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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其中，对五四运动的含义、领导权、基本性质、历史价值等主要内容的研究，构成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总体框架。搜集整理相关研究资料，并对它们进行介绍和评析，有助于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现状和进展，审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就未来相关研究提出可供深化的借鉴与思考。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五四运动”;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6-0099-11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围绕五四运动展开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各种学术观点与成果相继问世，不断夯实着五四运动的研究基础，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规范而活泼的学术氛围。据国家图书馆书刊最新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五四运动这一研究主题，国内学界产出了350余部著作，同时中国知网刊载的相关论文数量也高达4900多篇（到2019年10月为止）。其中，相关著作以专著为主，教学参考用书较少，论文则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四运动研究的方方面面，研究也更为深刻具体。本文拟根据已经刊载的相关文章和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五四运动若干问题的研究作综合的归纳述评，以期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一、“五四运动”的基本含义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其基本含义素为学界所探讨。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这“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①从大方向上基本明确了五四运动的定义。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四运动研究中，国内理论界提出了“五四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等术语，为进一步厘清五四运动的含义提供了重要突破口。
（一）“五四事件”与“五四運动”
1919年5月4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直接导致北京市爆发了由3000多名青年学生组织、发起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活动，也就是五四运动的政治原型——“五四事件”。此后这场由学生发起的示威游行逐渐演变为全国性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对于这场运动的命名，国内学界也进行了详细论证。如鲁振祥指出，游行爆发后仅三天，北京《晨报》就刊登了其重要撰稿人高一涵署名为“毅”的文章《市民运动的精神》，对这场示威游行的性质、意义做出了初步论断。①李向群则强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爆发二十多天后，学生领袖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不仅首次阐述了“五四事件”精神，更第一次在报刊上正式提出了“五四运动”一词。②董振平进一步指出，1919年“五四事件”爆发后，在当时日渐兴起的报刊业和交通业的推动下，“五四运动”一词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场群众爱国运动中来。③至此，“五四事件”与“五四运动”被混用和通用的阐释模式基本成型，并不断得到了后来研究者们的沿用。如20世纪90年代前后，周策纵④在其著作《五四运动史》中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⑤此外，王磊指出，“五四事件”等概念的辨析和厘清是五四运动研究工作的基础，如果不能很好阐述，未来“五四运动”的总体深入探讨就会受到阻碍。⑥郭若平等认为，21世纪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中出现的“事件”与“现象”的笼统使用，已经造成了研究重心的错误偏移。⑦在今后的研究中，“五四事件”在五四运动中处于什么地位、“五四事件”能不能代表五四运动、“五四事件”的内涵厘清是否会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价造成影响等同样需要回应。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新中国以来，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与之相伴的新文化运动的考察。在新文化运动内涵的判断和解读上，研究者们常常存在一些分歧。如学者们一般沿用1926年《傅斯年致胡适》文稿中的表述，把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的创刊或1917年1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⑧同时把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兴起或1926年7月《新青年》的停刊作为该运动结束标志。而对于“五四运动”的时间划分，人们则多认同“狭义”和“广义”两种划分方法。狭义上，学界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发生在1919年5、6月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前后分界点为1919年5月4日北京市爆发的青年学生爱国示威游行运动和同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发起的拒签巴黎和会文件的“反和约运动”;⑨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则包括1919年5、6月的群众性爱国运动以及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两部分。鉴于“新文化运动”早“五四运动”发生好几年，“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思想对“五四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学者强调要重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间的重要联系。如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到底应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我认为分开就两者都无法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⑩马斌惠则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五四运动的主要骨干，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主将。”①同时，有的学者干脆提出“新文化‘五四运动’”一词来表示这两个运动的重要关系。②持相反观点的研究者则认为，尽管“新文化运动”比“五四运动”早开始好几年，但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新文化‘五四运动’”一词有欠妥当。如有学者就指出，《新青年》在创办之初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后来伴随“五四运动”中《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的问世，它才真正成为开国民风气之重量级刊物。③因而，有学者提出，可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代替“新文化‘五四运动’”，因为它在表述“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两者关系上更具科学性，而这一提法最终也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高度认可。④ （三）“五四时期”与“五四运动”
承前所述，1919年“五四事件”的爆发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191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时间标志。而对于“五四时期”在起始时间上是否早于五四运动、它是五四运动的前提还是成果等，学者们则观点不一。一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是“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时代环境。如欧阳哲生就把1917年到1926年界定为“五四时期”，并重点分析了这一时期内，“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方式和途径;⑤杨魁和文军等则把“五四时期”的起点提前到1912年辛亥革命结束，并研究其后发生的支持国货运动在爱国主义情绪上对后来各种运动的重要影响。⑥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是五四运动的成果产物。如周策纵指出“一些学者把五四事件爆发后紧挨着的几个月或者几年称为‘五四时期’。”⑦但周策纵最终将“五四时期”确定为1917到1921年，其依据是从1917年起，新兴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中心，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1921年后则开始付诸于政治实践。⑧此外，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指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为后来的中国的人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⑨对于“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特征，有研究者则认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思想文化可以溯源至1898年戊戌维新思想解放浪潮，下接到1925年标志国民党思想统治时代来临的戴季陶主义出现，⑩因而过渡性色彩明显。整体上，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四运动研究中，尽管学者们对于“五四时期”具体时间范围的界定未达成共识，但一般认同“五四时期”的基本范围为五四运动前后几年，而这一时期内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运动和文化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五四运动深化研究拓宽了视野，增加了材料。
