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中国水彩画的发展(1949-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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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新中国水彩艺术在五六十年代总的说来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关于水彩画的展览、国内外学术交流甚多,优秀作品相继问世,这个时期出版工作也相当活跃,更加推动了中国水彩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 新中国水彩画 英国水彩画 关广志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开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中国全面传播、贯彻的时代。毛泽东在40年代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和服从于政治的文艺政策,成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指导方针。艺术家必须改造世界观,深入工农兵。创作工农兵“喜闻乐见”的美术作品。来歌颂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积极响应党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是政治的宣传工具”这一文艺方针。新中国水彩画的发展与艺术成就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特殊性。
  “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是政治的宣传工具”这一方针,促使新中国水彩画向三个领域分化转变:①表现水色变化的英国式透明水彩画风;②由“月份牌画”转变的新年画;⑧水粉(不透明水彩画)创作的政治宣传画。在画种上对水彩画的材料、特性已经有了特殊的界定。透明水彩画已经和水粉画区别开来。
  新中国水彩画由于画种分得过细,客观上造成技法、表现形式较单一。材料上自我束缚,在风格上难于有大的突破。至于水粉画创作,在表现风格上倾向达到油画的效果,崇尚油画的表现手法,致使在印刷品上水粉画很难和油画相区别。五六十年代比较著名的水粉画有董希文的沿长征路线写生水粉画,如《毛尔盖盛会》、《班佑河畔》、《黑水边宿营》、《旺藏寺前的白龙江》等一系列生动的作品,以及鸥洋在1962年创作的《金色的秋天》等作品。水粉画这种在画面上追求油画的倾向,终于在“文革”期间发挥到极致。在透明水彩画绝迹的时候,水粉画仍然有自己的用武之地。风行一时,成为新中国水彩画事业发展的一个独特现象。
  
  一、建国初期的水彩艺术成就
  
  (一)水彩展览
  建国初期,中国水彩画事业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与成就,党和政府对水彩画的地位也给予了肯定。如在“首届全国水彩、速写展”时,8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美协副主席吴作人的文章。文章指出在建国初期水彩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样的展出,从出品地区范围来说。是1949年来的第一次;以水彩、速写来专门举行全国性的展览,则在以前更不曾有过。”提出了在新形势下新中国水彩画要体现“艺术是政治的宣传工具”这一文艺方针,正如《全国水彩、速写选集》的序言“描绘我们祖国的新面貌”里所写的:“这些作品给我们的印象是描绘了富有朝气的有生命力的新中国的景象……今天美术家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绘画艺术作品来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与鼓舞人民。”
  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新中国已经形成一支庞大的老中青年结合的水彩画家队伍。这个时期关于水彩画的展览、学术交流很多,是新中国水彩画事业的第一个繁荣期。在时间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由中国美协主办了“首届全国水彩、速写展览会”、“第二届全国美展”、“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等一系列大型展览活动,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第二阶段是“大跃进”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由中国美协、民间组织的小型水彩画展览较多。如1961年6月17日在北京展出的“古元、周令钊、伍必端水彩写生画展”,1960年4月14日中国美协举办的“潘思同水彩画展”,1962年在北京举办的“李剑晨水彩画展”。1960年至1961年间,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了“全国水彩画巡回展览”在全国各地展出,并与1962年8月由《美术》杂志主持,中国美协在北京、上海两地分别召开了水彩画座谈会。在京、沪两地邀请部分水彩画家交谈水彩画艺术上的种种问题。1963年4月,“英国水彩画三百年作品展览”等展览对推动新中国未来水彩画的发展意义重大。
  (二)水彩画家
  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彩画展中,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独领风骚。如关广志的《天坛祈年殿》,张眉孙的《天平山风景》、李剑晨的《钢都在沸腾》、潘思同的《苏州河的早晨》、萧淑芳的《少先队员》、《丁香花》、阳太阳的《雨》……在中国美术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中国美术馆所收藏。同样,新中国对水彩画家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与评价。如1958年老画家关广志先生逝世时,2月份《美术》杂志报道:“关先生擅长水彩画、粉画、油画、铜版画,水彩画方面声名最著。他的作品清新明快,有自己的风格。解放以来,他的创作精神更见旺盛。并把一枝描绘名胜古迹的画笔。转向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工地。近年他曾到内蒙古林木区、长江大桥工地、毛主席故居等地进行写生。在作品中表现了他对新社会的热爱。他的逝世是我国美术界的一个损失。美术界对于这样一位一生从事辛勤的艺术劳动、著名的老画家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报道表明新中国对老一代水彩画家在思想改造上的行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是赞许认同的。充分肯定了中国水彩画在美术界的重要地位。
  
