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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针对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谬误——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便是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有人更从世界发现了诸多验证，包括中国的大明王朝崇祯改革、清末的新政都曾导致政权的倾覆。似乎这个预言很灵验。言下之意，改革就是等于找死，这种片面理解成了不改革的借口。
实际上，这句话前面还有一个前提是坏政府。原话是这样表述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核心改革议题——把权力关进笼子
让托克维尔搞不明白的是，为何革命的发生并非在人们处境最坏，而是改革已经开始，痛苦的确已经减轻的时候？
什么是坏的政府？最简单地说，就是失去人民信任的政府。政府必须真诚，改革也必须是真改革，否则“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任何敷衍了事、选择性的改革无法挽救旧制度，只会加剧旧制度的危机。
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人民为何还要革命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此之前，政府根本不改革。对于革命的时机，列宁有精彩的论述：“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社会不愿意像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社会不能像先前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简而言之，革命爆发不是单方面地取决于被统治阶级无法按原来方式生活下去，而是由于统治阶级无法按原有方式统治下去，统治阶级不得不改革，这种改革是被迫的，而且是为时已晚的改革。
托克维尔还搞不懂的是，为何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德国著名神学家兼信义宗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有一首忏悔诗：“起初他们（纳粹）冲向共产党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接着他们冲向社民党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社民党人。然后他们冲向工会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冲向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现在他们向我而来，到这时，已经没有人可以替我说话了。”这首被镌刻在波士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石碑上的诗说明了一个普通道理——权利的普遍及完整性。对一部分人或部分权利的损害是对所有人、所有权利的损害。历史上通往纳粹及奴役之路，正是沉默旁观者所铺就的。正如托克维尔所观察的那样，在大革命爆发前，法国政府已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国王继续以主子身份讲话，但敬畏公众舆论；政府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旧政权仅满足于表面性改革。
即便是真改革，破釜沉舟式改革，改革能不能实行、贯彻下去也是个问题。改革难免触动既得利益，是一个阵痛的过程。雪珥在《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便痛楚地指出：尽管时至1909年，改革已前所未有地成为大清国的全民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精心设计的改革，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烂尾’：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新的社会矛盾纠结缠葛，旧的官僚体制处处掣肘，大清国这艘巨大的航船行驶至暗礁林立的险滩。”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动奶酪”、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不对既得利益集团来点“铁齿铜牙”，是无论如何改不下去的。
更进一步地，托克维尔与雪珥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无论大革命前的法国还是当时的清政府都没有在核心改革议题——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这才是它们失败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取代封建主义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层的更替，更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制度飞跃——用制度约束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才是反封建的本质与核心。在改革与革命赛跑中，若想改革跑过革命，不仅需要早些、主动改革，全面及真改革，更要在核心议题上有质的突破。
避免“托克维尔悖论”
当前，改革已成为中国全民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当今中国无论什么人都打着改革的旗帜说话，而这些年似乎一提改革就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与正能量。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会遭受“托克维尔诅咒”？
这个问题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我们的改革起步早，也很主动，成功避免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命运，而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革命，走上快车道，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9.8%，居世界第一位。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前的世界第十一位，到2000年上升到第七位，2004年超过法国，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难道不是改革带来的最大红利？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由于改革的不平衡、不充分直接导致了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政府过度有为的大政府、弱市场、小社会所导致的治理结构失衡及社会公平正义还需解决。这些又是改革不全面、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更为关键的是在核心议题上必须要有实质性突破。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改革的核心议题呢？这个问题若能从过去100年的改革与革命着眼，或许能看得更清晰。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在国家政治形态、政权形式上实现了現代化的突破——由封建专制政体转化为形式上的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领导的这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清王朝王冠落地后，中国共和政体仍在传统文化气氛中按帝制的轨迹运行，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彻底完成辛亥革命尚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试图通过没收封建地主阶级土地为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来实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 我们再对比一下世界上发达国家反封建过程，发达国家比较成功地把权力关进了笼子，用制度约束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少数人政治变成多数人的政治，用制度文明取代原来的野蛮与落后，这才是反封建的本质与核心。这就是说，不管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反封建并没有取得实质成功，中国过去一百年无论改革还是革命均没有在这个核心议题上取得实质突破。这也足见2000多年封建专制对我们民族的影响根深蒂固。
最佳历史时机
或许你对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一声叹息，但理性地看，中国当前面临百年来最难得及最佳的改革时机。
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党内领导核心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由于这个新的伟大斗争实践就是刀刃向内的改革与自我革命，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无法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动奶酪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及将改革落实才能避免“托克维尔诅咒”。
最高领导层在认识上取得飞跃与突破，十九大明确提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应该说，对改革的核心议题认识已经到位，关键在领导层的决心，关键在改革聚焦，要徙木立信、说到做到。
回顾历史，中国现代化进程一次次被外部列强干扰甚至打断。1894年的甲午战争，重创了清政府的洋务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但此后中国却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被迫再次中断，所谓“黄金十年”的成果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正值冷战狂潮，中国确立了向着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走苏联模式发展道路。随着一批批援华的苏联顾问和苏联专家踏上中国大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以及苏联管理和建设国家的理念、规章和方法等等，都逐步地潜移默化地移植到了中国。這些既是改革的羁绊，也是改革所要克服的。
