整体增速保持在16%～29%区间内；2011～2013年增速将会放缓，可能落在14.5%～18.5%区间内，且负债难度加大，“存款立行”理念或将重回管理层视野。一是2010年监管当局时隔多年后重祭贷存比调控工具，未来持续运用概率较大。目前，多家股份制银行都徘徊在监管当局设定的75%红线附近，制约了放贷能力，因而加剧了对存款资源的争夺，负债难度将会加大。二是接下来的两三年内，我国都将处于通胀压力之下，紧缩货币将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取向，M2增速将由接近30%大幅回落至14%～17%，由此，企业派生存款增速将显著回落。三是虽然我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但加息幅度很难抹平实际上的负利率，加上居民理财意识的不断增强，倾向把财富转换为存款之外的其他形式，使储蓄存款负债难度进一步加大。从结构上看，企业存款占比波动幅度缩窄，而储蓄存款占比也将继续延续其缓慢下降的趋势；企业存款定活比将保持稳定，而储蓄存款定活比与通胀的相关性更为明显，活期占比将有所提高。
信贷投放进入收缩期
近两年，我国信贷急速扩张，而2011～2013年贷款增速将会显著放缓，增速可能落在14%～17%区间内。这主要是因為：第一，未来三年我国信贷政策调控将进入信贷收缩期。中国信贷政策体现了很强的逆经济周期性，以信贷增量/GDP增量来衡量，2000年以来，我国的信贷分为三个周期：2001～2003年为扩张周期；2004～2008年为收缩期；2009～2010为扩张周期；2011～2013年将进入到信贷收缩期。第二，随着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直接融资将会进入快速发展周期，比例会有所提高，从而挤压间接融资的空间。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呈现明显的互相挤压关系，2003～2007年当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相对较快时，银行信贷融资比例呈趋势性下降；2008～2010年当资本市场处于调整阶段时，银行信贷融资比例呈趋势性上升；接下来几年预计债券市场将迎来快速发展，银行信贷也将进入到缓慢增长阶段。第三，在一系列自身内在约束下，银行信贷扩张也将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各家银行都进行了再融资，但多家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并未明显超出现有的监管要求；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大多徘徊在75%的监管红线附近；监管机构加大了对表外资产的监管，银行通过表外向企业的融资难以达到近两年水平；并且目前银行票据融资存量处于历史低位，通过压缩票据融资来“腾笼换鸟”空间已经十分狭小。
盈利能力微幅下降，盈利结构有望改善
息差提升并不能带来盈利能力的明显提高
2004～2010年，我国银行业盈利整体增长较快，除去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其他年份净利润增速基本都保持在28%以上，2007年曾高达到60%。未来三年我国银行业依然是盈利比较稳定的行业之一，但行业增速难以达到2006～2008年的高增长水平，总体回落至12%～20%区间。影响银行盈利水平变化的有息差水平、规模增长、非息收入、成本收入比和信贷成本等多种因子，在利息收入占主导的盈利模式下，规模和息差是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一方面，加息、存款活期化以及议价能力提高有利于息差提升，从而对盈利增长形成正向驱动。经验数据表明，息差的变化与利率周期完全一致，我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未来三年利率预计至少继续提高125基点。信贷供求关系的变化对净息差的提升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由于国家信贷调控以及银行定价能力的提升，2010年我国银行业定价水平已经恢复到了2007年的水平，接下来这一趋势将得到延续。此外，通胀背景下，存款活期化倾向也会带来负债成本的降低。
另一方面，信贷规模以及信用成本也将对盈利增长形成负向驱动。2009～2010年，信贷规模增长是银行业绩快速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但如前所述，未来几年我国信贷规模增速将有所放缓，回归常态。更为重要的是，未来1～3年信用成本上升将是大概率事件。一是未来通过拨备下降以实现对利润的反哺不再可能，而且银监会2.5%的动态拨备要求还会对利润形成负向冲击。二是房地产贷款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很可能在未来三年内部分显性化，不良额增加，进而侵蚀银行利润。
盈利结构有望改善
首先，银行非息收入占比将会提高。主要原因为：一是通胀背景下的存款活期化趋势以及资本市场存在的向上机会，都将有利于银行代理基金、理财、托管等中间业务的提速。二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未来几年企业IPO、增资扩股、债券发行等将保持活跃。三是进出口国际贸易的稳步增长将拉动银行结算结汇等国际业务收入的增长。四是银行卡发卡量继续投放，卡均收入进一步增加，银行卡相关收入也将实现较快增长。五是名义价格水平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商业银行支付结算等“传统”中间业务收入增速加快。
其次，零售业务利润占比有望提升。主要原因为：一是多家银行在2004年左右就已经开始进行战略转型，经过五六年的投入，有望在未来几年厚积薄发开始进入收获期。二是银行极有可能将个人房贷利率上浮。2009年以来，一线城市房价涨幅高过一倍，目前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现，银行承担的系统性风险较大，而房贷利率一直维持在七折或八五折水平，并没有因承担的风险加大而上调。这使得银行在个人房贷业务上承担的风险与所获得的回报不成比例，违背风险定价原则。随着贷款定价能力的提高，以及进行精确的利润核算，各家银行有望回归理性状态，上浮房贷利率。
