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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得到不少国际友人的帮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然而，与白求恩同船抵华的英国人林迈可却鲜为人知。
我原来不了解林迈可其人，只曾听说他设计组装了延安第一台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由于我大学时学无线电专业，以后又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多年，所以搜集了一些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
林迈可原名迈克尔·林赛（1909～1994），生长于书香门第，祖父是历史学家，父亲是哲学家，曾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1945年受封为伯克男爵，成为英国上院议员。林迈可在牛津大学先是学习自然科学，后又学经济学、哲学与政治学。他1936年大学毕业，次年受聘去燕京大学任教。
1937年12月，年仅28岁的林迈可取道美洲，从温哥华乘船，辗转于1938年1月抵达北平。他在燕京大学教授经济理论，并把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引入该校。燕大的冰心给他起了汉名“林迈可”。这时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林迈可与燕大许多外籍教员对日本在华侵略深恶痛绝。
1938年年初，美联社驻北平记者汉森报道，冀中有个有趣的抗日组织在发展。好奇的林迈可与燕大两名年轻教师利用复活节假期先乘火车去保定，再骑车到游击区。同年夏，他又与同事戴德华到任丘吕正操的冀中军区司令部，受到军乐队演奏欢迎。随后，他们被护送进入山西五台山，抵达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宋劭文为首的边区政府。其间，他们有幸获准参加了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在根据地，林迈可看到：群众举行抗日集会，新招募的士兵在操练，兵工厂工人在紧张工作，小学生们在写着抗日标语的黑板前上课，男女平等参政议政，抗战话剧在露天舞台上演出。他感到，共产党切实进行着反抗日本侵略的战斗，但他深感边区物资的匮乏。
回北平后，林迈可利用外籍身份的便利条件，为抗日根据地采购、运送物资。他采购的物资包括稀缺药品、手术器械、无线电零件、化学制品、汽油、技术书籍等。购货后，他撕掉商标，以免日军查获，追踪来源。他常利用周末，以旅游为名驾车到北京西郊，向八路军秘密输送采购到的物资。他还曾借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专车，把“七七”事变后29军撤出平津时赠给附近八路军，而当时无法运出的六箱军用器材分三次送到西山普照寺交给八路军；并把自己装配的无线电收发报机通过妙峰山交通线送到根据地。
为了更好地帮助抗战军民，林迈可急需将药品名称及英文说明书译为中文。于是他请在导师班学习的学生李效黎帮助。李效黎原名李月英，早年在太原女师读书时，曾组织抗日集会游行，引起当局注意。为免于被捕，她逃到北平，改名效黎，就读贝满中学，1937年考入燕大读社会学。
1939年夏，林迈可与燕大教员赖朴吾等一行四人，装作去野餐的样子，穿过西山奔赴根据地，先到拒马河畔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的司令部，然后到达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最后抵达晋东南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热情接见。每到一处，林迈可都检修八路军电台通讯设备。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根据地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认为：“共产党人在其控制的地区合理而有效地帮助普通农民。”
11月底从根据地回到北平，林迈可对李效黎说：“如果英国对日本开战，我想我是会去参加八路军的。因为在英国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而在八路军里只有极少数有技术知识的人。”这番话使李效黎更加爱慕林迈可。1941年6月，在共同抗日工作中结下深厚友情的林迈可和李效黎结婚。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林迈可听德国电台说日本已与美国开战，日军在燕京大学周围布置了岗哨。于是他立即开着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带着妻子和燕大物理系主任、英籍教授班威廉夫妇逃离燕园。他们刚离开10多分钟，日本宪兵就闯入燕园搜捕敌对国家反日人士，他们在林迈可夫妇住所扑了个空，气急败坏砸烂了家具。
林迈可驾车直奔西山，来到常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医治伤病、运送药品的法国医生贝熙叶的山中别墅——贝家花园，并通过其看房人王月川（中共地下党秘密交通员）成功前往平西抗日根据地。
林迈可虽为经济学家，却兴趣广泛，尤其痴迷于无线电，故被安排在挺进军司令部通讯部电台工作，成为一名洋八路。他从北平带来的一只万能测量表和一支计算尺成了他最初的宝贝工具。他改造了废旧发报机，并指导组装出一批军用便携式小电台。
1942年春，他们一行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5月林迈可被聘为晋察冀军区无线电技术指导顾问。他为军区无线电技术高级训练班授课，培训无线电人才；并与中国同事一起将缴获的日本无线电设备分解，重新设计改装成收发报机；同时也参与了《晋察冀画报》的工作。