如今中国除了自身问题，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阻止中国崛起，而改革方向、发展道路却前所未有地明确，是中国百年改革和穿越历史三峡的最佳时机，我们必须把握历史和机遇，坚决推进改革，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摘自《南风窗》）
实际上，这句话前面还有一个前提是坏政府。原话是这样表述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核心改革议题——把权力关进笼子
让托克维尔搞不明白的是，为何革命的发生并非在人们处境最坏，而是改革已经开始，痛苦的确已经减轻的时候？
什么是坏的政府？最简单地说，就是失去人民信任的政府。政府必须真诚，改革也必须是真改革，否则“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任何敷衍了事、选择性的改革无法挽救旧制度，只会加剧旧制度的危机。
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人民为何还要革命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此之前，政府根本不改革。对于革命的时机，列宁有精彩的论述：“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社会不愿意像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社会不能像先前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简而言之，革命爆发不是单方面地取决于被统治阶级无法按原来方式生活下去，而是由于统治阶级无法按原有方式统治下去，统治阶级不得不改革，这种改革是被迫的，而且是为时已晚的改革。
托克维尔还搞不懂的是，为何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德国著名神学家兼信义宗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有一首忏悔诗：“起初他们（纳粹）冲向共产党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接着他们冲向社民党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社民党人。然后他们冲向工会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冲向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现在他们向我而来，到这时，已经没有人可以替我说话了。”这首被镌刻在波士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石碑上的诗说明了一个普通道理——权利的普遍及完整性。对一部分人或部分权利的损害是对所有人、所有权利的损害。历史上通往纳粹及奴役之路，正是沉默旁观者所铺就的。正如托克维尔所观察的那样，在大革命爆发前，法国政府已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国王继续以主子身份讲话，但敬畏公众舆论；政府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旧政权仅满足于表面性改革。
即便是真改革，破釜沉舟式改革，改革能不能实行、贯彻下去也是个问题。改革难免触动既得利益，是一个阵痛的过程。雪珥在《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便痛楚地指出：尽管时至1909年，改革已前所未有地成为大清国的全民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精心设计的改革，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烂尾’：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新的社会矛盾纠结缠葛，旧的官僚体制处处掣肘，大清国这艘巨大的航船行驶至暗礁林立的险滩。”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动奶酪”、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不对既得利益集团来点“铁齿铜牙”，是无论如何改不下去的。
更进一步地，托克维尔与雪珥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无论大革命前的法国还是当时的清政府都没有在核心改革议题——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这才是它们失败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取代封建主义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层的更替，更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制度飞跃——用制度约束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才是反封建的本质与核心。在改革与革命赛跑中，若想改革跑过革命，不仅需要早些、主动改革，全面及真改革，更要在核心议题上有质的突破。
避免“托克维尔悖论”
当前，改革已成为中国全民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当今中国无论什么人都打着改革的旗帜说话，而这些年似乎一提改革就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与正能量。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会遭受“托克维尔诅咒”？
这个问题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我们的改革起步早，也很主动，成功避免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命运，而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革命，走上快车道，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9.8%，居世界第一位。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前的世界第十一位，到2000年上升到第七位，2004年超过法国，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难道不是改革带来的最大红利？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由于改革的不平衡、不充分直接导致了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政府过度有为的大政府、弱市场、小社会所导致的治理结构失衡及社会公平正义还需解决。这些又是改革不全面、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更为关键的是在核心议题上必须要有实质性突破。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改革的核心议题呢？这个问题若能从过去100年的改革与革命着眼，或许能看得更清晰。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在国家政治形态、政权形式上实现了現代化的突破——由封建专制政体转化为形式上的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领导的这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清王朝王冠落地后，中国共和政体仍在传统文化气氛中按帝制的轨迹运行，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彻底完成辛亥革命尚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试图通过没收封建地主阶级土地为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来实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 我们再对比一下世界上发达国家反封建过程，发达国家比较成功地把权力关进了笼子，用制度约束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少数人政治变成多数人的政治，用制度文明取代原来的野蛮与落后，这才是反封建的本质与核心。这就是说，不管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反封建并没有取得实质成功，中国过去一百年无论改革还是革命均没有在这个核心议题上取得实质突破。这也足见2000多年封建专制对我们民族的影响根深蒂固。
最佳历史时机
或许你对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一声叹息，但理性地看，中国当前面临百年来最难得及最佳的改革时机。
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党内领导核心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由于这个新的伟大斗争实践就是刀刃向内的改革与自我革命，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无法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动奶酪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及将改革落实才能避免“托克维尔诅咒”。
最高领导层在认识上取得飞跃与突破，十九大明确提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应该说，对改革的核心议题认识已经到位，关键在领导层的决心，关键在改革聚焦，要徙木立信、说到做到。
回顾历史，中国现代化进程一次次被外部列强干扰甚至打断。1894年的甲午战争，重创了清政府的洋务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但此后中国却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被迫再次中断，所谓“黄金十年”的成果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正值冷战狂潮，中国确立了向着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走苏联模式发展道路。随着一批批援华的苏联顾问和苏联专家踏上中国大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以及苏联管理和建设国家的理念、规章和方法等等，都逐步地潜移默化地移植到了中国。這些既是改革的羁绊，也是改革所要克服的。
如今中国除了自身问题，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阻止中国崛起，而改革方向、发展道路却前所未有地明确，是中国百年改革和穿越历史三峡的最佳时机，我们必须把握历史和机遇，坚决推进改革，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