二、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众运动”。①但对于“五四运动”领导权归属问题，新中国以来的国内学界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观点。
（一）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日趋主流的观点。②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再次重申并强调了这一观点。如张德旺在《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指出，同民主派、其他資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派相比，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一开始便秉持着更为彻底和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立场，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最为强烈和广泛的影响，始终是运动最坚决的推动力量。③董令仪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怎样领导了“五四运动”》突出强调了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对“五四运动”的产生及发展的重要引领作用。④曹平和伊胜利在《“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多次援引毛泽东、陈独秀、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突出强调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领导了北京乃至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振奋和鼓舞了当时的全国进步青年，号召他们投身中国革命。⑤徐方治在《“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和反封建问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领导了“五四运动”，而且在运动组织上也充分发挥了骨干核心作
用。⑥此外，还有学者从“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中国青年革命传统的大发展这一角度，侧面论证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领导地
位。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主流。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⑧
（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在国内学界对五四运动领导者的研究中，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对‘五四运动’发挥了重要的领导性作用”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史料论证。如凌云岚就分析了1927年国民政府的五四纪念活动，并从中提炼了当时中央政府的“反日”“铲工”和“资产阶级是‘五四运动’领导者”等主张。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其他研究者也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如，黄金华、漆良燕的文章《也谈“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及其性质》、刘永明的著作《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及文章《“五四运动”中的国民党人》都赞同“资产阶级领导了‘五四运动’、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等观点。⑩而欧阳军喜在《国民党与“五四运动”》则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认为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就已经敏锐的意识到了该运动的特殊性，运动爆发后国民党人创办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杂志，都在积极肯定学生运动的进步性，而“五四运动”也使孙中山意识到进行国民社会改造的重要性，并使他开始了对国民党建设的新探索。①
（三）进步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进步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是一些研究者在弥补“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领导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是‘五四运动’领导者”理论不足的尝试中提出的。如朱敏志与宁敏峰在《90年代国内“五四运动”研究述评》指出，主张一个党派掌握着“五四运动”的领导权时，会导致其他党派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被贬低，这种认识不仅不利于认识“五四运动”，更有悖于史实。②《“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丛书，收录了美国汉学家维拉·施瓦支（舒衡哲）的著作《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引入国外学者对“五四运动”领导权的研究结论。舒衡哲以知识分子的代际传承为视角，客观分析了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认为五四运动领导权出现争议的原因在于思想论战发展到后期被政治斗争吞没，以罗家伦和傅斯年为首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才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③欧阳军喜和董德福则认为，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骨干领导力量，只不过到了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青年阵营内部才出现了分化。④杨军在《关于“五四运动”若干问题评析》指出，1919年6月份的全国性罢市狂潮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作用被死死限制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市，全国其他地区的罢市活动则全靠进步的青年学生在推动。⑤相比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进步知识分子群体是个更大的概念。如杨梅媛在《谁主沉浮 ——浅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认为“进步知识分子”一词，不仅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人士包括在内，更包括一部分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一员领导了无产阶级投身“五四运动”是毫无争议的，但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及小资产阶级一样，都不能完全代表进步知识分子所有成员。⑥ 三、五四运动的基本属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主要就五四运动是否有全面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是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启蒙”与“救亡”、“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等展开了热议。
（一）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属性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⑦“1919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史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起来的”。⑧而“五四运动是否具有全面的反帝主张”“反日和反帝的关系”等则既是“五四运动”的研究热点和争议焦点。如在193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内部探讨中，蔡和森主张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将反日等同于反一般帝国主义，并统一划归于“五四运动”的反帝要求中;张太雷却强调了反日和反一般帝国主义的鲜明差别，以及把反日与反所有帝国主义等同的不合理性。①虽然这场讨论的成果为后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所吸收，但其对于五四運动反帝本质的认识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对于五四运动反封建内涵的认识，学者们分歧主要集中于“‘五四运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一话题上。如朱敏志、宁敏峰在《90年代国内“五四运动”研究述评》指出，随着8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五四运动’是一场借传统一元论模式，全盘否定传统的运动”观点的提出，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反传统”展开了热烈讨论。支持者认为，在形式主义思维支配下，新文化运动领袖形成了错误的文化观念，他们将中西文化视作完全对立的两种文化，认为思想解放的前提是必须把中国几千年来形成和作用的固有文化一并清除，故在对待传统的做法上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反对者则认为，主张五四运动全盘反传统的人，对传统文化、封建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区别认识不清，把孔子自己创立的“真孔子儒学”和汉朝及之后的“伪孔子儒学”统一划等号。②有学者对封建文化的具体内涵也做了深刻分析，认为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封建文化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而是“以专制主义孔子儒学为代表的背离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精神的落后、腐朽、恶劣的政治文化”。③
（二）五四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性