再次，“量价齐升”将推高中小企业利润在对公业务利润中占比。从量来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增长的加快，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将会成长起来，其信贷需求将保持旺盛态势。从价来看，一方面银行不断强化贷款定价能力；另一方面，相对大企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强，在贷款需求旺盛、供给受限的情况下，定价将会呈上浮趋势。
资本压力与日俱增，高资本消耗模式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发展延续都是依靠风险资产规模扩张的资本消耗模式。虽然从2004年开始，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但改革并没有扭转中国银行业的“速度情结”和“规模偏好”，经营中仍然注重业务规模和机构数量的增长，追求业务规模的扩大化、机构规模的大型化和市场广度的拓展。各家银行在规模比拼中，使得信贷扩张对资本补充的“倒逼”时有发生，资本硬约束演变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状况。但未来三年，我国银行业面临的资本压力将是前所未有的，高资本消耗模式难以为继。主要原因为：
第一，监管当局继续提高监管要求为大概率事件。巴塞尔协议诞生以来，监管当局日益重视对银行资本的监管，使其成为吸收损失的缓冲机制，也成为制约银行业务发展的主要变量。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原则上通过了巴塞尔协议III，而提高资本水平和质量是巴塞尔协议III的核心要义。根据巴塞尔协议III，核心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最低要求将从2%提升至4.5%；一级资本金比率将从4%提升至6%；此外，巴塞尔协议III还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我国银监会是加强监管的倡导者，也必将是践行者。根据监管当局有关领导讲话，我国银行业核心一级资本要求为6%，一级资本要求为8%，系统重要性银行总体资本充足率要求最高可达15%，必要时可达16%，并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2012年底达标。如果监管要求最终按此确定，应该说与巴塞尔协议III相比，无论是资本水平还是过渡期安排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最终实施的标准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总体资本充足率要求在目前基础上提高到11.5%～12.0%是非常有可能的。
第二，资本内生能力不能满足新增信贷的资本索求。虽然未来三年信贷增速将显著放缓，但仍存在较大的资本缺口。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银行业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虽然很多银行运用了经济资本工具，但并未像西方银行一样使经济资本成为经营管理的主轴，结果是资本的价值创造绩效不高，不能建立起资本补充的自我实现机制。按照16%的年均信贷增速，至2013年，我国银行业信贷规模将达到79.1万亿元，以65%的风险资产比率和11.5%的资本充足率进行匡算，所需对应的资本将高达5.95万亿元。而目前我国银行业资本存量总额约为3.65万亿元，按照银行业保持15%的年均盈利增速，并假设50%的分红比例，通过内生渠道能够解决1.5万亿元资本，仍存在约7600亿元的资本缺口。
第三，进一步融资的空间非常有限。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资本筹集渠道日益多元化，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融资，定向增发，配股，发行次级债务、混合资本债务、可转换债务等融资渠道相继被监管当局放行并被各家银行所采用。未来几年，通过股票或债券等外源融资的空间将变得相对有限。
不良贷款难以继续“双降”，风险防范任务艰巨
资产质量改善或结束，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未来三年，经济的景气程度、企业的盈利能力决定了银行信用风险依然处于可控范围，但近两年过高的信贷增速以及潜在的风险点使得银行业不良余额和不良率均有可能出现小幅反弹，其中不良率可能升至2%以上。主要原因为：
第一，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贷款整体偿贷情况仍然存在重大隐患。据银行业自查初步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贷款余额大约为7万多亿元，占全部贷款数据的17%，企业贷款的24%。融资平台贷款在未来两三年可能迎来集中还本高峰期，对资产质量的影响很可能是慢性病。一是借款人未来可用于还款的现金流仍存在不确定因素。二是过度依赖财政性担保，依靠第二还款来源覆盖本息的贷款占比约50%。截至2010年8月末，地方政府为平台贷款提供的财政性担保估值达3.6万亿元，其中有七个省的财政担保在其2009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三是平台贷款偿还周期长，还款相对集中。平台贷款中，八成是固定资产贷款，中长期贷款占到九成以上，其中54%的贷款期限更是在五年以上，更糟糕的是，这些贷款大多采取整借整还方式，风险集中并滞后显现。四是机关法人性质的平台存在权属责任不清问题。贷款项目借款主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或偿还有严重风险，例如贷款挪用和贷款做资本金，占比约26%，规模约为2万亿元。
