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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巫闾山坐落于辽宁西南部，为中国古代五大镇山的北镇，享有与北岳同等的地位。
在医巫闾山西麓，大凌河畔的义县北郊，有凿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的万佛堂石窟。北魏期间，共建有3座闻名于世的石窟群：450年北魏建都大同后凿建的大同云冈石窟；485年孝文帝实行改革后迁都洛阳，495年开始凿建的洛阳龙门石窟；第三处即是这座位于东北辽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
万佛堂石窟虽然小于同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但却是东北地区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它不仅保留着珍贵的北魏时期的佛像雕刻、绘画和石窟建筑艺术，而且还保存着两方珍贵的北魏时期的碑刻。一方为《营州刺史元景造窟题记》，民间称《元景造像碑》；一方为《慰喻契丹使韩贞等造窟题记》，民间称《慰喻契丹碑》。
这两方碑刻的内容，透射出关于北方民族鲜卑、契丹信仰习俗的衍化，北方民族与医巫闾山的关系，以及医巫闾山山名的来历等一系列的历史线索。
颛顼之都 前燕故城
《元景造像碑》的记文，一开头就明确记载着万佛堂石窟凿建的时间和主持凿建人：“唯大魏太和廿三年岁次己卯四月丙午朔八日……诸军事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上为皇帝陛下敬造石窟一区。”
营州刺史元景是孝文帝的叔叔。孝文帝执政期间，皇室成员元景被派到了营州(今辽宁朝阳市)担任刺史。元景本人是佛教徒，499年，孝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他来到医巫闾山西麓的义县城北，出资兴建了万佛堂石窟。
何以在营州所辖的义县凿建石窟为重病的孝文帝禳灾祈福，要从鲜卑人与义县的关系说起。西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西晋朝廷招抚慕容鲜卑人，封慕容为鲜卑都督。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年)，慕容建立燕国，历史上称为前燕。因为传说大棘城是上古五帝之一颛顼的故城，慕容便立都于大棘城，正如《晋书》所载：“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
大棘城正在万佛堂石窟所在地——义县之北的医巫闾山西麓大青山一带。
前燕是第一个由鲜卑人建立的独立国家，大棘城即成了第一个国都。从此大棘城在鲜卑人眼中，就具有了祖先神灵所在地故都的神圣位置。在祖先神灵所在的故都凿建佛窟，实际上具有祈求祖先护佑和祈求佛祖护佑的双重意义。
北魏鲜卑人虽然接受了佛教文化，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萨满教，祖先崇拜与灵魂崇拜仍占据着信仰的核心地位。这也可从在故都和祖先兴业之地建窟祈福中窥见一斑。
《营州刺史元景造窟题记》精美遒劲的书法艺术，与洛阳伊阙古阳洞里的造像碑记十分相似，堪称魏体之冠。康有为赞誉元景碑为元魏诸碑之极品。梁启超于1925年得到题记拓本时，题跋云：“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并誉之为“天骨开张，光芒闪溢”。
医巫闾山名考
与《元景造像碑》上的刻文不同，《慰喻契丹碑》的字迹潦草而不成章法，显然不是像《元景造像碑》那样出自朝廷著名书法家的手笔。这是因为造窟的已不是皇叔，而只是朝廷派出的一位到义县慰喻驻戍医巫闾边防契丹人的使臣员外散骑常侍韩贞。《慰喻契丹碑》明确地记载着，与韩贞共同造窟的，是沃连戍军主吕安辰等军中行武七十四人。
这笔走龙蛇、狂放不羁的碑文，好似一幅古老而又诡谲的历史画卷，描画、记录着北方民族与他们心中的神山医巫闾千丝万缕的连系。
碑文指明造窟者为“员外散骑常侍昌黎韩贞前建德郡承沃连戍军主吕安辰”，后又提到“沃黎戍军主吕安辰队主刘都都刘……”很显然，在这里，“沃连”与“沃黎”是一词两写，都指的是戍地的名字。
碑文说到建窟的位置：“于□方之右沃黎之西建造私窟□。”这个地方从语音和方位上可以判断，就是医巫闾山。雄奇的医巫闾山，历来是宜于筑城置戍的要害之地，至今在一些山峰还这残存着许许多多被称为“石头城”的军事戍营建筑。
“医巫闾”一称肇自先秦。《周礼·职方氏》记：“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尔雅·释地》记：“东方之美者，有医巫闾之、、琪焉。”
医巫闾山居东北三山之首，是古代五大镇山之一的北镇。据《神异典》卷26“北镇医巫闾山之神部”记载：“太平兴国八年，秘书监李至言，按五郊迎气之日，皆祭逐方岳镇海渎，望遵旧礼，就迎气日，各祭于所隶之州。其后立冬祀北岳恒山、北镇医巫闾山，并于定州北镇就北岳庙望祭。”
在史籍中，医巫闾这个山名还有很多别写。屈原《远游》诗中“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於微闾”，朱熹注：“於微闾，周礼：‘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山海经》中，对医巫闾有“务隅”、“鲋鱼”、“附隅”之称；两汉时有无虑县；唐时有巫闾守捉城。
於微闾、务隅、鲋鱼、附隅、无虑、沃连、沃黎都与巫闾音同字不同。那么医巫闾这个山名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写法，甚至在一方碑刻中就出现了“沃连”、“沃黎”这样的一词两写?