新中国以来，根据毛泽东“‘五四运动’标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④的论断，一些研究者衍生出“‘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观点，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是否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属性？”大讨论。部分研究者认为，“五四运动”在本质上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其性质只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属性。如黄金华、漆良燕在《也谈“五四”运动领导者及性质》认为“‘五四运动’的推动者、促成者和领导者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⑤郭荣华、贺瑞虎在《对新民民主义革命开端问题的再思考》进一步提出了“五四运动”不具有新民民主义革命属性的四点理由：其一，“五四运动”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自觉反帝爱国运动;其二，这一时期并没有提出一部旗帜鲜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其三，统一革命战线策略不是“五四运动”前就有;其四，中国革命前途新近认识的形成也后发于“五四运动”。⑥对此持相反观点的人则指出，持“‘五四运动’非新民主主义开端”者，过分夸大了“‘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开端”作用。如金冲及在《“五四运动”的两个特点》指出，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开端，其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先进思想。⑦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指出，“经过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⑧朱务善在《五四革命运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则指出，“五四运动”虽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完全等同，但是它揭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序幕，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开辟了道路。①顾海良和丁俊萍等则强调，“五四运动”在客观上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三）五四运动的启蒙属性与救亡属性
广义上，五四运动既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又是一场政治救亡运动。而对于五四运动中“启蒙”和“救亡”关系，研究者却观点不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五四运动的“启蒙”和“救亡”不可兼容，在运动过程中存在一方压过另一方的势头。如杨军在《关于“五四运动”若干问题评析》总结出，历史虚无主义者承袭胡适晚年“‘五四运动’干扰了新文化运动，把文化运动异化为政治运动”的说法，把“启蒙”和“救亡”视为完全对立，认为“五四运动”使“救亡”主旋律压倒了“启蒙”主旋律。③卢毅在《后五四时代部分北大师生的非政治倾向》指出，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后，大部分北大师生已经对五四政治运动“萌生了倦意”，一些老师开始在字里行间表达北大“重政论而轻学术”的不满，并苦心劝解学生不要头脑发热投身政治暴动，而要尽早回归学术。④另一些学者则指出，“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是自戊戌运动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题，持“救亡压倒启蒙”者，忽视了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如徐辉在《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脉理》指出，在方法论上，高调宣扬新文化运动启蒙价值者以及过分夸大五四运动政治作用者，都犯了过于注重对五四运动前后断限，而视五四运动连续性和完整性的错误。⑤于兴卫在《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则认为，之所以讲胡适、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政治论战而非思想论战，其理由恰恰在于在当时的环境下，文化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任何人在进行思想探索时都无法对政治无动于衷，被误认作学术之争的原因在于论战双方虽阶级不同，但都秉持了学术所应有的客观平等、开放自由。⑥
四、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
新中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使国内涌现了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一些人打着“‘五四运动’是完全自发群众运动”“‘五四运动’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等幌子，大张旗鼓地否认“五四运动”及其历史价值，为了抵制这种危险倾向，学界掀起了重估五四运动历史价值的大讨论。 （一）五四运动精神内涵的具体指向
承前所述，作为正式提出“五四运动”概念的第一人，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将“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⑦而其后的研究者则多把“五四精神”界定为“爱国主义”与“民主科学”两部分。如彭明指出，作为“五四精神”的两个方面，“爱国主义”与“民主科学”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两者一起构成了“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⑧对于“‘五四运动’为什么表现出来强烈的爱国意识”，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极其强烈的爱国情感，是由甲午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以及在此危机下中国社会出现的群体性恐慌所催生的。如杨雄威在《近代中国的“亡国奴”身份抗争与抗日动员》认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近代中国人民“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提升到了一个新层次，青年学生在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中起到了引导作用。①而对于“五四运动”的爱国指向，一些研究者指出，五四时期的“国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田中阳在《“爱省”而不“爱国”》认为，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已经有了“state”和“nation”之分，主张他们“爱省”而非“爱国”的理由在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中国已经不具有整体性，外来军阀靠不住只能靠自己。②
同时，一些学者也强调了“五四运动”和“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价值。如杨红林在《1979年五四纪念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认为，1979年的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在延续1978年“解放思想”主题同时，将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价值提到了一个新高度。③
（二）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④由于“现代化”一词内涵极其丰富，一些学者主张应从多角度来挖掘五四运动的历史贡献。如万琼华在《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双重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从现代妇女的塑造角度指出，五四运动不仅使中国的先进妇女拥有了西方女权主义者所推崇的权利意识，而且还增强了她们的义务意识，使她们为改变妇女受奴役和歧视地位以及争取民族解放做出了重大努力。⑤徐爱国在《寻找“新文化运动”在百年法治中的印记》从中国法治化进程角度指出，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权虽然沿用了清末立宪所创制的法律体系，也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但是沿用的法律习惯却完全和清政权一样，都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那一套;“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在冲击了等级纲常式的法律传统的同时，也为自由、平等、分权的法治文化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⑥而另一些研究者则突出强调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培育现代型政党中的重要作用。王先俊在《“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认为，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主题已经由第一阶段的“科技进步”、第二阶段的“科技进步”+“政治改革”，发展为第三阶段的“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五四运动”不仅使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阶级动力。⑦邢云文，韩晓芳在《召唤、动员与五四知识分子主体的觉醒》从现代政治人格的塑造角度指出，五四运动爆发前，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个性化的精神觉醒;五四运动爆发后，这种个性觉醒被不断的动员和强化并上升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意识。⑧
（三）五四运动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
对于“‘五四运动’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价值”，研究者们多从传承五四精神与促进青年发展的一致性上来解读。如谢园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党的历届最高领导人在五四青年节讲话中，各自所涉及的时代背景、讲话重点和内容主题存在较大不同，但都表达了对青年地位的重视、对提高青年素质的关注和对青年发展的大力支持，都肯定和强调了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为民族独立和复兴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①陆士桢等指出，“五四运动”爆发100年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新气象，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青年群体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青年应积极继承五四先烈的爱国精神和担当品质，牢牢把握当前的时代特征与时代要求，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中实现自我价值。②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其它角度论述五四运动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如胡振良从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角度指出，“历史确证了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选择，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的宝贵经验，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和人民的选择”。③