第二，房地产市场步入高风险区域，按揭贷款存在系统性风险。我国银行业与房地产业的相关性很高，近年来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2005年以来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目前，房地产类贷款在银行信贷业务中占比很大，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9.12万亿元，其中按揭贷款及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余额分别为6万亿元和3.12万亿元，在全部贷款余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2.96%和6.76%，总占比为19.7%。并且上市银行的占比普遍高于行业整体水平，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在15家上市银行中，除华夏和南京银行外，其他银行房地产类贷款占比都达到20%以上，其中兴业银行和招商银行占比分别高达31.95%和31.18%。美国等无数前车之鉴表明，房地产市场变化对金融企业影响较大，房价大幅下跌会带来地产商偿债能力的下降和住户违约率的上升。2009年以来，我国主要城市房价涨幅较大，价格虚高、泡沫化明显，已经脱离了大部分居民的真实购买力。未来三年内，特别是当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房价很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跌。如果跌幅度过大，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均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部分行业和企业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加大。最近几年来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多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严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防止产能过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训告诉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将直接反映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银监会在2010年中期对涉及落后产能企业的贷款风险排查表明，截至2010年7月末，有15个行业的124家企业有5000万元以上大额贷款，涉及大额贷款余额586.9亿元，不良贷款率已达2.4%，高于大额贷款平均不良率1.4个百分点。此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内地省份转移的过程中，对迁出地来说，不仅要关注迁移企业自身业已形成的风险，而且其上下游配套企业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对迁入地来说，当地的低端产业将被挤出，也可能带来一定的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
一方面，近年来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预计未来三年上升幅度虽有所放缓，但趋势将以延续，而同时，存款又呈现不断活期化特征，这种存、贷款期限结构的背离将使期限错配风险加大。此外，许多银行“规模情结”根深蒂固，热衷于市场排名和份额，片面倚重时点规模考核，导致高息揽储、违规吸存的现象屡禁不止。这种以牺牲议价能力和风险控制为代价的短期化行为，不仅使监管数据失真，而且人为扭曲资金市场供求状况，加剧银行体系内流动性的波动。另一方面，因汇率波动导致的外币流动性紧张需要警惕。未来几年，人民币升值趋势延续是大概率事件，由此，本外币利差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企业对外币贸易融资的需求将更为旺盛，外币资金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竞争开始分化，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银行将取得竞争优势
由于单纯追求市场份额的风险资产扩张模式不可持续，银行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将进入尾声，竞争将开始出现分化。战略定位精准，经营灵活，在某些领域拥有更强的实力，更好的产品，更多的财务、网点、技术和人力方面的资源，更顺畅的管理架构，更短的管理链条、流程的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银行竞争优势有望得到体现。
大型股份制银行稳步前行，部分银行规模优势可能得到体现
战略方面，大型银行推行全面发展的业务战略，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齐头并进，业务结构没有明显的偏重，其长期目标仍然是赢得在各个主要领域的优势地位。如工行在原有批发业务优势的基础上，又提出发展成为中国第一零售银行的战略目标，并将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也纳入战略视野。未来几年，随着区域经济振兴、城镇化的推进和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型银行经营规模的优势有望得到进一步发挥。