对于一个山名，尤其是古来五大镇山之一的山名，有如此多的音同字不同的称谓，只能是因为这座山的山名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原地区通用的汉语，需要用汉字来记录这个山名时，人们就只能用语音相近的汉字来记录。所以医巫闾山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就不像本来就是汉语山名的如泰山、恒山、华山等在史籍中有固定的名字。
医巫闾山所在的辽西，最早是东胡人活动的地区。现在的蒙语中称山为“奥剌”，读音与巫闾相近，也与无虑、微闾、务隅、沃连、沃黎等汉字的读音相近。蒙语称“大”为“伊克”，如“伊克召”即大庙之意，克字轻读即为“伊”。“伊克奥剌”在蒙语中是大山的意思。而明清时期，医巫闾山正有广宁大山之称，至今当地仍有人称医巫闾为大山。由此看来，“医巫闾”正是地方语，也就是东胡语“伊克奥利”的汉字记音。而“大山”是“伊克奥剌”的汉字记译。
尽管见于各个时期、各种史籍上的记字不同，但“医巫闾”即“伊克奥剌”的语音始终未变。这又可以从语音传承的角度证明，自先秦以来，医巫闾地区就是东胡人聚居的地方，而蒙语又是从东胡语发展而来。
在远古时期，医巫闾山就是养育了北方民族祖先的神山。《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山海经·大荒北经》又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晋书》上也记载：“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
如前所述，大棘城正是医巫闾山之西麓。北方民族以颛顼为祖先神，而颛顼帝活动的医巫闾山就必然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山，所以，他们虔诚地崇拜这座拔地而起的祖先山，称它为“伊克奥剌”——“大山”。我想，这也正是到了辽、金乃至清朝，医巫闾山一直被北方民族的执政者当作神山崇拜祭祀的文化渊源。
先秦史官用“医巫闾”三字作为“伊克奥利”的语音记字，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同音记字中经受历史的考验，一直沿用下来，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医巫闾这个名字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人们对幽方之镇那神秘的拥有“、、琪”之美玉的山，拥有的敬畏、向往之情。用“医”、“巫”这神奇的名字，和表示此山的山谷是通向更东北之地的大门的“闾”字合起来冠于此山，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关于契丹民族的记载
《慰喻契丹碑》还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契丹民族记载之始，也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国内仅存的关于契丹民族的实物记载。
成书晚于此碑记的《魏书·契丹传》记载：“太和三年(479年)，高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辽史》也记载：“元魏末，莫弗贺勿于畏高丽蠕蠕侵逼，率车三千乘，众万口内附，乃奇首可汗故壤，居白狼水东。”
《慰喻契丹碑》记载的正是北魏政府尚书省，于景明三年(502年)，派遣韩贞作为“慰喻契丹使”来到医巫闾西麓慰问内附守边的契丹人这一事件。
而韩贞与戍军主吕安辰等在戍军驻地附近建造佛窟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用佛教教化契丹人，达到文化上同化契丹人的目的。事实上，在契丹人聚居的白狼水东凿建佛窟，对契丹人宗教信仰形态的衍化，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500年后，当契丹人称雄北中国建立辽国时，即以佛教为国教，并把白衣观音奉为祖神供于木叶山的祖屋。而于1021年在义县肇建咸熙寺(今奉国寺)，塑七尊大佛，以影化辽代七位皇帝的作法，又与北魏鲜卑人的宗教信仰形态一脉相承。
在东北地区，历史上曾有三方记载着中央政府派遣使团慰问民族地区事件的石刻。一是这块记载北魏景明三年韩贞慰喻契丹，在义县万佛堂留下的《慰喻契丹碑》；二是记载唐先天二年崔忻宣劳，在旅顺留下的崔忻井井栏刻石；三是记载明永乐至宣德年间亦失哈等数次宣谕奴儿干，在特林留下的奴尔干永宁寺碑。到如今，崔忻井井栏刻石和奴尔干永宁寺碑两方石刻，早已在上世纪初被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盗走，只有义县万佛堂的《慰喻契丹碑》还保留在石窟中，成为研究东北边疆历史和北方民族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题图：医巫闾山古代军事戍营“石头城”）