曹光章从五四运动与当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关系角度指出，今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建设必须“要沿着五四运动开启的文化自信历程继续前进，既要用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又要在自信的文化创造中创造文化的自信”。④而张鸣则从五四运动与当前中国的道德建设的关系角度指出，习近平所强调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是对“五四运动”青年道德传统的坚持和继承，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课题。⑤
五、五四运动研究特征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在历程上整体呈现出以下特征，同时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它们为未来五四运动的深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的整体特征
1.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色彩。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相关的五四运动研究和論述常常受到当时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界的相关五四运动研究和论述就常常以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对于“五四运动”的论述文章或著作以蓝本，在学术氛围上较为刻板。以之为参考，这一时期研究五四运动的成果专著非常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1951年上海海燕书店印行）、贾逸君著《五四运动简史》（1951 年北京新潮书店印行）”。⑥1966年“文革”到来时，国内学界的五四运动研究已经趋于停滞，“那时编印的一些中共党史本子，在论及五四运动时，大都是简单重复毛泽东的论断，谈不到什么学术研究”。⑦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下，国内学界的五四运动研究氛围开始变得生动活泼，相关论文和著作开始增多。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专题讲话的发表，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开始回归“初心”和“使命”，弘扬五四运动光荣传统，促进青年发展，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等，又成为了相关研究的题中之义。整体上，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相关五四运动研究在各个时期有着特殊内容要求，但五四运动是一场马列主义为指导在中国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爱国运动是该研究的观点主流，这也是五四运动研究的时代性特征中必须要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所在。 2.构造了系统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框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相关五四运动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对五四运动的主要构成元素都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在五四运动的时间起止、领导力量、基本含义、结果影响、国内国际的主流观点上，国内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另一方面，学界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视角，既有基于五四运动本身各要素的研究，也有基于“五四运动”中的时间、人物、地点、传媒、外交、期刊和杂志等的研究，从而多角度描绘出五四运动的历史原貌和重要价值;最后，学界还注重考察了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时代状况、历史走向以及对于国内外局势，从而描绘出五四运动研究的宏观历史脉络，充分揭示出五四运动爆发的必然性。这些构成了国内学界五四运动研究的主要研究框架。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
首先，重视对运动的结果和影响的研究，对运动本身的相关细节关注不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四运动研究中的不足之一。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五四运动并不是作为孤立事件而出现，而是诸多要素组合而成，在五四运动研究对运动本身的研究和对运动后果的研究理应并重，因为“它要考究的是五四运动作为‘运动’本身为何发生、如何变迁、种种具体历史环节又是如何存在等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运动’周边的因素多大程度上左右着‘运动’的构成，以什么方式构成这种关联，历史语境、人物活动、组织方式、参与方式等又是如何连接成为一个‘运动’事
件”，①从而影响我们对五四运动的评判。
其次，纵观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历程可知，过于仪式化、连贯性不强是五四运动研究中存在的又一不足。根据中国知网相关论文数据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以五四运动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数量逢“十周年”纪念大增，而在其他时间段则论文产出数量非常少。如1959年中国知网刊载的五四运动论文数量为63篇，而1958年的相关论文刊载量仅为3篇，1960年仅刊载10篇。而在1979、1989、1999和2019等年份，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如1978、1979、1980年的研究论文数量分别为12篇、191篇和19篇;1988、1989、1990年的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分别为41篇、355篇和67篇;2008、2009、2010年的研究论文数量分别为96篇、463篇和135篇;2018和2019年（截止至2019年11月） 的研究数量分别为107和1002篇。这种现象表明，当前国内学界相关的五四运动研究，在研究上的连贯性显然还需要加强，这种类似突击式的研究显然不利于五四运动研究的继续深入。如果研究五四运动仅仅用于一种纪念仪式或价值主张，而忽略对运动本身细节和历史原貌的挖掘，甚至不重视历史资料的支撑，那么仅作为价值象征符号的五四运动，未来就会渐渐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最后，重复研究过多，也是当前五四运动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五四运动的研究上，国内学界受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五四运动的一些看法和定义的影响过大，在结合所处的时代环境对五四运动进行有效的价值审视方面尚需加强。如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②后，严格遵循毛泽东对于“五四运动”性质的界定，成为国内学界历年来界定这一运动性质的基本要求。而进一步挖掘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属性，以及五四运动如何做到反帝反封建，在资料选取和论证时，角度和材料常常比较单一。并且相应的研究结论也多是论证之前的研究对这一运动的论断和结论，甚至一些相关研究变成了“重复喊口号”，缺乏理论创新。
（三）未来深化五四运动研究的基本要求
1.“举旗定向”——明确研究目的，弘扬五四精神。这是从宏观层面推进五四运动深入研究的基本要求。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發展的基本要求，“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①同时也是今后我们不断进行五四运动深化研究的基本遵循和价值旨趣。一方面，必须在未来的相关研究工作中，必须纳入和重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因为他们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五四运动原貌的展现以及历史评价上有着重要话语权;另一方面，应时而变，应环境而变，鼓励五四运动叙事观念和学术成果的创新随着具体的时代环境和时代要求而变，明确这场运动给近代和当代中国社会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和重大变革，肯定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也同样重要。这是五四运动研究中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这样的旗帜必须一直举下去，并且在发展方向始终得到确认。
2.“立柱架梁”——厘清研究要素，注重逻辑关联。这是从中观层面推进五四运动进一步研究的基本要求。在未来深化研究中，应注重对五四运动这一事件本身在中观层面的探析，不断厘清其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具体含义和相互关联，夯实五四运动研究的“四梁八柱”。特别是要明确以往理论界提出的五四运动研究要素是否已经存在疏漏，同时既要重视深化和普及五四运动精神，又要注重五四运动本身事实的挖掘和补充，既要体现史实原貌的当代价值传承，又要体现对史实支撑材料之间关联性的进一步挖掘。
3.“夯实基础”——注重史料积累，把握历史细节。这是五四运动深化研究的微观要求。对五四运动研究的微观细节的发掘和把握，是实现五四运动研究能够继续朝着历史的车轮向前大步迈进的基础和前提。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既要注重对五四运动本身的微观事实细节的研究，同时又要继续不断推进对五四运动的当代价值和时代精神的研究，“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要抓紧把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资料收集好、历史文物保护好。要加强对史料的分类整理和系统化研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展示五四运动史料”。②未来这些研究，既应该有对传统史料结合新的时代背景进行的全新解读，同时又要有对既有事件新的史料的发掘和论证，从而得出新的事件发生面貌以及事件发生真相。