1944年5月，林迈可带家人抵达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设晚宴欢迎他们，刘少奇、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等在坐。毛泽东对林迈可说：“你能帮助我们打日本人，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感谢你的努力！你还能和我们一起过艰苦的生活，这是很不简单的。”林迈可向毛、周等人建议：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台收发报机，冲破新闻封锁，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不久，他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无线电通讯顾问，同时任新华通讯社对外广播部顾问。
为设立电台，林迈可日夜紧张工作。他借助德国人著的《无线电工程》和《球面三角学》，经过多次计算，设计制作了高灵敏度的“V”形定向天线，并借来经纬仪找到天线在山谷中的正确方位，成功安装好天线。他还与同事一起组装了一台一千瓦发射机，使延安的英文广播能传到远至美国的外部世界。当年9月1日，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首次向世界发出，被誉为“八路军无线电先驱”的林迈可功不可没。
收发报机开始工作后，林迈可更加忙碌。他帮助新华社的英语部门工作，每天早晨看延安的报纸，选择译成英文；下午4点前送通讯部发出。他看到有些稿含有对敌方辱骂的语言，认为会造成相反的舆论效果，遂提出意见，被社长博古采纳。他还常以笔名撰写介绍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文章、报道，然后有时把稿寄给在英国的父亲转交英国媒体，有时交途经延安的外国人带到国外，有时直接寄往外国报社。他的文章曾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及美国《美亚报》，有的内容一度引起轰动。 林迈可的另一大爱好是摄影。自1938年起，他用一架德国造的蔡司伊康照相机，以他独特的视角拍摄了大量照片：苍凉的故宫，大学生们在北平游行，晋察冀民兵在村口埋地雷，八路军战士用土法造手榴弹，白求恩大夫在艰苦环境中做手术，边区小学在上课，儿童团团长在群众集会上讲话，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合唱，……生动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国军民战斗、生活的各个方面。
1945年年初，林迈可夫妇的儿子詹姆斯在延安窑洞诞生，不久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在根据地，林迈可总是从不同视角观察问题，保持着敏锐、清醒、冷静、科学分析的态度，常向中共中央领导提出建设性意见。1945年10月，他写了一份题为《延安有什么问题》的长报告，对一些部门工作效率低和官僚主义作风提出坦率批评。
11月，林迈可携家人离延安前夕，毛泽东夫妇为他们设家宴饯行。席间，毛泽东问了很多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离开延安时，林迈可将他八年来积累保存的很多资料留了下来。
回英国后，林迈可夫妇始终没有忘记中国，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和著作。林迈可根据抗战中见闻写的回忆《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1937-1945》 （中译《抗战中的中共》）和李效黎的回忆《Bold Plum： With the Guerrillas in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 》（中文书名《延安情》）客观描述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经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英勇斗争，特别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
1952年，林迈可继承了过世的父亲的爵位，成为英国上院议员。他经常在上议院谈中国，希望英国人多了解中国。他们夫妇还于1954年随工党代表团访华，意图开启两国新关系。因国民党政权驻英“使馆”告知英国外交部林迈可夫妇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使其受到怀疑。但林迈可无怨无悔，义正词严地申明：“反对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一份责任”，他是 “以二战同盟国国民身份，在共同战斗中（与中共）合作。”
林迈可1951年应聘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1959年应聘任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教授，全家先后移居澳洲、美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迈可夫妇多次访华。作为中共的党外诤友，他们对发生在中国的一些极左现象直言不讳提出批评，故一度被拒绝入境。“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得以深入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并与抗战时期结识的老朋友们重逢。
林迈可于1994年逝世，但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把自己的青春、才华、智慧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英国朋友。近年来，中国举办了一些活动来纪念他：2014年9月，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等合办“杰出的国际友人林迈可先生纪念会”；2015年3月始，“再见！延安！英国学者林迈可亲历的中国抗战”图片展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巡展。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了解和纪念这位富有正义感的英国人。
