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会发现人们对负面理想存在偏好。比如极端主义理想，我们私下里认为它们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足以吸引新的教徒。
　　与此同时，我们往往不那么认真地对待积极的理想，本能地不相信在缩小贫富差距或实现零碳经济领域，可能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为实现上述道德目标所提出的政策，被视为脱离现实或没有希望，而支持它们的政客则根本不受关注抑或招来怀疑的目光。总而言之，我们的偏见导致我们将理想主义的鼓舞力量拱手交给坏人，而我们本可以利用它来实现共同的积极理想。
　　在2017年新西兰大选期间，许多评论人士嘲笑工党领袖阿德恩所提出的乐观目标。同样，当在校学生找到美国民主党加州联邦参议员黛安·范恩斯坦要求她支持绿色新政时，她却以不切实际为由拒绝了。“参议院不会通过那项决议，”她表示，“你们可以把我的话带给叫你们来这里的人。”
　　现在来看看今年3月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谋杀51名穆斯林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声称目标是为扭转非洲人和中东人对欧洲白人的“大替代”，而且声称这同时将实现“拯救环境”的目标。这显然是彻头彻尾的荒谬。但当一名19岁男子在4月袭击加州犹太教堂时，我们注意到他很有可能在线引用过克赖斯特彻奇枪手的声明内容。而且在这两起案件中，我们都公开承认这些人是挪威白人至上主义者布雷维克的意识形态继承人。
　　显而易见，我们应当继续忧慮极端主义理想的在线传播。但如果我们真想认真对待这些“散布者”的说服力，我们就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起初看似荒谬的积极理想。在阿德恩的“童话世界”中，渗透着消灭学生负债及大幅减少儿童贫困的希望。只要能认真对待这些目标，我们就可以赋予它们已经赋予有毒意识形态的同样的功效。
　　有价值的道德理想，也不会百分之百实现。在担任总理早期，阿德恩承诺在10年内实现儿童贫困减半的目标。她在2017年大选中的对手，来自国家党的比尔·英格兰，一直拒绝承认儿童贫困目标，理由是其实现状况无法衡量。作为一种冲击大选辩论的策略，他最后承诺实现一个相对温和的竞选目标。如果阿德恩成功实现10年连任，我敢打赌儿童贫困也不可能减半，但她的努力将产生明显的效果。
　　减少儿童贫困，就像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进行广泛的人类合作和某种程度的个人牺牲。然而，相比这些，我们更容易设想复杂社会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并且倾向于认为技术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因此，尽管一场大火夺去了“阿波罗1号”4名宇航员的生命，但美国宇航局依然在肯尼迪总统设定的最后期限前登上了月球。同样，当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幻想殖民火星时，我们都暗暗地为他加油。
　　但我们不能指望某位行善的百万富翁能研发出一款协助我们摆脱气候变化的全新奇迹技术。能够解决上述及其他许多类似问题的，只有真诚的合作。
　　无论包含什么样的道德内涵，共同理想都可以成为强大的激励因素。就在不久前，我们还认为当代纳粹分子遭到了无药可救的欺骗。他们偶然的游行，几乎成为漫画创作的源头。但现在我们不得不再次认真对待新纳粹，我们不得不担心他们愿意为邪恶事业所做出的牺牲。
　　可悲的是，我们除接受他们理想的负面功效外别无选择。但我们也不应忽视积极理想作为合作及道德进步引擎的潜在力量。我们应当允许自身放纵某些更加乐观的幻想。它们通常会带来一定的成果，而有成果总比没有强。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尼古拉斯·阿加尔，新西兰哲学家，在科技变革对人类的影响方面著述甚丰，其最新著作是《如何在数字经济中做一个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