资源方面，大型银行拥有更多的网点和更广泛的物理服务网络，如农行2009年末境内机构多达23624家，拥有大型银行中覆盖范围最广泛的境内物理网络和数量最多的ATM；机构数量最少的交行也拥有2648家营业网点。受制于监管机构审批新设机构的限制，这一差距中短期内不会改变。大型银行拥有更庞大的客户基础，且目前的资本充足水平高于其他银行，并且为国有控股银行，筹集资本相对容易，广泛的网络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使其吸储能力更为强大。
管理方面，大型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治理架构逐步完善，管理体系等改革探索甚至走在整个银行业的前面。并且各家银行都对风险管理进行了整合，已构建起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大型银行在风险管理技术、经济资本管理技术、资产负债管理技术、信息技术等管理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优势。此外，各家银行也非常重视流程建设，正实施流程简化和再造，逐步朝流程银行目标迈进。
综合而言，大型银行具备推进全面发展战略的基础条件，未来几年如果在资源配置、经营效率、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到进一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可能得到显现。
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开始分化，战略转型差异将决定其竞争优势
战略方面，限于资本约束以及网点扩张等方面的制約，中小型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全面拓展的业务发展模式进入瓶颈。很多银行开始实施经营转型，试图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未来成长前景广阔，自身又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中去，以构建相对独特、专业的经营模式。如招商银行从2004年就进行了零售转型，开始打造零售领域的竞争优势；深发展则在贸易金融领域取得了一定的优势，零售业务在深圳等局部地区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资源方面，中小型全国性银行经营网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银行在不同的地区具有相对优势，如招商银行在深圳、浦发银行在上海网点数量都相对较多，而在中西部地区以及三四线城市网点数量较少。这在区域经济振兴、产业转移以及城镇化加速背景下，是一个明显的劣势。中小型全国性银行虽然客户基础普遍不能与大型银行抗衡，但个别银行在个别领域还是掌握了一定的客户基础，如中信银行已经培育了一定的对公客户基础，特别是在汽车行业；招商银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中高端零售客户。此外，一些银行的人力资源在同业中也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管理方面，近几年，很多中小型全国性银行都进行了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各家银行都对风险管理进行了整合，基本构建了符合巴塞尔新协议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个别银行在风险管理、资本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流程优化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可能各有优势。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型全国性银行最大的竞争优势是灵活的经营机制、较强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效率。
综合而言，中小股份制银行从粗放向集约转型只不过是新一轮竞争的开始。各家银行的竞争优势不再简单体现为市场份额和规模的扩张，而更多地体现在管理层面的提升。
城商行的竞争优势将主要体现在区域市场内
战略方面，除较少的城商行外，大部分仍将经营发展定位在本地区域，并在当地市场的金融总量上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如南京银行、宁波银行、长沙银行等银行贷款总量都占当地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第一位，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在当地也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资源方面，城商行脱胎于当地的城市信用社，大股东基本都为当地财政，在当地政府的关照下成长，对当地的企业经营更为熟悉和了解，长期以来也积累了大量的关系客户，因此，其政务金融和公司金融业务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并且城商行在当地的网点数量也较多，如上海银行在上海的网点多达210多家，超过任意一家中小型全国性银行，包括总部在上海的浦发银行。
管理方面，相对于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而言，城商行总行位于当地，具有相对更短的管理链条和管理流程，决策和管理相对更为高效。总之，城商行作为主要扎根于当地区域的金融机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地域、客户关系及管理链条方面。虽然越来越多的城商行获准在所在地以外的区域跨区经营，但除北京银行等个别银行外，城商行未来三年内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有限。
（作者单位：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
负债难度加大，信贷投放进入收缩期
存款负债难度加大