我原来不了解林迈可其人，只曾听说他设计组装了延安第一台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由于我大学时学无线电专业，以后又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多年，所以搜集了一些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
林迈可原名迈克尔·林赛（1909～1994），生长于书香门第，祖父是历史学家，父亲是哲学家，曾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1945年受封为伯克男爵，成为英国上院议员。林迈可在牛津大学先是学习自然科学，后又学经济学、哲学与政治学。他1936年大学毕业，次年受聘去燕京大学任教。
1937年12月，年仅28岁的林迈可取道美洲，从温哥华乘船，辗转于1938年1月抵达北平。他在燕京大学教授经济理论，并把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引入该校。燕大的冰心给他起了汉名“林迈可”。这时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林迈可与燕大许多外籍教员对日本在华侵略深恶痛绝。
1938年年初，美联社驻北平记者汉森报道，冀中有个有趣的抗日组织在发展。好奇的林迈可与燕大两名年轻教师利用复活节假期先乘火车去保定，再骑车到游击区。同年夏，他又与同事戴德华到任丘吕正操的冀中军区司令部，受到军乐队演奏欢迎。随后，他们被护送进入山西五台山，抵达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宋劭文为首的边区政府。其间，他们有幸获准参加了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在根据地，林迈可看到：群众举行抗日集会，新招募的士兵在操练，兵工厂工人在紧张工作，小学生们在写着抗日标语的黑板前上课，男女平等参政议政，抗战话剧在露天舞台上演出。他感到，共产党切实进行着反抗日本侵略的战斗，但他深感边区物资的匮乏。
回北平后，林迈可利用外籍身份的便利条件，为抗日根据地采购、运送物资。他采购的物资包括稀缺药品、手术器械、无线电零件、化学制品、汽油、技术书籍等。购货后，他撕掉商标，以免日军查获，追踪来源。他常利用周末，以旅游为名驾车到北京西郊，向八路军秘密输送采购到的物资。他还曾借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专车，把“七七”事变后29军撤出平津时赠给附近八路军，而当时无法运出的六箱军用器材分三次送到西山普照寺交给八路军；并把自己装配的无线电收发报机通过妙峰山交通线送到根据地。
为了更好地帮助抗战军民，林迈可急需将药品名称及英文说明书译为中文。于是他请在导师班学习的学生李效黎帮助。李效黎原名李月英，早年在太原女师读书时，曾组织抗日集会游行，引起当局注意。为免于被捕，她逃到北平，改名效黎，就读贝满中学，1937年考入燕大读社会学。
1939年夏，林迈可与燕大教员赖朴吾等一行四人，装作去野餐的样子，穿过西山奔赴根据地，先到拒马河畔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的司令部，然后到达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最后抵达晋东南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热情接见。每到一处，林迈可都检修八路军电台通讯设备。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根据地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认为：“共产党人在其控制的地区合理而有效地帮助普通农民。”
11月底从根据地回到北平，林迈可对李效黎说：“如果英国对日本开战，我想我是会去参加八路军的。因为在英国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而在八路军里只有极少数有技术知识的人。”这番话使李效黎更加爱慕林迈可。1941年6月，在共同抗日工作中结下深厚友情的林迈可和李效黎结婚。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林迈可听德国电台说日本已与美国开战，日军在燕京大学周围布置了岗哨。于是他立即开着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带着妻子和燕大物理系主任、英籍教授班威廉夫妇逃离燕园。他们刚离开10多分钟，日本宪兵就闯入燕园搜捕敌对国家反日人士，他们在林迈可夫妇住所扑了个空，气急败坏砸烂了家具。
林迈可驾车直奔西山，来到常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医治伤病、运送药品的法国医生贝熙叶的山中别墅——贝家花园，并通过其看房人王月川（中共地下党秘密交通员）成功前往平西抗日根据地。
林迈可虽为经济学家，却兴趣广泛，尤其痴迷于无线电，故被安排在挺进军司令部通讯部电台工作，成为一名洋八路。他从北平带来的一只万能测量表和一支计算尺成了他最初的宝贝工具。他改造了废旧发报机，并指导组装出一批军用便携式小电台。
1942年春，他们一行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5月林迈可被聘为晋察冀军区无线电技术指导顾问。他为军区无线电技术高级训练班授课，培训无线电人才；并与中国同事一起将缴获的日本无线电设备分解，重新设计改装成收发报机；同时也参与了《晋察冀画报》的工作。