（刘成成，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陈华建 ，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永峰，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五四运动”;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6-0099-11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围绕五四运动展开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各种学术观点与成果相继问世，不断夯实着五四运动的研究基础，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规范而活泼的学术氛围。据国家图书馆书刊最新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五四运动这一研究主题，国内学界产出了350余部著作，同时中国知网刊载的相关论文数量也高达4900多篇（到2019年10月为止）。其中，相关著作以专著为主，教学参考用书较少，论文则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四运动研究的方方面面，研究也更为深刻具体。本文拟根据已经刊载的相关文章和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五四运动若干问题的研究作综合的归纳述评，以期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一、“五四运动”的基本含义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其基本含义素为学界所探讨。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这“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①从大方向上基本明确了五四运动的定义。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四运动研究中，国内理论界提出了“五四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等术语，为进一步厘清五四运动的含义提供了重要突破口。
（一）“五四事件”与“五四運动”
1919年5月4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直接导致北京市爆发了由3000多名青年学生组织、发起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活动，也就是五四运动的政治原型——“五四事件”。此后这场由学生发起的示威游行逐渐演变为全国性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对于这场运动的命名，国内学界也进行了详细论证。如鲁振祥指出，游行爆发后仅三天，北京《晨报》就刊登了其重要撰稿人高一涵署名为“毅”的文章《市民运动的精神》，对这场示威游行的性质、意义做出了初步论断。①李向群则强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爆发二十多天后，学生领袖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不仅首次阐述了“五四事件”精神，更第一次在报刊上正式提出了“五四运动”一词。②董振平进一步指出，1919年“五四事件”爆发后，在当时日渐兴起的报刊业和交通业的推动下，“五四运动”一词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场群众爱国运动中来。③至此，“五四事件”与“五四运动”被混用和通用的阐释模式基本成型，并不断得到了后来研究者们的沿用。如20世纪90年代前后，周策纵④在其著作《五四运动史》中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⑤此外，王磊指出，“五四事件”等概念的辨析和厘清是五四运动研究工作的基础，如果不能很好阐述，未来“五四运动”的总体深入探讨就会受到阻碍。⑥郭若平等认为，21世纪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中出现的“事件”与“现象”的笼统使用，已经造成了研究重心的错误偏移。⑦在今后的研究中，“五四事件”在五四运动中处于什么地位、“五四事件”能不能代表五四运动、“五四事件”的内涵厘清是否会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价造成影响等同样需要回应。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新中国以来，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与之相伴的新文化运动的考察。在新文化运动内涵的判断和解读上，研究者们常常存在一些分歧。如学者们一般沿用1926年《傅斯年致胡适》文稿中的表述，把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的创刊或1917年1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⑧同时把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兴起或1926年7月《新青年》的停刊作为该运动结束标志。而对于“五四运动”的时间划分，人们则多认同“狭义”和“广义”两种划分方法。狭义上，学界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发生在1919年5、6月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前后分界点为1919年5月4日北京市爆发的青年学生爱国示威游行运动和同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发起的拒签巴黎和会文件的“反和约运动”;⑨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则包括1919年5、6月的群众性爱国运动以及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两部分。鉴于“新文化运动”早“五四运动”发生好几年，“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思想对“五四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学者强调要重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间的重要联系。如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到底应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我认为分开就两者都无法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⑩马斌惠则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五四运动的主要骨干，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主将。”①同时，有的学者干脆提出“新文化‘五四运动’”一词来表示这两个运动的重要关系。②持相反观点的研究者则认为，尽管“新文化运动”比“五四运动”早开始好几年，但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新文化‘五四运动’”一词有欠妥当。如有学者就指出，《新青年》在创办之初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后来伴随“五四运动”中《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的问世，它才真正成为开国民风气之重量级刊物。③因而，有学者提出，可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代替“新文化‘五四运动’”，因为它在表述“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两者关系上更具科学性，而这一提法最终也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高度认可。④ （三）“五四时期”与“五四运动”
承前所述，1919年“五四事件”的爆发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191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时间标志。而对于“五四时期”在起始时间上是否早于五四运动、它是五四运动的前提还是成果等，学者们则观点不一。一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是“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时代环境。如欧阳哲生就把1917年到1926年界定为“五四时期”，并重点分析了这一时期内，“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方式和途径;⑤杨魁和文军等则把“五四时期”的起点提前到1912年辛亥革命结束，并研究其后发生的支持国货运动在爱国主义情绪上对后来各种运动的重要影响。⑥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是五四运动的成果产物。如周策纵指出“一些学者把五四事件爆发后紧挨着的几个月或者几年称为‘五四时期’。”⑦但周策纵最终将“五四时期”确定为1917到1921年，其依据是从1917年起，新兴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中心，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1921年后则开始付诸于政治实践。⑧此外，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指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为后来的中国的人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⑨对于“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特征，有研究者则认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思想文化可以溯源至1898年戊戌维新思想解放浪潮，下接到1925年标志国民党思想统治时代来临的戴季陶主义出现，⑩因而过渡性色彩明显。整体上，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四运动研究中，尽管学者们对于“五四时期”具体时间范围的界定未达成共识，但一般认同“五四时期”的基本范围为五四运动前后几年，而这一时期内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运动和文化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五四运动深化研究拓宽了视野，增加了材料。
二、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众运动”。①但对于“五四运动”领导权归属问题，新中国以来的国内学界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观点。