2004～2010年银行业存款增速和波动幅度都较大，整体增速保持在16%～29%区间内；2011～2013年增速将会放缓，可能落在14.5%～18.5%区间内，且负债难度加大，“存款立行”理念或将重回管理层视野。一是2010年监管当局时隔多年后重祭贷存比调控工具，未来持续运用概率较大。目前，多家股份制银行都徘徊在监管当局设定的75%红线附近，制约了放贷能力，因而加剧了对存款资源的争夺，负债难度将会加大。二是接下来的两三年内，我国都将处于通胀压力之下，紧缩货币将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取向，M2增速将由接近30%大幅回落至14%～17%，由此，企业派生存款增速将显著回落。三是虽然我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但加息幅度很难抹平实际上的负利率，加上居民理财意识的不断增强，倾向把财富转换为存款之外的其他形式，使储蓄存款负债难度进一步加大。从结构上看，企业存款占比波动幅度缩窄，而储蓄存款占比也将继续延续其缓慢下降的趋势；企业存款定活比将保持稳定，而储蓄存款定活比与通胀的相关性更为明显，活期占比将有所提高。
信贷投放进入收缩期
近两年，我国信贷急速扩张，而2011～2013年贷款增速将会显著放缓，增速可能落在14%～17%区间内。这主要是因為：第一，未来三年我国信贷政策调控将进入信贷收缩期。中国信贷政策体现了很强的逆经济周期性，以信贷增量/GDP增量来衡量，2000年以来，我国的信贷分为三个周期：2001～2003年为扩张周期；2004～2008年为收缩期；2009～2010为扩张周期；2011～2013年将进入到信贷收缩期。第二，随着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直接融资将会进入快速发展周期，比例会有所提高，从而挤压间接融资的空间。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呈现明显的互相挤压关系，2003～2007年当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相对较快时，银行信贷融资比例呈趋势性下降；2008～2010年当资本市场处于调整阶段时，银行信贷融资比例呈趋势性上升；接下来几年预计债券市场将迎来快速发展，银行信贷也将进入到缓慢增长阶段。第三，在一系列自身内在约束下，银行信贷扩张也将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各家银行都进行了再融资，但多家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并未明显超出现有的监管要求；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大多徘徊在75%的监管红线附近；监管机构加大了对表外资产的监管，银行通过表外向企业的融资难以达到近两年水平；并且目前银行票据融资存量处于历史低位，通过压缩票据融资来“腾笼换鸟”空间已经十分狭小。
盈利能力微幅下降，盈利结构有望改善
息差提升并不能带来盈利能力的明显提高
2004～2010年，我国银行业盈利整体增长较快，除去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其他年份净利润增速基本都保持在28%以上，2007年曾高达到60%。未来三年我国银行业依然是盈利比较稳定的行业之一，但行业增速难以达到2006～2008年的高增长水平，总体回落至12%～20%区间。影响银行盈利水平变化的有息差水平、规模增长、非息收入、成本收入比和信贷成本等多种因子，在利息收入占主导的盈利模式下，规模和息差是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一方面，加息、存款活期化以及议价能力提高有利于息差提升，从而对盈利增长形成正向驱动。经验数据表明，息差的变化与利率周期完全一致，我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未来三年利率预计至少继续提高125基点。信贷供求关系的变化对净息差的提升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由于国家信贷调控以及银行定价能力的提升，2010年我国银行业定价水平已经恢复到了2007年的水平，接下来这一趋势将得到延续。此外，通胀背景下，存款活期化倾向也会带来负债成本的降低。
另一方面，信贷规模以及信用成本也将对盈利增长形成负向驱动。2009～2010年，信贷规模增长是银行业绩快速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但如前所述，未来几年我国信贷规模增速将有所放缓，回归常态。更为重要的是，未来1～3年信用成本上升将是大概率事件。一是未来通过拨备下降以实现对利润的反哺不再可能，而且银监会2.5%的动态拨备要求还会对利润形成负向冲击。二是房地产贷款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很可能在未来三年内部分显性化，不良额增加，进而侵蚀银行利润。
盈利结构有望改善
首先，银行非息收入占比将会提高。主要原因为：一是通胀背景下的存款活期化趋势以及资本市场存在的向上机会，都将有利于银行代理基金、理财、托管等中间业务的提速。二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未来几年企业IPO、增资扩股、债券发行等将保持活跃。三是进出口国际贸易的稳步增长将拉动银行结算结汇等国际业务收入的增长。四是银行卡发卡量继续投放，卡均收入进一步增加，银行卡相关收入也将实现较快增长。五是名义价格水平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商业银行支付结算等“传统”中间业务收入增速加快。
其次，零售业务利润占比有望提升。主要原因为：一是多家银行在2004年左右就已经开始进行战略转型，经过五六年的投入，有望在未来几年厚积薄发开始进入收获期。二是银行极有可能将个人房贷利率上浮。2009年以来，一线城市房价涨幅高过一倍，目前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现，银行承担的系统性风险较大，而房贷利率一直维持在七折或八五折水平，并没有因承担的风险加大而上调。这使得银行在个人房贷业务上承担的风险与所获得的回报不成比例，违背风险定价原则。随着贷款定价能力的提高，以及进行精确的利润核算，各家银行有望回归理性状态，上浮房贷利率。