在医巫闾山西麓，大凌河畔的义县北郊，有凿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的万佛堂石窟。北魏期间，共建有3座闻名于世的石窟群：450年北魏建都大同后凿建的大同云冈石窟；485年孝文帝实行改革后迁都洛阳，495年开始凿建的洛阳龙门石窟；第三处即是这座位于东北辽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
万佛堂石窟虽然小于同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但却是东北地区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它不仅保留着珍贵的北魏时期的佛像雕刻、绘画和石窟建筑艺术，而且还保存着两方珍贵的北魏时期的碑刻。一方为《营州刺史元景造窟题记》，民间称《元景造像碑》；一方为《慰喻契丹使韩贞等造窟题记》，民间称《慰喻契丹碑》。
这两方碑刻的内容，透射出关于北方民族鲜卑、契丹信仰习俗的衍化，北方民族与医巫闾山的关系，以及医巫闾山山名的来历等一系列的历史线索。
颛顼之都 前燕故城
《元景造像碑》的记文，一开头就明确记载着万佛堂石窟凿建的时间和主持凿建人：“唯大魏太和廿三年岁次己卯四月丙午朔八日……诸军事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上为皇帝陛下敬造石窟一区。”
营州刺史元景是孝文帝的叔叔。孝文帝执政期间，皇室成员元景被派到了营州(今辽宁朝阳市)担任刺史。元景本人是佛教徒，499年，孝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他来到医巫闾山西麓的义县城北，出资兴建了万佛堂石窟。
何以在营州所辖的义县凿建石窟为重病的孝文帝禳灾祈福，要从鲜卑人与义县的关系说起。西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西晋朝廷招抚慕容鲜卑人，封慕容为鲜卑都督。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年)，慕容建立燕国，历史上称为前燕。因为传说大棘城是上古五帝之一颛顼的故城，慕容便立都于大棘城，正如《晋书》所载：“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
大棘城正在万佛堂石窟所在地——义县之北的医巫闾山西麓大青山一带。
前燕是第一个由鲜卑人建立的独立国家，大棘城即成了第一个国都。从此大棘城在鲜卑人眼中，就具有了祖先神灵所在地故都的神圣位置。在祖先神灵所在的故都凿建佛窟，实际上具有祈求祖先护佑和祈求佛祖护佑的双重意义。
北魏鲜卑人虽然接受了佛教文化，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萨满教，祖先崇拜与灵魂崇拜仍占据着信仰的核心地位。这也可从在故都和祖先兴业之地建窟祈福中窥见一斑。
《营州刺史元景造窟题记》精美遒劲的书法艺术，与洛阳伊阙古阳洞里的造像碑记十分相似，堪称魏体之冠。康有为赞誉元景碑为元魏诸碑之极品。梁启超于1925年得到题记拓本时，题跋云：“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并誉之为“天骨开张，光芒闪溢”。
医巫闾山名考
与《元景造像碑》上的刻文不同，《慰喻契丹碑》的字迹潦草而不成章法，显然不是像《元景造像碑》那样出自朝廷著名书法家的手笔。这是因为造窟的已不是皇叔，而只是朝廷派出的一位到义县慰喻驻戍医巫闾边防契丹人的使臣员外散骑常侍韩贞。《慰喻契丹碑》明确地记载着，与韩贞共同造窟的，是沃连戍军主吕安辰等军中行武七十四人。
这笔走龙蛇、狂放不羁的碑文，好似一幅古老而又诡谲的历史画卷，描画、记录着北方民族与他们心中的神山医巫闾千丝万缕的连系。
碑文指明造窟者为“员外散骑常侍昌黎韩贞前建德郡承沃连戍军主吕安辰”，后又提到“沃黎戍军主吕安辰队主刘都都刘……”很显然，在这里，“沃连”与“沃黎”是一词两写，都指的是戍地的名字。
碑文说到建窟的位置：“于□方之右沃黎之西建造私窟□。”这个地方从语音和方位上可以判断，就是医巫闾山。雄奇的医巫闾山，历来是宜于筑城置戍的要害之地，至今在一些山峰还这残存着许许多多被称为“石头城”的军事戍营建筑。
“医巫闾”一称肇自先秦。《周礼·职方氏》记：“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尔雅·释地》记：“东方之美者，有医巫闾之、、琪焉。”
医巫闾山居东北三山之首，是古代五大镇山之一的北镇。据《神异典》卷26“北镇医巫闾山之神部”记载：“太平兴国八年，秘书监李至言，按五郊迎气之日，皆祭逐方岳镇海渎，望遵旧礼，就迎气日，各祭于所隶之州。其后立冬祀北岳恒山、北镇医巫闾山，并于定州北镇就北岳庙望祭。”
在史籍中，医巫闾这个山名还有很多别写。屈原《远游》诗中“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於微闾”，朱熹注：“於微闾，周礼：‘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山海经》中，对医巫闾有“务隅”、“鲋鱼”、“附隅”之称；两汉时有无虑县；唐时有巫闾守捉城。
於微闾、务隅、鲋鱼、附隅、无虑、沃连、沃黎都与巫闾音同字不同。那么医巫闾这个山名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写法，甚至在一方碑刻中就出现了“沃连”、“沃黎”这样的一词两写?