（一）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日趋主流的观点。②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再次重申并强调了这一观点。如张德旺在《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指出，同民主派、其他資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派相比，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一开始便秉持着更为彻底和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立场，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最为强烈和广泛的影响，始终是运动最坚决的推动力量。③董令仪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怎样领导了“五四运动”》突出强调了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对“五四运动”的产生及发展的重要引领作用。④曹平和伊胜利在《“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多次援引毛泽东、陈独秀、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突出强调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领导了北京乃至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振奋和鼓舞了当时的全国进步青年，号召他们投身中国革命。⑤徐方治在《“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和反封建问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领导了“五四运动”，而且在运动组织上也充分发挥了骨干核心作
用。⑥此外，还有学者从“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中国青年革命传统的大发展这一角度，侧面论证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领导地
位。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主流。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⑧
（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在国内学界对五四运动领导者的研究中，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对‘五四运动’发挥了重要的领导性作用”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史料论证。如凌云岚就分析了1927年国民政府的五四纪念活动，并从中提炼了当时中央政府的“反日”“铲工”和“资产阶级是‘五四运动’领导者”等主张。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其他研究者也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如，黄金华、漆良燕的文章《也谈“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及其性质》、刘永明的著作《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及文章《“五四运动”中的国民党人》都赞同“资产阶级领导了‘五四运动’、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等观点。⑩而欧阳军喜在《国民党与“五四运动”》则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认为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就已经敏锐的意识到了该运动的特殊性，运动爆发后国民党人创办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杂志，都在积极肯定学生运动的进步性，而“五四运动”也使孙中山意识到进行国民社会改造的重要性，并使他开始了对国民党建设的新探索。①
（三）进步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进步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是一些研究者在弥补“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领导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是‘五四运动’领导者”理论不足的尝试中提出的。如朱敏志与宁敏峰在《90年代国内“五四运动”研究述评》指出，主张一个党派掌握着“五四运动”的领导权时，会导致其他党派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被贬低，这种认识不仅不利于认识“五四运动”，更有悖于史实。②《“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丛书，收录了美国汉学家维拉·施瓦支（舒衡哲）的著作《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引入国外学者对“五四运动”领导权的研究结论。舒衡哲以知识分子的代际传承为视角，客观分析了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认为五四运动领导权出现争议的原因在于思想论战发展到后期被政治斗争吞没，以罗家伦和傅斯年为首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才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③欧阳军喜和董德福则认为，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骨干领导力量，只不过到了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青年阵营内部才出现了分化。④杨军在《关于“五四运动”若干问题评析》指出，1919年6月份的全国性罢市狂潮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作用被死死限制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市，全国其他地区的罢市活动则全靠进步的青年学生在推动。⑤相比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进步知识分子群体是个更大的概念。如杨梅媛在《谁主沉浮 ——浅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认为“进步知识分子”一词，不仅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人士包括在内，更包括一部分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一员领导了无产阶级投身“五四运动”是毫无争议的，但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及小资产阶级一样，都不能完全代表进步知识分子所有成员。⑥ 三、五四运动的基本属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主要就五四运动是否有全面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是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启蒙”与“救亡”、“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等展开了热议。
（一）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属性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⑦“1919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史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起来的”。⑧而“五四运动是否具有全面的反帝主张”“反日和反帝的关系”等则既是“五四运动”的研究热点和争议焦点。如在193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内部探讨中，蔡和森主张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将反日等同于反一般帝国主义，并统一划归于“五四运动”的反帝要求中;张太雷却强调了反日和反一般帝国主义的鲜明差别，以及把反日与反所有帝国主义等同的不合理性。①虽然这场讨论的成果为后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所吸收，但其对于五四運动反帝本质的认识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对于五四运动反封建内涵的认识，学者们分歧主要集中于“‘五四运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一话题上。如朱敏志、宁敏峰在《90年代国内“五四运动”研究述评》指出，随着8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五四运动’是一场借传统一元论模式，全盘否定传统的运动”观点的提出，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反传统”展开了热烈讨论。支持者认为，在形式主义思维支配下，新文化运动领袖形成了错误的文化观念，他们将中西文化视作完全对立的两种文化，认为思想解放的前提是必须把中国几千年来形成和作用的固有文化一并清除，故在对待传统的做法上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反对者则认为，主张五四运动全盘反传统的人，对传统文化、封建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区别认识不清，把孔子自己创立的“真孔子儒学”和汉朝及之后的“伪孔子儒学”统一划等号。②有学者对封建文化的具体内涵也做了深刻分析，认为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封建文化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而是“以专制主义孔子儒学为代表的背离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精神的落后、腐朽、恶劣的政治文化”。③
（二）五四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性