再次，“量价齐升”将推高中小企业利润在对公业务利润中占比。从量来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增长的加快，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将会成长起来，其信贷需求将保持旺盛态势。从价来看，一方面银行不断强化贷款定价能力；另一方面，相对大企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强，在贷款需求旺盛、供给受限的情况下，定价将会呈上浮趋势。
资本压力与日俱增，高资本消耗模式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发展延续都是依靠风险资产规模扩张的资本消耗模式。虽然从2004年开始，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但改革并没有扭转中国银行业的“速度情结”和“规模偏好”，经营中仍然注重业务规模和机构数量的增长，追求业务规模的扩大化、机构规模的大型化和市场广度的拓展。各家银行在规模比拼中，使得信贷扩张对资本补充的“倒逼”时有发生，资本硬约束演变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状况。但未来三年，我国银行业面临的资本压力将是前所未有的，高资本消耗模式难以为继。主要原因为：
第一，监管当局继续提高监管要求为大概率事件。巴塞尔协议诞生以来，监管当局日益重视对银行资本的监管，使其成为吸收损失的缓冲机制，也成为制约银行业务发展的主要变量。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原则上通过了巴塞尔协议III，而提高资本水平和质量是巴塞尔协议III的核心要义。根据巴塞尔协议III，核心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最低要求将从2%提升至4.5%；一级资本金比率将从4%提升至6%；此外，巴塞尔协议III还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我国银监会是加强监管的倡导者，也必将是践行者。根据监管当局有关领导讲话，我国银行业核心一级资本要求为6%，一级资本要求为8%，系统重要性银行总体资本充足率要求最高可达15%，必要时可达16%，并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2012年底达标。如果监管要求最终按此确定，应该说与巴塞尔协议III相比，无论是资本水平还是过渡期安排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最终实施的标准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总体资本充足率要求在目前基础上提高到11.5%～12.0%是非常有可能的。
第二，资本内生能力不能满足新增信贷的资本索求。虽然未来三年信贷增速将显著放缓，但仍存在较大的资本缺口。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银行业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虽然很多银行运用了经济资本工具，但并未像西方银行一样使经济资本成为经营管理的主轴，结果是资本的价值创造绩效不高，不能建立起资本补充的自我实现机制。按照16%的年均信贷增速，至2013年，我国银行业信贷规模将达到79.1万亿元，以65%的风险资产比率和11.5%的资本充足率进行匡算，所需对应的资本将高达5.95万亿元。而目前我国银行业资本存量总额约为3.65万亿元，按照银行业保持15%的年均盈利增速，并假设50%的分红比例，通过内生渠道能够解决1.5万亿元资本，仍存在约7600亿元的资本缺口。
第三，进一步融资的空间非常有限。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资本筹集渠道日益多元化，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融资，定向增发，配股，发行次级债务、混合资本债务、可转换债务等融资渠道相继被监管当局放行并被各家银行所采用。未来几年，通过股票或债券等外源融资的空间将变得相对有限。
不良贷款难以继续“双降”，风险防范任务艰巨
资产质量改善或结束，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未来三年，经济的景气程度、企业的盈利能力决定了银行信用风险依然处于可控范围，但近两年过高的信贷增速以及潜在的风险点使得银行业不良余额和不良率均有可能出现小幅反弹，其中不良率可能升至2%以上。主要原因为：
第一，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贷款整体偿贷情况仍然存在重大隐患。据银行业自查初步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贷款余额大约为7万多亿元，占全部贷款数据的17%，企业贷款的24%。融资平台贷款在未来两三年可能迎来集中还本高峰期，对资产质量的影响很可能是慢性病。一是借款人未来可用于还款的现金流仍存在不确定因素。二是过度依赖财政性担保，依靠第二还款来源覆盖本息的贷款占比约50%。截至2010年8月末，地方政府为平台贷款提供的财政性担保估值达3.6万亿元，其中有七个省的财政担保在其2009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三是平台贷款偿还周期长，还款相对集中。平台贷款中，八成是固定资产贷款，中长期贷款占到九成以上，其中54%的贷款期限更是在五年以上，更糟糕的是，这些贷款大多采取整借整还方式，风险集中并滞后显现。四是机关法人性质的平台存在权属责任不清问题。贷款项目借款主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或偿还有严重风险，例如贷款挪用和贷款做资本金，占比约26%，规模约为2万亿元。