  二、学术交流与出版物
  
  (一)国际交流
  建国以后,虽然新中国对外艺术交流活动比较频繁,但对新中国水彩画影响最大的是苏联和英国。苏联美术的现实主义画风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对新中国水彩画写实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早在1955年2月,受苏联政府委派来我国进行教学活动的第一个专家康·麦·马克西莫夫到达北京,直接地、系统地传授苏联的艺术经验,对中国的美术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继后苏联水彩画家克里马申、茹可夫等也先后访问我国、在各地写生作画,他们的作品通过刊物发表,在我国广泛传播。受到欢迎。”
  1963年4月,“英国水彩画三百年作品展览”在北京开幕,共展出97位包括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著名水彩画家的159件作品,基本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英国水彩画发展的300年从钢笔淡彩到繁荣时期所经历的过程,展出了约翰·瓦利、约翰·罗怕特·科仁斯、汤姆斯·格尔丁、约翰·康斯坦布尔、彼得·德·文特、约瑟夫·马洛德·威廉·泰纳、理查德·帕克斯·布宁敦、威廉·亨利·亨特、约翰·弗雷德里克·路易斯、阿瑟·麦尔维尔、威尔逊·斯蒂尔、威廉·卢梭·弗林特等著名画家的作品。
  由于早期中国水彩画家如关广志、李剑展、萧淑芳等大都留学欧洲。受的是英国传统水彩画的熏陶,所以归国后他们所培养的学生也基本属于英国水彩画的绘画风格,所以这次展览对我国观众特别是新中国年青水彩画家研究英国水彩画大师们的原作是极好的学习机会。这个展览在北京展出后,又先后到南京、上海、沈阳等地展览。对新中国水彩画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国内交流
  1960年至1961年间,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了“全国水彩画巡回展览”,在乌鲁木齐、 西安、呼和浩特、长春、沈阳、天津、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福州、武汉等地展出,并与1962年8月,中国美协由《美术》杂志主持,在北京、上海两地分别召开了水彩画座谈会。在京、沪两地邀请部分水彩画家交谈水彩画艺术上的种种问题。在座谈会上,艺术家主要围绕探讨以下几个问题:①、水彩画的特性:②、水彩画的民族性问题:⑧、水彩画的题材与风格:④、水彩画如何体现“文艺服务于政治”。北京与会者有力群、萧淑芳、宗其香、吴冠中、古元、郁风、纪经中;上海与会者有沈柔坚、李剑展、张充仁、李泳森、潘思同、林风眠、张眉孙、朱膺、哈定、樊明体、陈秋草等。《美术》5期刊登了《谈水彩画》一文,发表了座谈会上京沪画家谈水彩画的全部内容,在全国美术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座谈会号召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水彩画应借鉴中国画的“用笔”,提倡技法材料创新,展现水色交融的水彩画特性,努力发展本民族水彩画。但认为水彩画基本上还是小画种,不能和油画、国画相提并论。这篇文章的发表影响了新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在新中国水彩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出版物
  这个时期推动我国水彩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还有大量介绍、学习英国水彩画书籍的出版,主要有1956年李剑展著的《水彩画技法》、1958年雷雨编著的《水彩画技法研究》、1959年潘思同编写的《怎样画水彩画》这三本水彩画理论著作。另外还有李剑晨编著的《英国水彩画》。唐德鉴编著的《现代英国水彩画选》,这些著作对帮助读者了解英国名家名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先后分别出版了《阳太阳画辑》、《水彩画选集》和《水彩画新辑》,分期发表了一大批中国水彩画家的优秀作品,如关广志的《玉泉山》、张眉孙的《天平山风景》、李剑晨的《展——人民英雄纪念碑》、张充仁的《上海城隍庙》、潘思同的《卸货》、哈定的《上海城隍庙九曲桥》、吴冠中的《鉴湖》、《插秧》以及萧淑芳的花卉、雷雨的静物等等,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五六十年代中国水彩画的发展水平,成为当时水彩画的典范作品。
  综观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我国水彩艺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地水彩画会的成立刚刚露出茁壮的苗头,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奋发有为的景象,并且都有比较优秀的作品问世,是中国水彩画事业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全国水彩画家队伍已经形成一支庞大的年轻力量,为八十年代中国水彩画的繁荣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基础。此间水彩画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以写实的方法再现客观对象,对景写生成为水彩画的主要方法。它遵循西方传统美学的稳定、和谐和中国古典美学的气韵、传神、意境。侧重模仿的继承,缺乏个性的开拓。因而带有历史的陈旧感。它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强调技巧的磨练,有较强的表现力。它是在继承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水彩画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中国水彩画家对民族风格的探索而形成的。中国水彩画已开始从不同的方面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但人们仍然认为水彩画只宜于小幅的、即兴式的小品创作。局限于风景、静物的描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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