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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初见,梁文道有一套固定的程式:身体微微前倾,伸出右手,微笑着说“你好,我是梁文道”。采访那天,和《环球人物》记者一一握手之后,他在一张长桌前落座,桌上摆着一只黑色烟斗,旁边是装烟丝的皮袋子,像笔袋一样卷起来。他摊开袋子,取出烟丝,阵势就出来了,仿佛一出戏要上演。熟悉的人都知道,他烟瘾很大,出门随身携带烟斗和烟丝,每天都要抽上四五斗,他也总是自责:“抽烟这个习惯很不好。”
烟卷氤氲后,是梁文道那张文人气质的脸。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声音温和平静,如好友马家辉所言,是“磁性又极具信任感”的,无论是故事还是道理,都娓娓道来。
这些年,梁文道一直在两岸三地奔波。年近五十,他有着诸多身份:主持人、专栏作家、书评人、时事评论员、乐评人等,时常还去参加各种文化和社会活动。目前他花费心思最多的是由他策划的文化项目——“看理想”,包括他主讲的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陈丹青的谈画节目《局部》,以及马世芳谈音乐的《听说》。但不论做什么,对他自己来说“身份始终很统一”,“我始终是一个不断在学、不断在思考的人,这背后的根本定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考虑是否会对公共有价值”。
透过书来看生存的时代
夜幕下,日本京都祇园花见小路上人不多,街头很安静。街道两旁并排着挡有垂帘的茶室,偶有艺伎进出。路上没有闪耀的霓虹灯,只有一盏盏昏黄的小灯,灯下一男子头戴毡帽,一手拿书,一手拄杖,边走边读:“……不一会儿,群山弥漫了雾霭,笼上一层淡灰色,雾霭渐浓,从山谷落下来,还掺着一些白色的东西,这就成了雨雪。”
读书人正是梁文道,这是他主持的深夜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出走季·京都篇的录制现场,读的是川端康成的《古都》。“小说讲述了一对孪生姐妹的故事。姐妹俩淡淡的哀愁,织入京都的四季美景,从春到冬,都在川端康成的笔下展开。”梁文道说,《古都》几乎成了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学明信片——很多书迷拿着书来到这里,一一寻索书中人物走过的路线,南禅寺、平安神宫、清水寺,不一而足,“如果要读懂京都,离不开《古都》”。
就这样,从《古都》开始,梁文道一路讲下去,讲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讲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与《竹林中》,最后以司马辽太郎的《坂本龙马》收尾。他连讲4夜,将京都这座城市的人物、历史和故事一一话来,道尽沧桑变幻。
《一千零一夜》的原则是:只有晚上,只在街头,只读经典。因为是深夜读经典,不少粉丝称梁文道是“夜行中涤荡灵魂的读书人”。
“至于经典的选择,可能是这部书在世界文明史上有影响,或者在那个地区的文明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梁文道说。比如在出走季·敦煌篇中,他讲的是拉班·扫马这个人和关于他的书《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扫马生活在13世纪,本名就叫扫马,拉班是叙利亚文“教师”一词的音译。“他是一个北京人,一个逆向的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时期从北京出发最后到达罗马和英国。这个人在历史上被忽略,现代人也不知道他。”
在出走季之前,《一千零一夜》已播出两季,共197夜,每一夜都在北京。梁文道在人來人往的马路上讲《心经》,在天桥上讲《论语》……除说书的内容外,每集节目开头,还配有一些纪实段落,拍下深夜街头来来往往的人:跳广场舞的大妈,下棋的大叔,卖唱的街头艺人,拥抱的情侣等。
梁文道至今还记得一个场景,发生在前年冬天。剧组拍完收工,他们经过一个地下通道,通道两边睡满了人,其中一人是之前拍摄时遇到的扫地人,当时觉得有点尴尬。“没想到那个人主动来和我们聊天,聊怎么用纸箱、报纸取暖。”这些节目之外的经历,让梁文道觉得很有意思,每当这时他就会想一个问题:我讲的这些书跟这些人是什么关系?
“读书,不是为了逃离人群,一个人躲到安静的书房里;读书,到最后,是为了回到这样一个人间。其实,我不是在读书,我在说书,就像在天桥说书一样。”他说,读书的背景和环境也构成对这本书诠释的一部分。
《一千零一夜》的第一期,梁文道选择在繁华的国贸街头讲醉生梦死年代的《大亨小传》(又名《了不起的盖茨比》),试图和现实社会有一种呼应。“透过三集《大亨小传》和年轻人对话,希望他们透过书来看自己生存的时代。大家都说中国进入盛世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更冷静,看清楚是否有潜在的隐患和问题。”
“读书到最后,是为了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梁文道说。
弥补无知的方法就是疯狂地读书
有人曾将《一千零一夜》中提到的书做了梳理和总结:梁文道一共讲了100多本书,涵盖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小说、散文,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铁皮鼓》《想象的共同体》等。节目刚一播出时,就有人评价说“太沉闷”,质疑“这样深奥的书年轻人会看吗”。
这都在梁文道预料之中。“很多人都有个误会,以为年轻人该看的总是很浅白、很简单的书,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他说,年轻人的好奇心远比中年人旺盛,而且会有虚荣心,“这种虚荣是很重要的,因为大部分喜好文艺或者思想性书籍的,最初都是装出来的,装着装着就装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