第二，房地产市场步入高风险区域，按揭贷款存在系统性风险。我国银行业与房地产业的相关性很高，近年来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2005年以来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目前，房地产类贷款在银行信贷业务中占比很大，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9.12万亿元，其中按揭贷款及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余额分别为6万亿元和3.12万亿元，在全部贷款余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2.96%和6.76%，总占比为19.7%。并且上市银行的占比普遍高于行业整体水平，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在15家上市银行中，除华夏和南京银行外，其他银行房地产类贷款占比都达到20%以上，其中兴业银行和招商银行占比分别高达31.95%和31.18%。美国等无数前车之鉴表明，房地产市场变化对金融企业影响较大，房价大幅下跌会带来地产商偿债能力的下降和住户违约率的上升。2009年以来，我国主要城市房价涨幅较大，价格虚高、泡沫化明显，已经脱离了大部分居民的真实购买力。未来三年内，特别是当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房价很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跌。如果跌幅度过大，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均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部分行业和企业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加大。最近几年来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多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严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防止产能过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训告诉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将直接反映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银监会在2010年中期对涉及落后产能企业的贷款风险排查表明，截至2010年7月末，有15个行业的124家企业有5000万元以上大额贷款，涉及大额贷款余额586.9亿元，不良贷款率已达2.4%，高于大额贷款平均不良率1.4个百分点。此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内地省份转移的过程中，对迁出地来说，不仅要关注迁移企业自身业已形成的风险，而且其上下游配套企业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对迁入地来说，当地的低端产业将被挤出，也可能带来一定的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
一方面，近年来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预计未来三年上升幅度虽有所放缓，但趋势将以延续，而同时，存款又呈现不断活期化特征，这种存、贷款期限结构的背离将使期限错配风险加大。此外，许多银行“规模情结”根深蒂固，热衷于市场排名和份额，片面倚重时点规模考核，导致高息揽储、违规吸存的现象屡禁不止。这种以牺牲议价能力和风险控制为代价的短期化行为，不仅使监管数据失真，而且人为扭曲资金市场供求状况，加剧银行体系内流动性的波动。另一方面，因汇率波动导致的外币流动性紧张需要警惕。未来几年，人民币升值趋势延续是大概率事件，由此，本外币利差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企业对外币贸易融资的需求将更为旺盛，外币资金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竞争开始分化，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银行将取得竞争优势
由于单纯追求市场份额的风险资产扩张模式不可持续，银行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将进入尾声，竞争将开始出现分化。战略定位精准，经营灵活，在某些领域拥有更强的实力，更好的产品，更多的财务、网点、技术和人力方面的资源，更顺畅的管理架构，更短的管理链条、流程的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银行竞争优势有望得到体现。
大型股份制银行稳步前行，部分银行规模优势可能得到体现
战略方面，大型银行推行全面发展的业务战略，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齐头并进，业务结构没有明显的偏重，其长期目标仍然是赢得在各个主要领域的优势地位。如工行在原有批发业务优势的基础上，又提出发展成为中国第一零售银行的战略目标，并将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也纳入战略视野。未来几年，随着区域经济振兴、城镇化的推进和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型银行经营规模的优势有望得到进一步发挥。
