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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对党的领导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实现由革命党到现代化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党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领导理念，包括提出“执政为民”和“以人为本”，提出法治观念与德治观念相结合，以及在意识形态引导上更加科学和务实的态度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党在领导理念上的一些新特征。
关键词：现代政治文明；执政党；领导理念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8/09-0037-04
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它促使我们党在领导观念与思维上进行一系列新的探索，为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开拓了更宽广的视野，也对我们党新的领导理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从“为人民服务”到“执政为民”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
“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毛泽东在革命时代对共产党员发出的号召。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党肩负的最重大历史任务，就是将广大人民群众从旧的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党领导革命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从党的阶级性质上来说，党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党员普遍来自于普通的劳动群众。因此，党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体现了自身性质与担负任务的统一，这也是党为什么能将广大人民群众牢牢团结在自身周围的原因。从领导理念上来说，党提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团结最广泛的力量，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党依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取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信任，从而成为真正的领导核心。应该说，“为人民服务”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它不仅体现了党的基本性质，也是对每位党员个人的素质要求，更是党保持领导地位、完成历史使命的需要。
当然，主观上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意愿，与实际领导过程中达到的效果，并不总是完全相符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在主观上，党认为自身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一切实践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但客观效果有时却与党的领导初衷相去甚远。就是说，虽然党在领导理念上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但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方式途径上有时却出现了偏差。比如，在经济领域，党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更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因而认为广大人民群众会认同和接受这种体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种主观认识的产物；在政治领域，党过分依赖“大民主”式的群众政治动员模式，认为这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最佳模式，动辄以革命式的政治运动来发动人民群众，从反右斗争扩大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在文化上，党过分单一地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作用，认为在思想文化层面出现的任何多样化倾向都会有损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文革”中对文化的“革命”就是最集中的体现。总之，在建国后很长时间内，党没有找到将自身领导理念正确实现的有效途径，尽管主观上是为了人民，但客观上有时却背道而驰，这其中的教训十分深刻。究其根源，重要原因在于领导理念过于单一化和抽象化，领导理念的具体内容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及时的充实和更新，从而导致了在领导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上的一系列偏差。
“执政为民”是新时期党的领导理念的全新总结，它包含着多重含义。首先是党的领导理念的创新。在现代政治文明视野内，执政党要完善领导职能，必须把领导与执政统一起来，使领导更多地以执政的形式体现出来。从本质上说，执政党作为连接公共权力与民众的纽带，一旦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也就无法体现自身的领导作用。现代化的执政党一般都要遵循宏观领导、具体执政的方针，如果仅仅提出“为人民服务”，就会有撇开党“执政”这一本质任务的危险。其次，执政为民包含了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具体现实途径和方式。过去我们提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主要是针对党员个体或者广大领导干部而言的，而执政为民则把执政的任务与人民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党要真正代表和实现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增强领导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能力，让广大人民能全面享受到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丰富、社会和谐的实实在在的成果，进而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可党的领导，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最后，执政为民还包含了对广大领导干部与党员的总体要求。党作为执政党，其领导和执政都是通过领导干部与党员在现实生活中来具体体现的。作为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要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就必须切实将党的方针政策与自身素质提高结合起来，将“为民”与具体工作结合起来，而不是空谈为民，或者公开说为民私下却做着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在现代政治文明体系内，执政党的领导干部素质高低,已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地位的巩固和领导效能的发挥。要适应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具备并不断充实各种新的观念与技能。如：要将领导变革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领导工作中具备更多的职业道德观念，将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与自身岗位的职业特性结合起来，将提高个人领导艺术与塑造一定的领导魅力、领导个性结合起来，等等。总之，无论对于全党还是对于每个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应该将“变革”的理念贯穿于工作过程中，将领导改革与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以人为本”的提出，反映了党在领导理念上的又一重大进步。党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把宏观上的“执政为民”与微观上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表明，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于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正契合了现代政治文明中“民主”、“平等”的理念。“以人为本”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与总结过程。改革开放至今，党在领导理念的创新上一直进行着努力。邓小平提出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相结合，实际上是对建国后经验教训的总结。“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党的领导理念的重大革新，也是对党的领导理念的全面总结，无论是先进生产力还是先进文化，最终的落脚点都要放在人民利益上，这才是真正的“执政为民”。而且，也只有发展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也才是真正做到了“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将实现人民利益的方式纳入“科学”的轨道，体现了发展路径的新取向。同时，将发展的最终目标定位于“以人为本”，不仅反映了对人民利益的承认与重视，更体现了将人民利益主体化和具体化的趋势。实际上，党的领导也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否则就无法体现民主、平等、公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基本要求，“以人为本”是党的领导理念的具体化和现代化的重大进步。