新中国以来，根据毛泽东“‘五四运动’标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④的论断，一些研究者衍生出“‘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观点，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是否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属性？”大讨论。部分研究者认为，“五四运动”在本质上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其性质只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属性。如黄金华、漆良燕在《也谈“五四”运动领导者及性质》认为“‘五四运动’的推动者、促成者和领导者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⑤郭荣华、贺瑞虎在《对新民民主义革命开端问题的再思考》进一步提出了“五四运动”不具有新民民主义革命属性的四点理由：其一，“五四运动”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自觉反帝爱国运动;其二，这一时期并没有提出一部旗帜鲜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其三，统一革命战线策略不是“五四运动”前就有;其四，中国革命前途新近认识的形成也后发于“五四运动”。⑥对此持相反观点的人则指出，持“‘五四运动’非新民主主义开端”者，过分夸大了“‘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开端”作用。如金冲及在《“五四运动”的两个特点》指出，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开端，其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先进思想。⑦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指出，“经过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⑧朱务善在《五四革命运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则指出，“五四运动”虽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完全等同，但是它揭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序幕，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开辟了道路。①顾海良和丁俊萍等则强调，“五四运动”在客观上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三）五四运动的启蒙属性与救亡属性
广义上，五四运动既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又是一场政治救亡运动。而对于五四运动中“启蒙”和“救亡”关系，研究者却观点不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五四运动的“启蒙”和“救亡”不可兼容，在运动过程中存在一方压过另一方的势头。如杨军在《关于“五四运动”若干问题评析》总结出，历史虚无主义者承袭胡适晚年“‘五四运动’干扰了新文化运动，把文化运动异化为政治运动”的说法，把“启蒙”和“救亡”视为完全对立，认为“五四运动”使“救亡”主旋律压倒了“启蒙”主旋律。③卢毅在《后五四时代部分北大师生的非政治倾向》指出，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后，大部分北大师生已经对五四政治运动“萌生了倦意”，一些老师开始在字里行间表达北大“重政论而轻学术”的不满，并苦心劝解学生不要头脑发热投身政治暴动，而要尽早回归学术。④另一些学者则指出，“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是自戊戌运动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题，持“救亡压倒启蒙”者，忽视了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如徐辉在《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脉理》指出，在方法论上，高调宣扬新文化运动启蒙价值者以及过分夸大五四运动政治作用者，都犯了过于注重对五四运动前后断限，而视五四运动连续性和完整性的错误。⑤于兴卫在《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则认为，之所以讲胡适、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政治论战而非思想论战，其理由恰恰在于在当时的环境下，文化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任何人在进行思想探索时都无法对政治无动于衷，被误认作学术之争的原因在于论战双方虽阶级不同，但都秉持了学术所应有的客观平等、开放自由。⑥
四、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
新中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使国内涌现了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一些人打着“‘五四运动’是完全自发群众运动”“‘五四运动’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等幌子，大张旗鼓地否认“五四运动”及其历史价值，为了抵制这种危险倾向，学界掀起了重估五四运动历史价值的大讨论。 （一）五四运动精神内涵的具体指向
承前所述，作为正式提出“五四运动”概念的第一人，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将“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⑦而其后的研究者则多把“五四精神”界定为“爱国主义”与“民主科学”两部分。如彭明指出，作为“五四精神”的两个方面，“爱国主义”与“民主科学”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两者一起构成了“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⑧对于“‘五四运动’为什么表现出来强烈的爱国意识”，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极其强烈的爱国情感，是由甲午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以及在此危机下中国社会出现的群体性恐慌所催生的。如杨雄威在《近代中国的“亡国奴”身份抗争与抗日动员》认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近代中国人民“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提升到了一个新层次，青年学生在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中起到了引导作用。①而对于“五四运动”的爱国指向，一些研究者指出，五四时期的“国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田中阳在《“爱省”而不“爱国”》认为，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已经有了“state”和“nation”之分，主张他们“爱省”而非“爱国”的理由在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中国已经不具有整体性，外来军阀靠不住只能靠自己。②
同时，一些学者也强调了“五四运动”和“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价值。如杨红林在《1979年五四纪念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认为，1979年的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在延续1978年“解放思想”主题同时，将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价值提到了一个新高度。③
（二）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④由于“现代化”一词内涵极其丰富，一些学者主张应从多角度来挖掘五四运动的历史贡献。如万琼华在《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双重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从现代妇女的塑造角度指出，五四运动不仅使中国的先进妇女拥有了西方女权主义者所推崇的权利意识，而且还增强了她们的义务意识，使她们为改变妇女受奴役和歧视地位以及争取民族解放做出了重大努力。⑤徐爱国在《寻找“新文化运动”在百年法治中的印记》从中国法治化进程角度指出，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权虽然沿用了清末立宪所创制的法律体系，也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但是沿用的法律习惯却完全和清政权一样，都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那一套;“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在冲击了等级纲常式的法律传统的同时，也为自由、平等、分权的法治文化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⑥而另一些研究者则突出强调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培育现代型政党中的重要作用。王先俊在《“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认为，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主题已经由第一阶段的“科技进步”、第二阶段的“科技进步”+“政治改革”，发展为第三阶段的“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五四运动”不仅使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阶级动力。⑦邢云文，韩晓芳在《召唤、动员与五四知识分子主体的觉醒》从现代政治人格的塑造角度指出，五四运动爆发前，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个性化的精神觉醒;五四运动爆发后，这种个性觉醒被不断的动员和强化并上升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意识。⑧
（三）五四运动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
对于“‘五四运动’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价值”，研究者们多从传承五四精神与促进青年发展的一致性上来解读。如谢园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党的历届最高领导人在五四青年节讲话中，各自所涉及的时代背景、讲话重点和内容主题存在较大不同，但都表达了对青年地位的重视、对提高青年素质的关注和对青年发展的大力支持，都肯定和强调了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为民族独立和复兴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①陆士桢等指出，“五四运动”爆发100年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新气象，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青年群体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青年应积极继承五四先烈的爱国精神和担当品质，牢牢把握当前的时代特征与时代要求，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中实现自我价值。②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其它角度论述五四运动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如胡振良从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角度指出，“历史确证了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选择，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的宝贵经验，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和人民的选择”。③