对于一个山名，尤其是古来五大镇山之一的山名，有如此多的音同字不同的称谓，只能是因为这座山的山名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原地区通用的汉语，需要用汉字来记录这个山名时，人们就只能用语音相近的汉字来记录。所以医巫闾山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就不像本来就是汉语山名的如泰山、恒山、华山等在史籍中有固定的名字。
医巫闾山所在的辽西，最早是东胡人活动的地区。现在的蒙语中称山为“奥剌”，读音与巫闾相近，也与无虑、微闾、务隅、沃连、沃黎等汉字的读音相近。蒙语称“大”为“伊克”，如“伊克召”即大庙之意，克字轻读即为“伊”。“伊克奥剌”在蒙语中是大山的意思。而明清时期，医巫闾山正有广宁大山之称，至今当地仍有人称医巫闾为大山。由此看来，“医巫闾”正是地方语，也就是东胡语“伊克奥利”的汉字记音。而“大山”是“伊克奥剌”的汉字记译。
尽管见于各个时期、各种史籍上的记字不同，但“医巫闾”即“伊克奥剌”的语音始终未变。这又可以从语音传承的角度证明，自先秦以来，医巫闾地区就是东胡人聚居的地方，而蒙语又是从东胡语发展而来。
在远古时期，医巫闾山就是养育了北方民族祖先的神山。《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山海经·大荒北经》又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晋书》上也记载：“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
如前所述，大棘城正是医巫闾山之西麓。北方民族以颛顼为祖先神，而颛顼帝活动的医巫闾山就必然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山，所以，他们虔诚地崇拜这座拔地而起的祖先山，称它为“伊克奥剌”——“大山”。我想，这也正是到了辽、金乃至清朝，医巫闾山一直被北方民族的执政者当作神山崇拜祭祀的文化渊源。
先秦史官用“医巫闾”三字作为“伊克奥利”的语音记字，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同音记字中经受历史的考验，一直沿用下来，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医巫闾这个名字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人们对幽方之镇那神秘的拥有“、、琪”之美玉的山，拥有的敬畏、向往之情。用“医”、“巫”这神奇的名字，和表示此山的山谷是通向更东北之地的大门的“闾”字合起来冠于此山，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关于契丹民族的记载
《慰喻契丹碑》还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契丹民族记载之始，也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国内仅存的关于契丹民族的实物记载。
成书晚于此碑记的《魏书·契丹传》记载：“太和三年(479年)，高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辽史》也记载：“元魏末，莫弗贺勿于畏高丽蠕蠕侵逼，率车三千乘，众万口内附，乃奇首可汗故壤，居白狼水东。”
《慰喻契丹碑》记载的正是北魏政府尚书省，于景明三年(502年)，派遣韩贞作为“慰喻契丹使”来到医巫闾西麓慰问内附守边的契丹人这一事件。
而韩贞与戍军主吕安辰等在戍军驻地附近建造佛窟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用佛教教化契丹人，达到文化上同化契丹人的目的。事实上，在契丹人聚居的白狼水东凿建佛窟，对契丹人宗教信仰形态的衍化，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500年后，当契丹人称雄北中国建立辽国时，即以佛教为国教，并把白衣观音奉为祖神供于木叶山的祖屋。而于1021年在义县肇建咸熙寺(今奉国寺)，塑七尊大佛，以影化辽代七位皇帝的作法，又与北魏鲜卑人的宗教信仰形态一脉相承。
在东北地区，历史上曾有三方记载着中央政府派遣使团慰问民族地区事件的石刻。一是这块记载北魏景明三年韩贞慰喻契丹，在义县万佛堂留下的《慰喻契丹碑》；二是记载唐先天二年崔忻宣劳，在旅顺留下的崔忻井井栏刻石；三是记载明永乐至宣德年间亦失哈等数次宣谕奴儿干，在特林留下的奴尔干永宁寺碑。到如今，崔忻井井栏刻石和奴尔干永宁寺碑两方石刻，早已在上世纪初被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盗走，只有义县万佛堂的《慰喻契丹碑》还保留在石窟中，成为研究东北边疆历史和北方民族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题图：医巫闾山古代军事戍营“石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