二、法治观念的增强与德治观念的发扬
执政党在领导治理模式上大致可以分为专制集权式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领导两种，前一种更多地被概括为“人治”模式，后一种则是“法治”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产生于近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从指导思想、组织成分还是运作方式来说都是先进的政党。党不仅有先进的理论指导，而且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各级组织，有着严格的党内法规和制度。然而，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却忽视了领导理念的及时转型，即没能从领导战争的集中制转向民主制，从较多地依靠个人决策转向制度建党和依法治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个人凌驾于党组织和法律之上的现象时有发生，党在很长时间内实际上是以人治的观念和模式在进行领导。邓小平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是看到了人治模式的巨大弊端。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写进党章，标志着党的领导理念的巨大进步。进入新世纪，“依法执政”作为党的执政方式创新的重要环节被着重提出，更是党在领导理念上创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中，宪政与法制是重要的一环，是政治发展过程中实现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保障。作为现代化的执政党，必须将法治模式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可行途径和保证措施，否则，民主就会流于形式。党集领导与执政于一身，更必须将法治的观念引入领导理念当中。党的领导绝不能成为法治的障碍，而必须成为法治的支撑。党必须领导国家的法制建设，善于收集民意，将人民的意愿转化为党的方针政策，并通过法定的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应该是一项法律出台的正常程序，也是党领导法制建设的正常渠道。依法治国必然要引出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对党的执政行为步入法制化轨道的重要部署。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的提出，标志着党内法治领导理念的确立，也就是意味着要依靠领导主体与守法主体同一性、职权法定性、决策法制化、运作程序化、权力配置均衡性、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性等，把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及尊重客观规律统一起来，把法制现代化与党的领导科学化统一起来，把维护党的领导权威与确立法律的至尊地位统一起来。
然而，光有法治或仅仅依靠法治，并不能包含现代政党科学领导的全部。法治是民主化的大趋势，也是领导市场经济的必须；德治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二者的结合对于破除“人治”模式更为有效。法治主要是依靠刚性的治理手段来达到“治”，而德治更强调通过柔性的协调来达到“治”。在有着几千年儒学传统的中国，党必须将传统价值观中那些有用的观念融入到党的领导思维中，使“德”的力量在领导活动中发扬光大。当前，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针对当前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矛盾凸显的新情况，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善于运用“法治”与“德治”两种手段开展领导协调活动。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观念，综合运用这两种手段，党的领导活动才能顺利进行，领导地位才能得到巩固。
三、意识形态的引导趋于理性和务实
意识形态领导是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也是党的领导的重要特色。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武装全体党员的头脑，注意向人民大众进行先进意识形态的宣传。客观地说，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持与发展，是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重要原因，也是党扩大影响、取得执政地位的重要途径。
现代政治文明理念认为，意识形态的根本作用之一就是为政党活动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执政党一般都十分注意利用意识形态的宣传来扩大影响，取得民众支持。但意识形态总是反映特定阶层与阶级的利益，属于特定阶级的理论体系，因此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执政党在宣扬自身意识形态时，可能导致对其他不同思想意识潮流的压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曾有过这样的教训。“文革”时期动辄以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帽子压制不同意见，在文化领域错误地实行专政式的“革命”，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的误用。因此，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党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上采取了更加科学和务实的态度，即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时，也注意对那些具备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理论、思潮、观念的借鉴和引导。这种变化，标志着党的领导理念更加开放，更加宽容，也更加科学，体现了党在领导理念上的一些新思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党更加注重影响力而非控制力,注重总结规律与借鉴先进理念,民主理念开始得到全方位贯彻。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上更加注重构建全体人民的心理认同。党之所以能成为领导核心，与党总能构建全体人民认可的目标与理念密切相关。民主革命时期，党提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目标，符合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获得了极高的人民心理认同度。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废除私有制，同样符合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与要求。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带来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也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在新的历史阶段，党提出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不仅是对总体目标的构想，也是对全体人民历史愿望的表达。三大任务的提出，从历史的高度构筑起人民心理认同度的社会基础。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必须与现实的奋斗目标与任务紧密结合。党进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宣传，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人民的心理认同。而只有当社会现实与党确立的政策目标的距离日益缩小时，才会获得真正广泛的心理认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依赖于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依赖于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也依赖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总体大环境。总之，意识形态能否实现有效引导，取决于党的各项实际工作的有效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党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上正日益趋于务实。