1944年5月，林迈可带家人抵达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设晚宴欢迎他们，刘少奇、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等在坐。毛泽东对林迈可说：“你能帮助我们打日本人，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感谢你的努力！你还能和我们一起过艰苦的生活，这是很不简单的。”林迈可向毛、周等人建议：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台收发报机，冲破新闻封锁，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不久，他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无线电通讯顾问，同时任新华通讯社对外广播部顾问。
为设立电台，林迈可日夜紧张工作。他借助德国人著的《无线电工程》和《球面三角学》，经过多次计算，设计制作了高灵敏度的“V”形定向天线，并借来经纬仪找到天线在山谷中的正确方位，成功安装好天线。他还与同事一起组装了一台一千瓦发射机，使延安的英文广播能传到远至美国的外部世界。当年9月1日，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首次向世界发出，被誉为“八路军无线电先驱”的林迈可功不可没。
收发报机开始工作后，林迈可更加忙碌。他帮助新华社的英语部门工作，每天早晨看延安的报纸，选择译成英文；下午4点前送通讯部发出。他看到有些稿含有对敌方辱骂的语言，认为会造成相反的舆论效果，遂提出意见，被社长博古采纳。他还常以笔名撰写介绍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文章、报道，然后有时把稿寄给在英国的父亲转交英国媒体，有时交途经延安的外国人带到国外，有时直接寄往外国报社。他的文章曾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及美国《美亚报》，有的内容一度引起轰动。 林迈可的另一大爱好是摄影。自1938年起，他用一架德国造的蔡司伊康照相机，以他独特的视角拍摄了大量照片：苍凉的故宫，大学生们在北平游行，晋察冀民兵在村口埋地雷，八路军战士用土法造手榴弹，白求恩大夫在艰苦环境中做手术，边区小学在上课，儿童团团长在群众集会上讲话，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合唱，……生动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国军民战斗、生活的各个方面。
1945年年初，林迈可夫妇的儿子詹姆斯在延安窑洞诞生，不久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在根据地，林迈可总是从不同视角观察问题，保持着敏锐、清醒、冷静、科学分析的态度，常向中共中央领导提出建设性意见。1945年10月，他写了一份题为《延安有什么问题》的长报告，对一些部门工作效率低和官僚主义作风提出坦率批评。
11月，林迈可携家人离延安前夕，毛泽东夫妇为他们设家宴饯行。席间，毛泽东问了很多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离开延安时，林迈可将他八年来积累保存的很多资料留了下来。
回英国后，林迈可夫妇始终没有忘记中国，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和著作。林迈可根据抗战中见闻写的回忆《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1937-1945》 （中译《抗战中的中共》）和李效黎的回忆《Bold Plum： With the Guerrillas in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 》（中文书名《延安情》）客观描述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经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英勇斗争，特别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
1952年，林迈可继承了过世的父亲的爵位，成为英国上院议员。他经常在上议院谈中国，希望英国人多了解中国。他们夫妇还于1954年随工党代表团访华，意图开启两国新关系。因国民党政权驻英“使馆”告知英国外交部林迈可夫妇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使其受到怀疑。但林迈可无怨无悔，义正词严地申明：“反对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一份责任”，他是 “以二战同盟国国民身份，在共同战斗中（与中共）合作。”
林迈可1951年应聘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1959年应聘任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教授，全家先后移居澳洲、美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迈可夫妇多次访华。作为中共的党外诤友，他们对发生在中国的一些极左现象直言不讳提出批评，故一度被拒绝入境。“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得以深入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并与抗战时期结识的老朋友们重逢。
林迈可于1994年逝世，但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把自己的青春、才华、智慧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英国朋友。近年来，中国举办了一些活动来纪念他：2014年9月，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等合办“杰出的国际友人林迈可先生纪念会”；2015年3月始，“再见！延安！英国学者林迈可亲历的中国抗战”图片展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巡展。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了解和纪念这位富有正义感的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