曹光章从五四运动与当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关系角度指出，今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建设必须“要沿着五四运动开启的文化自信历程继续前进，既要用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又要在自信的文化创造中创造文化的自信”。④而张鸣则从五四运动与当前中国的道德建设的关系角度指出，习近平所强调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是对“五四运动”青年道德传统的坚持和继承，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课题。⑤
五、五四运动研究特征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在历程上整体呈现出以下特征，同时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它们为未来五四运动的深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的整体特征
1.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色彩。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相关的五四运动研究和論述常常受到当时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界的相关五四运动研究和论述就常常以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对于“五四运动”的论述文章或著作以蓝本，在学术氛围上较为刻板。以之为参考，这一时期研究五四运动的成果专著非常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1951年上海海燕书店印行）、贾逸君著《五四运动简史》（1951 年北京新潮书店印行）”。⑥1966年“文革”到来时，国内学界的五四运动研究已经趋于停滞，“那时编印的一些中共党史本子，在论及五四运动时，大都是简单重复毛泽东的论断，谈不到什么学术研究”。⑦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下，国内学界的五四运动研究氛围开始变得生动活泼，相关论文和著作开始增多。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专题讲话的发表，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开始回归“初心”和“使命”，弘扬五四运动光荣传统，促进青年发展，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等，又成为了相关研究的题中之义。整体上，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相关五四运动研究在各个时期有着特殊内容要求，但五四运动是一场马列主义为指导在中国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爱国运动是该研究的观点主流，这也是五四运动研究的时代性特征中必须要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所在。 2.构造了系统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框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相关五四运动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对五四运动的主要构成元素都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在五四运动的时间起止、领导力量、基本含义、结果影响、国内国际的主流观点上，国内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另一方面，学界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视角，既有基于五四运动本身各要素的研究，也有基于“五四运动”中的时间、人物、地点、传媒、外交、期刊和杂志等的研究，从而多角度描绘出五四运动的历史原貌和重要价值;最后，学界还注重考察了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时代状况、历史走向以及对于国内外局势，从而描绘出五四运动研究的宏观历史脉络，充分揭示出五四运动爆发的必然性。这些构成了国内学界五四运动研究的主要研究框架。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
首先，重视对运动的结果和影响的研究，对运动本身的相关细节关注不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四运动研究中的不足之一。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五四运动并不是作为孤立事件而出现，而是诸多要素组合而成，在五四运动研究对运动本身的研究和对运动后果的研究理应并重，因为“它要考究的是五四运动作为‘运动’本身为何发生、如何变迁、种种具体历史环节又是如何存在等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运动’周边的因素多大程度上左右着‘运动’的构成，以什么方式构成这种关联，历史语境、人物活动、组织方式、参与方式等又是如何连接成为一个‘运动’事
件”，①从而影响我们对五四运动的评判。
其次，纵观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历程可知，过于仪式化、连贯性不强是五四运动研究中存在的又一不足。根据中国知网相关论文数据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以五四运动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数量逢“十周年”纪念大增，而在其他时间段则论文产出数量非常少。如1959年中国知网刊载的五四运动论文数量为63篇，而1958年的相关论文刊载量仅为3篇，1960年仅刊载10篇。而在1979、1989、1999和2019等年份，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如1978、1979、1980年的研究论文数量分别为12篇、191篇和19篇;1988、1989、1990年的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分别为41篇、355篇和67篇;2008、2009、2010年的研究论文数量分别为96篇、463篇和135篇;2018和2019年（截止至2019年11月） 的研究数量分别为107和1002篇。这种现象表明，当前国内学界相关的五四运动研究，在研究上的连贯性显然还需要加强，这种类似突击式的研究显然不利于五四运动研究的继续深入。如果研究五四运动仅仅用于一种纪念仪式或价值主张，而忽略对运动本身细节和历史原貌的挖掘，甚至不重视历史资料的支撑，那么仅作为价值象征符号的五四运动，未来就会渐渐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最后，重复研究过多，也是当前五四运动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五四运动的研究上，国内学界受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五四运动的一些看法和定义的影响过大，在结合所处的时代环境对五四运动进行有效的价值审视方面尚需加强。如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②后，严格遵循毛泽东对于“五四运动”性质的界定，成为国内学界历年来界定这一运动性质的基本要求。而进一步挖掘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属性，以及五四运动如何做到反帝反封建，在资料选取和论证时，角度和材料常常比较单一。并且相应的研究结论也多是论证之前的研究对这一运动的论断和结论，甚至一些相关研究变成了“重复喊口号”，缺乏理论创新。
（三）未来深化五四运动研究的基本要求
1.“举旗定向”——明确研究目的，弘扬五四精神。这是从宏观层面推进五四运动深入研究的基本要求。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發展的基本要求，“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①同时也是今后我们不断进行五四运动深化研究的基本遵循和价值旨趣。一方面，必须在未来的相关研究工作中，必须纳入和重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因为他们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五四运动原貌的展现以及历史评价上有着重要话语权;另一方面，应时而变，应环境而变，鼓励五四运动叙事观念和学术成果的创新随着具体的时代环境和时代要求而变，明确这场运动给近代和当代中国社会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和重大变革，肯定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也同样重要。这是五四运动研究中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这样的旗帜必须一直举下去，并且在发展方向始终得到确认。
2.“立柱架梁”——厘清研究要素，注重逻辑关联。这是从中观层面推进五四运动进一步研究的基本要求。在未来深化研究中，应注重对五四运动这一事件本身在中观层面的探析，不断厘清其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具体含义和相互关联，夯实五四运动研究的“四梁八柱”。特别是要明确以往理论界提出的五四运动研究要素是否已经存在疏漏，同时既要重视深化和普及五四运动精神，又要注重五四运动本身事实的挖掘和补充，既要体现史实原貌的当代价值传承，又要体现对史实支撑材料之间关联性的进一步挖掘。
3.“夯实基础”——注重史料积累，把握历史细节。这是五四运动深化研究的微观要求。对五四运动研究的微观细节的发掘和把握，是实现五四运动研究能够继续朝着历史的车轮向前大步迈进的基础和前提。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既要注重对五四运动本身的微观事实细节的研究，同时又要继续不断推进对五四运动的当代价值和时代精神的研究，“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要抓紧把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资料收集好、历史文物保护好。要加强对史料的分类整理和系统化研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展示五四运动史料”。②未来这些研究，既应该有对传统史料结合新的时代背景进行的全新解读，同时又要有对既有事件新的史料的发掘和论证，从而得出新的事件发生面貌以及事件发生真相。
（刘成成，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陈华建 ，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永峰，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