二是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更加理性化。现代政治文明的迅速发展，要求党在意识形态的领导上必须正确处理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关系。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用党的指导思想影响国家意识形态，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会放弃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党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当前，社会阶层和利益关系的分化引起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公民的社会身份、信仰也表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面对这些新情况，党在以意识形态引领全社会时，更加注意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其一，十分注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分化的时代，不可能要求全体民众持有单一的价值观；社会结构越复杂，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就越需要整合，包括意识形态的整合。这种整合，就是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即以宪法所规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最低限度的共识。其二，坚持民主与法治原则。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不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无疑应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与制约。但是，这种指导与制约的基本方式，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基本依据对其进行整合与规范，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反映。其三，注重吸收新的观念与方法。改革开放对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观念与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党内很多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固然有落后与腐朽的一面，但西方许多执政党在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影响与引导时所采用的一些具体方式方法却值得我们借鉴。例如，许多西方执政党都有意扩大自身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使意识形态宣传的对象更加广泛，方式也更加多样化，更加看重媒体、网络在宣传领域的重大作用等。这些适应现代化潮流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对我们党无疑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党已经注意到过去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些“真空领域”（例如网络和媒介），并注意采取更理性的方式去影响这些领域。
三是党对意识形态的引导更加注重继承传统与服务现实的结合。文化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又是极其深刻的。传统文化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政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党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上不可能回避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实际来看，无论是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党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在普遍价值观上的爱国主义等宣传，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应。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建设又必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服务于党的现实任务。当前，党在思想文化的宣传与理论政策的引导上，都服从和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重大历史任务。党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以建设性的批判态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如腐败问题、公平问题、社会矛盾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机制和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等,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和客观的分析,以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如果对社会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甚至沉默、失语,就失去了党所领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应有的作用。
总之，党对意识形态的引导，抛弃传统或者脱离现实都是不可取的。党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把握与理解表明，将发扬传统文化与服务现实相结合，不仅是科学的态度，也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永远保持领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黄鑫.政治文明若干问题研究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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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立平.意识形态的策略与意识形态认同［J］.求索，2006（10）.
［5］刘俊杰.走向政治文明的民主：民主发展与政治文明［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王清明
关键词：现代政治文明；执政党；领导理念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8/09-0037-04
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它促使我们党在领导观念与思维上进行一系列新的探索，为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开拓了更宽广的视野，也对我们党新的领导理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从“为人民服务”到“执政为民”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
“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毛泽东在革命时代对共产党员发出的号召。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党肩负的最重大历史任务，就是将广大人民群众从旧的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党领导革命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从党的阶级性质上来说，党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党员普遍来自于普通的劳动群众。因此，党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体现了自身性质与担负任务的统一，这也是党为什么能将广大人民群众牢牢团结在自身周围的原因。从领导理念上来说，党提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团结最广泛的力量，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党依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取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信任，从而成为真正的领导核心。应该说，“为人民服务”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它不仅体现了党的基本性质，也是对每位党员个人的素质要求，更是党保持领导地位、完成历史使命的需要。
当然，主观上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意愿，与实际领导过程中达到的效果，并不总是完全相符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在主观上，党认为自身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一切实践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但客观效果有时却与党的领导初衷相去甚远。就是说，虽然党在领导理念上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但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方式途径上有时却出现了偏差。比如，在经济领域，党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更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因而认为广大人民群众会认同和接受这种体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种主观认识的产物；在政治领域，党过分依赖“大民主”式的群众政治动员模式，认为这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最佳模式，动辄以革命式的政治运动来发动人民群众，从反右斗争扩大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在文化上，党过分单一地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作用，认为在思想文化层面出现的任何多样化倾向都会有损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文革”中对文化的“革命”就是最集中的体现。总之，在建国后很长时间内，党没有找到将自身领导理念正确实现的有效途径，尽管主观上是为了人民，但客观上有时却背道而驰，这其中的教训十分深刻。究其根源，重要原因在于领导理念过于单一化和抽象化，领导理念的具体内容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及时的充实和更新，从而导致了在领导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上的一系列偏差。
