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描绘秋色的作品可谓洋洋大观，金色的原野、硕大的瓜果、白雪般的芦苇、南迁的大雁、寂寥的山川……，都是表现秋的惯用题材，秋色可以用具体的形象和色彩来表现，但“秋声”的表现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声音的表现是音乐的特长，但用绘画表现秋声，也有精妙绝伦的上品。杨善深先生的这幅《秋声》图，简淡空灵，画外余音，让我百看不厌，久久回味。
　　欣赏这幅图画，先不必去看他的画题，只须慢慢地欣赏，待物我两忘的时候，蓦回首，倏然有悟，自然有了秋的感触，耳边如闻虫鸣。这就是画家选材的妙处，借蟋蟀表达秋声，虫不必多，三只已足。蟋蟀的叫声是秋天最具代表性的背景音乐，从初秋到仲秋到晚秋，他们的叫声不同，音质有异，正如奏弦乐时拉弓的手，有快慢、强弱、刚柔的变化。画中所传达的秋声，应该是深秋的声音吧。看那三只小虫，前面的是一公一母，后面的是一只老而大的母虫，连身体都变成了旧红的色质。只有深入生活的人才知道，过了仲秋才会出现如此成熟的大个头蟋蟀。欣赏到此，再抬头读那首题画诗，便更确切无疑地领悟到深秋的声音，寒灯、客馆、古城、秋雨、不眠人……，天地都浸润在一片秋声之中了。
　　《秋声》构图简单而雅洁，没有一丝多余的笔触。画的主角——三只蟋蟀和大篇幅的题诗都集中在画面左上方，右下方则是一片纯净的空白。这种构图可以体现繁与简、实与虚、疏与密的美学原则，基本空间的比例与黄金分割率一致，形象和空白比大约是6比4。单从三只蟋蟀来看，作者也没有简单呆板地排列，而是前二后一，公母大小混杂，虽仅三只小虫，而极尽变化之能。更妙的还是题画诗和小虫的相互渲染、映衬，一动一静，点面结合，使人感觉到蟋蟀正由右上方向左下方跳跃运动着，整幅构图简略至极，而生动至极。
　　《秋声》的绘画部分是三只蟋蟀，但上面的题诗所占的比重实则已经超过了绘画，是整幅作品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试想，如果没有了题诗，三只蟋蟀能传达什么意思呢？单调的三只小虫，岂不成了生物课上的设色标本了吗？可见，题诗对于画作的分量该有多么重要。作者题诗的内容紧扣秋声这个主题，用的是明朝僧人善持的《咏蟋蟀诗》，我们从第一句“切切动哀音”读到末句“终宵费苦吟”的时候，已经感觉置身于其中了，这是“人在秋声之中”的意境。原来，人和蟋蟀都在“吟”，顿时，我们感觉“秋声”不再是单纯的几个音符，而有了更加深邃的内蕴和难以描摹的意境。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杨先生那“亦画亦写”的书法。对于这样的画面，如果没有题诗，内容将是苍白的，而如果没有杨先生独到的书法，那三只蟋蟀是否还能妥帖自然地在那里蹦跳呢？杨先生的书法是他绘画的密友，他的作品或长篇题跋，或惜墨如金，总能做到书画交融，相得益彰。他书法最大的特点是“以写画的方式来写字”，虽书而似画，（如赵孟頫所说的“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书法结体奇俊，长短肥瘦、浓淡枯滑，变化多端，具有鲜明的汉碑趣味，古奥而灵动，既有楷书的方正，也有行书草书的灵动，更有篆隶的典雅，笔间变化极其丰富。黄苗子评杨善深的书法：“如云鹄游天，氤氲绵渺，以气韵生动胜；如老将布阵，寓整于谲，以奇正相生胜；浑厚华滋，外师造化以融画入书胜；下笔则吊诡驰骤，虎踯龙腾，以气态雄杰胜；纵横挥洒，如万岁枯藤，以劲健郁苍胜。”看它的书法，就像游历于一段风景美丽的山路，又像是踟蹰在一片斑驳的秋林。在这幅《秋声》图中，他的题跋诗仿佛可以幻化成一片枝桠横斜的秋林，又像是一丛五彩斑驳的秋草，三只蟋蟀从中蹦出，结伴往西南而去。真是匠心独运，自然天成。
　　诗书画印的结合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大特色，也是文人画的主要特点之一。《秋声》正是作者发扬传统精髓的经典之作。对于传统的中国文人画，容易走入两个极端，过份强调才情，则有疏于描摹的弊端，过份强调描摹，则又易堕入匠气而流于机械。杨善深先生作为岭南画派的名家，既精于造型描摹又具备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的修养，因此，他的绘画既有传统文人画的洒脱逸气，又吸取了现代西方绘画的技巧，以素描为基础精准造型，不愧为融汇中西，继承和发扬中国画传统的大师。
　　《秋声》选材的巧妙精炼、构图的大胆留白，书法与绘画的自然结合，以及作者独到的书法造诣……使观者在领略到美的同时，更能感受到一种“画外之音”，体会到飘渺的“境外之境”，让观者在秋声中展开无限的想象。在这充塞天地的秋声中，一起来吟诵吧。“秋之为物，其色惨淡，烟菲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精，其气凛冽贬人肌骨，……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