资源方面，大型银行拥有更多的网点和更广泛的物理服务网络，如农行2009年末境内机构多达23624家，拥有大型银行中覆盖范围最广泛的境内物理网络和数量最多的ATM；机构数量最少的交行也拥有2648家营业网点。受制于监管机构审批新设机构的限制，这一差距中短期内不会改变。大型银行拥有更庞大的客户基础，且目前的资本充足水平高于其他银行，并且为国有控股银行，筹集资本相对容易，广泛的网络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使其吸储能力更为强大。
管理方面，大型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治理架构逐步完善，管理体系等改革探索甚至走在整个银行业的前面。并且各家银行都对风险管理进行了整合，已构建起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大型银行在风险管理技术、经济资本管理技术、资产负债管理技术、信息技术等管理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优势。此外，各家银行也非常重视流程建设，正实施流程简化和再造，逐步朝流程银行目标迈进。
综合而言，大型银行具备推进全面发展战略的基础条件，未来几年如果在资源配置、经营效率、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到进一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可能得到显现。
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开始分化，战略转型差异将决定其竞争优势
战略方面，限于资本约束以及网点扩张等方面的制約，中小型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全面拓展的业务发展模式进入瓶颈。很多银行开始实施经营转型，试图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未来成长前景广阔，自身又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中去，以构建相对独特、专业的经营模式。如招商银行从2004年就进行了零售转型，开始打造零售领域的竞争优势；深发展则在贸易金融领域取得了一定的优势，零售业务在深圳等局部地区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资源方面，中小型全国性银行经营网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银行在不同的地区具有相对优势，如招商银行在深圳、浦发银行在上海网点数量都相对较多，而在中西部地区以及三四线城市网点数量较少。这在区域经济振兴、产业转移以及城镇化加速背景下，是一个明显的劣势。中小型全国性银行虽然客户基础普遍不能与大型银行抗衡，但个别银行在个别领域还是掌握了一定的客户基础，如中信银行已经培育了一定的对公客户基础，特别是在汽车行业；招商银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中高端零售客户。此外，一些银行的人力资源在同业中也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管理方面，近几年，很多中小型全国性银行都进行了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各家银行都对风险管理进行了整合，基本构建了符合巴塞尔新协议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个别银行在风险管理、资本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流程优化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可能各有优势。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型全国性银行最大的竞争优势是灵活的经营机制、较强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效率。
综合而言，中小股份制银行从粗放向集约转型只不过是新一轮竞争的开始。各家银行的竞争优势不再简单体现为市场份额和规模的扩张，而更多地体现在管理层面的提升。
城商行的竞争优势将主要体现在区域市场内
战略方面，除较少的城商行外，大部分仍将经营发展定位在本地区域，并在当地市场的金融总量上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如南京银行、宁波银行、长沙银行等银行贷款总量都占当地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第一位，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在当地也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资源方面，城商行脱胎于当地的城市信用社，大股东基本都为当地财政，在当地政府的关照下成长，对当地的企业经营更为熟悉和了解，长期以来也积累了大量的关系客户，因此，其政务金融和公司金融业务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并且城商行在当地的网点数量也较多，如上海银行在上海的网点多达210多家，超过任意一家中小型全国性银行，包括总部在上海的浦发银行。
管理方面，相对于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而言，城商行总行位于当地，具有相对更短的管理链条和管理流程，决策和管理相对更为高效。总之，城商行作为主要扎根于当地区域的金融机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地域、客户关系及管理链条方面。虽然越来越多的城商行获准在所在地以外的区域跨区经营，但除北京银行等个别银行外，城商行未来三年内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有限。
（作者单位：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