“执政为民”是新时期党的领导理念的全新总结，它包含着多重含义。首先是党的领导理念的创新。在现代政治文明视野内，执政党要完善领导职能，必须把领导与执政统一起来，使领导更多地以执政的形式体现出来。从本质上说，执政党作为连接公共权力与民众的纽带，一旦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也就无法体现自身的领导作用。现代化的执政党一般都要遵循宏观领导、具体执政的方针，如果仅仅提出“为人民服务”，就会有撇开党“执政”这一本质任务的危险。其次，执政为民包含了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具体现实途径和方式。过去我们提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主要是针对党员个体或者广大领导干部而言的，而执政为民则把执政的任务与人民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党要真正代表和实现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增强领导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能力，让广大人民能全面享受到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丰富、社会和谐的实实在在的成果，进而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可党的领导，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最后，执政为民还包含了对广大领导干部与党员的总体要求。党作为执政党，其领导和执政都是通过领导干部与党员在现实生活中来具体体现的。作为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要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就必须切实将党的方针政策与自身素质提高结合起来，将“为民”与具体工作结合起来，而不是空谈为民，或者公开说为民私下却做着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在现代政治文明体系内，执政党的领导干部素质高低,已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地位的巩固和领导效能的发挥。要适应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具备并不断充实各种新的观念与技能。如：要将领导变革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领导工作中具备更多的职业道德观念，将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与自身岗位的职业特性结合起来，将提高个人领导艺术与塑造一定的领导魅力、领导个性结合起来，等等。总之，无论对于全党还是对于每个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应该将“变革”的理念贯穿于工作过程中，将领导改革与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以人为本”的提出，反映了党在领导理念上的又一重大进步。党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把宏观上的“执政为民”与微观上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表明，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于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正契合了现代政治文明中“民主”、“平等”的理念。“以人为本”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与总结过程。改革开放至今，党在领导理念的创新上一直进行着努力。邓小平提出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相结合，实际上是对建国后经验教训的总结。“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党的领导理念的重大革新，也是对党的领导理念的全面总结，无论是先进生产力还是先进文化，最终的落脚点都要放在人民利益上，这才是真正的“执政为民”。而且，也只有发展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也才是真正做到了“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将实现人民利益的方式纳入“科学”的轨道，体现了发展路径的新取向。同时，将发展的最终目标定位于“以人为本”，不仅反映了对人民利益的承认与重视，更体现了将人民利益主体化和具体化的趋势。实际上，党的领导也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否则就无法体现民主、平等、公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基本要求，“以人为本”是党的领导理念的具体化和现代化的重大进步。
二、法治观念的增强与德治观念的发扬
执政党在领导治理模式上大致可以分为专制集权式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领导两种，前一种更多地被概括为“人治”模式，后一种则是“法治”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产生于近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从指导思想、组织成分还是运作方式来说都是先进的政党。党不仅有先进的理论指导，而且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各级组织，有着严格的党内法规和制度。然而，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却忽视了领导理念的及时转型，即没能从领导战争的集中制转向民主制，从较多地依靠个人决策转向制度建党和依法治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个人凌驾于党组织和法律之上的现象时有发生，党在很长时间内实际上是以人治的观念和模式在进行领导。邓小平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是看到了人治模式的巨大弊端。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写进党章，标志着党的领导理念的巨大进步。进入新世纪，“依法执政”作为党的执政方式创新的重要环节被着重提出，更是党在领导理念上创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中，宪政与法制是重要的一环，是政治发展过程中实现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保障。作为现代化的执政党，必须将法治模式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可行途径和保证措施，否则，民主就会流于形式。党集领导与执政于一身，更必须将法治的观念引入领导理念当中。党的领导绝不能成为法治的障碍，而必须成为法治的支撑。党必须领导国家的法制建设，善于收集民意，将人民的意愿转化为党的方针政策，并通过法定的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应该是一项法律出台的正常程序，也是党领导法制建设的正常渠道。依法治国必然要引出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对党的执政行为步入法制化轨道的重要部署。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的提出，标志着党内法治领导理念的确立，也就是意味着要依靠领导主体与守法主体同一性、职权法定性、决策法制化、运作程序化、权力配置均衡性、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性等，把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及尊重客观规律统一起来，把法制现代化与党的领导科学化统一起来，把维护党的领导权威与确立法律的至尊地位统一起来。
然而，光有法治或仅仅依靠法治，并不能包含现代政党科学领导的全部。法治是民主化的大趋势，也是领导市场经济的必须；德治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二者的结合对于破除“人治”模式更为有效。法治主要是依靠刚性的治理手段来达到“治”，而德治更强调通过柔性的协调来达到“治”。在有着几千年儒学传统的中国，党必须将传统价值观中那些有用的观念融入到党的领导思维中，使“德”的力量在领导活动中发扬光大。当前，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针对当前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矛盾凸显的新情况，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善于运用“法治”与“德治”两种手段开展领导协调活动。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观念，综合运用这两种手段，党的领导活动才能顺利进行，领导地位才能得到巩固。
三、意识形态的引导趋于理性和务实
意识形态领导是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也是党的领导的重要特色。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武装全体党员的头脑，注意向人民大众进行先进意识形态的宣传。客观地说，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持与发展，是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重要原因，也是党扩大影响、取得执政地位的重要途径。
现代政治文明理念认为，意识形态的根本作用之一就是为政党活动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执政党一般都十分注意利用意识形态的宣传来扩大影响，取得民众支持。但意识形态总是反映特定阶层与阶级的利益，属于特定阶级的理论体系，因此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执政党在宣扬自身意识形态时，可能导致对其他不同思想意识潮流的压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曾有过这样的教训。“文革”时期动辄以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帽子压制不同意见，在文化领域错误地实行专政式的“革命”，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的误用。因此，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党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上采取了更加科学和务实的态度，即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时，也注意对那些具备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理论、思潮、观念的借鉴和引导。这种变化，标志着党的领导理念更加开放，更加宽容，也更加科学，体现了党在领导理念上的一些新思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党更加注重影响力而非控制力,注重总结规律与借鉴先进理念,民主理念开始得到全方位贯彻。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上更加注重构建全体人民的心理认同。党之所以能成为领导核心，与党总能构建全体人民认可的目标与理念密切相关。民主革命时期，党提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目标，符合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获得了极高的人民心理认同度。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废除私有制，同样符合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与要求。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带来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也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在新的历史阶段，党提出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不仅是对总体目标的构想，也是对全体人民历史愿望的表达。三大任务的提出，从历史的高度构筑起人民心理认同度的社会基础。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必须与现实的奋斗目标与任务紧密结合。党进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宣传，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人民的心理认同。而只有当社会现实与党确立的政策目标的距离日益缩小时，才会获得真正广泛的心理认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依赖于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依赖于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也依赖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总体大环境。总之，意识形态能否实现有效引导，取决于党的各项实际工作的有效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党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上正日益趋于务实。
二是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更加理性化。现代政治文明的迅速发展，要求党在意识形态的领导上必须正确处理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关系。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用党的指导思想影响国家意识形态，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会放弃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党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当前，社会阶层和利益关系的分化引起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公民的社会身份、信仰也表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面对这些新情况，党在以意识形态引领全社会时，更加注意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其一，十分注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分化的时代，不可能要求全体民众持有单一的价值观；社会结构越复杂，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就越需要整合，包括意识形态的整合。这种整合，就是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即以宪法所规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最低限度的共识。其二，坚持民主与法治原则。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不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无疑应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与制约。但是，这种指导与制约的基本方式，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基本依据对其进行整合与规范，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反映。其三，注重吸收新的观念与方法。改革开放对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观念与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党内很多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固然有落后与腐朽的一面，但西方许多执政党在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影响与引导时所采用的一些具体方式方法却值得我们借鉴。例如，许多西方执政党都有意扩大自身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使意识形态宣传的对象更加广泛，方式也更加多样化，更加看重媒体、网络在宣传领域的重大作用等。这些适应现代化潮流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对我们党无疑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党已经注意到过去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些“真空领域”（例如网络和媒介），并注意采取更理性的方式去影响这些领域。
三是党对意识形态的引导更加注重继承传统与服务现实的结合。文化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又是极其深刻的。传统文化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政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党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上不可能回避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实际来看，无论是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党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在普遍价值观上的爱国主义等宣传，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应。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建设又必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服务于党的现实任务。当前，党在思想文化的宣传与理论政策的引导上，都服从和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重大历史任务。党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以建设性的批判态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如腐败问题、公平问题、社会矛盾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机制和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等,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和客观的分析,以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如果对社会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甚至沉默、失语,就失去了党所领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应有的作用。
总之，党对意识形态的引导，抛弃传统或者脱离现实都是不可取的。党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把握与理解表明，将发扬传统文化与服务现实相结合，不仅是科学的态度，也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永远保持领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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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